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理調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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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倫理調控是指企業對其經濟行為進行一定的倫理價值評價，進而對企業行為進行倫理約束和規範，使企業的經濟行為選擇更符合人的價值。

　　(一)企業的經濟行為，離不開經濟目標的確定。因為經濟行為目標不僅反映了企業獲利價值取向的最終實現，它還在很大程度上揭示出經濟行為的內在驅動力，它既包含了經濟行為在實踐中最終應自覺實現的行為選擇，又包含了經濟行為實現這種行為選擇的原因。一方面，企業的獲利行為是其主體——具有一定道德價值觀的人的行為，也是為滿足社會人們需要才產生的行為。現代的企業經濟行為要求其主體自覺做出正確、理性的選擇，而選擇的結果與實施都要受到各個具有不同需求的人們，以及參與目標選擇的人的道德價值觀念的影響。另一方面，企業經濟行為是倫理規範的實踐源泉和載體，倫理道德又是經濟行為的價值導向和目標。經濟行為本質上是人與自然、人與人的制約關係，它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基礎，是人性的對象化和自我肯定，它的實踐本身可以被理解為始終按照理性原則行事就能以最少的投入，獲得最大利益的這個既定經濟目標。

　　(二)企業經濟行為的實踐過程並不是單純的存在於倫理活動中，但每一項經濟行為的實踐活動都體現著一定的倫理思想和倫理價值。雖然任何倫理道德產生、存在和發展的客觀基礎，歸根到底都是以社會物質生活方式表現出來的社會存在，而倫理道德也不是單方面被動的決定於社會經濟生活。狹義解釋“經濟的經濟”或一味追求利潤最大化或功利價值，這在經濟上通常是理性的，但在道義上卻受到摒棄，如:制售假冒偽劣商品、偷稅漏稅、合同欺詐、污染環境等。

　　(三)企業經濟行為選擇的目標是明確的:獲利，此利可以是眼前的、直接的，也可以是長遠、潛在、間接的。企業在做出自己的經濟行為選擇時，是在獲利思想指導下進行，並存在著廣義成本-收益比較基礎之上的成本分析。只有當企業選擇善的行為方式進行生產經營，並提高企業競爭力和給企業帶來實利時，企業在經濟行為選擇中才能自覺選擇善的行為方式。如果企業選擇善的、正當合法的行為方式時成本>收益。相反，通過不正當、不合法的方式反而能獲利，企業在獲利方式選擇中不僅會背離通常意義上的善的方向，甚至會偏離正當合法的方向。

　　(一)必須進行基礎性、全面的經濟倫理建設，對建立特定的倫理準則和規範進行合理性設計。必須認識到，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只有在企業充分明確其權利義務的基礎上，才能建立起對企業經濟行為的約束和矯正的倫理準則和規範。這一倫理準則和規範的建立過程，也是經過企業之間的契約，或者經過民主化和公共的過程得到認可的。當這些倫理準則與規範被社會確認以後，就能成為社會特定的倫理環境，為企業開展經濟活動提供合適的場所與氛圍。對一個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國家，尤其需要圍繞市場經濟有效運行的秩序要求和動力要求進行具體的經濟倫理規範和公司道德規範以及主體道德精神的建設。其中包括制定各個行業的公司道德規範。此外，還需要改造傳統的“倫理道德”，以確認傳統倫理規則和規範的合理性，並建立現代市場經濟需要的企業道德價值取向。要認識到，有了對企業生產經營權利的法律保障，並且有一個合理的倫理環境，道德價值取向才真正有發展和升華的可能。因為此時，企業的道德價值取向不在是被強制推行和被動接受的，而是基於企業的自覺選擇，這是加強企業經濟倫理建設的關鍵所在。

　　(二)強化企業的經濟倫理制度建設，達到精神和制度上的倫理約束的統一。從市場經濟的實踐看，要使企業自覺遵守經濟倫理規範和各類具體規則，從事合法的經濟行為，僅靠教育引導和批評譴責是不夠的，如果僅僅這樣做，就會顯得蒼白無力，甚至會遭到嘲弄。因此，要解決企業人員違反倫理規則的敗德行為，就必須在精神上進行有針對性的教育引導的同時，適度強化經濟倫理的制度化結構，即用正式制度的形式將一些倫理準則固定下來，從而形成單一的約束為精神和制度的雙重約束，達到精神上的道德約束和制度上的道德約束的統一。這既可以從制度方面縮小各類敗德行為的生存空間，又增強道德約束的權威性及其力度。同時必須把經濟倫理制度建設與各類經濟和社會管理制度建設及其完善結合起來。

　　例如對制售假冒偽劣產品、偷稅漏稅、合同欺詐等敗德行為，一方面要通過經濟立法和相關法律手段加以控制;另一方面，又要堵塞管理制度上的漏洞，使管理制度更加趨於完善，讓市場中的敗德行為者無可乘之機，使企業的經濟行為只能按照正確的軌道運行。

　　(三)強化和完善現代經濟倫理的生成機制，樹立經濟主體的道德精神和實現道德自律。藉助制度約束，強化經濟倫理的制度化結構，遏制和防範經濟敗德行為的發生和擴展，這顯然是不夠的。要解決此問題，根本在於彼此尊重企業生產經營的選擇，以自己的投入換取自己的收益，對本企業的經濟行為負責，嚴守承諾和信用等現代經濟倫理要求轉化為經濟主體的道德精神和道德自律。這一道德主體生成，他律是必經階段，也是必要的外在機制。除此之外，還必須加強和完善利益基礎上的誘導機制，精神上的教育引導機制，人際互動的商談機制，以及人格形成的激勵機制和文化上的陶冶機制。其中註重強調的是利益基礎上的誘導機制和人際互動機制。因為利益是道德產生的基礎，從利益方面引導企業成員講道德，使他人意識到講道德最終能使企業獲利，並獲得成功。而企業成員之間的道德商談或道德對話，則是他們達成道德共識的基本途徑。否則，不僅道德共識難以達成，而且以道德共識為基礎的主體道德精神也難以形成。

　　(四)建立行業道德委員會(協會)，加強對企業經濟活動的倫理調控和監督。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一些企業的敗德行為往往比個人的敗德行為對社會構成的危害更大，也難以進行監督、控制。因此，為使企業能在合理、合法、合乎倫理的範圍內獲取利益，就必須加強對其經濟活動的調控和監督，防止企業為單純謀利而背離道德準則。對此，我們雖然做了某些努力和嘗試，但遠未達到有效防範企業敗德行為發生和“公司道德”墮落所要求的程度。對企業經濟行為的道德監督必須建立在一定的道德調控基礎之上，沒有調控，就談不上有效的監督。我們失誤不僅在於基本上忽略了有組織的調控，而且監督也只限於新聞輿論的監督和事後批評性監督，這實際上也是產生各種企業敗德行為的原因之一。為加強調控和監督，除發揮政府機構、司法機關、新聞媒體的監督功能外，同時還可考慮成立各經濟行業的道德委員會或道德協會。如:美國佛羅里達邁阿密城設有一個“信譽局”，作為社會道德監督機制發揮著巨大的作用。道德委員會在負責制定行業道德規範和指導本行業各公司制定道德規範的同時，建立企業行為檔案。對行業各公司或企業遵守倫理道德的情況進行考核、記錄、評估和監督乃至提出警告和批評等，並評定出各個不同企業的信譽等級。通過電腦技術和網路技術隨時可查，使有違法違規和嚴重違約行為記錄的企業和經營者在社會上無立足之地，以此鞭策、鼓勵、警示企業的經濟行為，更好地促進企業經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