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失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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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失靈(information fail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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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失靈是指供需雙方在產品信息的掌握程度上的不對稱。
信息失靈產生的原因[1]
1.信息不足方面
(1)信息的公共產品特性
(2)信息的收集、處理成本
(3)人的有限理性
2.信息不對稱方面
(1)分工不同導致信息初始分佈不對稱
(2)信息優勢者為維持其優勢地位的固化行為
(3)人為製造的信息優勢
(4)信息成本的存在和人的有限理性對信息不對稱剋服的阻礙
(5)制度造成信息不對稱
3.信息錯誤方面
(1)收集、傳遞及處理失誤
(2)故意製造虛假信息
信息失靈對市場效率的消極影響[2]
1.信息失靈增加交易費用
在純粹市場機制中,如果沒有其它制度的支撐。信息不對稱必然會增加信息劣勢主體的防禦成本,和信息收集成本。由於市場主體都作為經濟人。而存在,每個人都力圖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這是交易者在信息不對稱情形下所占有的關於交易對方的最大信息,除此之外,交易者在交易時很難瞭解交易對方是否會採取合作的態度,為了防止自身受害,只能在與對方交易時加強防範,從而增加支出;同時如果不藉助於其它制度的支持,誠實信用的交易者也很難證明自己在與他人進行交易時會採取合作的態度,如果要證明自己不會損害他人或自己的產品質量很好,其證明成本也很高,這都會影響市場效率的提升。
2.信息失靈導致市場萎縮甚至消亡
(1)由信息失靈而產生的關係交易導致市場被割裂
在沒有制度支持的情形下,信息失炙會產生關係交易,即人格化交易,因為這是確保交易安全、降低信息成本、減少交易所需信息量的有效途徑。這種交易在自然經濟中相當普遍,但與市場體制的要求不相一致。關係交易的弊端在於交易範圍很窄,使市場被人為分割,雖然關係內主體間的交易成本很低,但與關係外主體之間的交易成本卻很高,支撐交易的信息量也要求很大。
(2)因信息不對稱而產生的逆向選擇會導致市場消亡
逆向選擇(adverse selection)最早是保險學中使用的一個概念,指保險人與投保人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投保人知道自己的風險特征,而保險人則不知情,因而不能對不同風險類型的投保人進行區分,從而不能對不同風險的投保人收取不同的保險費,而只能收取以風險的平均概率為基礎的保險費。在這樣的收費體制下,高風險的投保人具有更多的保險激勵,麗低風險的投保人則更傾向於退出保險市場,保險市場因此萎縮。1970年阿克洛夫(Akerlof)在《舊貨市場:質量的不確定性和市場機制》的論文中以舊車市場為例對因信息不對稱而導致的逆向選擇問題進行研究,從而把逆向選擇概念一般化。在舊車交易中,買賣雙方關於舊車質量的信息是不對稱的,買方因此以舊車市場上車的平均質量為基礎出價,這會使質量高的舊車賣主退出市場,從而降低市場上舊車的平均質量,買方瞭解此信息後,又會降低出價,從而使質量稍好的舊車賣方退出市場,因此形成惡性迴圈,最終使舊車市場消亡。逆向選擇問題在舊貨交易市場、失業保險、汽車責任保險、醫療保險尤其是老人醫療保險等領域中普遍存在,如果沒有有效制度對其的支持.這些交易將不可能長久存在。
3.因信息不對稱而產生的道德風險直接導致市場的低效率
道德風險(moral hazard)最早也是保險學中的一個概念,指投保人投保後,對其保險標的的註意程度會降低,從而增大了保險標的的風險程度。經濟學家對這個概念一般化以後,主要指委托人對代理人沒法進行有效監督,代理人因此可以為所欲為,損害委托人的利益。道德風險導致市場低效率是相當明顯的,如在團隊生產中,因團隊成員的偷懶行為無法被低成本地觀測到,偷懶行為的部分結果會由團隊中的其他人承擔,從而激勵更多的偷懶行為。如在動物租借合同中,出租方對動物是否被正常使用無法進行有救監督,承租方因此可以過度使用動物畜力,損害出租方的利益而最大化自身利益。這是以動物作為畜力的租借合同不可能普遍存在的原因,因信息不對稱而產生的道德風險因此導致物不能盡其用。又如在企業投資者與經營者之間,由於經營者處於信息優勢,投資者對經營者的行為不能進行有效監督,經營者因此可以欺騙投資者.獲取不法利益。
4.信息失靈導致決策不當或失誤
就市場主體的單方決策而言,信息失靈導致決策不當或失誤。決策者在信息不充分的前提下作出的決策往往岡缺乏事實基礎而失誤;在信息不充分的態勢下,信息劣勢者電往往會主動作出損害自身利益的決策;決策者基於錯誤信息而作出的決策必然是錯誤的。
信息失靈的制度剋服[2]
如果沒有充分、準確及對稱的信息,計劃體制和市場體制都不能有效地運轉。計劃體制中的信息失靈導致了計劃的失敗;而市場體制中的信息失靈則導致了各種替代性制度的產生。這不僅已得到了理論上的論證,也經歷了制度實踐的考驗。在經濟學中,信息既應被看作足對交易的一種支持.也應被看作是一種交易的對象。市場體制下剋服信息失靈的制度構建應在此兩方面同時展開。
布瓦索認為,制度代表一種長期的集體投資,旨在降低社會交換的信息成本;科斯在1937年的論文是指出,企業是對市場制度的部分替代,這種替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包括信息費用在內的交易費用;諾斯認為,意識形態有節約信息費用的作用;糾科斯洛夫斯基認為,信任能降低交易成本,能夠把囚徒困境轉變為一種自信的游戲;斯密德認為,消費者節省信息成奉的一種方法足有權期望物品只有在滿足一定標準要求後才可以出售。......採用一些公共的集體計劃來減少不確定性是可能的。如歐洲的現代化計劃。施蒂格勒認為,經濟組織的某些形式或許可以用它是消除質量不確定性的方式來解釋。可以把百貨商店看作是一個謀求商品的高質量以及確保商品的高質量的組織。還有學者認為,恰當的制度能在一個複雜的、不確定的世界中引導個人決策者,並能幫助我們減少對信息的需要。
此外,在現實中出現的保證、擔保、品牌、連鎖店、著名商標和廣告等私人制度也能降低信息成本;某些中介機構的存在剋服了交易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從而促進了交易;某些強制性保險制度剋服了逆向選擇問題;對代理人的利益激勵在一定程度上剋服了其道德風險問題;政府直接提供信息增強了市場主體的理性,降低了市場主體的信息成本等。這些制度產生的歷史長短不一,有的與市場一樣長久,有的在最近才出現:有的屬於私法;有的則屬於公法;有的在市場內部產生;有的則依賴於第三者;有的屬於正式制度,有的則屬於非正式制度。在眾多制度中+最有成效的是公權介入後而產生的制度.這種制度屬於經濟法範疇,也是本文主要研究的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