女性主義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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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主義經濟學(feminist economics，FE)，又稱女性主義政治經濟學(feminist political economy，feminist PE)、性別政治經濟學(gender political economy)、女權主義經濟學

　　女性主義經濟學通過把社會性別分析引入經濟理論，重新解釋了女性在家庭、勞動力市場和教育等領域中受到的不平等問題，無論對於經濟學理論的發展，還是對於拓寬政策視野，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作為一個新興的經濟學流派，女性主義經濟學提倡將社會性別視角引入經濟學研究，旨在推動性別平等。

　　女性主義經濟學主要是探討性別與社會發展之間的關係，研究成果大都發表在女性主義經濟學(Feminist Economics)、世界發展(World Development)以及第三世界(Third World Quarterly)等國際期刊上。

　　20世紀60年代，伴隨著第二波西方女權主義運動，女性主義思潮在社會科學領域迅速蔓延，並直接促成女性主義研究的興起。然而，女性主義經濟學的發展卻緩慢得多。經濟學家對女性問題的漠視，使女性主義研究成為經濟學中的一個空白。

　　女性主義經濟學被忽視的原因

　　這種現象的形成並不是偶然的，它與主流經濟學的學術傳統和研究範式密切相關。

　　（1）居於正統地位的新古典經濟學的重要特征是簡化論思維，自利的理性“經濟人”假設在價值取向上是男性中心主義的，女性被淹沒在這種看似中性的簡化處理中；

　　（2）即使有經濟學家意識到女性研究的重要性，也認為這是其他社會科學學科的任務，因為他們把經濟學研究的範圍限定於公共領域中的市場活動。從歷史角度來看，婦女的活動範圍過去主要處於家庭等私人領域，因此往往被經濟學家們排除在視野之外；

　　（3）女性主義研究自興起之初就以女性學者為主體，然而，女性經濟學家的隊伍歷來力量極為薄弱，根據布勞格編著的《經濟學家名人錄：1700～1986年主要經濟學家傳記詞典》，在400多名已過世的經濟學家中，只收錄了8名女性(Peterson，1999，P.757)。很明顯，這種男性一統天下的局面不利於開展女性主義研究；

　　（4）經濟學對女性研究的排斥被深刻地制度化了。經濟學教學中傳授的是嚴格的新古典分析方法和數學模型，而女性主義研究大多採用的是沒有數學模型的定性研究，這在經濟領域中被視為異端，繼而造成了女性主義經濟研究在“業內”幾乎沒有生存空間，只能屈居經濟學的邊緣。

　　因此，即使到了20世紀90年代，女性主義經濟學對於很多主流經濟學家來說，仍是一個相當陌生的名詞。

　　女性主義經濟學的發展

　　當然，這種情況只是經濟學自“邊際革命”以來發展的結果。縱觀整個經濟學說史，有關婦女問題的論述儘管微乎其微，但還是有跡可尋的。

　　1869年英國古典經濟學家穆勒所著《婦女的屈從地位》(0n the Subjection of Women)，對婦女的第二等級的經濟地位作了經典論述；

　　恩格斯研究19世紀末的工業革命時，將當時家庭中婦女地位低下的現象歸結為資本主義體系的弊端；

　　20世紀初舊制度學派創始人凡勃侖在批判資本主義時也曾集中敘述了婦女的經濟地位；同時期美國女權主義者吉爾曼(Chariotte Perkins Gilman)分析了家庭中女性的地位和工作對女性的重要性；

　　英國經濟學家韋伯(Beatrice Potter Webb)等人討論了男女同工同酬的問題。之後，隨著新古典經濟學主流地位的鞏固，經濟學中的女性聲音一度消失。

　　直到20世紀70年代，由於社會科學中女性主義力量日漸增強，經濟學領域中相應地成立了一些組織，如1971年激進政治經濟學聯合會(URPE)建立了現代經濟學中的第一個婦女組織——婦女組織委員會(Women’S Caucus)，1973年美國經濟協會(AEA)成立了“經濟學職業中女性狀況委員會”(CSWEP)。這兩個組織在提高女性經濟學家的地位方面作出了很大貢獻，但它們沒有明確致力於推動女性主義經濟研究。因此，在女性主義理論、政策研究以及建立組織網路方面，經濟學落後於其他學科將近20年。

　　1992年1月，經過眾多女性主義經濟學家的努力，“女性主義經濟學國際協會”(IAFFE)在美國新奧爾良正式成立。這是一個非商業性的非政府組織，它不僅致力於女性主義的經濟研究，而且還為建立世界範圍內女性主義經濟學家的國際網路提供了一個載體。截止到1999年，IAFFE已擁有來自38個國家的專家、學者共600多名成員。

　　1995年在北京召開的“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上，IAFFE國際委員會主席組織了主題為“女性主義經濟學：顛覆主流”的專題討論。為了擴大女性主義的影響，女性主義經濟學家積极參加各種國際、國內和地區性學術會議，IAFFE每年夏季都要舉行年會，為來自世界各地的不同領域的學者自由交流提供機會。另外，IAFFE還於1995年正式創立了學會的期刊——《女性主義經濟學》，為女性主義學者發表觀點和進行爭論提供了一個論壇。該期刊因其公認的高質量和內容、主題方面的重要性榮獲美國1997年度“最佳新期刊”獎。

　　女性主義經濟學家對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家庭、就業和教育這三個方面。

　　家庭問題是女性主義經濟學家研究的重點。目前，採用新古典範式分析家庭問題主要有兩種途徑：一種是由貝克爾和舒爾茨等人創立併發展起來的“新家庭經濟學”，另一種是將最近20年發展起來的博弈論應用於家庭經濟研究。在對這兩種理論進行批判的基礎上，女性主義經濟學家提出了新的分析方法。

　　貝克爾的新家庭經濟學

　　貝克爾的新家庭經濟學認為家庭中利他主義的男性居於主導地位，其他自利的成員(包括婦女、兒童和老人)則依附於男性，服從男性的效用函數，也就是服從家庭整體的效用函數。另一方面，新家庭經濟學將國際貿易中的比較優勢理論應用於家庭經濟分析，認為婦女在家庭工作的生產率方面具有先天優勢，婦女從事家庭勞動的機會成本很低，因此女性和男性在家庭和市場上的分工是效率最高的一種社會分工方式。

　　女性主義經濟學家首先肯定了貝克爾的理論貢獻，認為新家庭經濟學揭示了家庭關係的父權制基礎、婦女的依附地位和家庭中的利他主義行為。另外，女性主義又對之提出了批評：

　　（1）新古典理論處理家庭問題的整體論方法與它一貫主張的個人主義方法相矛盾，掩蓋了家庭內部的衝突和合作關係；

　　（2）貝克爾關於男性主導地位的假設，只有在男性控制了足夠多家庭收入的條件下才能成立，現實中這樣的情況則非常少見；

　　（3）貝克爾認為家庭決策只取決於家庭收入，忽略了外部因素對家庭內部決策的影響；

　　（4）性別是一種社會建構，用比較優勢理論解釋家庭內部分工，只是將市場中的分工方式機械地移植到了家庭中。

　　博弈論應用於家庭經濟研究

　　一部分經濟學家將博弈論應用於家庭的經濟分析中。博弈論剋服了以往理論的某些缺陷，將男女雙方置於平等的博弈位置上，用合作和非合作模型的方法分析了家庭中的合作行為。男女雙方的合作被看作是長期重覆博弈的結果。

　　這種方法之所以受到一些女性主義者歡迎，是因為它堅持了方法論的個人主義，用男女雙方對稱的地位取代了比較優勢假說，並且對家庭消費支出、勞動力供給、婚姻不平等等現象作了較好的解釋。

　　但是，也有不少女性主義經濟學家拒絕使用博弈模型。她們認為，博弈論方法最大的缺陷是忽略了性別分析。博弈模型的假設前提尤為嚴格，如參與者只能有兩方，孩子作為家庭重要一員被忽略了；過於強調交易結果忽視了對交易協商過程的分析；過分註重定量研究中的數學模型，它無法容納許多定性的數據分析，這就縮小了其解釋範圍。

　　女性主義經濟學家提出新的分析方法和見解

　　新家庭經濟學和博弈論都是“雙刃劍”，雖然拓展了新古典經濟學對家庭問題的分析，但為保留其主流“身份”而堅持不放棄新古典研究範式，它除了為傳統的家庭分工方式作辯解外，無助於女性主義家庭研究的深入發展和女性地位的提高。

　　女性主義經濟學家在批判以往家庭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新的分析方法和見解，比較有代表性的是A.K.森(Amartya K.Sen)和B.阿加瓦爾(BinaAgarwa1)提出的“協作性衝突分析法”(cooperativeCOnflicts approach)。

　　這種方法吸收了博弈論中合作交易的某些思想：如合作會使交易雙方獲益，對合作收益的分配取決於交易各方的“威脅”或“退出”。其創新之處在於，拒絕在理論分析中使用數學模型，更多地採用了定性分析。森和阿加瓦爾還分析了以往家庭理論忽略了的影響家庭交易結局的因素，如兒童、外部共同體(community)、社會性別的歷史發展過程和意識形態等，其中共同體和文化對家庭內決策結果的影響反映了家庭和社會結構之間持續動態的相互作用。

　　阿加瓦爾還通過經驗研究發現，在南亞的社會環境中，提高婦女家庭地位的最有效方式是保證其對土地的所有權，但這需要改變傳統的規制性別角色和行為的社會規範。婦女經濟地位的提高是一個通過多種方式爭取權利的過程。

　　20世紀60年代以來，大批婦女進入勞動力市場參加工作，工資差距、職業分割(occupational segregation)等許多男女不平等現象開始突現出來。因此，勞動力市場中的性別不平等現象成為女性主義經濟學家的研究重點。

　　對這一現象，新古典經濟理論僅從供求兩方面用人力資本理論和歧視理論作瞭解釋。而女性主義經濟學家一方面在理論上對新古典經濟學派的解釋提出批判，並主要從制度經濟學和社會學、心理學等學科引入相關理論，對勞動力市場問題作了更合理的解釋。另一方面，女性主義者還通過向政府提出“贊助性行動計劃”(afirmative action)、同工同酬(pay equli.ty)、最低工資等建議，為婦女爭取到更多權益。勞動力市場中衡量女性經濟地位的主要指標是職業和收入(工資)。

　　不同學派對職業分割和工資差距的看法

　　婦女受到的不平等對待主要表現為職業分割和工資差距。

　　新古典學者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並不一致，從供給角度出發的經濟學家否認存在歧視；

　　勞動經濟學家認為，如果婦女的經濟地位是她們理性選擇的結果，或是某些職業本身存在對性別的特殊要求，這並不構成市場歧視；

　　人力資本理論則認為，工資差距來自於生產率差異，生產率差異是人力資本存量和人力資本追加投資方面的不同造成的；

　　研究需求的經濟學家認為存在兩種形式的歧視：一種是貝克爾提出的“偏好性歧視”(taste discrimination)，指雇主或同事在實際工作中對男性的偏好，這種歧視是非理性選擇，在完全競爭條件下會自動消失；另一種是統計性歧視(statistical discrimination)，它的理論依據是人力資本差異和信息不完全，具體指從全社會總體來看，男性的工作價值要大於女性，又因為雇主和雇員間的信息不對稱，鑒別雇員能力的費用太高，只好採用這種成本最低的甄別機制。這種做法對少數人來說可能存在偏差，但總體上是公平的、理性選擇的結果。

　　女性主義經濟學家的批判

　　女性主義經濟學家批判了這些理論的基礎——個人理性選擇和完全競爭市場，並對每種理論與現實世界的一致性進行檢驗。

　　她們指出，人力資本理論沒有考慮歧視性觀念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個人的理性選擇，也沒有分析影響女性職業選擇的經濟和社會制度因素。經驗研究表明，人力資本變數只能解釋約50% 的工資差距，除了觀察到的生產率差異外，還有一些觀察不到的因素對工資差距產生很大影響。

　　需求方面的解釋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但女性主義經濟學家指出，多數理論將偏好性歧視視為既定的，沒有對這種偏好的起源和演化過程作出合理解釋。如果這種偏好是人類固有的、不可改變的，那麼提高女性經濟地位而制定的政策就失去了存在的價值。

　　對於統計性歧視理論，它隱含著將市場中存在的工資差距和職業分割等現象合理化，並且缺乏經驗支持。

　　女性主義經濟學家的解釋

　　女性主義經濟學家對於勞動力市場的解釋重點將外生的制度影響內部化。她們指出，勞動力市場和社會制度存在著複雜的反饋效應。婦女認識到市場中存在歧視，就會有意識地不參與以男性為主導的工作的技能培訓；工資差距會鼓勵夫妻雙方在市場和家庭間採取傳統的分工方式。

　　女性主義經濟學家還通過借用制度學派和社會學理論，研究了性別與社會制度的交互作用過程。她們認為，市場中的職業分割和工作差異可能源於男女在心理構成上的差異—— 他們有不同的目標或期望，抑或他們不同的社會化過程導致工作選擇的不同，比如，將多數女性從事教師和護士工作解釋為婦女生育特征的一種自然擴展。

　　女性主義經濟學家的貢獻在於，將性別的社會建構思想引入勞動力市場分析，個人的行為方式很大程度上受勞動力市場結構和社會制度的影響，理性選擇的力量同文化、心理上的制約相比要小得多。

　　勞動力市場的不平等現象與教育問題

　　女性主義經濟學家對教育問題的研究始於用人力資本理論解釋勞動力市場中的不平等現象，雖然對這二者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係尚有爭議，但婦女的教育問題引起了許多女性主義學者的關註，她們主要通過經驗研究解釋人力資本差異的形成過程。

　　人力資本包括人力資本存量和人力資本的追加投資。人力資本存量是指通過接受學校的正規教育積累起來的知識資本，男女在人力資本存量上的差異主要表現在他們不同的大學入學率上。

　　女性主義經濟學家認為，個人性格、家庭和對將來的預期都會影響男女在教育決策上的選擇。S.埃弗理特(Averett)和M.伯頓(Burton)所作的經驗研究顯示，在大學期間的工作收入會促使男性選擇接受大學教育，而對女性的決策沒有任何影響。對於男女在工作經驗的積累和在職培訓等方面投資的差異，經濟學家一般認為主要是社會性別的差異引起對工作方式的偏好不同造成的。

　　婦女因為要承擔家庭和市場雙重工作負擔，她們傾向於選擇間斷性勞動的工作。這些工作的報酬相對要低。婦女預期到市場中的這種情況，就會減少對這些工作的人力資本投資，雇主則減少對婦女的在職培訓。已有經驗研究表明，婦女對生育孩子和從事間斷性工作的預期會影響她們的教育決策，如進入大學學習和參加在職培訓等，而且，非貨幣方面的因素對女性決策的影響程度要大於男性。

　　女性主義經濟學家認為，人力資本理論只集中於勞動市場的活動對婦女教育決策和婦女決策自主性的影響方面，卻沒看到勞動市場外的很多因素，比如社會規範、習俗、慣例都限制了婦女的選擇範圍。在不同制度環境中，男女在獲取不同形式的人力資本方面存在系統性差異。此外，婦女的教育選擇也可能是父母、丈夫，或其他人代為作出並強加給她們的。

　　發展中國家婦女的教育

　　女性主義學者研究教育問題的另一個主題是發展中國家婦女的教育。蘇巴拉奧(Subbarao)對發展中國家婦女接受高等教育的研究包括婦女接受高等教育人數的時間變化趨勢、制約男女平等地接受高等教育的因素和世界銀行的援助政策對婦女教育狀況的影響等，尤其是批評了那些不瞭解實際情況而盲目實施的教育政策和措施。

　　對於欠發達國家的鄉村教育，女性主義經濟學家指出，由於長期以來婦女工作的重要性被忽視，產生了婦女在鄉村學校接受教育和工作技能培訓成為可有可無的事情這類錯誤的觀念，婦女被完全排除在受教育的對象之外。如果缺乏制度和文化方面的考慮，發展中國家女性的教育問題僅靠幾項政策是無法徹底解決的。

　　女性主義經濟學的興起是對居於正統地位的主流經濟學的又一次衝擊。女性主義經濟學家批判了主流經濟理論的方法、模型和主題，主張摒棄個人主義的、完全數學模型化的、以市場為中心的主流範式，建立超越個人觀和整體觀、以定性分析為主、解釋範圍更廣的經濟理論。

　　儘管同其他非主流學派相比，它的聲勢和影響要小得多，但近10年來，女性主義經濟學家的隊伍已經迅速發展壯大，她們通過建立自己的協會(IAFFE)和論壇(《女性主義經濟學》)，已由原來的分散狀態發展為一種有組織的強大力量。它明確提出將社會性別分析引入經濟理論，引起許多經濟學家的重視。以J.A.尼爾森(Julie A.Nelson)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雖然接受的是正統的經濟學教育，但她們清醒地認識到，已陷入重重危機的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僅靠修補是無濟於事的，必須重構經濟學的理論基礎。這一思想對經濟學的未來走向非常有價值。

　　在過去的10年中，女性主義經濟學家除了加強對新古典理論的批判外，提出的見解和觀點也很有價值。但是，完整的研究程式還未建立，現有理論中還存有疑問，尤其是對於發展中國家的研究剛剛起步。在家庭問題研究中，女性主義經濟學家已認識到，諸如就業機會、土地所有權、公共政策、婚姻法等很多因素都會對家庭內部的關係和結果產生影響。相對於新家庭經濟學來說，這是一個進步，但仍存在幾方面明顯的疑問：

　　首先，找出在大的社會結構變遷中社會性別關係保持相對穩定的原因。過去30年中大量女性進入市場參加工作，然而家庭中仍然保持著傳統的分工方式，這說明存在著尚未被認識清楚的因素強烈地影響著社會性別的作用。現有的解釋是社會性別的作用植根於社會規範和意識形態之中，但研究並不深入，性別的社會建構思想還沒能夠與家庭經濟研究有機地結合起來；

　　其次，影響社會性別關係的制度以往總被視為外生既定的，導致無法全面認識家庭內部關係的變化過程，制度變遷理論可以為今後女性主義者在這方面的研究提供幫助；

　　第三，女性主義者雖然對新古典家庭經濟學的個人主義和整體觀思想的衝突提出了批判，但並未找到一種超越二者的新方法。勞動力市場中存在的多種形式的性別不平等現象為女性主義經濟學家進行理論和經濟研究提供了豐富的機會和挑戰。

　　在現有研究的基礎上，女性主義經濟學家面臨的主要任務是：第一，除了社會性別的差異，還要考慮階級、種族等因素造成的勞動力市場上的不平等，並要研究性別、種族和階級之間的相互影響；第二，政府為改進婦女經濟地位而實施了一些政策措施，對其有效性的評估和檢驗工作還未全面展開。女性主義經濟學家要通過比較分析，選出相對有效的政策措施。另外，對於政策在職業、部門和地區間的溢出效應也是將來研究的重點之一。

　　女性主義經濟學家在教育問題上的研究相對薄弱，多數還處於經驗研究階段，尚需在理論方面做更多工作：第一，要弄清楚導致男女不同教育決策的各種因素的影響程度和作用過程；第二，女性主義經濟學家在教育問題上還未形成固定的研究程式。這個研究程式要綜合考慮更多的制度因素和社會政治環境，如種族、階級的影響，還要能夠提供相應的政策建議。

　　總的來說，女性主義經濟學說存在的一個共同缺陷是，它反映的主要是西方發達國家白人婦女的經歷和體驗，缺少對其他種族和不發達國家婦女的研究。

　　相較於其他學科，我國女性主義經濟學還處於起步階段。同時，女性主義經濟學學科建設開始起步。

　　2002年，中國女經濟學者研究培訓項目在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啟動，標志著女性主義經濟學研究隊伍建設的開始。2006年起，全國婦聯與各高校共建婦女/性別研究與培訓基地，極大地推動了性別研究在各學科領域，包括經濟學領域的主流化。

　　在研究內容上，我國女性主義經濟學研究視野開始拓寬，從關註人力資本積累、就業、工資、職業隔離等領域的性別差異逐漸擴大到無償勞動、時間分配、照料勞動、性別預算、公共政策等領域，對政策制定者的影響力也逐步顯現。

　　中國女性主義經濟學的本土化

　　全球化背景下的經濟轉型過程中，發展中國家女性經濟地位變化與發展和發達國家有很大差異。

　　不可否認的是，中國女性主義經濟學相關理論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還是借鑒了西方女性主義經濟學研究。而中國的性別問題具有特殊性，照搬西方理論不能完全解釋我國推動性別平等的過程中面臨的問題。

　　我國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所面臨的農村女性土地承包權問題、對外貿易發展過程中女性就業相關問題以及人口流動過程中的女性發展問題等都是西方發達國家未曾經歷過的，對這些問題的解讀和解答，如果僅借鑒、追隨西方基本理論和研究範式，用本土數據驗證西方理論假說，而沒將理論契合在中國的行為機理基礎之上，就會忽視中國真正的國情和需求。

　　中國女性主義經濟學本土化的路徑

　　中國社會發展已從追求經濟增長轉為追求建設以人為本的和諧社會，同時新時期出現了新的人口、經濟社會問題，都需要哲學社會科學包括經濟學從性別視角回答諸多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這為女性主義經濟學的本土化發展提供了重要契機。

　　第一，經濟學研究應承認並尊重女性享受各類公共資源、平等參與勞動力市場的發展權利，並強調女性對經濟社會發展的貢獻。女性在社會生產中的地位決定其在社會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的地位，參與社會勞動是推動婦女解放和促進男女平等的重要先決條件。

　　第二，中國女性主義經濟學研究應在我國具體的社會性別文化背景下，著重從有酬勞動與無酬照料勞動兩個方面來認識、理解性別不平等問題。在中國，女性家庭照料責任是導致就業、職位提升和勞動報酬等性別差距的重要原因，而對無酬照料勞動的勞動力市場懲罰會反過來影響勞動力再生產和可持續經濟增長。

　　第三，應拓寬經濟學研究性別問題的視野。要加強對教育、財產、占有生產資料等的性別不平等及其對經濟增長影響的研究；加強巨集觀經濟研究領域性別問題的研究；加強公共政策領域性別不平等的研究。

　　第四，女性主義經濟學本土化需要拓寬方法論邊界，引入定性研究方法。我國的經濟學研究應註重中國特定發展階段、經濟體制、民族特色和文化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