擬像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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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像理論”是讓·鮑德里亞最重要的理論之一，他認為，正是傳媒的推波助瀾加速了從現代生產領域向後現代擬像(Simulacra)社會的墮落。而當代社會，則是由大眾媒介營造的一個模擬社會，“擬象和模擬的東西因為大規模地類型化而取代了真實和原初的東西，世界因而變得擬象化了”。 　　

　　擬像(simulacrum，又譯類像、仿像等)，是讓·鮑德里亞用以分析後現代社會和消費文化的一個關鍵詞。簡單地說，擬像是指後現代社會大量複製、極度真實而又沒有本源、沒有所指、沒有根基的圖像、形象或符號。在鮑德里亞看來，隨著消費社會的到來和大眾傳播媒介的急劇膨脹，西方社會和文化從總體上進人後現代時期。擬像這一術語從根本上顛覆並重新定義了人們傳統的“真實”觀念，深刻把握了當代文化精確複製、逼真模擬客觀真實併進行大批量生產的高技術特征，並由此深入剖析了後現代社會的文化邏輯。從柏拉圖開始，無論在視覺藝術的理論還是在實踐中，擬像已經成為一個重要的概念。在20世紀的進程中，作為技術和經濟發展的結果，擬像贏得了新的共鳴。機械複製的繁榮與虛擬世界的電子生產，使得本來就複雜的現實與模仿的關係變得更成問題了。 　　

　　鮑德里亞創建“擬像理論”的主旨，就在於要從歷史序列的角度，為後現代文化設定一個坐標系。在《象徵交換與死亡》一書中，鮑德里亞提出了“擬像三序列”的說法。他認為，擬像的三個序列與價值規律的突變相匹配，自文藝復興時代以來依次遞進：仿造(counterfeit)是從文藝復興到工業革命的“古典”時期的主導模式；生產(production)是工業時代的主導模式；模擬(simulation)是被代碼所主宰的當前時代的主導模式。

　　仿造(counterfeit)：第一序列的擬像遵循“自然價值規律”。比如，在工業革命之前，藝術品的仿製只能通過手工製造的方式來完成，從一幅畫臨摹成另一幅畫，這是並不破壞自然規律的模仿，這種“仿造”只能在原作之外增加“贗品”。那個時代的形象的複製只能如此。任何被覆制的客體都被看作是獨一無二的原件的仿造品，與這種複製的形式相對應的觀點是，在假象和現實之間，在客體和它們的能指之間存在著可覺察的差異。^[1]

　　這一時期的模擬追求的是模擬、複製自然和反映自然。^[2]

　　生產(production)：第二序列的擬像遵循“市場價值規律”。工業革命之後，藝術形象的複製可以採用機械製造的方式，比如古典主義的名畫可以通過印刷術來翻制，這也是本雅明所說“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生產方式，市場規律在其中起調控作用。在這裡，鮑德里亞遵循本雅明的觀點，將機械複製的技術看作這個新的生產時代的一種媒介、形式和原則。這種原則轉變了產品的地位。產品不再被看成是一個原件的複製品，而是被看成由更多相同客體構成的系列中的等同成分。這種客體和符號之間的關係不再是原件同仿造品之間的關係，而是等同物之間的關係。本雅明提出了一個著名的觀點，即資本主義的生產已經破壞了藝術品的“韻味”，在電影和攝影時代，談論原版沒有多少意義，因為這可以不斷地被覆制。^[1]

　　在這一階段模擬受價值和市場規律支配，目的是市場盈利。^[2]

　　模擬(simulation)：第三序列的擬像遵循的則是“結構價值規律”。模擬是擬像當前的秩序，數字性是這一新形態的形而上學原則，這是由0和1的二進位系統所決定的。這種模式的典型就是電腦讀取的數字代碼，數字代碼將所有現實都轉換成0和1之間的一種二元對立。在模擬階段，客體並不僅僅是通過機械複製技術被覆制，它們本來就因為其可複製性被生產出來，新的媒介技術不是在複製真品，而是生產真品。“模擬”與“模仿”相對，指的是一種不以客觀現實為基礎但又極度真實的符號生產和行為過程，而擬像則是其物化成果，指的是“模擬”行為所產生的那些極度真實但沒有本源、沒有所指、沒有根基的幻像。^[1]

　　在鮑德里亞看來，這一階段擬像創造了“超真實”，傳統的表現反映真實的規律被打破，模型構造了真實。^[2]

　　第四個擬像體系：在《邪惡的透明性》一書中，鮑德里亞說第四個擬像體系出現了。與先前價值的自然階段(使用價值)、價值的市場階段(交換價值)和價值的結構階段(符號價值)不同，這是一個新的價值階段，即“價值的碎形階段”。這個體系具有類似細胞分裂那樣的性質，可以以病毒、冥或“癌細胞轉移”那樣的速度發展。它所描述的系統或模式傾向已經取代了現實，併在其自身的內在邏輯範圍內無限擴展，但這種發展的結果經常混亂不堪、無法預料。鮑德里亞運用細胞分裂這個比喻說明，文化也是無限可分的，它可以像癌細胞一樣不斷分裂再生，從特殊走向普遍，從穩定走向不穩定，這種發展過程充滿隨意性，其結果不僅可能會導致與系統預期目的完全相反的結果，而且組織原則也完全不同。在這裡不存在超然之物，甚或對這種超然之物的希望，存在的僅僅是永無止息的增生和擴散。所有的事物，從DNA到艾滋病再到電視圖像，都遵循著這種模式。從更為一般的角度來看，符碼則正在像它現在抓住社會世界那樣永無止息的增生、擴散。

　　在這個階段，我們正處在差異的終結點上，所有的事物都相互滲透。我們正處在超政治、超性別、超審美的時代。因此，所有的事物都是政治的、性的、審美的，結果也就沒有什麼事物是政治的、性的、審美的。在這種存在於所有層次的相互滲透中的一種主要力量就是媒體以及更為一般的溝通。^[1] 　　

　　鮑德里亞借用了麥克盧漢的“內爆”(implosion)的概念，“內爆”是一種社會力趨疲的過程，後現代社會中的媒體造成了各種界限的崩潰，包括意義內爆於媒體。鮑德里亞認為擬像與真實之間的界限已經內爆。擬像不再是對某個領域、某種指涉對象或某種實體的模擬。它無需原物或者實體，而是通過模型來生產真實，這種真實被鮑德里亞稱為“超真實”(hyperreality)。而當代社會，則是由大眾媒介營造的一個模擬社會，“擬象和模擬的東西因為大規模地類型化而取代了真實和原初的東西，世界因而變得擬象化了”。

　　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鮑德里亞認為我們通過大眾媒體所看到的世界，並不是一個真實的世界，甚至因為我們只能通過大眾媒體來認識世界，真正的真實已經消失了，我們所看見的是媒體所營造的由被操控的符碼組成的“超真實”世界。“被拍攝成照片的物體，都只能是為所有其他物體的消失而殘留下來的痕跡，幾乎是完美的犯罪。……只有以消失的模式生成的物體才是世界的他者。再者，這個消失留下了痕跡……這的確是‘他者’存在的唯一的方式——這隻能以你自身的消失為基礎”。

　　對於媒介技術模擬世界的分析，是鮑德里亞擬像理論的實際應用。既然一切都在媒介中存在，一切都在媒介中被感知，超真實以模式和符號取代了真實，那麼現實世界將是一個由模式和符號決定了的世界。同時，模式和符號也變成了控制這個世界的方式。大眾媒介在後現代的語境中變得無意義，大眾傳播“並非出自其內容、其傳播模式、其明確的目的(經濟的或心理的)，也不是出自其容量或其真正的受眾(儘管這一切都具有一定的重要性並構成其支持)，而是出自其自主化媒介的邏輯本身。這就是說它參照的並非某些真實的物品、某個真實的世界或某個參照物，而是讓一個符號參照另一個符號、一件物品參照另一件物品、一個消費者參照另一個消費者。……大眾傳播處處都是由這種與技術和編碼規則相適應的系統化規定的，是由並非從世界出發而是從媒介自身出發的信息的系統化生產規定的。”在鮑德里亞看來，訊息在交流行為中消耗自身，不是在生產意義，而是在消解意義。這一現象的後果是，訊息正在吞噬自身的內容，與此同時，在交流阻隔不斷加劇的背景下，大眾媒介不是意義的傳遞者，不是社會的生產者，而是引發內爆的場所，使超真實成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