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價值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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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價值管理(Public Value Management)：一個新的公共行政學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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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價值管理將公共事務作為一個系統看待，公共事務涉及的所有人員都是這個系統中的“股東”，應共同思考如何提高公共服務質量，及創造公共價值。通過這種方式，公共價值管理理論重新定位了民主與效率的關係，併為提高施政質量提供了一個新視角。
公共價值管理建立在兩個背景之上，一是盛極一時的新公共管理理論的式微；二是新公共服務理論的發展。
公共價值管理的主要思想[1]
公共價值管理強調在公共領域的治理過程中應該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即在公共價值追求過程中的協商網路和服務遞送機制的構建。其具體的理論主張可以從三個方面來展開。
創造公共價值
公共價值並不是一個公共服務的生產者或使用者的個體偏好的簡單疊加，它是一個包括政府官員和相關利益相關者的商議的結果，因此，政府官員和相關利益相關者需要積極地根據社會環境的變遷及時地對公眾(或服務使用者)的偏好作出回應，根據對公共價值的理解，有效處理公眾最關註的問題，改變組織的職能和行為，從而創造公共價值。
拓展公眾參與
在公共價值管理看來，公眾偏好是公共價值的中心，在民主國家中，唯有公眾才能決定對他們來說什麼是真正具有價值的。因此，隨著技術的發展，新的信息和溝通技術給公共部門和公眾提供了更加靈活和有吸引力的途徑。比如網際網路的普及，越來越多國家的政府紛紛採用網路技術，成功拓展了公眾表達偏好的渠道。公共價值管理主張在公眾與公共部門的互動中公共部門一方面大力拓展公眾參與，同時也註意發揮管理者在公眾偏好形成過程中的引導作用。
建立開放型的、靈活的公共服務獲取和遞送機制
有效的公共管理者需要一個開放的心態來鑒定最好的服務供給者，因而可以通過公開競爭以及與服務的使用者磋商的方式確保達到最好的結果。
此外，公共價值管理主張在服務的供給和使用者之間建立一種較為穩固的關係，它們彼此應該視對方為長期的合作伙伴,而不只是狹隘的限於某一個合同，在公共服務的獲取和遞送機制中應該貫穿公共服務的倫理道德，這種道德的核心是公共服務精神。
在公共服務的遞送方面，公共價值管理主張建立一個靈活的、學習型的公共服務遞送路徑。公共管理者必須在持續地對公共服務遞送系統進行調節以維持其運轉方面扮演積極角色。公共管理者的工作重心應該由服務遞送轉為系統維持，他們應該不斷地問自己，在尋找和創造公共價值時是否遇到更大的挑戰，是否實現事先設定的目標，給社會帶來利益。
公共價值管理的基本主張[2]
關註集體偏好：政府是對公民的集體偏好進行回應,而不僅僅是對“顧客”進行回應；公共價值的創造就是依賴於基於政治協商的、集體性的偏好表達。公共價值管理也認為公民可以被看成股東，即關註自己支付的稅賦被如何使用的股東；但公民不僅僅通過投票箱，而且通過真正的參與、咨詢和調查等方式來促進他們的稅賦得以有效合理地使用。
重視政治的作用：把效率、質量、安全和可靠性與問責、集體偏好等因素相結合，這一點表明瞭政治在公共價值管理範式中的特殊地位，即是貫穿整個管理過程的重要元素。
推行網路治理：在網路治理中，技術和關係是兩個關鍵詞。先進的信息化技術為網路治理提供了硬體上的可能，比如信息公開機制、電子政務、數字化治理手段和數字民主等。而“成功的關係”則是創造公共價值的重要前提，也是公共價值管理的核心目標。為了構建成功的關係，網路中的不同行動者必須要協作，中央、州、地方機構和社區要延伸出自身邊界，與更多的個人、機構、利益相關者接觸。與網路治理相對應的是網路化服務供給機制，在公共價值管理時代，要根據創造價值的能力來評估每一個潛在的服務供給者；在某些領域，要綜合考慮服務供應者能夠獲得的不同資源、領導力及其與當地社合作的能力、開放性、創新能力等因素。
重新定位民主與效率的關係：公共價值管理重新審視了民主與效率的關係，認為民主和效率是事實上的伙伴關係，無論是分配還是技術上的效率都需要民主的輸入，民主嵌入在整個公共價值管理過程之中。公共管理者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使公眾參與到討論關於他們偏好的過程中來，並對備選項目進行商議。
全面應對效率、責任與公平問題：首先是效率，主張通過持續的檢查保證行為符合目標。其次是責任，通過可溝通的目標對責任進行設定與監督。再次是公平，通過發展個人能力實現權利與責任。
首先，對公共管理者的影響。
與過去相比，現在的公共管理者要扮演的角色是公共價值的追隨者和創造者。公共部門管理者可以被理解為一個探索者，他們與公民一起，致力於尋求、確定和創造公共價值：他們不僅要用種種方法為達成授權的目標而工作，還應成為尋求和確定“怎樣做才是有價值的”這一問題的先鋒：他們不僅要保證與授權環境的一致性，還要成為改變公共部門行事內容和行事方式的創新者。據此看來，公共部門管理者應該是戰略家，而不是技工。他們不僅向下看，註意自己行動的有效性和優先順序，同時也向外看，註意自己正在創造什麼。不過這裡也相應出現了一種擔憂，即如果公共管理者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咨詢、溝通、深思熟慮，還要定義和表達公共價值，這必然會給他們帶來巨大壓力和工作量。如果公共管理者無法順利實現這一轉型，公共價值的創造和管理也就無從談起。
其次，對公共行政學的影響。
公共管理為全球化語境中如何理解挑戰和回應挑戰提供了新的視角和方法論。因為它不僅依靠規則或激勵因素來驅動公共部門改革，而且倚賴對人性的更豐滿、更全面的認識，鼓勵人們在相互尊重和分享學習成果的語境中，構建伙伴關係。
總而言之，最近這些年來公共管理場域中風雨變幻,而公共價值管理範式則滿足了人們對公共行政進行全新描述的需求。通過公共價值的話語體系，能夠讓人們在爭議中得到一個基本框架，這一框架可以將人們對價值、制度、系統和過程的爭議放在一起，也可以從不同的分析視角，在公共政策分析、管理學、經濟學、政治科學和治理理論中催生出新的洞察力。
基於公共價值管理理論的案例分析[3]
- 基於公共價值管理理論的“農轉城”戶改政策研究——以重慶為例。
（一）重慶“農轉城”政策的公共價值訴求：根據重慶市政府［2010］78號文件精神，重慶“農轉城”的核心內容包括：①充分尊重農民轉戶意願，依法辦理，有償退地，完善社會保障，確保農村居民進城後，生活得到保障，實際生活水平不斷提高。②對農村居民整戶轉為城鎮居民的，允許自轉戶之日起3年內繼續保留承包地、宅基地及農房的收益權或使用權。鼓勵轉戶居民退出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及農房。對自願退出的給予補償，具體補償標準和辦法由區、縣（自治縣）人民政府根據重慶市相關政策精神具體制定。③結合戶籍轉移，系統建立土地、住房、社保、就業、教育、衛生支撐保障機制，逐步消除城鄉戶籍待遇差距，促進城鄉戶籍制度融合，加快城鎮化、工業化、城鄉一體化進程，促進城鄉資源要素的有序流動，實現城鄉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推動重慶市統籌城鄉改革取得實質性突破。
（二）重慶“農轉城”政策的執行效果及問題分析：執行效果比較理想，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轉戶數量，二是平穩推進。另外，重慶“農轉城”政策的推進沒有出現大的社會穩定問題，比如像強制拆遷導致嚴重後果等負面事件發生。這與該政策一直強調的轉戶“自願原則”是分不開的。
雖然總體上重慶“農轉城”政策執行效果比較理想，但依然存在一些問題，具體而言，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政策的嚴肅性不夠。
2.個別高校存在“強轉”現象。
3.轉戶農民的後續保障存在一定風險。
（三）重慶“農轉城”政策對戶改的啟示：基於公共價值管理視角，戶改政策應重點關註以下幾個方面，以提高政策質量、實現政策目標。
1.更加關註集體偏好。以重慶“農轉城”政策為例，重慶“農轉城”政策的出台及實施過程中，應更廣泛地收集分析各方信息，以界定正確的政策問題，從而出台高質量的政策，促進重慶城鄉統籌發展。只有通過系統性的信息收集分析，才可能真正找準實現重慶市城鄉統籌發展的關鍵所在，有針對性地制定政策，從而避免政策分析的“第三類錯誤”，即用正確的方法解決錯誤的問題。
2.疏通公民參與渠道。信息是一種權力，以重慶“農轉城”政策為例，重慶“農轉城”政策的制定過程應更廣泛地引入公民參與，這是主權在民的應然要求。具體方式可以多樣化，其中決策者直接接觸農民瞭解農村實際情況和農民真實心態是絕佳方式。
3.強化政策網路治理。以重慶“農轉城”政策為例，重慶“農轉城”政策主要是政府單方面的決策和執行行為，但政策系統事實上又是一個網路系統，需要各種力量參與其中。重慶“農轉城”政策的有效執行需要決策者在網路化治理中扮演正確角色，恰當定位。具體而言，重慶市政府的作用是要營造一個好的政策執行環境，而不是直接參与執行，要充分發揮其餘政策“股東”的治理作用，掌舵而不是划槳。
4.共同創造公共價值。以重慶“農轉城”政策為例，重慶“農轉城”政策體現了政府對公共價值的訴求，政策出發點沒有任何問題，但這種政府單方面決策的思路卻存在對公共價值的認識誤區。公共價值必須體現公共性。在政府產生之前公共性問題已經產生，政府是體現公共性的一個重要部門，但它只是體現公共性的部門之一。因此，政府不能直接代表公共價值，公共價值是集體協商的結果。就重慶“農轉城”政策而言，其政策公共價值應是決策者、執行者、轉戶對象、其餘社會力量協商的結果，即政策的制定必須更充分地徵詢和採納民意，才能形成和創造正確的公共價值，從而制定出高質量的“農轉城”政策。
總的來說，基於公共價值管理理論視角，政府要與其他社會力量合作，通過對話、協作，共同實現城市化的良好推進；要促進社會信息透明，使政府和其他社會力量在充分的信息交換中瞭解彼此的利益，從而創造共同的公共價值；要做好社會利益博弈的平衡器，體現政府的“元治理”作用，實現戶籍改革的正義與公平。由此可見，重慶“農轉城”政策體現了政府對公共價值的訴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