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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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别（gender）

　　社会性别是由美国人类学家盖尔·卢宾（Gayle Rubin ）最早提出的，主要是指自身所在的生存环境对其性别的认定，包括家人、朋友、周围群体、社会机构和法律机关的认定等，是生物基本的社会属性之一，主要体现在性别角色上，是一种文化构成物，不仅因时间而异，而且因民族地域而异，是一种特定的社会构成。

　　从生理或心理上，性别可划分为基因性别、染色体性别、性腺性别、生殖器性别和心理性别，加上这里的社会属性就是“动物的六种性别”一般这六种属性或全为雄，或全为雌，是一致的。社会性别是带有心理学意义和文化意义的概念，是一种社会的标签，用来说明文化赋予每一性别的特征和个体给自己安排的与性有关的特质。它表示社会基于男女两性生理差异而赋予他（她）们不同的期望、要求和限制，是由社会文化形成的有关男女角色分工、社会期望和行为规范等综合体现，是通过社会学习得到的与男女两性生物性别相关的一套规范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1]

　　生物的性别有两种：一是生理性别，一是社会性别，其中的社会性别专指动物。生理性别是指雌雄在生理结构方面的差异。社会性别是指基于生理性别的雌雄两性在社会文化的建构下形成的性别特征和差异，即社会文化形成的对雌雄两性差异的理解，以及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雄性或雌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表现为社会对雌雄在生活、婚姻、文化、教育、经济、政治等领域所扮演的角色的固定期待。例如，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父母、老师、朋友或强制或潜移默化地告诉我们：男孩子应该坚强、勇敢，女孩子应该温柔、娇弱、善解人意等等。

　　“社会性别”一词是由美国人类学家盖尔·卢宾（Gayle Rubin ）最早提出的。“社会性别”在英语中为“gender”，它与“sex”（生理性别）是相对的。Sex 指的是与生俱来的雌雄生物属性，而社会性别是一种文化构成物，通过社会实践的作用发展而成的雌雄之间的角色、行为、思想和感情特征方面的差别。 ^[2]

　　其一，社会性别的提出对生理性别的批判，提出了雄（male）雌（female）应从社会、文化的背景去理解的问题。其二，社会性别的提出，强调“后天”对“先天”影响，指出社会制度、法律、价值观对妇女的歧视而造成政治、文化、经济上的压迫。其三，实现男女平等的道路有待于建设一个平等的社会制度，创造一个平等的文化。

　　生理性别是动物与生俱来的性特征，不因种族、民族、地域或国别而有所差别，而社会性别则是后天形成的，是社会变迁及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以及不同社会文化传统，会产生不同的社会性别关系。因此，社会性别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具有历史阶段性、社会性和共塑性等特征。社会性别的历史阶段性是指不同历史时期对雌雄两性期待不同而导致的性别角色模式的不同；社会性是指不同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形成的对社会性别的建构，即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社会性别制度；共塑性表明社会性别的形成不是某一特殊群体自发或有意识培养的，而是处于同一社会中的两性相互塑造的结果。

　　但是，随着研究的进展，以上有关社会性别的描述却越来越不能令人满意：有关社会性别的叙述不能揭示社会性别观念之所以被接受的根源。换句话说，社会性别理论有关性别、性别关系和性别制度的描述只表达了明显的社会学“常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存在不存在社会性别、性别意识和性别关系，而在于社会性别、性别意识和性别关系是如何被构建起来的？正是从这个关键性的质疑开始，西方社会性别理论通过不断审视现实存在的两性世界，得以逐渐找到了自己的逻辑出发点，提出一系列概念和范畴，形成了关于性别问题的新知识系统，并致力于揭示两个方面的核心问题：一是在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漫长的发展史上，性别意识、性别观念究竟是更多地建立在生物学和生理学知识上的科学，还是由历史形成的社会关系所决定的文化叙述和制度建构的结果？二是即使两性在生物学和生理学上的确存在着差别，但是这种差别是否被有意识地夸大了？

　　社会性别把两性关系作为最基本的社会关系，认为它是社会关系的本质反映，从分析两性关系入手可以发现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根源和本质，从而将社会性别理论变成强有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分析工具。

　　首先，社会性别揭示了两性关系的经济本质，认为作为基本社会关系的两性关系实质上是生产关系的反映。就像阶级、民族、国家这些概念一样，社会性别关系是经济生活中两性在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方面的不平等关系。这种不平等关系由于与阶级、民族、国家等诸种关系相交叉重叠而长期沉默在人们的视线之外。

　　其次，社会性别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深入揭示了两性关系的政治本质，即“性的政治”或“性别政治”。西方政治思想的一大特点是源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二元论”和“两分法”。在社会性别理论看来，西方政治理论绵延至今的“二元论”和“两分法”，不但制造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对立、自然和文化的对立，而且制造了雌雄世界的对立。在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二元对立中，公共领域表现的是理性、克制、秩序与和谐，而私人领域则代表了伦理、情感、无序与混乱，因而公共领域在本质上优越于私人领域，并制约私人领域。同样，在自然与文化的对立中，文化表现的是对自然的征服力，文明的进化就表现为科学技术等人类智慧对自然王国的征服。雌雄世界的对立，只不过是前两种对立关系在社会生活中的反映，因而，雌性世界对应的是私人领域，是自然领域，而雄性世界对应的是公共领域，是文化领域，这种理论也不完善，举个简单的例子对于多数动物来说，私人世界与公共世界与性别无关。除了种族、等级制度或阶级之外，性别也是西方社会中的一种基本政治形式。政治是利用一切可能的形式来运用权力，而父权制是所有其他权力形式的根源，我们的社会和其他所有的历史文明一样，都是父权制社会。大猩猩、狮子、河马也属于这种父权制社会，但是他们的父权制不如人类这样先进，相反，蜜蜂、黄蜂、胡蜂、蚂蚁、狼、斑鬣狗、裸鼹鼠、大象则是母权社会。

　　第三，社会性别理论还是一种新的社会文化分析工具，其独特之处在于从两性的角度看待社会性别关系是怎样在历史中被不断叙述和塑造的。社会性别理论在承认性别的生物性基础上，更加注重与此相伴生的社会性。也许作为分析工具的社会性别理论过多地显示了自己的批判锋芒，但是这样的批判和解构却使我们深入认识了社会性别的本质，从而准确界定了雄性与雌性问题的关键。

　　社会性别是在对社会环境的反应中形成的，并在社会文化的变化中不断改变。社会性别不仅因时间而异，而且因民族地域而异，是一种特定的社会构成。社会性别理论打破了性别不可改变的宿命观，对传统的性别观念提出了挑战。

　　社会性别理论认为，在社会发展中，雌雄两性处于平等的主体地位，当然，有些动物还意识不到这一点，比如斑鬣狗。

　　反对孤立地研究雌性问题或雄性问题。社会性别理论认为，考察雌性问题或雄性问题，应该将其放在雌雄两性共同塑造的社会角色和权力结构中，不能将两性孤立地割裂开来。社会性别制度和性别结构中，不仅包括雌雄两性之间不平等的权利关系，同时也有对雌雄两性发展的不同限制和制约。注重不同政策或项目中对两性影响的分析。社会性别理论注重分析哪些政策和项目能真正使雌雄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有所改善，哪些反而强化了传统的社会性别角色，加剧了两性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从而旨在消除性别不平等或性别歧视。

　　由此可见，社会性别理论在解构传统性别关系和性别观念的同时，也在努力建构新的社会性别关系和社会性别观念。这种理论说到底是要从探寻两性关系的奥秘开始，认识动物的本性，又在深入了解动物的本性的基础上，寻找适合于人类的方法，构建良善社会关系、提高社会整体福祉的新途径，并由此形成社会性别分析范畴。因此，社会性别理论对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本质和根源的回答，对于我们更加全面了解公共管理的价值、手段和目标有着极大的启发意义。它提出的一系列问题，譬如，社会性别不平等的根源——经济生活、社会关系、社会制度、权力关系——都可能依靠自身的分析范畴找到答案，从而帮助提醒人们在制定公共政策、从事公共管理的活动中，必须深入理解问题的本质，把正义、平等、公正的价值观纳入到性别构成的现实实践之中。

　　社会性别与发展是这10多年来整个国际社会推动性别平等、发展、和平的很重要概念。它和我们熟悉的男女平等很不同的地方在于首先传统的男女平等更多的是一种原则的阐述，另外，较多的是强调妇女从家庭走出去参加社会劳动，妇女要有同样的权利，比如在财产上、选举上。而社会性别这个概念的引出是赞同男女平等的这些基本的原则的，比如：在权利上的平等在机会上的平等以及不光把妇女局限于家庭，但是更重要的是它发展了很多套细致的分析方法，来看现存的或传统的很多年沿袭下来的性别分工、性别观念以及性别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形成的，它们在生活、家庭、社会、经济关系、公共事务、当中如何影响我们。而且它用这一套东西来看社会传统上不是自古以来的传统是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发展以来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这种截然的划分，给男女两性发展带来的影响以及给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从而在这一系列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在不同的领域（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怎样满足男性和女性在现存的社会性别分工和社会性别关系上各自的需求和利益，在我们改变某些非常僵化的对某一性别很不利的关系和框架下面，我们应该朝哪一个方面去努力，去进行政策的重新安排，进行资源的分配，进行社会结构的调整。在这些方面已经开发了一些很细、很具体、很深入的方案研究。

　　中国过去是关起门来有自己的一套话语，包括男女平等的话语，和闭关锁国一样，对外面的情况不了解也不太接受。但是，从改革开放以后，已和大环境相适，中国在这方面也接受和发展了这种主要的话语和思路，包括签署一系列联合国的协议，包括消除妇女性岐视的公约和根据这个公约及宪法制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以及举办联合国1995年在中国召开的妇女大会、推动妇女大会在北京形成行动纲领、对北京行动纲领在12个关键领域做出自己的承诺、根据这个承诺制订了中国第一个妇女发展纲要（1995-2000年）及第二个妇女发展纲要（2000-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