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收入倍增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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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是指1960年日本池田內閣為了推動日本經濟的發展，採納經濟學家下村治的建議，宣佈實施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這場新經濟運動成為日本經濟起飛的基礎和轉折點。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翻一番的目標，國民收入增加了一倍。1968年，日本成為西方世界僅次於美國的第2大經濟強國。到1973年，國民收入甚至增加了2倍。日本從此誕生和形成了一個強大和穩定的中產階層。

　　20世紀50年代，日本在經歷了戰後經濟恢復後，各界開始對戰前經濟發展的目的進行深刻反思，主流思想逐漸由“強國論”向“福利國家論”轉變。日本有識之士意識到建立福利國家必須提高廣大民眾的收入水平，一橋大學前校長中山伊知郎和後來的日本首相池田勇人相繼發表了“提倡工資翻一番”和“我的月薪翻番論”等文章，但考慮到“資方”的反對，他們都主張工資的翻番要建立在生產率或生產總規模翻倍的基礎上。其實質是通過經濟增長實現民眾收入水平的提高，工資翻番應作為勞資雙方的共同目標。他們的觀點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接下來的問題就成為如何實現經濟的高速增長。當時，關於日本經濟增長的前景，曾出現兩個派別：一種觀點認為勞動力不足即將出現和經濟自由化造成競爭加劇，增長速度將放慢，即“增長到頂論”；另一種觀點認為，在新技術革命和現代化的影響下，民間設備投資將會猛增，日本經濟增長潛力還很廣闊，未來十年的經濟增長率保持10%以上是可能的，工資將不止翻一番，並斷言日本經濟將處於一個“興旺發展期”，這種觀點被稱為“高速成長論”。

　　這場思想界的爭論的結果是，“高速成長論”的觀點逐漸成為主流思想，池田勇人首相也是該理論的支持者，併在其執政期內推動了“計劃”出台。從“計劃”出台時的情況來看，作為近代發展起來的國家，日本的工業化進行得並不徹底，加之二戰中國民經濟體系遭受了嚴重的破壞，經濟高速增長過程中出現了二元結構狀況。”二元經濟結構現象的存在對身處不同集團中工人的就業和報酬水平有著重要的影響。1957~1958年間，資本主義世界爆發了二戰後首次周期性的經濟危機，日本在這次危機中受到了很大衝擊：傳統工業生產大幅下降，中小企業所受影響尤為嚴重，造成失業人數大幅增加。與此同時，新科技革命對日本工業的影響逐漸顯現，消費革命、能源革命的擴散迫使產業結構不斷升級，這也造成了傳統產業逐漸退出，在此過程中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失業。一方面是消費革命的呼之欲出，另一方面是二元結構和經濟危機導致消費能力不足，產品滯銷狀況嚴重。在這種狀況下，日本要想獲得持續快速增長必須提高民眾的消費能力，至少要保障充分就業，而這也成為“計劃”的基本目標。^[1]

　　“計劃”是對整個國民經濟各部門發展所做的長遠的戰略安排，最終目標是提高國民生活水準和實現充分就業。“計劃”中的.倍增”不僅僅是勞動收入報酬倍增，而是國民收入總量的倍增，是為經濟保持長期快速增長所作的戰略性謀劃，故其採取的對策是全面性的，其重要做法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

　　1.促進中小企業現代化。

　　為從根本上解決當時企業層面的二元結構，“計劃”特別提出要促進中小企業現代化，主要舉措是縮小規模差別，培育中間企業，促使零星小企業組織化。此外，在“計劃”戰略目標指導下，1963年日本出台了”中小企業基本法”，使目標實施有了法律保障，具體措施主要有：增加中小企業現代化設備等投資，幫助中小企業設備現代化；健全試驗研究機構；進行企業合併和創辦聯合投資的企業；承包交易標準化，防止大企業拖欠承包款；健全企業組織，確保中小企業利益不受其他事業活動的侵犯；增加中小企業獲得國家訂貨和勞務機會；總理府下設中小企業政策審議會。

　　2.提高國家創新能力、培養技術人才。

　　重視科學技術發展，提高國民素質是戰後日本經濟得以高速增長的重要原因。“計劃”指出，振興科學技術事業的基本問題是以科技教育為中心的人才培養問題、推進技術創新問題以及工業化順利推進的問題。.在如何提高國民素質和人力資本方面，“計劃”提出要結合工業發展的需要增設理工科大學，增加職業技術工人的培養，增加.工業高中”的數量。在培養高級科研人才方面，要創造優秀研究人員得以充分發揮其能力的環境，加強培養研究型人才的研究生院的建設。

　　3.加大公共服務設施建設投入。

　　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交通、公共服務等基礎設施已不能滿足經濟發展需要，同時產生公害、城市擁擠等問題，為此“計劃”提出充實社會資本，強化政府在解決這些問題方面的職能，具體提出了三個方向：增加應用於促進工業發展的最低限度的社會資本，加強道路、港口、鐵路、機場、電信、電力、給排水等基礎設施建設；擴充應用於住宅、生化環境等設施上的社會資本，以此來緩解城市擁擠、環境污染等問題；增加在保護國土設施方面的投入，對過去長期忽視的噪音、大氣污染、水質污染、地基下沉等公害問題採取應對措施。

　　4.降低各種收入差距。

　　“計劃”從緩解社會緊張關係的角度，提出了消除和糾正收入階層和生產率的級差，地區間收入級差以及各種經濟發展不平衡問題。“計劃”將確保國民的最低生活水平和最低工資收入作為基礎，提出促進勞動力在產業間和區域間的轉移是消除這種級差的有效途徑。為此，首先應在全國範圍內建立職業介紹機構和安置機構；其次，加快解決成為勞動力遷移障礙的住宅問題，考慮制定既適合產業佈局又與城市計劃相協調的住宅政策；再次，考慮到產業結構高級化和技術進步帶來的失業問題，應加強中、高年齡勞動力的職業訓練，健全失業者的保障制度。

　　“計劃”的最終年份是1970年，從國民生產總值和國民收入增長來看，二者年增長率分別達到11.6%和11.5%，按照這一增速計算，倍增的目標在1967年就已完成。從預定的計劃指標看，產業結構中第一產業比重目標值低2.5個百分點，第三產業比重高於目標值2.8個百分點。除農林水產業生產指數外，其他指標全部超過了“計劃”設定的目標。

　　在實現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政府較好地協調了各經濟主體的利益分配問題，收入差距逐步降低。為反映“計劃”實施期間日本區域間與企業間工資差距的變化，我們計算了縣級人均GDP與工人月薪的變異繫數，以及不同類型企業勞動力月薪的相對值。地區間的收入差距在不斷下降，日本47個縣級行政區的人均GDP和月工資水平的變異繫數都呈現出下降趨勢，分別由1960年的0.38和0.13下降為1970年的0.28和0.12。中小企業的月薪相對於大企業的月薪呈現出不斷提高的趨勢，1960年中小企業勞動力工資(月薪)相當於大企業的0.73和0.59，而到1970年“計劃”結束時，中小企業工資的相對水平已達到0.85和0.76。從1961~1970年的10年間，普通人的收入翻了一番，日本人均實際國民收入增加了1.4倍；失業率也保持在1.1%~1.3%的低水平。若將日本高速增長時期前後對比，國民生活方式、社會形象、人們的思維方式乃至日本列島的面貌都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將國民收入與各主要行業平均工資指數增長對比可以看出，1961~1973年間，日本GDP增長率和各主要行業工資增長率之間的差距在縮小，甚至在1971年還低於工資率的增長。值得註意的是，日本在“計劃”中雖未特別強調提高勞動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但由於一系列政策的間接作用，收入分配格局得到很大改善，從右圖1中可以看到，雇佣所得在整個國民收入中的份額在不斷提高，雇佣者所得在國民收入中所占份額由1961年的49.3%提高到1973年的60.2%。

　　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實施，在超額完成既定目標的同時還為日本實現現代化，成為發達國家中的佼佼者奠定了基礎，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計劃”期間在公路、港口、鐵路、機場、電信、農林水產的現代化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資金，基礎設施條件大為改善。

　　(2)居民收入的提高引發了“消費革命”，高檔耐用消費品需求增加，帶動了日本製造業的全面升級，為其後期衝出國門，占領國際市場奠定了基礎。

　　(3)“計劃”期間在設備上的大量投資提升了製造業的技術水平，進而提升日本產品的競爭力。

　　當然，“計劃”在實施過程中也出現了很多問題，這些問題主要是由於經濟發展速度高於人們預期，政府與市場主體對問題估計不足所造成的，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工農業生產率差異未有效降低。整體上看，日本政府通過增長糾正級差的立場，縮小了工資差距，但由於偏重依賴市場力量，工農業間的生產率差距並未得到應有的縮小。製造業勞動生產率提高的速度遠遠高於農業的勞動生產率，製造業的相對勞動生產率呈現出一個“U”型變化趨勢，“計劃”實施前半段，製造業相對勞動生產率呈下降趨勢，1966年後又開始上升，至1979年製造業的勞動生產率提高到相當於農業勞動生產率的7倍。

　　(2)公害與城市擁擠問題惡化。20世紀60年代經濟高速增長是以重化工業的發展為主導的，各地形成了煉鋼廠和煉油廠的聯合企業，隨之而來的是大氣污染和水污染的擴大和加劇；農業部門開始使用汞化物農藥和有機肥料，也導致環境破壞；大城市工業排放煙塵以及汽車普及都加劇了大氣污染。由於對其危害估計不足以及佐藤內閣並未制定出有效應對政策，公害問題在20世紀60年代中後期開始惡化。例如，水洖病的危害不斷擴散、藥害.斯蒙病”的出現以及北九州食用油中毒事件，這些公害病造成成千上萬人受害。

　　(3)通貨膨脹問題未得到有效控制。1956~1960年，日本的物價水平總體處於較低水平，收入倍增計劃實施後，物價指數大幅提高，除1964年經濟危機外，其他年份各類價格指數都增長較快，尤其是農產品價格增長迅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