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帝國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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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帝國主義(Cultural Imper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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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帝國主義是在20世紀60年代反對“新帝國主義”的國際環境下誕生的。所謂“新帝國主義”，指的是戰後許多殖民地國家在獲得民族獨立的背景下，帝國主義的擴張戰略由以軍事手段和直接的殖民統治為主，轉向以經濟和文化控制為主。文化帝國主義是現代帝國主義總過程的一部分。
“文化帝國主義”，最常見的用法大概就是指在帝國主義原來政治、經濟，軍事的殖民統治意味以外，再加上文化的殖民，侵略與霸權。
學者H．I．席勒(Schiller)認為，文化帝國主義就是“在某個社會步入現代世界系統過程中，在外部壓力的作用下被迫接受該世界系統中的核心勢力的價值，並使社會制度與這個世界系統相適應的過程”。
這裡的外部壓力，主要指的不是軍事高壓，而是西方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的信息和文化產品單向洶涌而入的狀況。
①推進世界各國媒介的商業化；
②使各國的教育和科學研究適應跨國商業經濟的要求；
③建議和鼓勵邊緣國家的決策者發展旅游業，並且將其與商業化的體育比賽、現代媒介融合在一起。
文化帝國主義的提出[1]
據考證，文化帝國主義的概念，是由美國傳播學研究巨擘，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名譽教授赫伯特·許勒於1976年的《傳播與文化支配》一書中被首度被使用和詮釋的。二次大戰之後幾十年間，大約有將近100個脫離西方殖民統治的地區成立新興的民族國家，但是絕大多數的這些國家，仍然在經濟上與文化上嚴重依賴著少數的資本主義先進國家。就傳播與文化領域來說，西方幾個大型通訊社主導了全球信息的流通與詮釋權，美國好菜塢電影更是席卷了絕大部分新興國家的市場，國際文化的交流出現嚴重的失衡，新興國家的文化發展空間被嚴重地擠壓。許勒在《大眾傳播與美國帝國》一書中研究過這種現象，並就美國的大眾傳播政策與結構對新興民族國家的控制進行了批判。在《傳播與文化支配》一書中，許勒開篇就表示他的研究是架構於華勒斯坦的現代世界體系理論之上。
他認為華勒斯坦的觀點有三個要點，第一是資本主義追求極大化利潤的邏輯，是首要的切入點：第二是國家之間存在著層級結構；第三是這個層級結構的剝削關係是三個層次(即中心.半邊陲和邊陲)。許勒說，“我認為，當今的文化帝國主義，可以透過這些要點獲得理解”。他接著說，“世界體系的文化——傳播部門，必須同整個體系連繫起來共同發展，並且促進整個體系的目的與目標”，因此“文化——信息的呈現，大體上，儘管不是完全的，是被那些控制著整個系統的財貨與勞務之生產的同一些市場動力所決定的”。許勒認為文化帝國主義是一個全面的、歷史性的現象，涵蓋了包含媒體訊息的各個生活層面；文化帝國主義研究的集中議題並不在對訊息詮釋的同質化，也不在一般性的文化消費面向，而是集中在：國際文化生產與流通的不平等結構，是如何形成擴大和加強了-種新型態的跨國支配。總之，“文化帝國主義是許多過程的總和。經過這些過程，某個社會被吸納人現代世界體系之內，而該社會的統治階層被吸引脅迫.強制，有時候是被賄賂了，以致於他們塑造出的社會機構制度適應於，甚至是促進了世界體系之中位居核心位置而且占據支配地位之國家的種種價值觀與結構”。
“文化帝國主義”被不同的學者界定為經濟先行、文化是目的傾向的“文化帝國主義”，或者是文化先行。文化是輔助經濟與政治進行支配的工具傾向的“文化帝國主義”。前者這樣來界定文化帝國主義：“運用政治與經濟權力，宜揚並普及外來文化的種種價值與習慣，犧牲的卻是本土文化。”後者認為文化帝國主義指：西方統治階級對人民進行文化上的滲透和控制，以達到重塑被壓迫人民的價值觀，行為方式社會制度和身份，使之服從於帝國主義統治階級的利益和目標。有論者認為，文化帝國主義的文化滲透有三種方式：
一是在理論層次上推行以西方中心主義為基礎的人文、哲學、社會科學理論，宜揚西方社會制度和價值觀。
二是在大眾文化層次上通過各種文化媒體傳播它們的文化，例如通過電視、國際互聯網路、書籍、刊物、廣告使廣大民眾耳聞目睹。
三是在文化性的物質產品以及人們的衣食住行等日用品方面大做文章，使人們的環境和生活方式西方化。
文化帝國主義的特點[2]
文化帝國主義有三個特點：
1、它以強大的經濟、資本實力為後盾，主要通過市場而進行擴張；
2、它是一種文化價值的擴張，即通過含有文化價值的產品或者商品的銷售而實現全球性文化支配；
3、由於信息產品的文化含量最高(或者說信息本來就是文化產品)，那麼很明顯，這種文化擴張主要是通過信息產品的傳播而得到實現的。
席勒指出：“電影、廣播電視節目、書籍、新聞報道等隨處可見的文化產品或服務，它們所提供的並不僅僅是消息和娛樂，同時也是傳播社會價值或政治觀點的工具。最終，它們會對全社會的精神結構產生深刻的影響。”可見，文化帝國主義一詞所蘊涵的不僅僅是對文化產品的爭議，而且還包括文化強國將其文化產品強加於弱國之上，而弱國又無力抗爭的現實。
湯林森的文化帝國主義[1]
湯林森的文化帝國主義分析以其著作《文化帝國主義》為代表。湯林森認為文化帝國主義是一個模糊、散漫的概念，若要對其分析與考察，則從這個概念可以理解的範圍與談論的方式而言，他認為有四種途徑：作為媒介帝國主義的話語，作為“民族國家”的話語，作為批判全球資本主義的話語，以及作為一種對現代性的批判的話語。
應當指出的是，湯林森雖然借用了福柯的“話語分析”理論以及解釋學的方法，力求給人以客觀公正的外表，但實質上他還是消解與否定了談論文化帝國主義的四種話語體系。如他認為用媒介帝國主義表達文化帝國主義是不成立的，具體有以下原因：
其一，一些經常對媒介帝國主義進行批判的研究，其分析層次總是要退縮至政治經濟方面或制度方面，並且雖然宜稱文化支配是其分析對象，但經常沒有分析文化支配這個特定的層面。
其二，媒介並不是現代文化的核心，或者說，媒介只是傳播意識形態的中介，而非決定性的文化經驗。這樣，湯林森實際上是主張媒介是中性的，其在傳播過程中並不含有意識形態性。
其三，在湯林森看來，主張媒介會對另一個文化產生諸多效果的觀點，其局限性在於只是把媒介機構與媒介文本作為分析對象，而接受媒介傳播的受眾其實是一些對”實體的生活經驗”（即湯林森所說的文化）具有互異體驗的“主動觀眾”，不同種族，觀眾對話語的解讀能力是相當複雜的，他們在“消費”西方的文化產品時，實際上存在著和西方的文化價值相互建構的過程。也就是說，“主動觀眾”不是被動地被媒介所支配，他們在接受媒介的同時，既批判了西方的文化價值觀，也強化了本族、本人的價值觀，這樣，湯林森就消解了媒介帝國主義這種文化帝國主義的表達。
再者，湯林森認為作為文化帝國主義的民族性的話語也是不能成立的。一些對文化帝國主義持批判態度的論者感覺到了西方文化霸權的控制使民族文化的生存受到了威脅，但湯林森卻試圖以消解民族國家與文化的方式反對這種觀點。他贊同安德森的觀點，認為民族國家與文化不過是“想象出來的社群”。所謂“想象出來的的社群”是說，即使是最小的民族國家的人們，大多數也是互不瞭解與見面的，他們只是在各自心目中存在著彼此共處一個具有共同歸屬的社群的想象。湯林森說，這是由於資本主義現代性在今天以其普遍同質化原則，使原來來自公共領域的文化認同已日益不可能的結果。文化認同現在更多是來自私人領域，如家庭私人朋友等，“我之所以認同英格蘭人，是因為他們是我的家人與朋友等等，而不是因為他們是我的國人”。這樣一來，西方文化的傳播與滲透就不會對民族國家的文化認同構成威脅了，因為認同的內涵本身己是處於個人的想象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