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像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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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像理论”是让·鲍德里亚最重要的理论之一，他认为，正是传媒的推波助澜加速了从现代生产领域向后现代拟像(Simulacra)社会的堕落。而当代社会，则是由大众媒介营造的一个仿真社会，“拟象和仿真的东西因为大规模地类型化而取代了真实和原初的东西，世界因而变得拟象化了”。 　　

　　拟像(simulacrum，又译类像、仿像等)，是让·鲍德里亚用以分析后现代社会和消费文化的一个关键词。简单地说，拟像是指后现代社会大量复制、极度真实而又没有本源、没有所指、没有根基的图像、形象或符号。在鲍德里亚看来，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和大众传播媒介的急剧膨胀，西方社会和文化从总体上进人后现代时期。拟像这一术语从根本上颠覆并重新定义了人们传统的“真实”观念，深刻把握了当代文化精确复制、逼真模拟客观真实并进行大批量生产的高技术特征，并由此深入剖析了后现代社会的文化逻辑。从柏拉图开始，无论在视觉艺术的理论还是在实践中，拟像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概念。在20世纪的进程中，作为技术和经济发展的结果，拟像赢得了新的共鸣。机械复制的繁荣与虚拟世界的电子生产，使得本来就复杂的现实与模仿的关系变得更成问题了。 　　

　　鲍德里亚创建“拟像理论”的主旨，就在于要从历史序列的角度，为后现代文化设定一个坐标系。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一书中，鲍德里亚提出了“拟像三序列”的说法。他认为，拟像的三个序列与价值规律的突变相匹配，自文艺复兴时代以来依次递进：仿造(counterfeit)是从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的“古典”时期的主导模式；生产(production)是工业时代的主导模式；仿真(simulation)是被代码所主宰的当前时代的主导模式。

　　仿造(counterfeit)：第一序列的拟像遵循“自然价值规律”。比如，在工业革命之前，艺术品的仿制只能通过手工制造的方式来完成，从一幅画临摹成另一幅画，这是并不破坏自然规律的模仿，这种“仿造”只能在原作之外增加“赝品”。那个时代的形象的复制只能如此。任何被复制的客体都被看作是独一无二的原件的仿造品，与这种复制的形式相对应的观点是，在假象和现实之间，在客体和它们的能指之间存在着可觉察的差异。^[1]

　　这一时期的仿真追求的是模拟、复制自然和反映自然。^[2]

　　生产(production)：第二序列的拟像遵循“市场价值规律”。工业革命之后，艺术形象的复制可以采用机械制造的方式，比如古典主义的名画可以通过印刷术来翻制，这也是本雅明所说“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生产方式，市场规律在其中起调控作用。在这里，鲍德里亚遵循本雅明的观点，将机械复制的技术看作这个新的生产时代的一种媒介、形式和原则。这种原则转变了产品的地位。产品不再被看成是一个原件的复制品，而是被看成由更多相同客体构成的系列中的等同成分。这种客体和符号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原件同仿造品之间的关系，而是等同物之间的关系。本雅明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已经破坏了艺术品的“韵味”，在电影和摄影时代，谈论原版没有多少意义，因为这可以不断地被复制。^[1]

　　在这一阶段仿真受价值和市场规律支配，目的是市场盈利。^[2]

　　仿真(simulation)：第三序列的拟像遵循的则是“结构价值规律”。仿真是拟像当前的秩序，数字性是这一新形态的形而上学原则，这是由0和1的二进制系统所决定的。这种模式的典型就是电脑读取的数字代码，数字代码将所有现实都转换成0和1之间的一种二元对立。在仿真阶段，客体并不仅仅是通过机械复制技术被复制，它们本来就因为其可复制性被生产出来，新的媒介技术不是在复制真品，而是生产真品。“仿真”与“模仿”相对，指的是一种不以客观现实为基础但又极度真实的符号生产和行为过程，而拟像则是其物化成果，指的是“仿真”行为所产生的那些极度真实但没有本源、没有所指、没有根基的幻像。^[1]

　　在鲍德里亚看来，这一阶段拟像创造了“超真实”，传统的表现反映真实的规律被打破，模型构造了真实。^[2]

　　第四个拟像体系：在《邪恶的透明性》一书中，鲍德里亚说第四个拟像体系出现了。与先前价值的自然阶段(使用价值)、价值的市场阶段(交换价值)和价值的结构阶段(符号价值)不同，这是一个新的价值阶段，即“价值的碎形阶段”。这个体系具有类似细胞分裂那样的性质，可以以病毒、冥或“癌细胞转移”那样的速度发展。它所描述的系统或模式倾向已经取代了现实，并在其自身的内在逻辑范围内无限扩展，但这种发展的结果经常混乱不堪、无法预料。鲍德里亚运用细胞分裂这个比喻说明，文化也是无限可分的，它可以像癌细胞一样不断分裂再生，从特殊走向普遍，从稳定走向不稳定，这种发展过程充满随意性，其结果不仅可能会导致与系统预期目的完全相反的结果，而且组织原则也完全不同。在这里不存在超然之物，甚或对这种超然之物的希望，存在的仅仅是永无止息的增生和扩散。所有的事物，从DNA到艾滋病再到电视图像，都遵循着这种模式。从更为一般的角度来看，符码则正在像它现在抓住社会世界那样永无止息的增生、扩散。

　　在这个阶段，我们正处在差异的终结点上，所有的事物都相互渗透。我们正处在超政治、超性别、超审美的时代。因此，所有的事物都是政治的、性的、审美的，结果也就没有什么事物是政治的、性的、审美的。在这种存在于所有层次的相互渗透中的一种主要力量就是媒体以及更为一般的沟通。^[1] 　　

　　鲍德里亚借用了麦克卢汉的“内爆”(implosion)的概念，“内爆”是一种社会力趋疲的过程，后现代社会中的媒体造成了各种界限的崩溃，包括意义内爆于媒体。鲍德里亚认为拟像与真实之间的界限已经内爆。拟像不再是对某个领域、某种指涉对象或某种实体的模拟。它无需原物或者实体，而是通过模型来生产真实，这种真实被鲍德里亚称为“超真实”(hyperreality)。而当代社会，则是由大众媒介营造的一个仿真社会，“拟象和仿真的东西因为大规模地类型化而取代了真实和原初的东西，世界因而变得拟象化了”。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鲍德里亚认为我们通过大众媒体所看到的世界，并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甚至因为我们只能通过大众媒体来认识世界，真正的真实已经消失了，我们所看见的是媒体所营造的由被操控的符码组成的“超真实”世界。“被拍摄成照片的物体，都只能是为所有其他物体的消失而残留下来的痕迹，几乎是完美的犯罪。……只有以消失的模式生成的物体才是世界的他者。再者，这个消失留下了痕迹……这的确是‘他者’存在的唯一的方式——这只能以你自身的消失为基础”。

　　对于媒介技术模拟世界的分析，是鲍德里亚拟像理论的实际应用。既然一切都在媒介中存在，一切都在媒介中被感知，超真实以模式和符号取代了真实，那么现实世界将是一个由模式和符号决定了的世界。同时，模式和符号也变成了控制这个世界的方式。大众媒介在后现代的语境中变得无意义，大众传播“并非出自其内容、其传播模式、其明确的目的(经济的或心理的)，也不是出自其容量或其真正的受众(尽管这一切都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并构成其支持)，而是出自其自主化媒介的逻辑本身。这就是说它参照的并非某些真实的物品、某个真实的世界或某个参照物，而是让一个符号参照另一个符号、一件物品参照另一件物品、一个消费者参照另一个消费者。……大众传播处处都是由这种与技术和编码规则相适应的系统化规定的，是由并非从世界出发而是从媒介自身出发的信息的系统化生产规定的。”在鲍德里亚看来，讯息在交流行为中消耗自身，不是在生产意义，而是在消解意义。这一现象的后果是，讯息正在吞噬自身的内容，与此同时，在交流阻隔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大众媒介不是意义的传递者，不是社会的生产者，而是引发内爆的场所，使超真实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