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產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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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產階級（middle class）

　　中產是指中等財產，和社會階級無關。中產人家大多從事腦力勞動，主要靠工資及薪金謀生，一般受過良好教育，具有專業知識和較強的職業能力及相應的家庭消費能力；有一定的閑暇，追求生活質量，對其勞動、工作對象一般也擁有一定的管理權和支配權。同時，他們大多具有良好的公民、公德意識及相應修養。換言之，從經濟地位、政治地位和社會文化地位上看，他們均居於現階段社會的中間水平。

　　中產階級是一種社會階層，在現代社會中，指擁有一定程度的經濟獨立，例如有安定、較高薪酬的工作，在現代社會對社會的發展和穩定起很大的作用。此詞常用於專業人士、學者、知識份子，或大企業、公營機構、政府部門的中級管理層，或中小型企業東主，中學、小學、幼兒園校長、教師、社工和護士等。

　　中產階級是有相對穩定的收入，穩定的社會地位，穩定的心態，因而希望社會穩定的社會階層。不管標準怎麼定，完全具備以上三個特點，就可以歸為中產階層。

　　而且，以上三點是以因果，以前提條件排列的。有相對穩定的收入，才能談到社會地位，有了穩定的收入，地位，心態自然穩定，心態穩定，自然不希望社會變動。中產階層多了，社會當然穩定。

　　中產階級有時也被戲稱夾心階層，意即他們既不如上層社會人士般享有巨大財富，又不像低收入人士般能享受社會福利保障，夾在中間。

　　中產階級的界定因素隨各國有所分別，但基本上多以收入及擁有資產作界定，其他因素則包括教育、專業地位、擁有住屋或文化等。例如擁有大學學位的人，多數可躋身中產階級的行列。而擁有自置物業及私家車，亦是中產階級的象徵。

　　關於中產階級的流行定義

　　他們大多從事腦力勞動，主要靠工資及薪金謀生，一般受過良好教育，具有專業知識和較強的職業能力及相應的家庭消費能力；有一定的閑暇，追求生活質量，對其勞動、工作對象一般也擁有一定的管理權和支配權。同時，他們大多具有良好的公民、公德意識及相應修養。換言之，從經濟地位、政治地位和社會文化地位上看，他們均居於現階段社會的中間水平——這是一個貌似明晰，實則含混的定義。

　　就是這樣含混的定義，也仍舊有人表示不同意。這個定義強調的是職業(職務)和經濟收入，而作家王朔就說，“中產階級不見得要從經濟收入上劃分，安於現狀的，尊重既有社會等級和道德規範的都可在觀念上列入中產階級。”對王朔的定義，當然同意的人就更少。按王朔的說法，中國最大數量的中產階級應該出現在10來億安分守己的農民中間，眾所周知，中國農民中的大多數，現在首先要解決的問題不是“中產”，而是溫飽和小康。

　　自中共十六大報告提出未來若幹年在我國要大力發展中等收入階層，一些政治嗅覺靈敏的經濟學人就將中等收入階層與時髦的中產階級划上了等號。這樣的倡論，其作秀成分多過嚴肅的學術探討。

• 中國大陸

　　在中國大陸，2005年國家統計局根據人均GDP和購買力給出中產階級的家庭年收入在6萬至50萬人民幣之間的結論。

• 香港

　　在香港，根據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呂大樂的界定，收入並不能夠成為被強調的起點。呂大樂說“這（收入）不是一個太有用的分類”。 “就香港而言，月薪2萬到5萬港幣完全可以排到中等收入群體了，但是，這並不是等同於你就成了中產階級，還要看你住的房子的房價，你的消費方式，是否住在體面的樓盤，是否有定期的度假等等”。呂大樂界定中的香港中產階級更重要的是按職業群體劃分，同時強調“他們是成功透過教育渠道和憑著學歷文憑而晉身。”按照這樣標準，香港的中產階級最多占到人口比例的20%到30%。

　　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的定義，每個月收入1萬至4萬港元的住戶列為中產住戶，這類住戶占了整體住戶數目的55%。

• 美國

　　就收入而言，美國的通產家庭年收入在3至20萬美元的即可認為屬於中產階級，據估計大約80%的美國人屬於中產階級。

　　一篇文章提出中產階級的十大標誌：

·1、年收入20萬元以上。

·2、持有已經上市的股票或者期權，至少有希望於近期內上市。

·3、有度假小屋或別墅以及一輛看上去不錯的車，跟人合買的也算。

·4、有豐富的夜生活，不一定是去夜總會或者打麻將，通常是商務談判或者聽音樂會。

·5、有外國身份或者至少在外國呆過三年以上。

·6、對一些時髦的文化，如MP3或者彩信均不感興趣，但對於古老文化非常感興趣，對各個國家的古文明有一定知識，特別是有古玩方面的知識。

·7、知道各種禮儀，風格是美式的，但心裡崇拜歐洲。

·8、知道最新上演的歌劇和芭蕾舞劇。

·9、談話中經常夾雜外語單詞，聽眾不懂再用中文解釋。

·10、著裝隨便，但不是普通的隨便，而是一種非常刻意的隨便。

.11、有否田園情結、能否享受寂寞、孤獨自守、喝啤酒紅酒、聽爵士樂

這幾年中產階級吵得很熱鬧，但究竟什麼是中產階級？哪些人屬於中產階級？至今沒有幾個人能夠清楚定論。社科院專家陸學藝和他領導的研究小組在農曆馬年底發表《當代中國社會各階層研究報告》，“以職業分類為基礎，以組織資源、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的占有狀況為標準”，將當代中國劃分為10大社會階層。

　　中產階級的劃分標準通常有兩個，一是職業，二是人均或家庭收入。以職業區分中產階級，存在較多爭議，如同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局長、處長與一般科員、辦事員顯然就難以相提並論，“重要”機關工作人員如工商局、稅務局工作人員，與“一般”機關工作人員如地震局、檔案局、老幹部局工作人員，在收入與社會地位上的差距，恐怕亦不可同日而語。同為IT技術人員，一些人可能住別墅開洋車，一些人則只能天天吃泡麵擠公車。更多的人，包括經濟學家在內，傾向以收入作為中產階級劃分的惟一標準或主要標準。但即使大家都以經濟收入為標準區分誰是中產階級，誰不是中產階級，也仍舊存在著眾多的不確定性和定量上的混淆。比如在美國，有人認為凡年均收入在3萬美元至10萬美元的人群都屬於中產階級，以此標準衡量，美國95%以上的人都應該屬於中產階級。另一些人則認為，美國中產階級的人年均收入標準應該在2.5萬美元至10萬美元，凡人年均收入在此區間的，都可以算是中產階級。以此標準而論，美國中產階級大約占總人口的 80%。

　　在號稱中產階級大本營的美國，區分中產階級的標準尚如此混淆，世界其他地區就更不用提了。拿印度來說，按印度“政策研究中心”的說法，印度現有中產階級約3億人。印度“國家應用經濟研究理事會”是印度中產階級標準的制訂和發佈者，其發佈的印度中產階級標準是：凡年均稅後收入在3.375萬盧比到15萬盧比(約合700-3000美元，目前美元對盧比的比價為1∶48.5左右)的家庭均可算是中產階級家庭。按此計算， 2001年，印度有6000萬個家庭已經躍升為中產階級家庭。以一家5口計算，印度目前有中產階級3億人。

　　《2015年全球財富報告》對中產階級的定義通過財富級別而非收入區間來界定中產階級。這份報告稱，如果以美國為基準，當地人的財富標榜為5萬至50美元（按照2015年中期的價格計算）來界定中產階級成年人，並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購買力系列，持平值按當地購買力計算，那麼在中國擁有20萬至180萬的財富，就可以稱之“中產階級”。

　　以此看來，一個國家的中產階級，是你說有多少就可以有多少的，因為缺乏統一標準，隨意性非常大。以印度中產階級的標準而論，倘若戶年均收入700美元就可算為中產階級家庭，700美元按現在我國的外匯比價，也就相當於6000元人民幣左右，分攤到一家5口，年人均大約只有1200元人民幣左右，平均每人每月100元人民幣。這樣的收入水平，在中國的許多地方恐怕連吃口飽飯都成問題，就別提什麼“中產”不“中產”了。美國商業部在宣佈印度是目前世界上十大新崛起市場之一的時候說，印度目前的中產階級已經達到了1.75億人左右(比印度有關機構的估計幾乎少了一半)，在未來，這些印度中產階級每人至少還要購買一臺電視機、一臺錄音機、一個壓力鍋、一個弔扇、一輛自行車、一塊手錶；他們中2／3的人還要購買一輛輕便摩托車、一臺彩電、一個電熨斗、一個食品攪拌器和一臺縫紉機；一半以下的人要買一臺冰箱……“這將是多麼大的一個消費市場！”在旁人看來，這更像是美國式的黑色幽默。

　另外，有數字說，新加坡300萬人口中約90%以上屬於中產階級，新加坡家庭年均收入普遍在2萬美元以上；南韓人均年收入約1萬美元，都可算是中產階級，但在南韓，很多人沒有房子，且南韓工人人均負債1萬美元以上；馬來西亞自己估計，馬來西亞的中產階級大約占總人口的60%，約1800萬人左右，這部分人人均年收入約在1萬美元左右。可見標準都不一樣。

　　可資比較的是，2001年美國研究顧問公司曾進行過一項中產階級生活費調查，以住房費、交通費及娛樂費等作為基準，依據一個年薪10萬美元的3人美國家庭在美國底特律的生活開支，比較了全球22個城市的生活指數。

　　一個3人的美國底特律家庭，年收入10萬美元，人均3.3萬多美元，這樣的收入水平，在美國只是一個中產階級的起步水平，也就是說頂多只能算是一個美國的下中產，但要在北京達到美國底特律下中產家庭的生活水平，則一年需要78萬港幣，也就是約80萬人民幣。這是許多中國家庭一輩子也不敢夢想的一個數字。可見彼也中產，此也中產，彼中產與此中產不可相提並論。

　　所以，包括中共中央黨校教授青連斌在內，有很多學者認為中國現階段根本就不存在所謂的中產階級。中國目前的狀況是，有中產，而無“階級”。

　　另外一些學者則對中國中產階級的標準莫衷一是。有學者主張，在中國年均收入達到1萬至4萬人民幣的，就可歸入中產階級。年均收入1萬元人民幣，在北京、上海這樣的城市大概只夠勉強糊口，想買房買車絕無可能，而擁有私人的住房、汽車是中產階級的兩項硬指標。以北京現有的房價水平，年收入1萬元，在北京四環旁邊買套建築面積在100平米左右的房子，不吃不喝大概需要50年。

　　確認一個國家的中產階級標準不能脫離這個國家的實際發展水平，但也不能隨心所欲，為獲得一個較好的外部形象，或為了討領導歡心，隨意將標準拔高或降低。中國近20年來，在經濟上和社會文化上確實獲得了長足的發展，但在世界上總體還處於一個較為落後的水平。根據國外有關機構的研究，一直到2000年，中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尚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3/5，只有世界高收入水平國家的14%強。依中國實際的經濟和社會文化發展水平，一些專家認為，比較合理的有關國內中產階級的界定，應該是人均年收入在1萬至5萬美元左右，也就是8萬至40萬人民幣左右。只有具備這樣的收入水平，中國的中產階級或許才能夠具有“相應的家庭消費能力”，才能夠去追求一定的“生活質量”，才能夠符合有關中產階級的一條條硬性或軟性的定義，否則的話，中產階級就只能是“脫貧”或“溫飽”的另一個代名詞。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組首席科學家牛文元提出判斷一個國家是否形成足夠大的中產階層的五條標準，

　　一，城市化率是否達到七成以上；

　　二，“白領”社會勞動力是否大於或至少持平於“藍領”；

　　三，恩格爾繫數是否平均降到了0.3以下；

　　四，基尼繫數是否控制並保持在0.25至0.30之間；

　　五，人均受教育年限是否達到12年以上。

　　倘若中國真的有名副其實的中產階級，那麼中國的中產階級有多少？哪些人群構成了中國的中產階級人群？

　　國家統計局城市調查總隊於2002年5-7月在河北、天津、山東、江蘇、廣東、四川、甘肅、遼寧等8個省(直轄市)採取多相抽樣的方式抽取大、中、小城市 3997戶居民家庭作為有效樣本戶，進行了中國首次城市居民家庭財產調查。調查結果截止2002年6月底，我國城市居民家庭財產戶均總值22.83萬元。考慮到這是戶均財產總值，這已經是一個比較驚人的數字了，所以，報告一經發表，就引發了眾多質疑。然而，更為驚人的數字出現在今年2月，北京市統計局公佈，北京城鎮居民平均家產達47.5萬元，比全國城鎮居民平均水平22.83萬元高出1倍有餘。這個數字一公佈，一時輿論嘩然。

　　統計局數據的真假，其可信度，我們不想討論。我們可以通過另一個途徑衡量中國到底有多少中產階級。2003年初，中國人民銀行發佈統計報告，截至2003 年2月末，我國居民本外幣儲蓄存款餘額已經超過10萬億元，達到10.03萬億元。另一組數據，也就是社會上傳說的，國內51%的居民儲蓄存款集中於 20%的少數富裕個人和家庭手中。換句話說，這意味著20%的富裕個人和家庭占有了我國10萬億居民儲蓄存款中的一半還多。為計算方便，假若我們將每一個存款賬戶都看做是一個家庭，而每個家庭人數以標準的3口人計算，中國13億人口，可分為4.3億個家庭，其中的20%，也就是不到9000萬個家庭，擁有國內10萬億居民儲蓄存款中的5萬多億，戶均將近6萬元，若其中又有1/3，可歸入所謂的中產階級，則中國中產階級的人數到不了1億人，最多也就是幾千萬人。我們還可以看看另一組數據。有消息說，截止2002年底，北京擁有私家車超過90萬輛，如果我們假設每一輛私家車背後都站著一個“中產階級”，則北京有中產階級超過90萬人。假若全國各省市都達到北京這個水平，全國則有將近3000萬人的中產階級。另外，還有一說，中國目前有1000個億萬富翁，有 300萬個百萬富翁，如果此說可靠，那麼就很難相信一些“專家”所樂意張揚的，當前中國中產階級超過2億人的說法。事實上，我們相信，中國目前擁有 3000萬人左右的中產階級是一個較為可靠的數字。

　　我們在這裡所說的中產階級，是比較“高標準”的中產階級，即在經濟上，人均年收入達到1至5萬美元。眾目所睹的事實是，中國中產階級目前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以及長三角和珠三角的少部分城市，只有達到如此收入，才有可能在這些地方買得起一套象樣的“中產階級標準”的商品房，滿足中產階級至少有一套房子，多數有一輛車子的隱性標準。

　　據國家統計局城市調查總隊的調查，目前國內城鎮居民的收入標準呈現階梯狀分佈的特征。

　　有一個說法，當代中國社會最富裕的10類人分別是：1、私營企業主和個體戶；2、國有企業承包或租賃經營人員；3、股市上的成功者；4、三資企業的高級員工；5、有技術發明的專利人員；6、演藝界、體育界的明星；7、部分新經濟的CEO；8、部分律師、經紀人和廣告人員；9、部分歸國人員；10、部分學者、專家。這一說法與國家統計局城市調查總隊的調查基本相符，也從另一個方面證明瞭這一“民間傳說”的可靠性。中國中產階級最大量的應該產生於上述10類人群。其中，尤其值得引起人們註意的是私營企業主以及三資企業的高級員工。近年來，隨著私營企業的飛速發展和部分國企的變相私有化，私營企業已經成為我國中產階級的製造機。同樣，如摩托羅拉等類的跨國公司也都像流水線似地替中國複製著“稀缺”的中產階級。

　　關於中國中產階級的未來，有許多說法。國家信息中心某人士去年在深圳說：“未來五年，中國將有兩億人口進入中產階級消費群。”此人士將其所指的中產階級，定義為“擁有穩定的收入，有能力自己買房買車，能夠將收入用於旅游、教育等消費的人群。”其信心之爆棚，令人瞠目，只是不知其講話的根據何在。著名的美林公司也預測說，未來10年內，中國中產階級人數將達到3.5億。但美國法院去年的一項判決告訴我們，即使是像美林這樣的國際公司，有時候為了利益的需要，也是經常會說謊話的。所以，對這樣的“悅耳”之言，我們需要兩面來聽。

　　中國未來需要更多的中產階級，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除上述10大富裕人群及一部分國家公職人員外，北大教授蕭灼基認為，未來中國中產階層將主要來自以下五類高級人才：其一，能將科技成果轉化為產業的科研人員。他們將自己的研究成果以技術入股的方式，投入到企業中，如果該企業上市，他們就可獲得大量的分紅。其二，金融證券業的中高層管理人員。不是指現行體制內的從業人員，而是指民營、外資企業的工作人員。其三，中介機構的專業人員，如律師、會計師、評估師等。這些人的收入在中國加入WTO以後，將會大大提高。其四，外資企業中的中國中高層人員。在北京，已經有了所謂的“首代”階層，即外國公司在中國的首席代表，他們與國外同類人員同工同酬，又享受國內的低廉消費。其五，一部分私營企業家。另外，股市的一些股民也有可能成為中產階級的一員。

　　世界銀行(World Bank)2006年12月13日發佈的年度全球經濟展望報告，報告對中產階級的定義，是指那些年收入介於巴西和義大利人均收入水平之間的人群（分別約為 4000美元和1.7萬美元）。目前，這些幸福的少數階層僅占全球人口的7.6%。但報告預測，到2030年，他們的數量將增至12億，占全球人口的 16.1%。屆時，40%以上人口進入富裕和中產階層的發展中國家數量將超過30個。而目前，達到這一標準的發展中國家只有6個。

　　老式中產階級主要以農場主、小企業家、自由職業者為主，更多是從事物質生產的生產管理者。財產與權力是緊密相關的，個人的權力由自身財產所決定，而不必受更大範圍內組織系統的權威所支配，社會經濟地位往往比較高。所有者通過自己的財產占有去工作，即使勞動市場並不樂觀，這些小業主們仍能靠自己的莊園謀生。因此，最初的老式中產階級以自雇的方式與其勞動、工作、生活相聯繫，並沒有與自身的勞動力形成“異化”。在南北戰爭爆發之後，工業化逐漸深入到社會的各個角落，以農業、種植業為生的農場主、種植園包工頭逐漸被邊緣化，新中產階級悄然而起。

　　新式中產階級主要以學校教師、推銷人員、專業人員和辦公人員為主體，並由處於科層制頂層的權威人員制定並解釋規則，更多是從事知識信息產業創新、符號再生產的文化工作者。在權力高度集中的資產階級社會，只有少數人擁有並支配權力，悄然興起的大多數白領人員受他人之雇、以給別人打工的形式出賣自己的笑容、時間乃至人格。由於20世紀中葉的美國在社會地位的層次方面劃分不清，白領人員的名望很不穩定，在很長時期內處於地位恐慌的狀態，形成了社會地位的“無產階級化”，其社會地位與聲望並不像老式中產階級那般顯赫。他們不僅並未擁有非常高的社會地位與相應的高薪水，而且與自身的勞動力發生“異化”。

　　同老式中產階級有所不同的是，新中產階級與生產的創造性、動態性、獨特的人類潛能相分離，這種異化的程度並不受其工資的漲幅而有所淡化。以掙工資為目的的工作，不管工資有多高，都有可能導致異化，尤其是白領工人之間的異化。推銷人員、進貨員、巡視員……在這種去技術化的工作中，工作本身的技術含金量被大打折扣，一個人能勝任的工作，另一個人在操作時也完全不會受到技術性的阻礙，員工之間的相互替代成為可能。如果一個白領工人想對其老闆抱怨工資或工作環境，那老闆很快就會雇佣另一個工人來頂替這個位置，而不需要什麼培訓。因而其他工人就被看成了競爭者，怨恨也由此產生。以掙工資為目的的工作是相對於那種以技術性和自我提升為目的的工作而言的。

　　工人為了掙工資而競爭，他們對更高工資的渴望與資本家力求控制、剝削的狀況形成鮮明的對比，一個要求高工資卻沒有技術含量的工作是極其不受資本家歡迎的，如果一個工人想對其老闆抱怨工資或工作環境，那一旦老闆找到還有同樣或更低工資的替補員工，他們就會解雇工人，工資只會越來越低，並且變得更加沒有意義。

　　但儘管如此，他們的仇視目標仍然是同處於一個層次的、同樣被操控的白領工人，而非默默操縱並享用這一切的上層者，究其原因就在於背後權力的一整套運作機制。一方面，白領人員在面對自己的利益受到強權侵犯的時候不敢甚至不願意去爭取，他們不想邁出自己的不自由但安全的舒適圈、故步自封，不想受到任何多一步的挑釁。因為這種自由不能像他們受到的壓迫那樣由高層施加或者所謂虛假的恩賜給他們，而是要靠自身的爭取、征服。在長期的被統治下，他們已經害怕去冒險，他們只能懦弱無能地將矛頭指向另一個自己。

　　另一方面，這些對中產階級具有操控權力的上層者常常在隱秘的方式下實行強制，在新型的科層制管理世界里，操縱取代了權威，由一種有形的、暴力的、物質性的權威轉變為無形的、溫柔的、心理性的操縱。

　　無論是上述沒有技術水平可言的普通人員，抑或掌握著專門性知識的專業人員，譬如醫生、律師與教師，均在無形之中受到權力這雙看不見的手的操控：醫生作為醫院的雇員，在上醫學院前還要接受著對其父母的階級和職業階層的篩選；律師作為法庭的官員介入了國家的政治領域，服務對象僅為一小撮上層人士和金融利益集團；而教師作為學術的僕人，生產、批發、消費著自己製造出來的“知識商品”並“售賣”給學生們。

　　他們看似可以依附於自己的知識與價值觀體系進行診斷、審判、教學，但他們遵循並傳播的仍是上層階級所推崇的意識形態並受其思想控制，且他們自身並沒有意識到這種所謂“正當”的權力是強烈存在、滲透著的。正如書中在談大眾媒介的宣傳作用時提到的，“人們之所以能夠忍受甚至喜歡現有的內容，是因為不知道還有任何別的可能；人們往往非常樂意去看，去聽，去讀別人培養他們去看，去聽，去讀的東西”，高層在選拔人員時更傾向於選舉“弱小姐”一樣的工作人員，正是因為他們聽話、服從，更容易被灌輸與統治利益相一致的意識形態併為之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