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政治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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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傳播政治經濟學是研究傳播作為一種經濟力量對社會的影響以及社會政治、經濟權力機構對傳播活動的作用的一門科學，它強調以一種“歷史的”、“制度的”方法來研究傳播現象。

　　傳播政治經濟學一開始就放棄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傳播研究中占支配地位的功能主義社會學，而是以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歷史唯物主義為起點，提供了一套完全不同的概念框架。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達拉斯·斯邁斯認為，應該從巨集觀上關註傳播與社會的關係。他把大眾傳播看作是處於廣泛的社會背景中的人類實踐活動，認為傳播機構與經濟機構之間是相互作用的。因此，要從媒介機構與其他機構的關係出發，從歷史和制度的方法來理解傳播活動，並關註公眾利益和人類的發展。他強調研究大眾傳播活動必須研究有關的政策和機構，特別是權力問題。這種研究起點和方法一直被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所堅持。

　　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建立以1948-1949年間加拿大學者達拉斯·斯邁斯在美國伊力諾伊大學傳播研究學院開設傳播政治經濟學課程為標誌，至今已有60年的歷史。這一領域以北美與西歐的研究成果最為突出，代表了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從整體上看，其發展歷史可以分為初創期、蓬勃發展期和反思拓展期。

　　從20世紀4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是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初創時期。這個時期的傳播政治經濟學可謂處境艱難，這主要是因為它的研究取向和批判立場與當時美國的學術環境相衝突，也為當時的政治氣氛所不允許。從總體上來講，早期的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還處於政治經濟取向的解釋性研究階段，缺乏理論的深刻性和系統性。儘管如此，斯邁斯的論著不僅奠定了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研究取向，而且對加拿大和美國的傳播政策和傳播改革以及世界傳播新秩序作出重大貢獻。這主要表現在：第一，他的研究開闢了傳播政治經濟學這一重要的研究領域，正是在他的努力和影響下，傳播政治經濟學才得以在北美傳承下來；第二，他為傳播政治經濟學以後的發展確定了基本的研究方向和方法；第三，他還為傳播政治經濟學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研究課題，如國家權力與媒介的關係問題、媒介政策與公共利益的關係問題、媒介企業生產過程等，其中許多研究被後來的學者所繼承。

　　從20世紀60年代末期到80年代中期，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進入了蓬勃發展階段。一方面，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碩果纍纍，不但繼承了早期的研究課題，而且提出了新的研究課題；另一方面，歐洲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蓬勃興起，進一步豐富了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取向。這個時期，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最值得關註的新課題就是圍繞信息及文化產品的不均衡流動現象展開的研究，主要是跨國媒介對民族國家發展、民族文化的影響。這個課題引申出一些重要的概念，如文化依附、文化帝國主義，關註的焦點也從媒介企業擴展到整個文化產業上。

　　從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開始，一些歐洲學者開始關註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特別是英國、法國、義大利、西班牙等西歐國家的學者。從整體上看，西歐學者與北美學者採用的是同樣的研究方法與理論基礎，但由於政治經濟背景、學術傳統上的不同，其研究也略有差異。首先，西歐學者更重視對理論本身的建構；其次，受法蘭克福學派文化工業思想以及西歐社會現實的影響，西歐的研究較多地關註文化工業、媒介集中以及私有化文化等問題；最後，歐洲研究在對傳播活動的分析中更強調對階級關係、階級權力以及階級鬥爭的研究。

　　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在這個時期蓬勃發展有著深刻的歷史動因。除了這個時期西方國家的政治氛圍對於左翼學術研究來說較為寬鬆以外，這個時期急劇變化的國際形勢以及西方社會現狀，特別是媒介產業的發展，為傳播政治經濟學提供了豐富的現實課題，直接促進了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發展。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傳播政治經濟學又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那就是反思和拓展階段。在這個時期，傳播政治經濟學者結合世界傳播發展的新形勢，開始嘗試借鑒其他傳播批判研究的結果和方法。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傳播業發生了巨大變化：第一，廣播電視、電信業的私有化、商業化浪潮出現了全球化趨勢；第二，跨國公司、跨國媒介集團迅速發展，從以美國為主導轉向多元化，跨國公司體系複雜化；第三，衛星技術、光纖技術及網際網路等信息傳播新技術的廣泛應用為媒介全球化提供了技術支持，也加劇了電子媒介領域的競爭。傳播政治經濟學家結合新的社會現實，深入反思了這一問題。比如，結合媒介文化市場的全球化背景，重新思考了國際信息流動問題；對“文化帝國主義”作出了新的解釋；在對排除固執政策的批判中，進一步揭示了政治經濟權力體系與媒介的關係。在這個時期，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者普遍關註的是傳播新技術的社會意義，探討誰控制了新技術，誰就是新技術的受益者，社會公正與民主是否是信息新技術的自然結果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