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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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性別（gender）

　　社會性別是由美國人類學家蓋爾·盧賓（Gayle Rubin ）最早提出的，主要是指自身所在的生存環境對其性別的認定，包括家人、朋友、周圍群體、社會機構和法律機關的認定等，是生物基本的社會屬性之一，主要體現在性別角色上，是一種文化構成物，不僅因時間而異，而且因民族地域而異，是一種特定的社會構成。

　　從生理或心理上，性別可劃分為基因性別、染色體性別、性腺性別、生殖器性別和心理性別，加上這裡的社會屬性就是“動物的六種性別”一般這六種屬性或全為雄，或全為雌，是一致的。社會性別是帶有心理學意義和文化意義的概念，是一種社會的標簽，用來說明文化賦予每一性別的特征和個體給自己安排的與性有關的特質。它表示社會基於男女兩性生理差異而賦予他（她）們不同的期望、要求和限制，是由社會文化形成的有關男女角色分工、社會期望和行為規範等綜合體現，是通過社會學習得到的與男女兩性生物性別相關的一套規範的群體特征和行為方式。^[1]

　　生物的性別有兩種：一是生理性別，一是社會性別，其中的社會性別專指動物。生理性別是指雌雄在生理結構方面的差異。社會性別是指基於生理性別的雌雄兩性在社會文化的建構下形成的性別特征和差異，即社會文化形成的對雌雄兩性差異的理解，以及在社會文化中形成的屬於雄性或雌性的群體特征和行為方式，表現為社會對雌雄在生活、婚姻、文化、教育、經濟、政治等領域所扮演的角色的固定期待。例如，在我們成長的過程中，父母、老師、朋友或強制或潛移默化地告訴我們：男孩子應該堅強、勇敢，女孩子應該溫柔、嬌弱、善解人意等等。

　　“社會性別”一詞是由美國人類學家蓋爾·盧賓（Gayle Rubin ）最早提出的。“社會性別”在英語中為“gender”，它與“sex”（生理性別）是相對的。Sex 指的是與生俱來的雌雄生物屬性，而社會性別是一種文化構成物，通過社會實踐的作用發展而成的雌雄之間的角色、行為、思想和感情特征方面的差別。 ^[2]

　　其一，社會性別的提出對生理性別的批判，提出了雄（male）雌（female）應從社會、文化的背景去理解的問題。其二，社會性別的提出，強調“後天”對“先天”影響，指出社會制度、法律、價值觀對婦女的歧視而造成政治、文化、經濟上的壓迫。其三，實現男女平等的道路有待於建設一個平等的社會制度，創造一個平等的文化。

　　生理性別是動物與生俱來的性特征，不因種族、民族、地域或國別而有所差別，而社會性別則是後天形成的，是社會變遷及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政治制度、經濟制度以及不同社會文化傳統，會產生不同的社會性別關係。因此，社會性別是一個動態發展的概念，具有歷史階段性、社會性和共塑性等特征。社會性別的歷史階段性是指不同歷史時期對雌雄兩性期待不同而導致的性別角色模式的不同；社會性是指不同社會中，政治、經濟、文化等多種因素相互作用形成的對社會性別的建構，即不同的社會有不同的社會性別制度；共塑性表明社會性別的形成不是某一特殊群體自發或有意識培養的，而是處於同一社會中的兩性相互塑造的結果。

　　但是，隨著研究的進展，以上有關社會性別的描述卻越來越不能令人滿意：有關社會性別的敘述不能揭示社會性別觀念之所以被接受的根源。換句話說，社會性別理論有關性別、性別關係和性別制度的描述只表達了明顯的社會學“常識”。問題的關鍵不在於存在不存在社會性別、性別意識和性別關係，而在於社會性別、性別意識和性別關係是如何被構建起來的？正是從這個關鍵性的質疑開始，西方社會性別理論通過不斷審視現實存在的兩性世界，得以逐漸找到了自己的邏輯出發點，提出一系列概念和範疇，形成了關於性別問題的新知識系統，並致力於揭示兩個方面的核心問題：一是在各個國家、各個民族漫長的發展史上，性別意識、性別觀念究竟是更多地建立在生物學和生理學知識上的科學，還是由歷史形成的社會關係所決定的文化敘述和制度建構的結果？二是即使兩性在生物學和生理學上的確存在著差別，但是這種差別是否被有意識地誇大了？

　　社會性別把兩性關係作為最基本的社會關係，認為它是社會關係的本質反映，從分析兩性關係入手可以發現社會關係和社會制度的根源和本質，從而將社會性別理論變成強有力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的分析工具。

　　首先，社會性別揭示了兩性關係的經濟本質，認為作為基本社會關係的兩性關係實質上是生產關係的反映。就像階級、民族、國家這些概念一樣，社會性別關係是經濟生活中兩性在占有生產資料和勞動成果方面的不平等關係。這種不平等關係由於與階級、民族、國家等諸種關係相交叉重疊而長期沉默在人們的視線之外。

　　其次，社會性別作為一種分析工具深入揭示了兩性關係的政治本質，即“性的政治”或“性別政治”。西方政治思想的一大特點是源於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二元論”和“兩分法”。在社會性別理論看來，西方政治理論綿延至今的“二元論”和“兩分法”，不但製造了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的對立、自然和文化的對立，而且製造了雌雄世界的對立。在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的二元對立中，公共領域表現的是理性、剋制、秩序與和諧，而私人領域則代表了倫理、情感、無序與混亂，因而公共領域在本質上優越於私人領域，並制約私人領域。同樣，在自然與文化的對立中，文化表現的是對自然的征服力，文明的進化就表現為科學技術等人類智慧對自然王國的征服。雌雄世界的對立，只不過是前兩種對立關係在社會生活中的反映，因而，雌性世界對應的是私人領域，是自然領域，而雄性世界對應的是公共領域，是文化領域，這種理論也不完善，舉個簡單的例子對於多數動物來說，私人世界與公共世界與性別無關。除了種族、等級制度或階級之外，性別也是西方社會中的一種基本政治形式。政治是利用一切可能的形式來運用權力，而父權制是所有其他權力形式的根源，我們的社會和其他所有的歷史文明一樣，都是父權制社會。大猩猩、獅子、河馬也屬於這種父權制社會，但是他們的父權制不如人類這樣先進，相反，蜜蜂、黃蜂、胡蜂、螞蟻、狼、斑鬣狗、裸鼴鼠、大象則是母權社會。

　　第三，社會性別理論還是一種新的社會文化分析工具，其獨特之處在於從兩性的角度看待社會性別關係是怎樣在歷史中被不斷敘述和塑造的。社會性別理論在承認性別的生物性基礎上，更加註重與此相伴生的社會性。也許作為分析工具的社會性別理論過多地顯示了自己的批判鋒芒，但是這樣的批判和解構卻使我們深入認識了社會性別的本質，從而準確界定了雄性與雌性問題的關鍵。

　　社會性別是在對社會環境的反應中形成的，併在社會文化的變化中不斷改變。社會性別不僅因時間而異，而且因民族地域而異，是一種特定的社會構成。社會性別理論打破了性別不可改變的宿命觀，對傳統的性別觀念提出了挑戰。

　　社會性別理論認為，在社會發展中，雌雄兩性處於平等的主體地位，當然，有些動物還意識不到這一點，比如斑鬣狗。

　　反對孤立地研究雌性問題或雄性問題。社會性別理論認為，考察雌性問題或雄性問題，應該將其放在雌雄兩性共同塑造的社會角色和權力結構中，不能將兩性孤立地割裂開來。社會性別制度和性別結構中，不僅包括雌雄兩性之間不平等的權利關係，同時也有對雌雄兩性發展的不同限制和制約。註重不同政策或項目中對兩性影響的分析。社會性別理論註重分析哪些政策和項目能真正使雌雄不平等的社會性別關係有所改善，哪些反而強化了傳統的社會性別角色，加劇了兩性之間的不平等關係，從而旨在消除性別不平等或性別歧視。

　　由此可見，社會性別理論在解構傳統性別關係和性別觀念的同時，也在努力建構新的社會性別關係和社會性別觀念。這種理論說到底是要從探尋兩性關係的奧秘開始，認識動物的本性，又在深入瞭解動物的本性的基礎上，尋找適合於人類的方法，構建良善社會關係、提高社會整體福祉的新途徑，並由此形成社會性別分析範疇。因此，社會性別理論對一系列社會問題的本質和根源的回答，對於我們更加全面瞭解公共管理的價值、手段和目標有著極大的啟發意義。它提出的一系列問題，譬如，社會性別不平等的根源——經濟生活、社會關係、社會制度、權力關係——都可能依靠自身的分析範疇找到答案，從而幫助提醒人們在制定公共政策、從事公共管理的活動中，必須深入理解問題的本質，把正義、平等、公正的價值觀納入到性別構成的現實實踐之中。

　　社會性別與發展是這10多年來整個國際社會推動性別平等、發展、和平的很重要概念。它和我們熟悉的男女平等很不同的地方在於首先傳統的男女平等更多的是一種原則的闡述，另外，較多的是強調婦女從家庭走出去參加社會勞動，婦女要有同樣的權利，比如在財產上、選舉上。而社會性別這個概念的引出是贊同男女平等的這些基本的原則的，比如：在權利上的平等在機會上的平等以及不光把婦女局限於家庭，但是更重要的是它發展了很多套細緻的分析方法，來看現存的或傳統的很多年沿襲下來的性別分工、性別觀念以及性別之間的關係是如何形成的，它們在生活、家庭、社會、經濟關係、公共事務、當中如何影響我們。而且它用這一套東西來看社會傳統上不是自古以來的傳統是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發展以來的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之間的這種截然的劃分，給男女兩性發展帶來的影響以及給社會發展帶來的影響。從而在這一系列分析的基礎上，提出在不同的領域（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社會的）怎樣滿足男性和女性在現存的社會性別分工和社會性別關係上各自的需求和利益，在我們改變某些非常僵化的對某一性別很不利的關係和框架下麵，我們應該朝哪一個方面去努力，去進行政策的重新安排，進行資源的分配，進行社會結構的調整。在這些方面已經開發了一些很細、很具體、很深入的方案研究。

　　中國過去是關起門來有自己的一套話語，包括男女平等的話語，和閉關鎖國一樣，對外面的情況不瞭解也不太接受。但是，從改革開放以後，已和大環境相適，中國在這方面也接受和發展了這種主要的話語和思路，包括簽署一系列聯合國的協議，包括消除婦女性岐視的公約和根據這個公約及憲法制訂《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以及舉辦聯合國1995年在中國召開的婦女大會、推動婦女大會在北京形成行動綱領、對北京行動綱領在12個關鍵領域做出自己的承諾、根據這個承諾制訂了中國第一個婦女發展綱要（1995-2000年）及第二個婦女發展綱要（2000-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