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規模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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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規模經濟（Corporate economies of scale），也稱企業規模效益

　　企業規模經濟的概念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企業規模經濟是指處於某一特定區位的經濟主體，如生產型企業或經營型企業，隨著生產和經營規模的擴大，單位產品成本不斷下降，收益呈現遞增的趨勢。廣義的企業規模經濟包括單個企業在某一特定區位通過生產和經營規模的擴大而形成的內部規模經濟以及由眾多企業在局部空間呈一定規模的聚集而帶來的外部規模經濟。^[1]

　　關於企業層次的規模經濟，目前廣為流行的理論觀點大致有兩種：一種是新古典經濟學的企業規模經濟概念，另一種是交易費用理論所講的企業規模邊界概念。這兩種觀點似乎都有欠缺之處：前者太過狹窄了，因為它僅局限於技術經濟意義上認識規模經濟；後者卻又太籠統了，因為以交易費用這樣一個外延如此寬廣的概念去界定所謂的企業規模邊界，無論如何都是太過寬泛了。理論經濟學對企業規模經濟的研究，在此基礎上拓展了規模經濟的概念，提出了企業規模經濟的四種形態。

　　企業何以擴張規模，從而實現企業組織的大型化?首先來考察傳統經濟學是如何解釋這個問題的。談到傳統經濟學對企業規模問題的論述，就不能不提到 A．馬歇爾。馬歇爾把分工及生產專業化與規模經濟聯繫起來。僅就這一點而論，已是一個理論創見，因為企業組織之間的分工(所謂行業內分工)確實是研究企業規模擴張的一個視角，而這一點在馬歇爾之前一直未受到其他經濟學家們的充分重視。在《經濟學原理》一書中馬歇爾提出了大規模生產的好處，他說：“大規模生產的主要利益，是技術的經濟、機械的經濟和原料的經濟，但最後一項與其他兩項相比，正在迅速失去重要性”。換言之，經濟規模主要是生產規模，核心內容是技術設備的經濟規模。這一思想，後來成為新古典經濟學談論規模經濟理論的主要依據。依此，馬歇爾把規模經濟歸結為兩類，即內在經濟和外在經濟。他寫道：“我們可把任何一種貨物的生產規模之擴大而發生的經濟分為兩類：第一是有賴於這工業的一般發達的經濟；第二是有賴於從事這工業個別企業的資源、組織和經營效率的經濟。我們可稱前者為外在經濟，後者為內在經濟。”。顯然，馬歇爾是從企業的角度來劃分規模經濟的種類的，所謂“外在”和“內在”都是相對於企業而言的。

　　這裡必須指出的是，馬歇爾雖然提出了內在經濟和外在經濟這一對概念，但他把論述的重點放在內在經濟。他把內在經濟的形成機理描述為：如果廠商的成本曲線是向下傾斜的，且是可逆轉的(reversible)，那麼隨著產量的增加，將導致單位產品的平均成本趨於下降；隨著產量的減少，平均成本又會回覆到原有水平(亦即是可逆轉的)。這種產量的增加所帶來的成本節省而產生的經濟效率，他稱為廠商的內在經濟或內在規模經濟。至於外在規模經濟，馬歇爾並沒有對這一概念作出系統而明確的界定和闡釋，故而為以後的經濟學者們留下了很大的爭論餘地。

　　馬歇爾關於規模經濟的論述，在後來的新古典經濟學者那裡被高度簡略化了。一方面，新古典經濟學所講的經濟規模，專指單一生產單位(企業、工廠或車間)的單純技術經濟意義的的規模：另一方面，新古典經濟學所說的規模經濟，只涉及到馬歇爾所講的內在經濟，而且還只是一種特定意義的內在經濟，即一種與生產設備之技術不可分性相關聯的內在經濟。

　　正是由於高度簡略化，所以才方便用數學形式來表述。在新古典經濟學那裡，企業內部規模經濟被理解為在一個正則擬凹的齊次生產函數中，若各生產要素投入的產出彈性之和大於 1，則該生產函數具有規模收益遞增之特性，即具有規模經濟的潛能。用數學形式來表達：設x1和x2為產出q的要素投入自變數， t為常數，k為大於0的任意實數，若有生產函數q=f(x1，x2)滿足f(tx1，tx2)＝tkf(x1，x2)，那麼，我們可以得出如下三個判斷：若k＝1，則上述生產函數的規模報酬不變，亦即不具有規模經濟的潛能：若k>1，則上述生產函數的規模報酬遞增，亦即具有規模經濟的潛能；若 0<k<1，則上述函數的規模報酬遞減，亦即也不具有規模經濟的潛能。這個k實際上就是x1和x2的產出彈性之和，也就是齊次生產函數的階。

　　在現實生活中，生產要素投入的產出彈性之和大於1究竟意味著什麼呢?按一般解釋，這主要是指企業生產過程中所使用的大型關鍵設備投入在產品總成本中占顯著份額，而這種關鍵設備投入作為固定成本，會隨著企業產量的增大而在更大範圍內得以分攤，從而使得單位產品的平均成本會隨著產量的增大而減少，由此產生了一種額外的效益即規模經濟效益。顯然，這裡的一個先決條件是關鍵設備具有技術上的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y)。又由於新古典經濟學一般認為常態的平均成本曲線是呈“U”型分佈的，所以規模經濟並不是無限的，而是存在著一個最優點，即單位產品的平均成本達到最小時的產量水平。當產量超過個最優點所對應的產量水平時，平均成本就會轉降為升，從而生產函數就隨之由規模經濟而轉變為規模不經濟 (scale diseconomies)。

　　新古典經濟學所談論的企業規模經濟概念至少存在三個基本理論問題：

　　第一，新古典經濟學者所說的“廠商”(firm)並不是一個明確的概念，它可以指一個生產單位(工廠或甚至工廠內部的一個車間)，也可以指一家包含著多個生產單位的公司(企業)，因此他並沒有區分工廠內部的(intra —plant)規模經濟與企業內部的(intra—firm)規模經濟；

　　第二，新古典經濟所說的規模經濟乃是一個靜態概念，而誠如馬歇爾所言，實際上的規模經濟起源於廠商之間的分工和專業化生產，包括工人的專業化和機器設備的專業化，那麼，這種生產專業化所帶來的額外經濟效率應是一種動態現象，表現為報酬遞增。用靜態概念及其分析模型去描述和解釋本質上屬於動態現象的規模經濟，至少在敘述邏輯上總顯得很不和諧；

　　第三，新古典經濟學所講的企業內部規模，實質上僅僅涉及純粹技術經濟意義的生產規模。這種意義的規模經濟具有兩個技術前提：其一是生產過程中的關鍵技術裝置在技術上具有不可分性，其二是對生產函數及生產成本曲線作出外在的技術性假設，如正則擬凹的齊次生產函數、“U”型成本線等。這些技術性假設對於新古典經濟學所說的規模經濟的存在都有是必要的，但這些假設卻大大的降低了新古典規模經濟理論的解釋力。

　　必須說明的是，我們指出新古典經濟學關於規模經濟概念所存在的理論問題，這一點絲毫也不意味著我們可以抹殺其理論的積極意義的一面。從理論角度講，新古典經濟學所講的規模經濟概念，雖然是狹窄的，但畢竟也稱得上對企業規模擴張的一種理論解釋。在現實經濟生活中，技術性因素確實也構成了企業規模擴張的一個重要因素，確實存在著技術經濟意義的規模經濟，它是由生產活動的技術特性所決定的。換言之，新古典經濟學者所看到的乃是一種特定意義的規模經濟形態，但卻把它當作一般意義的規模經濟來認識。

　　仔細閱讀《經濟學原理》一書便能發現，其實馬歇爾已經隱然觸及到企業聚集規模現象了。他曾說，一些專業化生產的工業總是集中在某一局部空間上 (他稱之為“地方性工業”)。但問題在於，馬歇爾只是將這種現象與行業生產特點聯繫在一起，而沒有從空間意義上去認識這種現象；他試圖用外在經濟這個概念去解釋這種現象，而問題恰恰就出在他的外在經濟概念上。

　　如前所述，馬歇爾提出了內在經濟和外在經濟的概念，但他卻始終未能前後一貫地闡明外在經濟這一概念的內涵。這是由於馬歇爾把外在經濟概念與報酬遞增聯繫起來，而他所推崇的長期競爭均衡模型，又無法解決存在報酬遞增情形下的長期競爭均衡的存在及其穩定性問題。因此，其外在經濟概念非但未能得到前後一貫的闡明，反而給後人留下很大的爭論餘地。在馬歇爾之後，有些經濟家甚至坦率地否定外在經濟概念本身，如奈特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另一些學者則說，馬歇爾之所以要引進外部經濟這個概念，目的只是為了輓救在存在著報酬遞增的情況下的長期競爭均衡的分析模型；言下之意，馬歇爾僅僅是為了自己的理論在邏輯上或純粹形式上勉強能夠“自圓其說”，才使用了外在經濟這個概念。還有一些經濟學者試圖保留外部經濟這個概念，並繼續在一種靜態分析框架內對它進行分類、再分類，但他們也未能真正闡明這個概念的本質內涵。

　　事實上，對外在經濟概念本質內涵的認識，並不發生在西方主流經濟學中，而是發生在區域經濟學這一邊緣交叉應用學科中。20世紀上半葉出現的區域經濟學引進空間向度(the spa tial dimension)，提出了聚集經濟概念，從而提示了空間意義上的外在規模經濟的涵義。與此相比，馬歇爾以及在他之後的主流經濟學則長期忽視了經濟活動的空間向度。在主流經濟學那裡，經濟活動似乎只發生在時間里，卻不發生在空間上。區域經濟學引進空間向度，實際了已超出了均衡分析的框架，從而使得揭示外在經濟的本質內涵成為可能。

　　聚集經濟概念的提出，乃基於人們對下列經濟現象的觀察，即經濟活動在空間上並非均勻分佈的，而是呈現局部集中的特征(區域經濟學管這叫“結點” [nodal points])如：在同一區位點上同類銷售企業聚集在一起(建材、服裝、傢具等專業市場)；生產同類產品企業在空間上的聚集(如電機城、鞋城、汽車城之類)；存在著產業縱向關聯的上、中、下洲工業在空間上的聚集；人口聚集以及與第三產業分佈之間的高度正相關，如此等等。這種空間上的局部集中現象往往伴隨著在分散狀態下所沒有的經濟效率，亦即導致了由企業聚集而造成的整體系統功能大於分散狀態下各企業所能實現的功能之和。換言之，眾多企業在局部空間上的聚集表現為一種規模報酬遞增的額外好處，我們稱為聚集經濟(economies of agglomeration)。聚集經濟在本質上乃是一種空間上的外在規模經濟。

　　“聚集經濟”概念最早是由阿爾弗雷德·韋伯提出來的，他在分析單個產業的區位分佈時，首次使用了“聚集因素” (agglomerative factors)這一術語。在韋伯之後，區域經濟學者佛羅倫斯(P．Sargant Florence)、奧古斯特·廖什（August Losch）等人，對聚集經濟概念作了進一步闡發。區域經濟學尚未能意識到，聚集經濟作為一種外在規模經濟在本質上乃是動態現象，但迄今為止，區域經濟學尚未能從動態上量化分析聚集經濟形成的動態機理，其主要原因在於動態意義上的聚集經濟涉及到動態區位理論，而這種動態區位理論要求異常複雜的數學分析工具，故而難度極大。儘管如此，聚集經濟的存在本身卻是從所周知的事實，雖然我們尚難以對它進行量化分析。

　　聚集規模經濟的存在對單個企業的規模擴張的作用是雙重性質的：一方面，當聚集經濟表現為正的外在經濟時，由於眾多企業彼此都享受著外在經濟的好處，亦即外部市場的交易費用是較低的，此時單個企業並不存在規模擴張的客觀需要，而是產生了組織分化的傾向，即把企業組織內部的某些職能分化出去，通過外部市場交易來完成。反之，另一方面，當聚集經濟表現為負的外在經濟(亦稱為外在不經濟)時，由於外部市場的交易費用較高，此時，聚集可能會誘使企業之間進行縱向一體化或橫向聯合，亦即產生組織整合的傾向，即企業規模將趨於擴大。那麼，就一個特定空間的聚集經濟而言，上述這兩種傾向中究竟是哪一種傾向占上風呢?這個問題目前還很難以回答，主要是因為聚集規模經濟本身還很難加以量化分析。但我們可以肯定的是，聚集經濟是客觀存在的，它構成了企業規模經濟的一種新的形態。

　　正是因為聚集規模經濟的存在對單個企業的規模擴張的作用是雙重性質的，所以我們可以觀察到這樣一種現象，即：某些中小企業本身並不具有規模經濟的潛能，甚至也不需要進行規模擴張，但由於它們處於成規模聚集的區位上，所以也能享受到規模經濟所帶來的額外效益。

　　與外在規模經濟概念相關聯的，除了上述的聚集經濟這一形態之外，還包含著另一種形態的規模經濟，這就是建立在多樣化經營基礎上的規模經濟，我們稱之為範圍經濟(economies of scope)。

　　按照古典分工理論，分工導致了生產的專業化並伴隨著技術進步，因而往往意味著專業化的大規模生產。可是，當某些產業的進入門檻不高並且不存在自然或人為壟斷時，專業化的大規模生產便往往會導致產業內的過度競爭。此時，企業生產所面臨的最大制約就是市場容量不足，生產極易出現過剩。當年亞當·斯密顯然已覺察到這一點了，所他在《國富論》中提出一個著名的命題，即“分工受到市場規模的限制”。馬歇爾也有類似的思想，他指出，分工和和專業化生產的最大難題就是市場容量限制問題。用他的的話來說，“在大規模生產的經濟具有頭等重要性的那些行業中，大多數行業的銷路[都]是困難的”。然而，我們認為，斯密和馬歇爾都只看到問題的一面。

　　問題的另一面在於，產業內的激烈競爭對企業形成一種強大的外在壓力，迫使企業千方百計地去尋求新產品、新的花色品種、新的使用功能、新的製造工藝，總之追求新產品和新技術開發能力上的優勢。這是因為，一旦新技術和新產品開發成功，至少在產品生命周期的成熟期之前，往往意味著企業實際上處於市場寡占地位，因而可獲取可觀的超額利潤，可以在競爭中占據優勢。

　　企業的這種追求競爭優勢的行為是通過開展R&D(研究與開發)活動實現的，其最終結果則是形成了企業多元化經營和企業規模的擴張。這是因為在企業內部，R&D活動一旦出現，它與企業多元化經營之間就形成一種正反饋(良性迴圈)。雖然說企業實施多元化經營策略的原本動機只是為了追求競爭優勢，而不是如通常所理解的那樣只是為了單純追求規模擴張。但是，作為這種正反饋的最終結果，卻導致了企業規模的擴張。其中的機理是這樣的： R&D部門一旦在新技術和產品開發上取得成功，便往往意味著企業內部一個新的生產領域的產生，而這種新生產領域的產生又往往會帶動一系列新的外溢效應(一種外在經濟效應)，如新設備的生產、新的售後服務網路建設、對新材料的需求、廣告活動，如此等等。企業為了將這種外在經濟效益加以內部化，於是就設立了多部門和跨領域的生產或經營單位。這樣，最終結果就一方面導致了企業經營的多元化，另一方面也導致了企業總體規模的擴大。

　　由這種經營多元化和企業規模擴張所帶來的新的經濟效益，表現為一種規模報酬遞增，而這種規模報酬遞增所帶來的額外效益就是範圍經濟。範圍經濟這個概念，一方面與企業的規模有關，因而也屬於一種規模經濟，另一方面又與企業經營多元化有關，它得自於多元化經營下外在經濟的內部化，所以它是一種在多元化經營的條件下由外在經濟的內部化而產生的規模經濟形態。可見，範圍經濟既不同於新古典經濟學所講的技術意義上的廠商規模經濟，也不同於空間意義上的聚集規模經濟，它是一種新的規模經濟形態。

　　在激烈的市場競爭環境下，多元化經營以及由此而來的範圍經濟，構成了企業的一種競爭優勢，這種競爭優勢能給予企業帶來諸多額外好處，包括： (1)多元化經營所產生的外在經濟的內部化，形成了源於多種業務活動之間的一系列的外在規模經濟效益，如生產本身的外在規模效應、廣告宣傳的外在規模效應，知識之間的互補所帶來的外在規模效應、營銷網路建設的外在規模效應，如此等等；(2)多元化經營還會帶來的經營風險的分散(所謂“莫把所有雞蛋放在一個籃子”)，增強了風險承受能力，從而加強了企業在市場競爭中的穩健性；(3)成規模的多元化經營，可以使得專門化的R&D費用在更大範圍內得以分攤，而R&D活動的專門化發展又反過來促進了企業多元化經營和企業規模擴張，因而形成某種正反饋；(4)專業技術的多元化本身也為成功的技術開發活動創造了有利條件，這是一種多學科的協同效應在起作用。這些好處都可以歸結為範圍經濟。

　　範圍經濟也是一種普遍存在的規模經濟形態，它可以解釋當代企業的多元化經營的發展，西方學者對多元化經營所做的經驗研究表明，在20世紀中期以來，尤其是在六、七十年代，發達國家的企業多元化經營已呈顯著上升之勢。最新研究資料顯示，在西方主要發達國家中，企業多元化經營的發展態勢仍在繼續；在當今國際市場上唱主角的那些巨型企業(主要是跨國公司)，絕大多數都屬於多元化經營企業。多元化經營之所以獲得廣泛的發展，其經濟學解釋就是範圍經濟的存在。多元化經營成為企業規模擴張的一種方式，而範圍經濟這一規模經濟形態則為這種方式的企業規模擴張提供了理論解釋。

　　除了上述形態的規模經濟之外，還有一種規模經濟形態是與產權配置效率相關聯的。由於專用性資產之間的互補關係或關係專用性資產的存在，因產權配置效率上的考慮而導致企業之間的一體化，由此而產生了另一種形態的規模經濟，本文稱之為一體化規模經濟 (scale e conomies of inter-firm integration)。此種形態的規模經濟的特殊之處在於：它與資產專用性及其產權配置密切相關。所以，要理解這種規模經濟的形成機理，就必須從資產專用性說起。

　　關於資產專用性的初步思想，最早是由馬爾沙克等人提出的，後來威廉姆森對資產專用性概念進行較全面的闡發。威廉姆森把資產專用性定義為“在不犧牲生產價值的條件下，資產可用於不同用途和由不同使用者利用的程度”。在威廉姆森看來，使用專用性資產的廠商，雖然降低了生產成本，但同時卻提高了交易費用，表現為強化了對交易伙伴之間的依賴性。由於這種依賴性的存在，以企業制度代替市場組織就成為必要。在威廉姆森那裡，這種替代的具體表現就是縱向一體化，其結果則導致了企業規模的擴張。可見，威廉姆森已經部分地揭示了資產專用性與企業縱向一體化擴張之間的內在聯繫，但是，他還未能透徹地揭示一體化規模經濟形成的內在機理。

　　真正透徹地揭示一體化規模經濟形成內在機理的經濟學者，當數O·哈特。哈特的主要貢獻在於將資產專用性與產權配置效率內在地聯繫起來，從而揭示了一體化規模經濟的形成機理。哈特從資產專用性出發，提出了關係專用性資產的概念。他認為，就資產關係來說，可分為資產的互補性與資產的獨立性兩種。在此基礎上，哈特以合同的不完備性為理論出發點，指出合同不完備性的經濟含義在於導致了重新協商過程中會產生事後成本和事前成本，其中最重要的是涉及到事前關係專用性投資問題的重新協商成本。正是由於合同不完備性而導致的重新協商成本，才使得產權配置變得十分重要。在哈特那裡，所謂產權實即所有權，其本質內涵在於剩餘控制權；所謂產權配置，實質上也就是剩餘控制權的配置。哈特提出了關於關係專用性資產的產權配置原則，這些原則被稱為“哈特定理”，其主要內容可歸納為兩個命題：其一，當兩家企業的專用性資產之間彼此不存在相互關係，而兩家企業的當事人分別對各自的資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時，那麼，這兩家企業的資產應歸各自的當事人分別擁有(或所有)；其二，當兩家企業的專用性資產彼此存在高度互補關係時，則這些資產應被單獨擁有或者共同擁有 (或所有)。

　　對於哈特定理可作如下闡釋：

　　(1)如果兩家企業的各自專用性資產之間並不存在相互關係，那麼這兩家企業之間也就沒有什麼業務合作關係。這種情形下，企業之間採取單純的市場交易方式也就足夠了，因而企業各自資產可以採取分別所有；

　　(2)當不同企業的專用性資產之間存在著高度互補，而各自的所有者進行合作的事後的制度運作成本又是十分高昂(如存在著因專用性資產的可替代性低而導致的“敲竹杠”現象)的時候，採取單純的市場交易方式的合作(包括長期契約)就不夠了，因為機會主義行為傾向會使得這種交易方式的合作在事前難以形成真實的共同信息，從而會導致高昂的事後的制度運作成本。這時，合作應當採取企業制度的形式，而高度互補的專用性資產則應當採取共同所有，換言之，兩家企業應當合併成一家。

　　哈特定理的啟示是：當不同企業的不同業務所涉及的專用性資產之間存在著高度互補關係時，企業的兼併(一體化)就成為產權配置效率的客觀要求；而企業間兼併則導致單個企業組織的規模擴張，帶來了一種特殊的規模經濟形態，即一體化規模經濟。一體化規模經濟既實現了產權配置效率，也體現於交易費用的節省，因而是一種新的規模經濟形態，也可視為對企業規模擴張的一種新的理論解釋。

　　隨著我國加入WTO和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的進一步加快，我國的各行業正面臨越來越嚴峻的市場環境。企業作為國家競爭的微觀主體，其競爭能力也是決定一國競爭優勢的關鍵所在。面對日趨白熱化的國際競爭，特別是來自國外跨國公司的競爭壓力，儘快打造“中國企業的航母”，以更好實現規模經濟和提高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已成為各界共識，國家為此也專門制定了重點培育幾十傢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型企業和企業集團的戰略和措施。本文以目前國內企業對企業規模與規模經濟存在的一些認識誤區為切入點，提出我國實施大企業戰略需要深化的幾點認識。

　　一般認為，現代大企業的優勢主要源自於規模經濟與範圍經濟，即科學技術的演進是大企業得以產生和發展的根本性原因。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這種認識，也是我們現有的關於大企業知識的主要理論淵源，它為我們指出了企業規模擴張的內在動因。

　　規模經濟一般指的是規模與成本的關係，當平均成本隨著生產的產品和服務的數量的增加而下降時，就出現了規模經濟。如圖1所示，在達到長期平均成本曲線的最低點M（最低有效規模，MES）之前，當產量從Q1增至Q2時，平均成本也相應由AC1降至AC2。這裡M點非常重要，它的經濟學意義是，企業在選擇生產能力規模或進行投資時，至少要大於這一產量水平。規模經濟性決定了市場上每個競爭者為了繼續生存所必須占有的市場份額，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在某一產業中進行競爭並能獲利的企業數目的上限。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實現了持續、穩定、健康發展，主要行業的規模結構有了根本的改觀，但是與發達國家相比仍有很大的距離。例如，代表著中國內地大企業總體發展水平的“中國工業500 強”，其1998年度的平均資產規模、銷售收入、人均利潤、人均收入、資產利潤率及銷售利潤率僅相當於當年“全球500強”平均水平的0.9%、 1.7%、12.3%、9.5%、24.7%及131.6%；是當年“全美500強”平均水平的2.5%、3.5%、9.1%、10.7%、12.0%及 86.2%。

　　總體上，我國工業企業的“規模經濟”並不是處處可見的東西；不僅如此，也有很多經濟學家甚至發現，“規模不經濟”是中國工業企業的典型特征（張軍，2002）。加入世貿組織後我國面臨挑戰的行業大多屬於資金、技術密集型產業。這類產業一般都有很高的規模經濟要求和技術素質要求，只有大規模生產才能降低成本，保證產品在價格上的競爭力；只有大規模投入才能形成自主開發能力，保持產品在技術上的競爭力。因此，改變目前中國企業規模結構現狀，有效實現規模經濟，增強企業競爭力已顯得十分迫切。為此，國內企業也紛紛制定了實現企業規模擴張的長遠規劃。

　　但是，同時我們也應冷靜看到，國內一些企業對企業規模與規模經濟的認識仍存在誤區，比如在企業規模的確定上，片面強調越大越經濟，卻忽視了規模經濟實現的條件，結果出現越大越笨、越笨越死的局面；在規模經濟層次的把握上，混同工廠規模經濟與企業規模經濟，致使企業難以針對自身癥結制定正確的發展戰略；在規模經濟的實現上，錯把規模當作效率的原因，致使企業本末倒置，缺乏應有的市場競爭力等等。因此，在我國企業致力於打造中國的“企業航母”、實現民族經濟振興的時候，重新深化對企業規模與規模經濟的認識應是十分有益的。

　　（1）區分規模經濟的兩個不同層次：工廠規模經濟與企業規模經濟

　　工廠規模經濟主要是指因大批量生產能夠採用更先進的工藝，更大型、更專業化的設備，實現標準化、專業化和簡單化作業，從而大量減少單位產品的設備投資，大量節約原材料和能源。而企業規模經濟形成的原因主要是，企業規模的放大使企業的經營具有更大的靈活性，有可能經得起暫時的虧損，有能力開發風險大但同時盈利性也更大的產品，可以大量減少廣告促銷費用，有利於發揮現在商標和企業商譽的潛在價值等。它可以指生產經營同類產品的若幹個工廠（或生產線）實現橫向一體化，或處於生產經營過程不同階段的工廠（或生產線）實現縱向一體化，以及生產經營多樣化等三種途徑所產生的規模效益。工廠規模具有很強的規模經濟性，而企業的規模經濟性要相對小得多。一般來說，工廠規模的擴大，會導致規模經濟的出現，而對於僅僅是企業規模的擴大，應持警戒的態度。

　　從理論上講，規模的經濟性首先是工廠規模經濟，在此基礎上，再追求企業規模經濟。沒有工廠規模經濟的企業規模如無源之水，是難以長久的。實際上，我國目前不少企業首先急待解決的即是工廠規模經濟，這在機械、電子、汽車、煉油、和鋼鐵等行業中表現尤為突出。這種工廠規模不經濟嚴重影響了企業的創利能力，也使大企業缺乏成長的空間。因此，重新明確工廠規模與企業規模的區別，有利於企業辨別自身規模經濟的缺乏來自哪一層次，從而對症下藥，制定正確的發展規劃，避免盲目擴張，形成有規模無效益的局面。

　　（2）規模經濟必須基於加強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規模不等於效率，規模是效率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企業規模只有與其競爭力掛起鉤來才會顯出實際意義。

　　根據麥肯錫咨詢公司的觀點，核心競爭力是指某一組織內部一系列互補的技能和知識的結合，它具有使一項或多項業務達到競爭領域一流水平、具有明顯優勢的能力。核心競爭力主要包括核心技術能力、組織協調能力、對外影響能力和應變能力，其中創新是核心競爭力的靈魂，主導產品（服務）是核心競爭力的精髓。

　　核心競爭力的概念對於正在致力於規模擴張的中國大企業來說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因為公司在一定時期所擁有的資源是有限的，而且其採取不同活動所能產生規模經濟的潛力是不同的，因此集中公司資源，在企業價值鏈中選取最能創造價值的“戰略環節”，致力於形成有競爭力的規模優勢就顯得格外重要。近年來，隨著競爭的加劇，一些企業不再單純追求經營規模的擴大，而是通過分拆、重組、將不相關的業務出賣，或變成獨立的公司，甚至縮小企業的規模，使之集中於主業，從而培養自己的核心競爭力。這種變化即是基於對規模的重新理解，即規模不只是總的規模，而是具體在某些產品、產業上的規模和核心競爭力。

　　核心競爭能力帶來企業規模擴張，而規模優勢又強化了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因此面對激烈的國際競爭，我國企業只有註意突出主營行業優勢，明確企業的規模、產業邊界，加強培養自身的核心競爭力，形成專業化的規模優勢，才能取得成功。

　　（3）理解規模經濟須動態化

　　規模經濟的大小一般也會隨著產業生命周期階段的發展而發生變化。當技術獲得發展、產業漸趨成熟的時候，規模經濟也常常隨之增加。然而，相反的情況也會發生。例如，在鋼鐵產業，微型工廠技術取代了傳統的垂直整合工廠，大大降低了最低有效規模的水平。同時，這些變化未必一定均勻地出現在公司的所有活動中。有時，改變規模經濟並不導致公司規模的直接擴大，而很可能激發某一產業的重新配置和促使垂直鏈中某一具體階段的專業廠商的出現。

　　技術進步的日新月異決定了規模經濟概念的動態化，也意味著公司的有效規模應處於不斷調整之中。因此，規模經濟包含的實際上是一個適度規模、有效規模，實務中切忌將其教條化。

　　（4）規模經濟：技術和制度的雙重觀點

　　如前文所述，技術水平是決定規模經濟的重要因素，而值得註意的是，制度因素同樣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力。

　　規模經濟的實現受內、外部條件的共同影響。從規模經濟的外部條件來看，除了一國的經濟與社會發展水平和市場容量影響規模經濟外，交易效率起著決定性作用。如果在市場的制度層面，產權界定不清、信息公開程度低、法制軟弱、市場封鎖，在基礎設施上，運輸途徑狹窄、運輸成本高、信息傳遞慢，則市場半徑必然很小、市場的規模難以擴大，分工、專業化和規模化失去了存在的基礎。從內部條件考慮，企業的管理水平是影響規模經濟實現的重要因素。規模經濟要求各種要素能夠在適當的時間、適當的地點，以適當的方式組合起來，而且規模越大，這種組織工作的複雜性也在提高，對管理的要求也就大大提高。管理除了技術性的因素以外，由於信息不對稱所招致的問題也很突出。所以，規模經濟還要求健全有效的企業治理結構。

　　對中國目前的大企業來說，所謂“企業規模”及其競爭力，已不僅僅是技術概念，更重要的是體制和機制概念，由這一點看來，中國企業要真正做大做強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它需要企業和政府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