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人”假設

出自 MBA智库百科(https://wiki.mbalib.com/)

　　“生態人”是與“經濟人”相對應的，與“經濟人”相比，它是一種更加符合人類本質的理論設定。“生態人”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生態人”不僅追求人與自然的共生，還追求人與他人、與自身的和諧，這是一種理想中的人，一種完人；狹義的“生態人”是特指單純的環境保護人士。在當前的社會發展階段，我們所指的“生態人”主要是對“人與自然平衡的嚮往”，對生態文明充滿憧憬的人們。畢竟生態危機是當代社會所有危機當中最為根本性的。同時也應追求社會的和諧和人自身的完善，因為“對自然的解放與人的解放是分不開的”。因此我們可以將“生態人”定義為具備生態意識，併在經濟與社會活動中能夠做到尊重自然生態規律，約束個人與集體行為，實現人與自然共生、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個人或群體。“生態人”既可以指國家，也可以指政府、企業和個人。

　　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過程，制約著人的存在，包括人的存在的類型、範式。一部人類史，既是人類在時間上不斷延續的歷史，也是人類在空間上不斷拓展的歷史，還是人的存在的內涵、範式不斷深化、豐富和演變的歷史。馬克思和恩格斯說：人是什麼，“這同他們的生產是一致的—— 既和他們生產什麼一致，又和他們怎樣生產一致。“怎樣生產”，既表現為“用什麼勞動資料生產”，還表現為勞動者以何種精神氣質、人格形態進行生產。由此呈現出不同的生產狀況和結果，表徵著不同的文明，人的存在的不同類型。自人類走出漁獵時代，主要經歷了農業文明、工業文明，當下正向生態文明轉移：在人的存在形態上，側重表現為“道德人”、“經濟人”，當下正向“生態人”過渡。

　　“道德人”，是指崇尚道德，輕視利益，安貧樂道的人。在人類“最初的社會形態”里，物質生產的社會關係以及建立在其上的各個生活領域，以“人的依賴關係”為基礎，個人從屬於共同體。原始社會是“自然形成的部落共同體”，每一單個的人只有作為這個共同體的一個成員，一個肢体，他才能存在。道德則是維護共同體的主要紐帶。進入階級社會後，以自然血緣和宗法等級為紐帶的人的依賴關係主要表現為統治與服從關係．統治階級為維護統治和對外征服，將道德觀念理論化，並通過各種形式的教育灌輸，成為人們人生的重要追求。這時候，生產力水平低下，人們依賴於自然，生產的目的不是為發財致富，而是自給自足。立身做人是根本的，追求利益被看作是不道德的，主張“連同肉體的邪情私欲，統統釘到十字架上”(基督教語)。在中國，則主張“何必日利，亦有仁義而已也”(孟子語)。一直到宋明，“存天理，滅人欲”。崇尚道德，重視道德在立身做人及整個社會生活中的作用，並身體力行實踐道德，有其積極的意義；但重義輕利，弱化了經濟發展的原動力，而且愈到後來愈益禁錮人的思想，束縛人的手腳，使個人陷於懶惰麻木、社會陷於停滯不前之中。

　　“經濟人”，是指崇尚經濟，努力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經濟人”是隨著商品經濟產生，特別是隨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形成而出現的。17—18世紀的西歐，以貨幣為媒介的商品交易逐漸成為經濟內聚力的核心，生產和分配基本上是通過廣泛的買賣交換方式來解決，而不再與流行的宗教、政治和社會習俗融為一體。勞動者在勞動力市場上接受雇佣，生產者根據市場需求決定產品的類型和數量。“優勝劣汰”調節著社會經濟，同時調整和安排著人們的社會地位。決定芸芸眾生命運的不再是出身和門第，而是擁有的財富和金錢，社會最大限度地圍繞著謀取利益來運轉。可是，在許多人的思想深處卻根深蒂固地存在著對謀利的蔑視和恐懼。認為“利為萬惡之源”，若人人競相求利，勢必導致社會的分裂和瓦解，世界末13為期不遠了。為了擺脫這種思想桎梏，新興資產階級思想家們不得不對之批駁，為“經濟人”之崛起而論證、謳歌、呼喊。霍布斯(1588—1679)的《利維坦》號稱“人性自私論宣言”；洛克(1632—1704)進一步揭示，人對個人利益的追求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自然權利；孟德維爾(167O一1733)則進一步論證，追求個人利益是創造人生輝煌、推動社會文明進步的源泉動力；亞當·斯密成功地繼承了前人的成果，1759年撰寫了《道德情操論》，以新興資產階級思想家的立場和世界觀，力圖對封建宗法等級制度下的“道德人”加以改造、闡釋．以賦予自由主義新鮮內容。實踐證明這樣難以說明新時期的人格特征。17年後，斯密撰寫了《國富論》，以其博大精深的體系論證並揭示了把個人利己主義利益追求作為行為動機的“經濟人”，及其時代精神氣質、行為表現、道德意義、生長機制等等。由此獲得廣泛傳播，成為人的塑造的重要依據，為資本主義發展催生著13益壯大的主體隊伍。當代著名學者斯蒂格勒評價說：“斯密在他該成功的地方取得了成功，首先是在人的行為方面提供了一個幾乎具有無限威力的原理，他創造了在競爭環境中追求自己利益的個人，這個創造就其普遍性而言可以與牛頓的創造媲美”。_ 當然，斯密也看到了“自利”的“經濟人”的局限性，正如他在《國富論》中所說：“我們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飲料，不是出自屠夫、釀酒家或烙面師的恩惠，而是出於他們自利的打算”。這種自利的欲望給經濟帶來活力，同時會產生與公共利益的矛盾，導致利己主義泛濫。以追求物質享受為目的的生活方式始終蘊藏著毀滅人的種子。特別是隨著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演進，“經濟人”的局限性13益明顯地暴露出來，人們在採取各種手段來爭奪財富的狂熱舉動中，忘卻了那些有價值的東西。結果，走進手段的王國，卻迷失了自身的目的；跨進物質的天堂，卻陷入精神的深淵。當代人的生存困境是對傳統工業文明的挑戰，也是對人的生存方式的挑戰。事實表明，“經濟人”在許多方面與時代已經愈益不相適應了。

　　“生態人”，是指善於處理與自然、人及其自身關係，保持良好生命存在狀態的人。生態，即“生命的存在狀態”。世界，包括自然、人、人類社會是一個有機的生命體，存在著客觀的運行邏輯和規則。“生態人”正是從當代人的生存困境中對這種運行邏輯和規則的逐漸體悟、澄明，並用於規範和改造自身，努力達到外部自然生態、內部自然生態—— 精神生態、人格生態的平衡，形成良好的生命存在狀態。這種運行邏輯和規則的特點是：

　　第一，整體性、有機性。當代人生活於其中的世界，不再是與世隔絕的“世外桃園”，而是由無機自然圈、自然生物圈、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圈等構成的有機整體系統，其中每一部分、各部分的每一因數都處於廣泛而內在的普遍聯繫之中，都對其他部分、其他因數發生影響，併在這種普遍聯繫、相互影響中，最後在整體生態系統中確證其存在的合理性。生態系統整體性、有機性原則，要求其系統內部各部分、各因數之間的平等性。狹隘的人類中心主義、極端利己主義、霸權主義所以不合時宜，就在於違背了生態系統整體性、有機性原則。

　　第二，競爭性、共生性。作為有機整體的生態系統內部各部分、各因數之間，既相互差異、對立、競爭，又互依、互補、共生。肯定與否定，生態系統的整體合理性正是在這種對立統一中實現的。現代人不能沒有競爭意識，但在競爭中不能僅考慮自身。為了自己，必須考慮對方，甚至還要考慮到受其影響的第三方。這在現代生態學上被稱為“三人競爭模式”，常常出現在受益與受損者的利益補償之爭中，出現在綜合效益與單純經濟效益之爭中，出現在權利、責任、義務的公平與正義之爭中。“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人就應象博大的大地一樣，能容納萬事萬物。在世界聯為一體，開放——衝突並存的當代世界，合理性通常存在於不同主體、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吸納、融合中，隨意以一種制度、文化否定、排斥另一種制度、文化，不是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就是狹隘民族主義。

　　第三，開放性、變動性。當代人生活於其中的是一個相互聯繫、對立競爭、互補共生的世界，亦是一個急劇變化、快速發展的世界。一些學者認為“今後lO年所能帶來的技術變革要超過整個2O世紀的總和。” 由此給世界帶來的變化可謂“天翻地覆”。在這樣的世界中要求得生存和發展，不落伍，不頹廢，必須開放思維，開闊視野，面向世界，立足現在，著眼未來，在實踐中能動地改造世界，創造和諧的外部自然生態；同時改造自身，形成良好的內部自然生態，即精神生態。這是生態人的特點，也是其基本的存在狀態。生態人可以是個人，其行為模式亦適用於群體行為及其交往中。

　　唯物史觀揭示，利益決定道德。“道德人”、“經濟人”、“生態人”，作為人類不同文明的主體承負者，歸根到底反映了各自時代的利益要求，因而成為該時代積極的創造者和建設者。沒有他們各自的努力，歷史上任何一種新文明、新時代的出現都是不可思議的。誠然，人類文明發展是進化與分化的統一，任何一種新文明都不是完全否定和消滅舊文明，而是對之加以改造，並使之成為新文明的要素、因數。特別是由於社會的複雜性和發展的不平衡性，今天，在我們實現和提升工業化的進程中，工業文明仍會在很大時空中發展，需要大力發揮“經濟人”乃至“道德人”的積極作用；與此同時，要棄其弊端，積極培養造就新型的“生態人”。今天，我們要擺脫人類生存困境，建設一個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自身協調和諧的生態文明社會，作為人們的根本利益所在，無疑是高尚的有道德的事業。積極推進生態文明的“生態人”將成為人們人格塑造的楷模。17—18世紀，正是“經濟人”的不懈努力，使英國成為近代史上最先發達的產業資本主義社會，同時也成了後進國家追求近代化的楷模。

　　“生態人”並不是從純粹的功利角度來闡述人對自然的依賴性，而是更加強調從人的本質內涵來詮釋。在“生態人'，的觀念中，生態問題的解決不是一種人類生存的某一特定階段上用來應付特殊生存境遇的權宜之計，而是一種根本的生存原則，因此“生態人”除了具備關愛自然、生態平衡等生態意識外，還應具有以下價值觀念：

　　(1)具有整體論世界觀或生態世界觀範式。與傳統的人與自然的對立、人對自然的掠奪觀不同，“生態人”拋棄了近代以來機械論世界觀和主客二分的思維模式，以有機系統論的觀點看待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將“人一自然一社會”看作一個有機系統整體，其中的每一部分都不是孤立的，而是處於普遍的聯繫中，認為人和其他生命一樣，只是生態系統這個有機網路上的一個網路點，人類生命的維持與發展要依賴於整個生態系統的良性運行，人與自然之間不是簡單的因果關係，而是存在著複雜的、非線性的相互作用。

　　(2)樹立生態安全觀。“經濟人”只註重經濟利益，無所顧忌地掠奪資源，而“生態人”將生態安全放於首位。生態安全是生態學上的概念，它是指在地球幾十億年漫長的生物與環境協同進化過程中形成的，任何生物必需的特定氣候、溫度、濕度、光照通量等生態參數處於穩態時的狀況。“生態人”能夠意識到失去生態安全的最大效益是虛假的，因而在決策時將生態安全置於首位，如果其行為危及到生態安全即使利益再大也要放棄。

　　(3)擁有生態善惡觀。生態善惡觀是“生態人”的核心，生態善惡也即生態道德，它擴展了傳統道德的界限，把道德關懷引入到人與自然的關係中，使人們以道德理念去維繫生態平衡，樹立人們對於自然的道德義務感，因而對人類具有更大的約束力。當有了這種善惡觀時，“生態人”就會把保持生態平衡作為個人的一種人生責任，當其行為有利於生態平衡時就感到高興，而對破壞生態、傷害生物的行為則感到悲哀。

　　(4)主張環境公平、正義觀。環境公平是針對環境倫理的缺陷而提出的，但它也同樣是“生態人”堅持的一個準則。環境公平包括代內公平、代際公平，儘管我們生活在同一個地球上，但由於各地經濟、文化發展水平的差異，環境資源分配的不均衡，不同的階級、群體對環境會有不同的訴求，因而其利用自然的權利、履行環保的義務也應有所差別。環境正義理論要求我們必須實現環境資源所有權與享有權分配方面的公正，應承擔環境責任方面的公正，最終達到環境權利、環境責任和環境義務的統一。

　　(5)推崇經濟、社會和生態三者相協調的發展觀。“經濟人”以高耗費、高污染的方式追求經濟效益的最大化，而忽視了生態價值、生態效益和社會和諧，是片面的、不可持續的發展；“生態人”則不然，“生態人”是以全面的、整體的視角來審視問題，堅持經濟、社會和生態三者的統一，追求包括經濟持續增長、自然生態平衡、社會和諧有序在內的綜合效益。

　　以上只是對“生態人”價值觀的一個簡要陳述，並不能表明其全部內容，而且在不同的社會狀況下，出於不同的立場和主體利益的差異，對“生態人”的內涵及其特征的理解也會有差異，但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重視生態觀念和生態保護是共同的。

　　“生態人”是一種更高境界的人性假設，但它並沒有違背人的本性和客觀現實，因此它並不是一個理想的烏托邦，或空中樓閣，而是有其存在的理論基礎和現實基礎。第一，馬克思主義的人性觀認為，人性並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是一個社會範疇、歷史範疇。馬克思將其表述為“人的本質並不是人的鬍子、血液、抽象的肉體本性”，“並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而社會關係是隨著生產力、生產關係的矛盾運動而變化發展的，因而人的本質也處於不斷的變動之中。“生態人”就是在社會歷史條件發生變化，生態問題日益嚴重、人類面臨生存危機的情形下逐漸萌芽的，“生態人”取代“經濟人”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要求。

　　第二，根據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認為人類有兩種不同性質的本能或需求，一種是沿著生物譜系方向逐漸變弱的生理需求，另一種是隨著生物進化而逐漸增強的心理需求。現代社會經濟的飛速發展和文明程度的提高，已使得物質財富在滿足人類需求和欲望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低，而人類社會的、心理的、感官的、環境的、生態的等非物質需求則越來越強烈，旅游、休閑、景觀享受、閑暇生活、綠色消費已逐漸為人們推崇。伴隨著消費需要的變化，生產者也把降低環境成本、標榜綠色生產作為自己追求的利益目標，可見在人的本性中蘊涵著生態因素、生態因數，這些就為“生態人”的塑造提供了現實可能。

　　第三，當代全球化趨勢日益明顯，大大拓展了人們在世界範圍內的普遍聯繫，一國的生產和消費逐漸成為世界性的，各種文化間的交流、碰撞、融合日益頻繁，生存方式、生存境遇日益公共化，各種主體間的差異不再明顯，這些都為“生態人”理論的產生提供了社會基礎和可能。同時生態問題的跨區域性以及本身的複雜性，也決定了生態問題並不是某個國家或地區的事情，而是人類共同面臨的危機，它需要全世界人民聯合起來共同努力。

　　“生態人”假設作為一種嶄新的理論體系，在當代人類面臨生態危機，經濟發展遭遇“環境瓶頸”的時刻，對於我們走出發展的困境具有極好的啟示。

　　第一，“生態人”價值觀對於解決人與自然的關係問題，維護和保持自然生態平衡，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

　　當代的生態危機，很大程度上是由人的工具理性、技術理性膨脹，人與自然的關係失調所引起的。而“生態人”堅持一種人地和諧的自然觀、可持續的發展觀，堅持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榮衰與共，要求在不危及自然生態系統的前提下，謀取個人利益。力求實現自然、社會、生態的互動平衡、協調發展，因而具有極強的現實意義。同時“生態人”的觀念也有利於平息環境倫理學內各個流派的爭論，像“動物權利論”、“生態中心論”在“自然的價值”、“自然的權利”等問題上展開的論辯。而“生態人”並不在某些問題上過多地糾纏，它從人的本性出發，提倡一些更易於理解的觀念與普遍的價值觀，更容易為社會所接受和傳播。

　　第二，“生態人”的觀念深化和充實了馬克思主義的“人的發展三階段”理論，是人的發展中的一個更高層次。

　　馬克思在論述“人的發展三階段”時並沒有具體展開，只是抽象地將其描述為“人的依賴關係、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E33 。“生態人”理論恰好彌補了這一缺失，是對人性的更為具體的描述，而它強調的“人與自然的和諧”、“社會公平與正義”、“重視人的需要的滿足”，也為引導人們如何實現全面發展提供了一個嶄新的思維方向。

　　第三，“生態人”理論的確立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理論表現。

　　實現從生活方式、消費方式到產業結構、經濟方式的轉變，要求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擯棄鋪張浪費的現象，堅持實用節約的原則，要求社會的經濟生活以環境資源的承載力為基礎，堅持可持續發展，力求實現經濟、社會、生態三方共贏。而這一切恰好是“生態人”的利益目標和價值取向，是“生態人”應有之義。因此，“生態人”的理論建構對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是大有裨益的。第四，“生態人”的觀念有利於推動當代的政治體制改革，推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當前我國的政府管理體制存在著許多弊端，如沿襲多年的單純用GDP的數據來考核幹部政績方式；按行政區劃管理生態，破壞了生態本身的統一性，造成自己利益優先的地方保護主義盛行。因此，假如政府成為了“生態人”主體，它必須推進體制改革，樹立生態文明意識，建立生態管理制度；將生態保護和生態文明的指標納入政績考核體系；依法保障公眾在在環境事務上的知情權和監督權；力求對極具整體性的自然生態系統進行統一而有效的保護、管理，努力構建“生態型政府”。總之，“生態人”理論作為一種新的價值體系，在當代具有重要的功能，但它本身還不完善。如何實現從“經濟人”向“生態人”的過渡，還需要靠理論界、知識界的共同努力剋服種種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