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含合同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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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含合同論概述

  隱含合同是指風險中性的廠商與風險厭惡工人之間存在的某種穩定收入的非正式協議。隱含合同論正是以這種隱含合同來闡明工資非自願失業的關係。

  隱含合同理論的著手點是解釋工資粘性及與之相關的價格粘性。在經濟系統中,如果信息對於企業和工人來說都是完全的,沒有信息扭曲和其他欺詐行為,企業和工人簽訂的合同是最優的,經濟處於帕累托最優狀態。然而,當信息是私人的、不對稱的,那麼這種最優分配就會受到擾動。因此,在非對稱信息條件下,無效性會導致過度就業或生產狀態中的非充分就業,形成非自願失業。

  80年代末,隱含合同論的出現,標志著新凱恩斯主義學派經濟學家從微觀經濟角度出發理解工資粘性失業的經驗規則的努力有了一定的成效。凱恩斯本人以一個複雜的貨幣幻覺來解釋名義工資剛性。他認為,每個人都擔心自己的工資相對低於其他工人,他們抵制削減名義工資,所以工資有剛性。按照這種工資理論,工資結構的“公正”是計量勞動供給決策的要素。但是,“公正 ”本身並沒有一個經濟學意義上的可操作的定義。這種觀點沒有微觀經濟基礎,是缺乏說服力的。隱含合同論從勞務和企業提供的保險合同來說明工資粘性,具有微觀經濟基礎,彌補了凱恩斯工資論的不足。

隱含合同論的內容

  最初出現的隱含合同論從公開信息出發研究隱含合同,而近年來多從非對稱信息來研究隱含合同。非對稱信息隱含合同模型不僅分析了工資和失業之間的關係,而且考察了自我選擇機制的問題。

  1、公開信息隱含合同論。

  公開信息條件下的隱含合同論,又叫完全信息條件下的隱含合同論。該理論認為,工資和就業不能像凱恩斯那樣簡單地看作為提供勞務和貨幣的交換關係,也不能如人力資本那樣看作勞務和貨幣交換的時序點的變動,從長期來看,工人向廠商提供勞動服務,廠商支付工資,實際上是一個保險合同交易。這個保險合同保護工人免受隨機的、公開觀察到的勞動收益產品波動的影響。這種維持工資穩定的合同只能從雇主那裡得到。

  隱含合同理論模型假設工人是風險厭惡者,廠商是風險中性的,企業內部由以下三個部門組成:生產部門購買勞務,每個工人生產出他自己的勞動邊際收益產品;保險部門將保險統計員計算出來的公正的保險單出售給工人,並根據生產狀況,將一個凈保險保護貸給工人,或作為一個凈保險預付而成為欠工人的款;會計部門付給工人工資,在每種生產狀態下,工資就等於工人的勞動邊際收益產品與凈保險保護之和。

  有利的生產狀態與較高的勞動收益產品相聯繫,此時,凈保險保護是負的,工資低於勞動收益產品。相反的狀態對應著低的勞動邊際收益產品,具有正的凈保險,這時,工資高於勞動邊際收益產品。一個隱含合同是對以前已知的自然狀態的一個完全的描述,廠商根據計算出來的工資標準發給工人工資。如果我們假設生產狀態通過各種方式可以直接觀察到,那麼,信息是完全的,合同是可以補償的。

  在隱含合同模型中,工人工資不再由勞動邊際收益產品決定,這會引起失業。如果投入生產過程的勞動力數量為常數,每個工人的消費與工資率成比例,由於保險統計員會公正地給出保險單,穩定了各種生產狀態中的工資購買力,使得消費獨立於勞動邊際收益。工資購買力穩定意味著實際工資出現粘性。當總需求下降時,工資不能迅速調整,對勞動的派生需求會減少,所以出現失業。

  在完全信息條件下,一個最優的隱含合同滿足就業和失業工人的邊際效用相同的條件。設工人偏好消費和閑暇的行為能用嚴格的準凹函數表示,工人的效用函數是可以分離的且有可加性。厭惡風險的工人和廠商之間的最優合同可能有兩種:一是在需求減少時,每個工人少乾一些活,大家分攤些工作;二是解雇一部分工人,在職工人仍然干與原先同樣多的活,這種情況,由於技術的原因而使廠商覺得較為有利可圖。這時,工人最大化個人效用的行為如同保險統計員,某些人寧願在短期內被解雇而不選擇大家分攤工作。當工人短期內不工作時,廠商給工人的保險保障費是廠商利潤的流失。廠商避免利潤損失的方法是讓失業工人獲得救濟金,將廠商的保險負擔轉移到企業外部去,由社會救濟來負擔這筆保險費用。這時,工人願意短期脫離工作崗位的前提是,為了變得有資格從外部公共部門得到失業救濟金。顯然,當工資的期望值低於救濟金時,工人不願意就業,不會同廠商簽訂勞動合同。因此,所有在職工人的工資必須高於救濟金。但是,在職工人的工資高於失業救濟金,會引起那些短期失業者們妒忌與羡慕。這種情況叫做“非自願失業”。

  當政府作為第三者出現於廠商和個人之間時,由政府支付的保險不是必然有效的,但可能是由第三者提供保險的唯一合適的方法。當需求下降、工人失業增加、收入減少時,政府通過轉移支付給予失業工人相當於由原企業保險部門提供的總額保險金的救濟金。由於政府不能夠精確地確定工人的實際收入,通過轉移支付調整個人收入的辦法,可能引起收入分配的不公。政府救濟金對於廠商和個人來說可以看作是外生的,政府轉移支付的外生性意味著政府可能會不公正地行事。

  工人之所以願意接受比在職工人低的救濟金,允許廠商不付給他隱含合同中的保險金,也不去接受有較高報酬的其他廠商提供的工作,是因為個人聲譽在起作用。工人們與廠商的隱含合同中可能包括不跳槽的內容,工人們在失業時拒絕其他廠商提供的高工資職位,是為了使他們自己建立起一個“可靠者”的聲譽。由於他們是可靠的人,廠商在以後的時期會與這些可靠的人們簽訂更優惠的工資合同。

  在完全信息條件下,各部分工人所得到的信息是對稱的,廠商的欺騙行為很快就會為工人所識破,所以,工人可以用工具變數集來確定最優合同。  

  2、非對稱信息隱含合同論

  這種理論認為,廠商和工人只能獲得有限的信息。信息是不完全的、不對稱的。

  如果一個最優公開信息合同在非對稱信息的情況下是非工具變數集,存在廠商修改合同的刺激。在每種生產狀態中,廠商能選擇真實價值最大化的策略,適當地修訂合同,在各種生產狀態中辨別出真實情況,與工人簽訂最優非對稱信息隱含合同。在非對稱信息隱含合同條件下,經濟中可能出現兩種情況:一是非充分就業;二是過度就業。阿扎里亞迪斯等人持前一種觀點。他們認為,從一個最優完全信息合同開始,當信息是非對稱的,合同不是工具變數集的,因為廠商所宣稱的狀態劣於實際生產狀態,這樣,除了最好的生產狀態的就業之外,其他任何生產狀態的就業都低於它的最優的對稱信息時的就業。通過適當的限制就業水平和重構工資率,廠商能最大化其利潤。查理等人持第二種觀點。他們認為,在非對稱信息條件下,廠商所宣告的生產狀態比最優完全信息合同的狀態好,所以,非對稱信息最優合同除了最低點之外,在其他各種生產狀態中的就業率都高於完全信息時的就業水平,出現過度就業。

  如果廠商和工人在經濟活動中的信息都是完全的,沒有信息扭曲和其它欺詐行為,廠商和工人簽訂的合同是最優的。最優合同是關於風險和雙方所得的一個帕累托最優分配,工作的負效用等於用工資購得的消費品的邊際效用。然而,當信息是私人的、不對稱的,那麼這種最優分配受到擾動,在任何既定的消費狀態下,不是所有的人都有相同的勞動負效用與消費正效用的替代關係,此時,每個生產狀態中的勞動邊際負效用不等於消費的邊際正效用,經濟不再處於帕雷托最優狀態,出現無效性。因此,在非對稱信息條件下,最好的就業數量各不相同,無效性會導致過度就業或有利生產狀態中的非充分就業,形成非自願失業。

  1. 非對稱信息和失業。

  私人信息和公眾信息的不完全性、私人信息和公眾信息結合的不完善性,決定了均衡合同會出現無效率的非充分就業。無效率的非充分就業通常不是採取工作分擔的形式,而是採取解雇工人的形式。被解雇工人可以得到政府的救濟,暫時失業工人為了維護其聲譽,以求將來能得到更優惠的合同,他們忍受比現行工人工資低的收入而不“跳槽”到有較高報酬的其他企業去工作。所以,失業會持續。隱含合同使廠商和工人共擔市場風險。當總擾動出現時,需求衝擊會引起經濟波動和對勞動引致需求的改變,因此,與經濟周期相伴而生的是失業周期。在非對稱信息條件下,即使工人比廠商有更多的信息,仍然會出現失業。

  2. 非對稱信息隱含合同和工資粘性。

  工資粘性表現為工資不能隨信息的變化而調整這可以簡單地看作一個信息失靈的過程。工資粘性的原因是,隱含合同的建立或貨幣工資的調整中忽視了公眾有效性的信息,從而,極大地降低了公眾有效信息在工資調整過程中的作用。解釋隱含合同使公眾有效信息在工資調整過程中失靈的說法有兩種:一是信息成本。二是把隱含合同看作證券,具有承受風險的性質。在一個有限信息或一個不完全有序的證券市場中,作為證券的隱含合同分散了人們所面臨的風險,此時,實際的均衡合同不會使社會資源配置處於帕雷托最優狀態,但能使工人和廠商共擔風險。工人雖不能在好的狀態下得到很高的收入,但也不會在壞的狀態中得到極低的收入。工人收入比較穩定,工資有粘性。在勞動生產工資不變時,就業受到數量約束,導致廠商們都調整雇員數量,從而出現失業。

隱含合同論的評價

  該理論給失業和高工資並存提供了一種解釋。西方有些經濟學家認為,隱含合同理論提供了工資粘性的微觀基礎,推進了新凱恩斯主義的勞動市場理論。但也有人認為,隱含合同理論沒有提出令人滿意的、具有凱恩斯特征的失業理論。戈登認為,隱含合同論暗含著工人無論處在就業還是失業狀態,都同樣快樂,這就使該理論“具有了非凱恩斯主義的含義”。該理論也沒有說明關心實際收入穩定性而不是名義收入穩定性的工人,為什麼不堅持工資合同指數化。如果工資對應著需求的改變而實行指數化,失業就不會減少,而會穩定在某一水平上,那麼,工資粘性就不能解釋失業和產量的波動。

隱含合同論用政府的失業救濟來解釋工人實際收入的穩定性,但是,政府失業救濟金在1938年才引進美國,無法解釋1929-1933年的經濟大危機及以前的經濟波動.此外,隱含合同模型沒有與巨集觀經濟模型很好地結合,模型中沒有考慮貨幣市場與勞動市場的結合;沒有說明作為一種觀念上的證券的隱含合同,如何與公眾信息聯繫起來以分散市場風險;也未能就現實問題提出具體的政策建議,也未考慮經濟政策對隱含合同和社會福利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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