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霸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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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

　　文化霸權是指採用各種文化工具，如文化理論、文化產品、文化資源、文化人才等對社會思想意識進行支配以期達到在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諸方面占主導地位的效果。^[1]

　　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文化霸權的表現形式南理論轉向行動，由秘密轉為公開，由單向變成多向。具有侵略性、欺騙性、規模性、複雜性、長期性的特點。

　　(一)理論侵蝕

　　文化霸權理論的實質是西方中心論和西方優越論。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認為，冷戰的結束意味著西方政治文明、經濟體制、先進的價值觀念即民主、自由的勝利，是與馬克思主義進行長期鬥爭的結果。為此，他於1989年專門寫了一篇名為《歷史的終結》的文章來紀念冷戰的結束。經過一段時問的思考和總結，1992年福山將其專著《歷史的終結及其最後之人》公佈於世。他極力論證的是：冷戰的結束就是社會主義歷史的終結，這種終結意味著西方自由與民主思想的普遍認同。今後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已不再是極權政治，極權政治已經解體，失去了可信度和影響力，也不是共產主義，因為共產主義隨著西方勞資矛盾的解決已經沒有吸引力，只有自由經濟和民主政治才是世界的主導話語。當然，這一說法是邏輯與歷史的分離、事實與價值的分裂而導致的荒謬結論。

　　緊接著，美國哈弗大學教授塞繆爾·亨廷頓，於1993年連續發表兩篇頗具影響的文章： 《文明的衝突》以及《不是文明是什麼——後冷戰世界的範式》。其中心思想是：今後決定世界未來格局和走向的因素既不是經濟，也不是意識形態，而是文化，或者說不同國家和集團之間的文明衝突。所以，其理論被學術界稱之為“文明衝突論”。在他看來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蘭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一東政教文明、拉美文明以及非洲文明之間是有差異的，差異產生距離，差異引發衝突；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交往的全球化，必然引起文化、宗教方面的分歧，而且這些分歧因政治、經濟特征的相距甚遠更難溝通協調而達成一致；西方與非西方各自按照自己的價值標準重塑世界；西方文明可以支配甚至同化非西方文明。其做法是：擴大西方文明範圍，加強美國同日本、俄國的文化合作，以防儒家文明和伊斯蘭文明的結盟而與美國為首的西方文明相抗衡。

　　近20年過去了，沒有任何跡象如美國兩位理論家所“規劃” 的那樣，世界朝著有利於西方國家的方向發展。相反，在2008年，於同一時代提出“軟實力”概念的美國前助理、國防部長約瑟夫·奈面對中國改革開放所取得的成就深有感觸：“最近30年，年均8％一10％ 的增長率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的發展。這一實打的經濟表現，伴隨著以儒學為主要特征的傳統文化的復興，提高了中國在亞洲和整個人民團體的軟實力”。2000年約瑟夫·奈又提出了“文化軟實力資源” 的概念，這一資源就是“其價值觀，從某個角度上講， 自由、人權和民主是美周的指路明燈，而其他國家都學習仿效。軟實力的第二資源是文化輸出，包括影視節目、藝術和學術著作以及網際網路上的信息。” 2002年和2004年，他又推出了兩本有關軟實力的理論專著：《美國霸權的困惑：為什麼美國不能獨斷專行》、《軟實力：世界政治成功之道》，一再重申文化軟實力及其資源的充分利用對美國國際地位的鞏固及未來發展前景的影響。

　　2002年英國首相布萊爾的外交政策顧問羅伯特·庫珀鼓吹“新帝國論”，主張通過新殖民化的手段，由英美等“帝國”輸出民主和自由，以此拯救目前一些國家或地區發生的動亂及威脅。從現實情況看，英美等圍的“拯救行動”招來了眾多的質疑聲：既然民主與自南是普世的文化準則，為何對待不同的國家其立場又截然相反呢?

　　(二)產品輸出

　　強勢國家向世界各國輸出文化產品，可以獲得高額利潤回報，為政治制度的推行、文化觀念的滲透奠定堅實的經濟後盾；同時在文化產品消費過程中其所賦予的符號表徵性含義能達到精神興奮劑的效果。美國的電影大片不只是讓人欣賞到古老的建築藝術、異國特色的風土人情、金髮碧眼的俊男俏女、風景迷人的夏威夷海灘以及無法複製的巨集闊場面與嘆為觀止的製作技術。視覺圖像可能因時過境遷而煙消雲散，但影片中精彩的人物對話、行為舉止、生活習性、思想觀念卻難以磨滅。特別是青少年，隨著個人心智的成熟，記憶會更加清晰，甚至有可能進行比較性回味，潛移默化地進行價值觀的重組與建構。

　　中國在內的第三世界國家的公民喜歡美國的麥當勞、肯德基，這種在美岡有人稱之為“垃圾” 的快餐文化久而久之地改變著輸入國公民的飲食習慣、生活方式，崇洋迷外的心理對民族飲食文化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衝擊， 甚至影響它的傳承、創新和發展。此外，網路信息技術的發展日新月異，數據傳輸量的80％ 以上來源於美國。儘管許多國家採取各種法律、行政手段來控制、過濾有害信息的傳播，但因制度、技術諸方面的原因總是達不到令人滿意的效果。

　　再如，我國對日本動畫片的進口是有嚴格限制的，而網路常給人以可乘之機，它不僅擾亂了網路秩序，更重要的是消極的動畫形象給年輕一代帶來負面影響。就連中國電視頻道公開播放的《櫻桃小丸子》、《多啦A夢》，那些好幻想、行為散懶、走捷徑、不思進取的典型人物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這與中華民族勤勞、務實、有理想、求上進的傳統文化精神顯然是背道而馳的。有些充滿暴力、色情、恐怖、同性戀情節的動畫片其社會後果就更嚴重了。恰如加拿大阿爾伯塔大學教授斯圖亞特·麥克法蒂因所言：“文化產品的根本意義在於它的文化意義、社會意義和政治意義” 。不健康的文化產品，就文化意義而言，它影響到一個國家或民族文化精神的鍛造；就社會意義而言，它會使人們的理想信仰、價值取向與時代精神發生偏離；就政治意義而言，它會導致對國家與民族認同感的缺失、產生嚴重的自卑心理而對未來失去信心。

　　(三)資源侵占

　　歷史上帝國主義國家通過發動戰爭靠武力強取豪奪中華民族傳統文化藝術瑰寶，主要有兩次：一次是1860年八國聯軍2．5萬多人火燒圓明園，將大量珍貴的字畫、典籍、瓷器、玉器等文物洗劫一空；另一次是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以後，將許多書籍、古玩等偷運至日本。新中國成立後，我國政府通過各種途徑追回了部分產品，但流失國外、海外的已不計其數。

　　在和平環境下，強勢國家對文化資源的侵占猶如沒有硝煙的戰爭。美國的麥當勞廣告畫面完全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元素，《花木蘭》早巳成為迪斯尼的品牌產品，美國的計劃是儘快將《楊家將》、《天仙配》、《西游記》演繹成好萊塢大片。日本自古以來就善於吸收外來文化包括中國的文字，當今“搶占” 中國傳統文化資源進行二度創作已成為司空見慣的事情，如日本小說《項羽與劉邦》、《中華武將列傳》等在該國有了相當的賣點。通過技術、人才和資本的聯合運作，動畫、漫畫、網路游戲被打造為日本文化產業的支柱產業，(孔明傳》、《西游記》、《水滸傳》、《三國誌戰記》等中國人耳熟能詳的“字眼” 都是日本網路游戲公司擁有知識產權的暢銷產品。南韓文化的根底是儒家文化，而且對中國傳統文化儘可能地走“拿來主義” 路線，沒有任何史料依據將中國古代的祖先、文化名人進行“移民”，連孔子、李白都成為了南韓人， 這也未免荒唐至極。2005年南韓成功將本國江陵地區的端午節申報為世界文化遺產，引起中國專家學者和民問文化人士的廣泛熱議。在我們看來，儘管南韓的端午節與中國的端午節在形式、內容方面均有差別，就像許多中國人知道南韓有端午節一樣，也有許多人南韓人非常瞭解中國的端午節，其“搶先申遺”的做法應該引起高度警惕和反思。據網路、報紙傳聞，南韓企圖把“科舉制度”、“祭孑L大典”、“韓醫” (中醫改名為韓醫)申請世界文化遺產。對此，南韓人又怎樣向中國人解釋?“先下手為強”只能是強盜的邏輯，而不是普適的法則。

　　(四)人才搶奪

　　文化的競爭說到底是包括科技人才在內的各類文化人才的競爭。文化生產力的第一要素是人才，它能夠促進文化產業轉形升級，增強文化發展的後勁。早在1998年，美國微軟公司在北京投資8000萬美元成立“微軟中國研究院”，借研究之名奪人才之實。鑒於在產品設計、軟體開發等方面人才的缺乏，美國國會以立法的方式，保證企業從海外招攬高素質勞動力的合法性。通過優厚的服務酬金，良好的工作環境，富於挑戰性的發展平臺，千方百計地輓留優秀人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公費派出的留學人員只有1／3回國，近2／3在國外發展。發展中國家高級人才的流出成倍地大於流入。例如，印度丁藝技術學院每年共招新生2500名，眼下已有成千上萬的畢業生移居美國。除美國外，近年來英國、法國、德國、澳大利亞、加拿大、日本等都在不斷調整移民政策，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是設立高門檻以解決本國科技、教育、文化等領域高端人才的緊缺問題。

　　根據文化霸權內涵的歷史演變，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認識，那就是：不論文化霸權發生在一個國家內部，還是出現在整個世界範圍當中；不論它在發展初期具有強制性特點，還是在發展到今天具有了非強制性個性；它的存在都包含著以下這些要素：

　　(一)文化族群的相互獨特是文化霸權存在的前提

　　文化的存在是產生文化霸權的前提，這是一個顯而易見的因素。這裡想著重闡明的是“族群”概念及其獨特性，因為沒有族群的生產、生活方式的獨特性，也就沒有文化的獨特性；沒有文化上的獨特性，也就談不上文化霸權的存在。在文化霸權產生以後，我們可以這樣看待族群概念，它已不是一般意義上所指的“長期銷聲匿跡的少數民族”，而應該是指世界上所有民族的集合體。根據斯大林的民族定義，每個民族由於其地域、生產、心理、語言等都構成要素的不同而相對於其他少數民族而顯的獨特，在這基礎之上，他們的文化形態也與其他少數民族迥然不同，國家產生以後，不但不同的民族有了自己的國別，即使是同一國都中的少數民族，也有了主權性民族文化和非主權性民族文化之分，這就為文化霸權的產生提供了可能。

　　(二)經濟實力的相互懸殊是文化霸權存在的土壤

　　根據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觀，族群中的每一民族，由於在社會歷史發展中採用的生產方式不同，加上地理位置、自然氣候等的影響，因此，決定他們生活狀況的經濟實力也就有別，站在世界全族群的高度俯瞰，經濟實力的相互懸殊直接導致了每一民族生活水平的不同，有了生活水平上的差距，就有了生活方式上的差異。有差異就會有比較，有比較就會有高低，有高低就會對他族的存在有看法。再從國家角度來看，經濟實力差別之上產生了政治、軍事實力的強弱，這種綜合國力的不平衡又直接影響了人們對族群文化的看法，這為文化霸權的產生提供了又一種誘因。

　　(三)顯性的文化交往是構成文化霸權的關係紐帶

　　文化霸權是族與族或族群與族群之間的一種不平等行為。這種不平等行為的實現必定要靠文化交往來鏈接，而文化交往又往往是以經濟上的對外開放為直接載體。在經濟貿易來往中，我們可以看到，各族、族群之間在生活方式上的相互占位，同時關於價值觀念、精神追求、宗教信仰等各種文化形態(如飲食、娛樂等)也在相互的輸入，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中不同的思維方式，不同的思想、思潮也開始出現了相互的影響和衝擊。這本是一種世界文化共同繁榮的火熱局面，但不幸的是，它也埋下了文化霸權這一變種。文化交流為文化主體的侵略、征服意識提供了新的契機。

　　(四)文化主體的鄙視和入侵心理是文化霸權存在的核心

　　只要存在文化交流，就必然有話語上的交鋒與爭鬥，這本來是全族群文化共同進步與繁榮的推動力量，但在這場文化力量的角逐中，強勢主體卻萌發了鄙視他族文化的情感與態度，把自己的文化當成了最先進的併成為衡量其他一切文化的標準，進而產生了他族文化不合人性必須同化掉的入侵心理和行為，極力推崇自己的文化觀念，這就直接導致了文化霸權出現的跡象。人們在文化的相互交往中，必然會出現相互抵觸的現象，產生鄙視他族文化的心理，這是由人類現有的認識水平決定的，至於要通過強制性或同意性的文化入侵來抹殺掉另一族群的文化，這也是認識視野狹窄下的錯誤的行徑。只要存在文化鄙視就會有霸權的可能，只要蓄意入侵、同化另一種文化，那就是文化霸權主義。

　　(五)隱性的權力話語是構成文化霸權的基本力量

　　文化交流當中，當某一種文化形態在另一族或族群中生根之後，我們會看到它的運行方式所具有的不可逆轉性。它以話語的方式傳輸給他族成員，直接改變著他族成員的思維與觀念，進而影響著他們的社會實踐。當今的文化霸權雖然具有非強制性的特點，但是某種文化形態在他族的存在卻有著話語上的規範性或規訓性，即：如果他族成員接納了某種文化形態，那麼，該成員就必須按這種文化形態的運行模式來操作。比如，在經濟管理和經營上，如果接受的是市場經濟運行機制，那麼在用話語表達或者傳授這種經濟形態時，它就明確規定著必須遵循價值規律這樣的操作流程，而絕對不存在任何其他的第二種規律；在文學創作、教育管理上，如果接受了西方的課程與學分制，那麼，你就必須按它的話語規則分類或計算。這就是權力的話語和話語的權力，前者的主體給了話語以特定的規則；後者則給受體以特定的規則。這不僅是一般意義上的文化交流所特有的規律，也是產生文化霸權的潛在力量。

　　(六)文化受體的自覺表現是文化霸權的實現標誌

　　當文化受體在文化的交往中自覺接受了文化主體的話語權力的約束，併在社會行為實踐中開始有意識地履行和運用主體文化的內在力量，進而擴展到大部分的社會成員當中，並經過長期發展成為本族群的另外一種文化形態時，即標志著文化霸權的最終實現和完成。

　　在上述這些要素中，獨特的文化形態，經濟實力上的強弱和文化上的交流、交往是文化霸權形成的基礎性因素，但它們還不能構成文化霸權的實質。文化霸權構成的內在要素是某個文化主體的鄙視、侵略心理，文化交往中隱性的話語力量和受體的自覺接受和奉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