壟斷金融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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壟斷金融資本(Monopoly Finance Capital)

　　壟斷金融資本是在性質上有別於金融資本的經濟現象。

　　歷史地看，以國家強權為信用基礎的金融資本，形成於17世紀後期商人利益群體與歐洲君主共同獲取巨額利益的戰爭需求；發展於參與產業資本迴圈的利潤分配；本身就是與資本主義的發展進程緊密聯繫在一起的。這種金融化制度收益的最大獲得者，是當前占據霸主地位、主導金融資本全球化發展的核心國家——美國。

　　第二次世界大戰導致了資本主義“核心”轉移，使美國替代西歐成為西方政治經濟秩序的主導國家，除了軍事上無可替代造成的單極政治優勢之外，一定程度在於1944年建立佈雷頓森林體系——因美國擁有世界黃金儲備的59%，並且承擔戰後歐洲和日本重建的投資責任，而形成了以美元作為西方世界的結算貨幣、最為關鍵的是因其承諾與黃金的固定匯率而客觀上成為世界資本主義國家的“中央銀行”——遂以賦予美元“完全壟斷”的地位，結束了1929—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時各國因金融資本擴張而發生的貨幣戰。

　　至1960年代，隨著生產恢復和貿易增長，西方各國的外匯儲備急劇上升：而且歐洲區內貿易需求增加形成了難以迴流美國的“歐洲美元”，遂驅使美元大量增發以滿足流動性和儲備需求，但也必然由於黃金供應的剛性短缺而發生美元赤字。資本主義體系內部歐美兩大利益集團的內在矛盾演進的階段性後果，是1971年美國總統尼克鬆出於美國的國家利益不得不單方面宣佈美元與黃金脫鉤，是為佈雷頓森林體系的瓦解。其時，美國的黃金儲備（102.1億美元）僅是其對外流動負債（678億美元）的15.05%，但各國為了避免已有的美元儲備縮水，在經歷了金融市場的短期震蕩之後，接受了雖與黃金脫鉤、但卻內在地與政治軍事強權支撐貨幣信用的顯著地具有帝國主義性質的特殊條件愈益關係密切的“符號美元”繼續作為世界貨幣。

　　壟斷金融資本是對壟斷資本的發展。根據保羅·巴蘭和保羅·斯威奇的論述，壟斷資本主義的一個規律是剩餘隨著這個制度的發展而在絕對數上和相對數上增長。為了吸收這些日益增長的經濟剩餘需要開拓新的途徑作為消費和投資的補充，比如銷售努力、政府民用支出、軍事主義和帝國主義等，然而這些途徑都不能有效吸收經濟剩餘，持續的生產過剩導致20世紀70年代滯脹局面的產生。於是在危機背景下，資本主義開始了由壟斷資本向壟斷金融資本的轉變。壟斷金融資本具有其鮮明的階段特點。

　　（一）經濟金融化

　　經濟金融化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資本的本性是不斷追逐剩餘價值，但隨著機構成不斷提高，實體經濟的利潤率呈下降趨勢，這使得經濟剩餘在實體經濟中找不到出路，而金融資本卻可以完全擺脫物質形態的束縛，獲得最大限度的自由權和靈活性，滿足其獲得價值增值的本性。於是，金融資本相對於實體經濟資本迅速膨脹。

　　（二）金融虛擬化

　　目前全球金融衍生品總值達到596萬億美元，是全球股市總值65萬億美元的9倍，是全球GDP總量54.5萬億美元的11倍。其中美國金融衍生產品總值占全球的50%以上，是美國GDP的25倍。

　　（三）金融部門走向壟斷併在經濟中發揮重要作用

　　隨著金融體系的不斷發展，金融部門正日益走向壟斷，"1990年美國最大的10家金融機構只持有全部金融資產的10%；今天它們擁有的是50%。前20位的金融機構現在持有金融資產的70%——這是從1990年的12%上漲起來的。"這些巨型金融機構在經濟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特別是當工業企業與金融機構組成"金融——工業聯合體"後，金融部門的定價權力顯著提高，金融的觸角滲透到經濟活動的各個方面，包括微觀層面的非金融企業通過融資獲得資金，企業利潤來源以金融業資本為主，和巨集觀層面的金融部門相對於實體經濟部門利潤總量比重上升，國際間的經濟活動以金融資本運動為主，各國間實物和服務貿易居於次要地位。

　　（四）新自由主義占統治地位

　　由於主張國家干預的凱恩斯主義對滯脹問題解決乏力，新自由主義逐漸在理論上和政策上居於主導地位，其核心主張是儘可能減少國家干預，充分發揮市場對經濟關係的調控作用，實行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場化。其中，關於金融自由化的政策要求各國開放金融市場，實行外匯交易自由化，取消對金融的監管，使金融運作自由化。

　　在金融日益脆弱的環境下，與投機相適應的體制需要持續的新的資金註入—大部分資金是通過對工人階級提高剝削獲取的。對大多數美國工人而言，壟斷金融資本的經濟困境導致了一種好似停止簽證的情形:多數工人的實際工資已經停滯了一代或幾代;家庭債務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在上升;失業不充分就業在攀升;勞動力參與在下降反映了較弱的工作機會及由此而造成的挫折感>,人們的醫療保健福利、養老金及政府服務包括教育)都在減少;工人所支付的稅收份額也在擴大。從上述所有的情形可以看出:在壟斷金融資本條件下，“與財富的積累相對應”“工人階級的悲慘的積累”是前者的“一個不可或缺的條件”。

　　需要迫切說明的一個問題就是，壟斷金融資本新階段與帝國主義之間的特定關係。當前的十年中，新赤裸裸帝國主義出現了—其標誌是美國對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戰爭，美國軍事基地的全球擴張以及美國軍費的大幅度增長。華盛頓的野心首先是重新獲取美國失去的對世界經濟的霸權地位。但在帝國主義野心膨脹的背後，是美國高層對經濟停滯、控制全球石油供應和其他戰略資源以及金融統治和金融穩定性的基礎泡括美元霸權)的深切關註。

　　而且，這種新赤裸裸帝國主義是已經存在於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中的趨勢的延伸: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是對20世紀70、80年代經濟停滯蔓延的反應，並且利用了爆發於20世紀80年代早期的第三世界國家的債務危機，它帶著一種特殊的惡毒的外表。毫無疑問，為了從外圍榨取更多的剩餘，壟斷金融資本需要侵入貧困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生活。第三世界國家已遭受了長時間的巨大的凈剩餘輸出—以給位於世界體系中心的外國投資者和貸款者凈支出的形式。已困撓不發達國家的上述及其他的服務性支出給它們當前的國際收支平衡帶來了負面影響，並且往往把它們拉入赤字狀態。在這些國家，撤除任何外圍經濟對國際資本的有限控制和任何為其人民建立的有限支持，代表全球壟斷金融資本利益的新自由主義經濟重構，使整個狀況只能更糟。新自由主義重構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世界貿易組織三架馬車和中心國家的政府和公司牽頭推行，但最終由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軍事力量所支持，尤其是美國憲兵—它的破壞力量超過了所有其他帝國主義力量的總和。如果歷史是嚮導的話，那麼現今整個邊緣世界出現的對新自由主義的反抗將會遭遇到由美國所領導的帝國主義中心國家越來越多的干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