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帝國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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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國”、“新帝國”乃至“新帝國主義”，其實都不是什麼新概念。在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近來人們之所以熱烈地討論這一話題，文章鋪天蓋地，首先是緣於“9·11”事件，其後則是因為發生了伊拉克戰爭。美國在伊拉克取得的令人敬畏的勝利，在知識分子圈子裡再度點燃了有關“美利堅帝國”的爭論。1在媒體的專欄中，認為美國是“新羅馬”（"new Rome"）的評論連篇累牘。當然，這些文章中絕大多數是持批判性觀點，但也確有一些人越來越願意接受一個他們先前曾激烈反對過的思想，即他們的國家是一個帝國。他們渴望相信這樣一點，即存在著一種新型帝國，而這種帝國對美國和世界都是有益的。

　　“新帝國論”是帝國現象與帝國概念歷史演變的產物。3在人類文明史中，很早就產生了靠軍事征服建立的龐大帝國，諸如古代著名的亞述帝國、波斯帝國、亞歷山大帝國以及羅馬帝國等。其中羅馬帝國作為西方文明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與今天的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對“帝國”問題的探討有著直接的淵源關係。

　　美國人所講的“帝國”，在英文中有兩個相關的詞，即empire 與imperial。這兩個詞都源於拉丁文，而且有一個相同的詞根（imper）。在拉丁文中，動詞imperare 意為“命令”，而名詞imperium 意思就是“帝國”（empire）。

　　拉丁文中“帝國”一詞的演變，與古羅馬從共和國到帝國的歷史是分不開的。對於這個過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退休的歷史與社會學教授弗朗茲·舒爾曼（Franz Schurmann）寫過一篇有趣的文章，題目叫《如同古羅馬，美國正從共和國走向帝國》。舒爾曼認為，羅馬人是非常忠於他們的共和國的（一如美國人忠於美利堅合眾國一樣），但在2000多年前，他們也同樣著迷於他們的帝國。這個帝國一直從大西洋延伸到了今天的伊拉克。公元前33年，凱撒（Caesar ）的侄孫屋大維（Octavian）作為第一執政官，被授予了絕對統治權（Imperium）。公元前28年，他又獲得了“奧古斯都”（"Augustus"）的神聖頭銜。從此，他掌握了至高無上的權力，而元老院則形同虛設了。這一變化標志著羅馬帝國的開始。4自從有了羅馬帝國，“帝國”的概念就出現了。

　　在羅馬帝國之後，世界歷史上又陸續出現過不少帝國。如果我們把世界古代史中的帝國視為“古典”帝國，那麼伴隨著資本主義發展而出現的一系列殖民帝國，就是某種“新”帝國了。在歐洲，西班牙、葡萄牙、荷蘭、法國、英國等都建立過海外殖民帝國。英國的殖民地因遍及全世界，更被稱為“日不落帝國”。對於這個帝國，人們也稱之為“英國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當然，在領土擴張的過程中，也有一些強國採取的不是建立海外殖民地的方式，而是進行陸地領土擴張，諸如哈布斯堡王朝、奧斯曼帝國、沙皇俄國以及獨立後的美國等。

　　什麼是“帝國”（empire）？《新牛津英語詞典》（The New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的解釋是：“以前在單一最高權力尤其是皇帝或女王支配下的一組範圍廣泛的國家。”《韋伯詞典》（Webster’s Ninth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的解釋是：“在單一最高權力之下擁有廣泛領土或一批領土或人民的政治單元，特別是那些以皇帝為國家元首的國家。”對於帝國的特點，錢斯（James Chace）和里佐波洛斯（Nicholas X. Rizopoulos）認為，無論是羅馬、拜占庭、哈布斯堡、奧斯曼還是英國，其模式在理想上都不單要為自己的公民提供安全，而且要保證為那些居於其直接統治範圍之外的人們提供一個有序的世界，這些人接受帝國的命令，也能從帝國霸權所強制建立的政治、法律和經濟秩序中得益。

　　從統治方式來說，邁克爾·多伊爾（Michael Doyle）認為，帝國是指某些政治社會對於其他政治社會的有效主權實施政治控制的一種關係。說得確切些，如果國家A 能夠強制國家B 去做違背其利益的事情X，而且這種控制不單針對國家B 的國內政策，而且針對其國際政策，那麼國家A 就是帝國。

　　在英語中，與“帝國”相聯繫的概念“帝國主義”（imperialism），是伴隨著西方殖民帝國體系的發展而出現的一個詞，時間大體上是19世紀中葉。按照《牛津英語詞典》(OxfordEnglish Dictionary)的說法，該概念出現於1858年，所指就是“英國治下的和平”。當時，人們認為帝國主義是一種新現象，因此應該有一個新詞來描述它。它的涵義主要是指英國的殖民政策。以後這個詞的用法有擴大，凡大國以弱國為代價實行擴張都被認為是“帝國主義”。

　　今天的歷史學家，往往把普法戰爭之後的歐洲帝國主義稱為“新帝國主義”（"newimperialism"）。新帝國主義作為一個帝國殖民擴張時代，具體指從普法戰爭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這段時間，即從1870年到1914年。7這段時間之所以被稱為“新帝國主義”，是因為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殖民政策發生了階段性的重大變化。在19世紀上半葉，處於自由競爭時期的英國政治家曾一度反對殖民政策，認為殖民地的解放和完全脫離英國是一件不可避免而且有益的事情。當時的政府要人迪斯累里（Disraeli）甚至把殖民地看作是弔在其脖子上的石磨。8然而，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又開始了新一輪在世界各地大肆搶占殖民地的活動，並且到19世紀末把整個世界瓜分完畢。按照列寧的論述，“最大資本主義列強已把世界上的領土瓜分完畢”是資本主義過渡到帝國主義的主要標誌之一。

　　從帝國的歷史發展來看，經過兩次世界大戰，特別是戰後的民族解放運動，老牌的殖民大國都衰落了。美國在二戰後作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一度被認為建立了“美國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10由於美國扮演了世界支配角色，因此自然成了“帝國主義”討論的對象。以後，隨著蘇聯發展成為與美國大體對等的超級大國，其擴張行為也被稱為帝國主義。

　　這兩個超級大國的“帝國”對峙，在經歷了冷戰幾十年的爭奪之後，以蘇聯的解體而告終。

　　自此，美國開始了扮演世界惟一支配角色的時期。美國超強無比的經濟與軍事力量，它支配全球的戰略態勢，使得人們再次關註一個重大問題，即美國是不是在走向帝國。實際上，有關新帝國論的討論就是在這樣的形勢下熱起來的。

　　關於新帝國論的討論，人們認為英國首相布萊爾的外交政策顧問羅勃特·庫珀（RobertCooper）提出“新帝國主義論”是一個重要標誌。實際上，庫珀提出“新帝國主義論”，並沒有提出什麼特別新鮮的東西。他的主要貢獻在於從價值判斷上對“新帝國主義”作了明確的肯定。此前，由於帝國主義等同於對外侵略與殖民統治，因此一些大國儘管推行對外擴張政策，但都不願承認自己是“帝國”或“帝國主義”。也許是冷戰結束後國際形勢的新發展改變了一些人的價值判斷，使得“帝國”得到了某種敬意，因此庫珀才能夠旗幟鮮明地提出“需要新帝國主義”。

　　按照庫珀提出的理論，雖然國際秩序一直是基於權力平衡與霸權，但秩序往往意味著帝國，而權力平衡則始終伴隨著戰爭危險。在兩極格局終結之後，世界上存在著三類國家：一類是前現代國家，即失敗的國家（諸如索馬利亞和阿富汗）；第二類是後現代國家（諸如歐盟那樣的聯合體）；第三類是現代國家，即傳統的主權國家（諸如印度、中國等）。在當代的國際關係中，後現代國家正受到前現代國家和現代國家的挑戰。一些現代國家在謀求發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而前現代國家則為犯罪集團和恐怖主義組織提供基地。對付這些挑戰，干涉是必要的。干涉的最合乎邏輯的方式就是殖民化，但這是當今的國家所不能接受的，因而需要一種新型的帝國主義（a new kind of imperialism），需要一個可接受人權的世界和普世價值觀的帝國主義。像所有的帝國主義一樣，這種帝國主義也是以帶來秩序和組織為目標。它類似於羅馬帝國，能夠為它的公民提供法律、鑄幣和特殊的道路。庫珀提出，為了對付歐洲後現代大陸之外的老式國家，我們需要回覆到先前的粗暴方式——暴力、先發制人的攻擊和欺騙，總之，需要使用19世紀國家之間的任何交往手段去對付他們自身。在我們後現代國家中間，我們保持法律，可是當我們在叢林中行動時，我們就必須使用叢林法則。11庫珀所設想的帝國，並不是美國，而是作為聯合體的歐盟。庫珀認為，在當代的國際關係中，已存在對帝國主義的需求和產生帝國主義的條件。

　　然而，當代除了美國，是不可能有其他國家更適合扮演“帝國”的角色的。那麼，美國到底是不是帝國呢？

　　美國是不是一個帝國，人們有不同的觀點。

　　牛津大學教授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認為，美國是帝國，但卻是一個拒絕承認的帝國。它看起來像一個帝國，它的行為像一個帝國，但它拒絕稱自己為帝國，因為它繼承了反對帝國的文化遺產。12讀一下近來美國駐伊拉克最高長官佈雷默（Paul Bremer）和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Donald Rumsfeld）所說的話，就可以明白這一點。佈雷默說：“我們支配著這個地方，我們將繼續把我們意志強加於（impose）這個國家。”13這樣的言論，顯然帝國味十足。但拉姆斯菲爾德卻說：“我們不是殖民大國，我們從來不是殖民大國。那不是一個民主國家的行為。”那麼，美國到底是不是帝國呢？要搞清楚這個問題，我們有必要回顧一下美國的歷史。

　　作為一片新大陸，美國最初是英國的殖民地，處於英帝國的統治之下。美利堅合眾國的誕生，正是反抗英國殖民統治的獨立戰爭的結果。然而，美國獨立後不久，就在北美開始了領土擴張。弗朗茲·舒爾曼認為，美利堅帝國概念的源頭就是托馬斯·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 ）1803年與法國達成的“路易斯安娜購買”（Louisiana Purchase）。15這筆價值萬美元的殖民地交易，使得美國獲得了從密西西比河直達洛磯山，北到加拿大邊境，南到墨西哥灣的廣大領土。這片領土的面積為828000平方英里，相當於當時美國版圖的二倍，包括了後來美國的13個州。以後，美國又相繼奪取了佛羅里達、得克薩斯，並通過戰爭奪得了格蘭得河以北的墨西哥全部領土。到19世紀中期，美國的領土已從大西洋延伸到太平洋，成為世界上面積最大的國家之一。

　　在完成北美的領土開拓之後，美國於19世紀60年代開始了對海外的侵略和干涉。在1898年具有重新瓜分世界意義的美西戰爭中，美國打敗了西班牙，奪得了菲律賓、古巴等殖民地。戰後，美國背棄諾言，扼殺了古巴和菲律賓的民族獨立運動，並血腥屠殺了60萬菲律賓人。

　　對於美國的這段歷史，不論學者們如何把它解釋為例外，其帝國性質都是非常清楚的。

　　事實上，與這一時期美國殖民擴張的歷史相對應，當時美國政府的殖民擴張觀念也是清楚明確的。1901年至1909年任美國總統的西奧多·羅斯福說過：“一個國家的首要職責在其邊界之內，但不能因此就宣佈免除它在整個世界所面對的責任。如果它拒絕承擔這樣的責任，那麼在構成人類命運的民族中，它就會喪失為爭得一席之地而鬥爭的權利。”16羅斯福所闡述的這種思想，代表了當時美國社會的一種主流認識。

　　對於美國的殖民擴張，一些人把它視為一種傳播民主、秩序與和平的使命。在美西戰爭之前的1897年，某位蓋德先生（Mr. Gide）發表的《論殖民責任》中有這樣一段話：“殖民化不是一個利益問題，而是一個責任問題。殖民化之所以必要是因為存在著對那裡人民以及個人的一種道德義務，即為了人類普遍之善而運用來自天意的權力與優勢。殖民化之所以必要是因為殖民化乃是大國所承擔的一項義務，如果它們不想失去自己的使命，不想在道德上垮臺，這些義務是不可逃避的。”17按照當時美國政府的說法，他們計程車兵就負有這樣的道德義務。1899年美國戰爭部長魯特（Elihu Root）說：“美國士兵是不同於有史以來所有其他國家計程車兵的。他們是自由與正義、法律與秩序、幸福與和平的先鋒隊。”在鼓吹對外擴張的政治家中，時任美國參議院多數派領袖和對外關係委員會主席的洛奇（Henry Cabot Lodg）是最突出的一個。1900年3月7日，洛奇在參議院說，美國侵占菲律賓是“有理的、合法的，也是正義的”。相反，如果離開那裡，則是“危害人道”，“並且大大違背了健全的道德”。在回答美國的占領是否剝奪了那裡人民自由的問題時，洛奇說，“談到自由，他們從未有過，現在也沒有，除非在美國陸軍的國旗的保護下，我們將自由賜給他們。”談到擴張，洛奇說，“我並不為美國擴張的長篇記錄而慚愧，我為此感到驕傲。

　　占有菲律賓並不違反獨立宣言原則，而是要把那些原則傳播給一個從不知道有自由的民族，這個民族在幾年後就會不願離開美國國旗的保護，一如被我們置於美國國旗保護下的任何其他地方的人民一樣。”洛奇認為“是責任與利益——是至高的責任和至善的利益強迫我們保護菲律賓”。

　　對於美國的擴張歷史，洛奇是極為自豪的。洛奇說：“我們在19世紀留下了任何民族都無法比擬的征服、殖民、領土擴張的紀錄。”“小國已成過去，而且沒有未來。現代的運動總的說來是人口和土地向大國和大片領土集中，大國很快被他們未來的擴張和保衛地球上所有未開墾之地所吸引。這是一場有助於文明和種族提高的運動，作為世界上的偉大國家之一，合眾國決不能在前進路上落伍。”洛奇的觀點可以說代表了美國曆史傳統的一個極端，即赤裸裸的帝國思想。然而，在美國的歷史發展中，並非只有這一種傳統在起作用。作為一個一立國就確立了民主制度的國家，反對帝國、主張自治、自決的觀念在美國同樣也有傳統。詹姆斯·庫爾思（James Kurth）認為，美國在國際關係中的故事實際上包括兩個傳說，一個是美國傳說，即關於美國民主共和國堅定傳播其普遍價值的故事；另一個是歐洲傳說，即關於美利堅帝國堅定傳播其帝國思想的故事。誠然，美國很少有人對於他們在國際事務中扮演帝國角色的觀念感到適意。作為在反抗英帝國殖民統治的獨立戰爭中誕生的國家，在1812年它又打了第二次獨立戰爭。在整個19世紀，美國人認為他們是作為一個共和國在英勇地抵抗歐洲帝國，並且認為英帝國是主要威脅。對於19世紀在北美大陸的領土擴張，他們認為那並不是帝國的獲取物，而是一種非常自然的領土合併。對於19世紀90年代奪取菲律賓和加勒比領土，庫爾思認為這與歐洲帝國奪取海外殖民地是非常相似的。不過，大多數美國人對此是如此不安，以致不久就以菲律賓共和國、波多黎各共和國稱呼之，並且讓古巴和巴拿馬正式獨立。美國人從不認為這些領土是帝國的一部分。在二戰後的50年中，美國的勢力擴展到了全球，但官員和公眾從沒有人認為他們的國家是帝國，或他們的作用是帝國的作用。21庫爾思的評論無論有多少辯解的成份，他至少表明瞭這樣一點，在倫理上，“帝國”並不被認同，美國人還是願意以反帝國的觀念來標榜自己。

　　顯然，帝國文化與反帝國文化共同伴隨了美國領土擴張的過程。也許，從思想觀念上來說，反帝國的文化傳統更流行，至少從人們的言詞上看是如此，但從行為上來說，帝國文化卻有更多的表現。正是在這兩種傳統因素的作用下，美國人對帝國似乎從來就存在一種矛盾的心理。他們一方面要擴張，另一方面卻又覺得應該堅持自治、自決的原則，並千方百計地把自己的行為模式想像成與傳統的帝國不同。

　　分析美國帝國文化的背景，我們可以看到，至少有兩個因素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是美國的民族優越感和救世意識，另一個是美國超強無比的國力。早在殖民地時期，那些最初的移民就自命為負有特殊使命的“上帝的選民”，是被上帝選擇來執行世界拯救的神聖計劃的。

　　他們希望把未來的國家建設成照亮世界的“山巔之城”，成為一個“在民主、自由和社會公正方面堪稱舊世界光輝楷模的新世界”。22正是這樣一種觀念，在美國的文化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傳統。伴隨著美國國力的強大，這種觀念更發展成了以擴展民主、自由、正義為旗號的新干涉主義。

　　如果說救世意識是支撐帝國觀念的精神因素，那麼美國超強的國力則是起著更關鍵作用的物質因素。沒有實力就談不上救世，而一旦具有了超強的國力，美國人就不可避免地會考慮做點什麼。對於20世紀特別是冷戰結束以來美國的國際地位與力量現實，有許多美國人特別陶醉。他們認為，美國的力量比英帝國處於頂峰時的力量更強大，無論從相對還是絕對的意義上說，美國都比有史以來的任何國家都強大。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MadeleineAlbright）所說的美國是“不可缺少的國家”（indispensable nation），就反映了這樣一種感覺。

　　美國《新聞周刊》編輯、畢業於哈佛大學的著名印度裔學者法里德·扎卡裡亞（Fareed Zakaria）認為，目前這個時代實際上只能有一個名稱：單極世界，一個只有一個全球強國的時代。美國在當今世界的地位是史無前例的。100年前，英國是一個超級大國，統治著全球25%的人口，但它僅僅是全球第二或第三富裕的國家，以及許多軍事強國之一。

　　新保守派專欄作家查爾斯·克勞薩莫(Charles Krauthammer)認為，即使在鼎盛時期，英國也常常受到排在其後的其他大國的挑戰。它的陸軍比不上歐洲的陸軍大國，不過它的海軍力量卻相當於排在其後的兩個海軍之和。今天美國的軍事支出相當於排在其後的20個國家之和。在海軍、空軍和空間力量方面，它都是無敵的。

　　理查德·哈斯（Richard N. Haass）認為，世界的主要特征就是美國居於首要地位。在可以預見的未來，沒有國家或國家集團會處於能平衡美國的經濟、軍事和文化力量的地位。對於美國的外交政策來說，基本的問題仍然是處置美國多餘的力量，這些力量可以給予美國許多和相當大的利益。

　　即使是強調大國衰落的耶魯大學教授保羅·肯尼迪（Paul Kennedy），在強調美國權力時似乎也改變了其口氣。“像這樣的權力不均衡前所未有，從來沒有。查里曼帝國（Charlemagne’s empire，公元8—9 世紀）的地盤只囿於西歐，羅馬帝國的範圍要大得多，但當時在波斯和中國還存在另外的大帝國。因此，美國是無與倫比的。”正是基於美國的民主自治傳統、救世意識和今天強大的國力，使得很多美國人覺得，自己不應該成為帝國，但卻又不得不做一個帝國。在這種情況下，有人坦率承認美國就是帝國，而更多的人則極力想說明美國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帝國，而是一種“新帝國”或“新帝國主義”。

　　在保守派雜誌《國家利益》2003年春季號上，詹姆斯·庫爾思的一篇文章一開篇就說，21世紀的頭10年，像20世紀的頭10年一樣，是一個帝國的時代。然而，在100多年前是存在許多帝國的，它們包括西歐民族國家的海外帝國——特別是英國、法國、葡萄牙和荷蘭的那些帝國，以及那些在哈布斯堡、羅曼諾夫和奧斯曼王朝統治之下的多民族國家的陸上帝國。今天，只有惟一一個帝國——美利堅全球帝國。文章認為，帝國未必涉及軍隊與裝備。

　　如果現在存在美利堅帝國，那麼最好以信息網路和流行文化的軟權力而不是以經濟剝削和軍事力量的硬權力來界定它。它是信息時代而不是工業時代的帝國。如果歐洲人和世界上幾乎所有其他人都堅持認為這個新帝國同他們自己歷史經驗中的早期帝國沒有多少差別，那我們可以告訴他們，他們錯了。

　　波士頓大學教授安德魯·巴切維奇（Andrew Bacevich）認為，我們肯定不是那種按照英國和羅馬的方式對臣民進行統治的帝國。我們作為帝國的意義在於我們有意識地謀求而且我們意在維持支配性權力，包括軍事權力及其他權力，我們運用這種權力是為了造就一種國際秩序，這種秩序符合我們的愛好，反映我們的利益與價值。這樣的努力就造成了一個帝國的問題。它造成了一種反衝和抵抗。因此，我們在維持我們的優勢地位時，在管理我們試圖造就的秩序時，就面對著如同英國和羅馬帝國在其權力頂峰時所面對的同類型的挑戰。

　　新保守派的重要人物，研究古希臘和羅馬帝國的權威，耶魯大學教授卡根（Don Kagan）,則否認美國是帝國。他說，作為世界上強大乃至最強大的國家與作為一個帝國是有至關重要的差別的。經濟擴張不等於帝國主義，而且根本不存在“文化帝國主義”（cultural imperialism）這樣的東西。如果美國是一個帝國，那麼它為什麼不能動員其國民支持反對海珊·侯賽因的戰爭？美國不是一個帝國，它的力量來自於自願的聯合和聯盟。美國的霸權比較好地為人們所接受，是因為全世界的人民都知道美國軍隊將最終從被占領土上撤走。宣稱美國是一個帝國不僅是一個現實錯誤，而且在戰略上也是災難性的。與英國的剝削目的相反，美國傳播民主和人權的意願與帝國的觀念是相矛盾的。美國總是為它的伙伴掙錢。它並沒有把它干預的國家變成荒漠，而是使之富有。甚至俄羅斯人也知道，他們可以在冷戰後投降而無須屈從於占領。

　　卡根認為，具有廣泛含義和具有彈性的帝國概念不具有“任何意義”，這一概念的使用者“最好能拿出一個不同於包括了羅馬人和亞述人的概念。”他說，作為一個帝國就意味著能告訴你的“臣民”做什麼，並且肯定知道他們會去做，因為如果他們不做的話，你會強迫他們去做。你可以沒收他們的土地，強迫他們交稅，服兵役。所有這些都與美國不搭界。任何人都可以不服從美國而且通常不受懲罰。如果某人看到了今天的美國同羅馬帝國和大英帝國有相似的東西，那他們也會看到不同點是如此顯眼，以致使用這樣的概念是很荒謬的。卡根說，這是一種全方位的新境況：前所未有的力量與優勢，前所未有的全球範圍與利益，但卻有國內的制約因素，而這一點以往的帝國基本上是沒有的。在這些制約因素中，憲法體系受到國內不同意見、自由和自治的意識形態以及人民不願進行海外承諾等因素的調節。

　　就美國的發展歷史而言，我們必須承認，美國確實與那些老牌殖民帝國有很大的不同。

　　除了19世紀在北美的領土擴張和與西班牙進行過殖民地爭奪之外，美國對世界的支配主要不是通過領土占有的方式。顯然，這是一種更新型的帝國主義。這種帝國主義的主要特征是干涉主義。埃里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指出，美國與英國不同。英帝國在其頂峰時，統治了全球錶面的四分之一，而美國則沒有進行過實際的殖民統治（除了20世紀初），它是以附屬國和衛星國的方式運作，並且發展了一種對那些國家進行武裝干涉的政策。32邁克斯·布特（Max Boot）指出，從美國建國之初起，美國的商人、傳教士和士兵就滲透到了世界最遠的角落。美國有很長的海外行動的記錄。在1800和1934年之間，美國海軍有180次登陸行動，年均超過1次。人們往往認為這段時間美國是孤立主義的，實際上這段時間美國軍事力量在所有的地方戰鬥。1832年在蘇門答臘，1871年在北韓，1899年在薩摩亞群島。

　　鑒於美國的支配行為不同於傳統的殖民帝國，有學者主張對帝國進行區分，即分為正式（formal）帝國與非正式(informal)帝國。詹姆斯·庫爾思認為，帝國可能是正式的，也可能是非正式的。那些歐洲帝國對於殖民地人民的統治就是正式的，但其中一些國家，如英國、法國、俄國，在某種程度上也包括非正式帝國的成份，即非正式地統治著各種不同的保護國、托管地和附屬國。34尼爾·弗格森認為，正式帝國是指直接統治那些國家，如英國的幾千官員直接統治印度。非正式帝國是指通過傀儡政府，即通過提供資金、支持和軍事援助的方式進行支配。35弗格森認為，所謂美利堅帝國其實並不是布希創造的，而是有幾十年時間了。

　　布希與他前任的主要區別是修辭上的。在索馬利亞、波黑、科索沃發生的干涉，以及1998年美英未經聯合國批准而對伊拉克發動的“沙漠之狐”空襲行動，都是柯林頓執政時期的事情。

　　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如果說美國是帝國，那它確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帝國。從支配世界的目標來看，從在世界各地保持軍事存在來說，美國與傳統帝國沒有什麼本質區別，儘管以住的帝國都知道自己的目標是有限的，但從其統治方式來說，則顯然有很大不同。美國主要是通過間接控制，通過自願的聯盟，而不是通過建立殖民地來達到目的。

　　美國扮演干涉主義角色，通常被認為是在充當“世界警察”。對於這種政策或角色，其實美國學者早有論述。古典自由主義歷史學家阿瑟·埃克施（Arthur Ekirch）在1955年的著作《美國自由主義的衰落》（The Decline of American Liberalism）中已經分析過這樣的問題。他認為，伴隨著美國作為全球警察在追求“國家安全”過程中承擔越來越多的責任，美國的外交政策就會發生變化。

　　就美國的對外干涉而言，有兩個因素一直是非常重要的，這就是責任感和利益感。這兩者構成了美國帝國觀念的主要支柱。所謂責任，就是要用一切手段，把美國自認為是最好的社會制度和價值觀念推行到全世界；所謂利益，就是要在全球範圍內最大限度地滿足美國的國家需求。認識這一點，對於認識今天美國帝國觀念的本質是非常重要的。

　　在當代，在美國的兩個主要的政治派別的鬥爭中，通常保守派比較註重利益，而自由派比較註重價值。理查德·埃布林（Richard M. Ebeling）認為，在冷戰結束後的10年中，為了一個新的和更好的世界而實施對外干涉的主張大多來自於美國的自由派，而保守派則通常比較謹慎，並且對於按照美國的想像對外遠征改造世界持批評態度。38恰恰是柯林頓政府時期，從其理想出發，通過對外軍事干涉，幹了許多“社會工作”。“9·11”事件改變了這種情況。美國的保守運動，就像其自由派的表兄一樣，表現出對帝國秩序的渴求，並且願意用對外干涉的方式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一般來說，自由派在進行干涉時喜歡用比較冠冕堂皇的言詞來粉飾自己，不願意使用“帝國”的字眼，而一些保守派則直言不諱。他們要麼使用“美國治下的和平”的說法，要麼則直接使用“帝國”的字眼。1999至2002年擔任過“新美國世紀計劃”執行副主任的新保守派重要人物托馬斯·唐納利（Thomas Donnelly），就是“美國治下的和平”的狂熱鼓吹者。他提出，作為現行的自由的國際秩序的領導者與保衛者，組織並維持“美國治下的和平”的責任已落到美國肩上。現在真正的問題在於美國怎樣使它的勝利發揮杠桿作用，支持、擴展“美國治下的和平”，並使之制度化。40對於“帝國”的說法他是十分欣賞的。他說，我習慣於一次次地使用“帝國”一詞，這是一種思考我們權力範圍的有用方式，責任是與這種權力相伴隨的。41狂熱主張美國擔當世界警察角色的邁克斯·布特，則願意使用另外一種說法來稱呼美國的政策，即自由帝國主義（liberal imperialism）。他說，雖然這不是傳統的稱呼，但它確實適合描述我們在世界許多地方的使命，而且我們完全不必為此感到臉紅。

　　為了建立一種帝國式的秩序，許多美國政治家提出了各種處方。2001年詹姆斯·庫爾思在《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秋季號上發表了題為《下一個北約——建設一個美聯邦》的文章。他的核心觀點就是使世界美國化（Americanizing）。他認為，美國領導歐洲的最理想方式實際上是一種類似英聯邦（ British Commonwealth of Nations ）的美聯邦（American Commonwealth of Nations）。正是“9·11”事件推動美國政府擴展了美聯邦，超出了反映西方文明的狹窄圈子。

　　邁克斯·布特的想法是美國應當實行公然的干涉主義。他認為，今天美國的所作所為，一如當年在加勒比所做的那樣。遵從羅斯福的邏輯，美國是有義務制止綿延不斷的壞事的，原因很簡單，如果我們不做，沒有別人會做這件事。這恰恰就是過去10年我們在巴拿馬、波黑、科索沃、阿富汗和伊拉克所做的事。

　　對於美國是不是應當扮演世界警察的問題，布特做過非常明確而生動的解釋。他說，我們首先可以問問自己，世界需要警察嗎？這個問題就像問舊金山或紐約是否需要警察一樣，我想我們都會做肯定的回答。道理很簡單，只要存在邪惡的漏洞，你就需要有人保護人民防範掠奪者。在國際體系中情況是一樣的。只是國外的掠奪者遠比普通的強盜、殺人犯更危險。

　　在國際社會中，國際法由於沒有強制機制，因此毫無意義。所以，必須有國家出來做世界警察。當今的多邊組織，如聯合國、北約、歐盟等都做不了世界警察，比利時、布吉納法索、孟加拉國更不行。能做世界警察的國家必須擁有充滿活力的經濟，必須極端熱愛自由，必須有強大的軍事力量。在19世紀，英國同全人類的敵人戰鬥，並保持海洋向自由貿易開放。

　　今天只有一個國家有能力扮演同樣的角色，那就是美國。

　　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也許可以得出這樣幾點認識：美國有不可否認的帝國史和不同於傳統殖民模式的干涉史；美國有傳統的帝國觀念，也有傳統的反帝國觀念；面對美國的霸權現實，有人主張美國做非正式的帝國，但也有人主張美國應理直氣壯地做世界警察。當然，我們也必須承認，多數使用“帝國”概念的人在價值觀上是不認同帝國的，他們是使用這一概論對美國對外政策進行批判。在這裡，“帝國”概念的使用乃是為了反對“帝國”的現實。

　　人們把美國看作“帝國”，除了其他的因素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人們認為美國提出並實施了一種“帝國戰略”（strategy of empire）。46這種戰略使世界各國感到不安，也使眾多美國人憂心忡忡。弗朗茲·舒爾曼通過歷史分析，認為布希總統做著許多與歷史上的帝國統治者相同的事。他越來越像軍事指揮官第一而總統第二。他對國內事務的關註，似乎只在於謀求2004年的再次當選。在歷史上，羅馬帝國的屋大維為實現“羅馬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在帝國各地建立了數百處軍事基地，現在布希也做著相同的事。47就結果而言，屋大維的結構調整，使得羅馬享有了200年的和平與繁榮，而布希能給世界帶來這樣的景像嗎？

　　這裡所說的“帝國戰略”，實際上是對美國對外政策行為特征的一種概括，其特點正如喬治城大學教授約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所說：美國單獨行動，預先採取行動，放棄國際組織與規則，謀求美國在其中起操縱作用的世界秩序。48在這種世界秩序中，要點是美國對全球進行控制。美國不允許其他國家發展出與美國對等的力量，不允許美國的首要地位受到挑戰，無論這種挑戰是來自敵方的陣營還是來自自己的盟國。用邁克斯·布特的話來表述就是：保持美國的首要地位，使得單極制度化（Institutionalizing Unipolarity）。

　　“帝國戰略”作為一種對外政策的表現形式，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有學者進行過闡述。

　　在代表保守派觀點的《現代》（Modern Age）雜誌的發刊號上（1957年），一篇出自古典自由主義記者摩利（Felix Morley）之手的文章指出，美國的建立是基於有限的政府與自治的觀念，這兩個觀念意味著不幹涉美國公民的私人的與和平的事務，同時也不幹涉別國的內部事務。任何一種形式的干涉都意味著“帝國”政策，從政府的意義上來講就是統治者高居於其他人民的生活之上，並且統治著他們。文章認為，一個國家的原則常常最清楚地表現於對外政策的舞臺，因為它不會受到那些限制其國內行為的憲法的約束和法治的限制。從這個意義來講，一個政府在對外政策中表現了其真正的意識形態色彩。它要麼尊重居於其他土地之上的人們的權利與自由，要麼不這樣做；要麼尊重其他國家人民選擇自己事務和未來的權利，要麼不這樣做。文章對於美國的對外政策提出了警告，即一旦美國在國外奉行干涉主義政策，它就難以在國內維持公民自由、市場經濟和分權化的政治權威了。權力將會集中於政府的行政部門。巨額的資金將會從國內的私人部門被吸取出來用於政府在國外的冒險。在這個過程中，政府的共和制形式將被置於一邊，而出現帝國制度（institutions of empire）。

　　在美國，推動這種“帝國戰略”成形的是產生於冷戰時期的新保守主義思潮。在里根政府時期，這種戰略思潮左右著當時的國防和對外政策，而到老布希政府時期，這一戰略又再次得勢。推行這一戰略的保守派人物之所以被稱為新保守主義，是因為他們反對傳統保守派的孤立主義而堅持“國際主義”，主張用美國的優勢武力在全球進行干涉，維護美國的世界領導地位。

　　毫無疑問，冷戰的結束為這一戰略思潮的大發展創造了條件。1991年，查爾斯·克勞薩莫（Charles Krauthammer ）在《外交》雜誌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宣稱我們生活於一個“單極時刻”（Unipolar Moment）。51按照這種“單極時刻”的邏輯，美國理所當然地應當確立一套明確的戰略，建立自己的霸權體系。

　　1992年海灣戰爭結束之後，在美國國防部長切尼（Dick Cheney）的領導下，保羅·沃爾福威茨（Paul Wolfowitz）和劉易斯·利比（I. Lewis Libby）執筆起草了一個重要文件，即《防務計劃指導》（Defense Planning Guidance）。這個後來被稱為“狄克·切尼名著”（"DickCheney's masterwork."）52的46頁的文件在國防部的高層中進行了傳閱。作為五角大樓的內部文件，它的政策構想的形成與國家安全委員會是不無關係的，據認為曾與總統或其高級國家安全顧問進行過磋商。不久，一位官員把它捅給了《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認為這一討論應當公開進行。同年3月8日，《紐約時報》發表了帕特裡克·泰勒（Patrick E. Tyler）的文章：《一個單一超級大國的世界》（A One-Superpower World），披露了這個文件。

　　按照泰勒的描述，《防務計劃指導》的核心思想就是：這個世界應當由一個超級大國來支配。美國在後冷戰時代的政治、軍事使命，就是阻止新的競爭對手的出現，無論是在西歐、東亞、前蘇聯地區還是別的地區。美國作為世界秩序的領導者，必須維持威懾機制，使潛在的競爭者甚至不可能指望發揮較大的地區或全球作用。美國必須謀求阻止出現歐洲單獨的安全安排，因為那將會削弱北約。美國必須顯示出對於建立和保護新秩序所必需的領導能力。

　　為使美國的這種角色永存，美國必須充分說明發達工業國家的利益在於不要挑戰美國的領導地位，或是謀求推翻已確立的政治經濟秩序。基於這樣的目的，美國應捍衛它的領先於所有國家的軍事力量的現狀。如果集體行動組織不起來的話，它就將保留獨自行動的權利，採取單邊行動或是進行有選擇的結盟。總之，該文件認為21世紀指導美國對外政策的核心假定應該是在整個歐亞確立美國的永久的統治地位。在這一過程中，美國的軍事干預力量應成為地緣政治前景的“永久支柱”。

　　《紐約時報》對《防務計劃指導》的披露，引起了軒然大波。參議員拜登（Sen. Joe Biden）看後勃然大怒，認為這個報告為“字面意義上的‘美國治下的和平’”開出了一個“美利堅帝國”的處方。由於遭到了強烈反對，在當時的國家安全顧問斯考克羅夫特（Brent Scowcroft）和國務卿貝克（James Baker）的堅持下，最後的文本不得不大大降低了調子。

　　《防務計劃指導》出籠後所遭遇的挫折，使得新保守派不得不繼續等待機會。對於老布希和柯林頓執政期間美國的對外政策，他們極為不滿，抱怨美國政府沒有抓住“單極時刻”的有利時機確立美國的霸權。他們認為美國政府應當對於美國的國家利益有更明確的觀點，並採取一種確保這一時刻不消逝的戰略。

　　在這期間，新保守派進行著各種努力。這裡特別需要提到新保守派在1997年成立的一個重要組織，即“新美國世紀計劃”（The 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PNAC）。在這個組織的聲明上署名的25人中，切尼、拉姆斯菲爾德、沃爾福威茨、利比、卡根、福山等人均在冊。該組織在聲明中宣稱其核心主張就是實現美國的全球領導（American globalleadership），而成立該組織的目的就是解釋美國的世界領導作用是什麼，並力爭使美國進行國際干涉的政策重新獲得支持。

　　針對美國的領導責任，該組織提出了4個主要目標：（1）如果我們要履行今天我們的全球責任併為了未來動員我們的武裝力量，我們就需要大大增加軍費；（2）我們需要加強同民主盟友的聯繫並且向那些仇視我們的利益與價值的政權提出挑戰；（3）我們需要在國外促進政治和經濟自由的事業；（4）在保持和擴展有利於我們的安全、繁榮和原則的國際秩序的過程中，我們需要接受美國發揮獨一無二作用的責任。56“新美國世紀計劃”在綱領中儘管沒有使用“帝國”的概念，但該組織所提出的戰略無疑構成了帝國戰略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一環。

　　在帝國戰略思想的隨後發展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N. Haass）的作用無疑也是重要的。他在老布希政府中擔任過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和特別助理，曾為老布希執筆闡述過美國的世界領導地位、使用武力和單邊行動等問題。572001年小布希上臺，他又被任命為國務院政策計劃辦公室主任。作為一位鼓吹干涉政策的重要人物，哈斯2000年11月11日在《亞特蘭大》（Atlanta）雜誌上發表了“帝國的美國”（Imperial America）一文，對帝國戰略作了明確的闡述。

　　哈斯認為，建設並維持世界秩序，需要世界上最強大國家——美國做出持續的努力。為此，美國需要重構其從傳統的民族國家到帝國權力的角色。在這裡，不能把帝國的對外政策混同於帝國主義。帝國主義意味著剝削，通常是基於經濟目的，並且往往要求領土控制。在歷史上，一批歐洲國家就曾統治過眾多人民，這些人民生活於沒有自治權的殖民地。然而，這樣的世界已不復存在了。今天，這樣的關係是不理想的，也是不可能持續的。我們倡導一種帝國的對外政策，要求我們按照某些原則來組織世界，這些原則會影響國家間的關係和國家之內的情況。今天美國的作用十分類似於19世紀的英國。這種作用反映了美國的文化的訴求，美國經濟的力量，受到促進的規範的吸引力，以及美國對外政策的有意識的行為。強制和使用暴力通常是最後的手段。哈斯認為這就是加拉格爾（John Gallagher ）和羅賓遜（Ronald Robinson）在150年前所描述的英國政策所遵循的原則：如果可能就非正式地擴大控制；如果必要就正式地擴大控制。哈斯認為，這一原則可以應用於新世紀開始之際美國的對外政策。實際上，美利堅帝國要成功，就不得不做一個非正式的帝國。

　　怎樣使帝國的戰略付諸實施呢？除了要有系統的政策構想之外，顯然還需要某種機遇。

　　在2001年9月11日的早晨，突發的恐怖主義襲擊事件，終於使新保守派有了施展其戰略的可能。不可能有更理想的時機了。“9·11”事件使得切尼成了美國曆史上最強有力的副總統，而擔任國防部副部長的沃爾福威茨和擔任切尼首席顧問的利比這時也都可以發揮重大影響了。這幾個人再加上拉姆斯菲爾德以及國防部其他志同道合的人，共同開始了一個美國前駐聯合國大使霍爾布魯克（Richard Holbrooke）所說的在美國外交政策領域“大力破壞兩黨連立傳統（bipartisan tradition）”的過程。

　　這裡所說的“兩黨連立傳統”，是指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在對外政策領域共同遵守的大框框。正如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所說，自二戰以來，美國的外交政策一直是基於兩個主要戰略：一個是圍繞著遏制、威懾和維持全球權力平衡而實施的現實主義政策；另一個是基於建設一套多邊制度和聯盟以促進開放的市場經濟和民主價值的比較自由的政策。儘管共和黨政府傾向於現實主義議程而民主黨政府比較喜歡國際主義觀點，但兩者都不會背離這個核心假定太遠。然而現在，華盛頓自冷戰以來第一次開始構建一種新的大戰略。60這種戰略就是所謂的“帝國戰略”。

　　反映“帝國戰略”的某些重要思想，2002年9月被寫入了布希政府的《新國家安全戰略》（The New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報告。例如，報告強調必須在無賴國家和恐怖主義對美國構成威脅之前制止它們，必須建立導彈防禦系統，必須先發制人。用哈佛大學教授霍夫曼（Standley Hoffmann）的話來說，這個報告乃是“全球統治的信條”（a doctrine of globaldomination）。

　　從單極、單邊、先發制人、全球統治再到帝國，這確實是一種合乎邏輯的發展。伊蘭（IvanEland）指出，“9·11”事件之後，一些評論者進一步推進了其安全觀念，力主通過帝國模式來實現國家的安全。他們宣稱，在21世紀保護美國安全的最好方式就是仿效英國、羅馬等過去的帝國。他們的假定是，如果美國能夠在其文明的霸權之下鞏固國際體系，那麼美國就能更安全、更繁榮。伊蘭認為，雖然美國政府沒在正式使用“帝國”這個詞，但小布希的安全戰略中無疑已包含了“新帝國主義”的內涵。

　　布希所謀求的世界新秩序是以兩個信條為支撐：第一是政權變更（regime change），即如果必要，通過武力除去無賴國家的領導人；第二是先發制人，即對於無賴國家和失敗國家，即使沒有對美國利益或其盟國的利益構成明確的威脅，也可以採取軍事行動。63這兩個信條從錶面上看是要對付恐怖主義威脅，而實際上正如伊肯伯里所指出的，其驅動因素乃是布希政府的全球稱霸願望。這種願望代表了一個由三種政治力量組成的聯盟，其中包括右翼強權政治者（Machtpolitikers），諸如拉姆斯菲爾德和切尼；與以色列利庫德集團關係密切的猶太新保守主義者；以及基督教和天主教右翼領導人。“9·11”事件的發生使得這一聯盟在布希政府中得勢，而以國務卿鮑威爾為代表的傳統現實主義者則相對失勢。

　　吉姆·勒伯（Jim Lobe）指出，這些新戰略的倡導者們在對外政策中更怕受到其伙伴和全球規則的約束。在回擊恐怖主義威脅、對抗無賴國家和搜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過程中，他們將越來越多地扮演單邊和先發制人的角色。他們主張美國應利用其無敵的軍事力量來經管這一全球秩序。除了對美國軍事力量的強烈信念之外，這些人在其外交政策中還有一些關鍵的共同的東西。他們都蔑視多邊主義，都蔑視和不信任歐洲，特別是法國；都堅信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對美國和西方構成了主要的威脅。另外，他們都認為應該馬上而不是以後對抗中國長期的戰略威脅。正是這樣的立場使他們對沙龍持堅決的支持態度，並且攻擊各種不同的多邊制度，諸如國際刑事法庭，並且推動對伊戰爭和政權變更。

　　從新保守派所推行的戰略思想的發展過程中可以看到，布希政府在反恐戰爭中所實施的對外戰略，只不過是把新保守派在10前已準備好的謀求支配全球的綱領變成了政府的具體行動。伊肯伯里認為，美國的新戰略在未制定新世界藍圖，未舉行“雅爾塔”式峰會的情況下，就從根本上改變了自20世紀40年代以來與其伙伴共同建立世界秩序的傳統。

　　由於美國新保守派所推行的這一套經過精心準備的全球戰略涉及到了世界各國人民的利益，因此人們也許都不得不問這樣一個問題：它會給美國和世界帶來怎樣的結果呢？

　　小布希政府推行的“帝國戰略”，在美國國內和世界各地都引起了強烈的批評。2002年9月26日，有32位著名的國際關係學者（其中大部分是現實主義者）在《紐約時報》（NewYork Times）上刊登了一個付費廣告，聲明反對布希政府的先發制人戰略，認為不符合美國利益。他們當中包括“新現實主義”的代表人物——現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肯尼思·沃爾茲（Kenneth N. Waltz），“進攻現實主義”的主要倡導者——芝加哥大學教授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在名單中，我們還可以看到斯奈德（Jack L. Snyder，ColumbiaUniversity）、埃沃拉（Stephen van Evera，MIT）、傑維斯（Robert Jervis，Columbia University）等人。

　　泰利（Andrew Tyrie）認為，在沒有清楚的會受到迫在眉睫攻擊證據的情況下進行先發制人的打擊，會破壞國際關係的基本原則——軍事行動只有在進行自衛時才能被證明是有道理的。政權變更的信條同樣是有破壞性的。誰來決定一個國家的領導人必須撤換？68泰利認為，我們對國家間的有序關係都有巨大利益。國際體系穩定的關鍵在於承認別國存在、確保其邊界以及維持其國內法律與秩序的合法性。在國際法中這一信條已得到高度發展，但其起源卻在於一個常識性原則：不要侵入我的房子，我也不會侵犯你的。泰利認為，如果我們繼續以西方價值的名義進行單邊主義軍事行動，我們不會走向國際秩序而只會走向國際無政府。

　　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認為，危險莫過於帝國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時卻相信對全人類有利。美國如同革命的法國和俄國一樣，是一個基於救世主義的大國，其信念是世界的其餘部分都應當以自己為榜樣，甚至應當幫助解放世界的其他部分。在冷戰時期，美國是西方國家聯盟的領袖，歐洲因此承認美國作為世界帝國的邏輯。然而，今天美利堅帝國及其目標已不再受到真誠的承認了。

　　伊肯伯里認為，美國初生的新帝國大戰略有可能在非常需要國際社會和政治伙伴的時候毀掉這兩者。這是一種充滿了危險的方式，而且很可能失敗。它不但在政治上是不可持續的，而且在外交上也是有傷害的。它有可能引發對抗和抵抗，而這將使美國處於一個有更多敵意和分裂的世界。

　　以上三位學者對帝國戰略的批評，即破壞國際法原則，追求救世主義與新干涉主義，破壞多邊主義，實際上正是帝國戰略的本意。對這樣的戰略進行評估，除了進行價值判斷之外，最根本的是要分析它的政策構想能不能成功。

　　小布希政府推行帝國戰略，其宣稱的主旨是反恐和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恐怖主義無處不在的特性，給了布希政府四處出兵的機會與藉口。從美國採取行動的範圍來說，現在已顯現了日益擴大的趨勢。這種趨勢發展的結果，就是帝國戰略批評者所分析的過度的擴張。

　　從邏輯上來講，帝國戰略必然會導致過度的擴張。伊蘭認為，帝國戰略之所以會導致戰略上的過度擴張，是因為當霸權國實現了一個地區的穩定之後，在邏輯上就需要穩定與之毗鄰的地區。因此，帝國需要不停地擴大其承諾。例如，阿富汗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喀布爾的卡爾扎伊政權建立之後，它必然要求華盛頓實現中亞的穩定，解緩克什米爾衝突並解決中東問題。這種導致承諾不斷擴大的情況，其實100多年前的英帝國就已經感受到了。當時的一位英國外交官曾說過，如果我們不嚴格限制我們的干涉原則，那麼我們大概往往要同時進行40場戰爭。

　　過度的擴張會導致兩個不利的結果。一個結果就是敵人會越來越多。正如傑克·斯施德所指出的，採取擴張政策的帝國會發現，它們會因過度擴張而發現被敵人團團包圍。就今天的美國而言，雖然因力量對比過於懸殊而遲遲沒有出現公開對抗它的聯盟，但由於它同時攻擊了太多的國家，使得這些受害國實際上已形成了對抗它的聯盟。73現在美國為了反恐和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而在多條戰線上同時採取軍事行動，並且為反對邪惡軸心、無賴國家和推行民主而在眾多穆斯林國家使用武力，很可能在世界各地點燃反抗的怒火。

　　法里德·扎卡裡亞（Fareed Zakaria）認為美國人認為他們的國家從未尋求統治別人，長期以來，美國一直是一支進步而正義的力量。但是，歷史學家告訴我們，所有擁有主宰地位的國家都認為它們與眾不同。它們每一次取得的勝利，都使它們堅信自己是上帝的寵兒。但當它們變得過於強大時，世界上的其他國家就開始恐懼和懷疑它們。英國雜文家約翰·卓伊丹這樣描述這種現象：“當上帝的選民變得過於強大時，它們所認為的正義事業最終變成了壞事。”斯奈德指出，即使不會出現高度協調的平衡美國的聯盟，一些麻煩製造國和恐怖主義團體也會對布希政府的先發制人戰略構成嚴峻挑戰。意志堅定的小國或反抗組織為保護它們的家園或現實利益，常常會在對抗那些實力遠遠超出它們的國家時獲勝，因為那些強國缺乏付出高昂代價的持久動機，這方面的實例包括越南戰爭和阿爾及利亞抗擊法國的運動。即使它們最終無法獲勝，如同約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一樣，但它們也會通過持續的反抗而讓敵人在長期內付出高昂的代價。由於美國過於強大，那些被列入美國打擊黑名單的弱小國家很可能越來越傾向於得出這樣的結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與恐怖戰術的結合是對抗美國的唯一有效的手段。75按照這樣一種邏輯，美國無疑將面臨的更加不安全的局面。

　　過度擴張的另一個後果就是美國最終會不堪重負。霍布斯鮑姆認為，儘管美國的單極行為是無與倫比的，但除了高技術武器，美國所依賴的是越來越少的資產。美國現今的優勢會持續多久現在還說不清。但有一件事是絕對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從歷史上來說，這隻是暫時現象，一如其他帝國的情況一樣。我們已目睹了其他帝國的終結。例如所謂的德意志千年帝國，事實上只存在了12年。

　　實際上，帝國戰略所導致的重負，還包括保護“搭便車者”的負擔。伊萬·伊蘭（IvanEland）認為，帝國戰略會導致其他國家在經濟上和軍事上搭便車，這樣就能加強它們趕上霸權國的能力。帝國戰略會減少其他國家用於自身防務的開支，並且會因巨大的稅務負擔加在霸權國經濟的頭上而使經濟增長放慢。實際上，美國自立國一直到進入20世紀成為世界強國之前，一直在大英帝國之內搭便車。77克裡斯托弗·萊恩（Christopher Layne）說，霸權國傾向於過度支付安全費用。它最終會削弱其對外地位的國內基礎。其他國家因安全支付過低而可以把額外的資源投入經濟生產。再者，仁慈的霸權使得財富和技術很容易向可能的競爭對手擴散。結果，不同的增長率導致經濟相對力量的變化，最終結果就是新的大國的出現。

　　為了維持龐大的統治範圍，帝國通常需要大力擴充軍備。伊蘭指出，在1980年代中期，美國的軍費占世界的28%，而現在上升到了40%。但美國的GDP 卻只占世界的29%。儘管美國的經濟總量大於排在其後的3個經濟體即日本、德國和英國之和，但其軍費卻大於排在其後的15個國家的軍費，而這些國家中的大部分都是美國的富有的盟國。為了反恐，布希政府2003年的軍事預算將達到3960億美元，比上一年度增長13%。在未來5年，政府的軍事開支計劃為2.1萬億美元，年均水平將比冷戰時期高15%。現在不清楚美國的帝國戰略到底要花多少錢。迄今為止，在小小的波黑和科索沃，美國的納稅人已為其國家重建掏出了210億美元。如果考慮到在世界其他地方的開支，那就更不知道要多少錢了。

　　不過，對於美國的“帝國成本”，也有完全相反的觀點。邁克斯·布特認為，美國的帝國作用幾乎不可能是不可持續的。他認為，美國不是花了過多的錢而是沒有花足夠的錢。按照布特的分析，大英帝國之所以垮臺，就是因為在軍費上投入不夠。在英帝國的強盛期，即1870-1923年，其軍費開支只占GDP 的3.1%。這種規模的軍費使它能夠擁有有效的海軍，但卻只能保有非常弱小的陸軍。以致當俾斯麥被問到如果英國陸軍在德國登陸將怎麼辦時，他竟回答說會派一名治安巡警去逮捕他們。由於英國沒有進行足夠的軍事投入來威懾德國，以致不得不卷入兩次世界大戰並最終流盡了血。布特的結論是：使英國付出帝國代價的並不是帝國政策，而是兩次世界大戰的勝利。

　　對於“帝國戰略是不是可以持續”的爭論，也許只有等事實來說話。就目前而言，多數意見都認為帝國戰略不會有好的結果。

　　傑克·斯施德指出，由於採取這種先發制人戰略，美國可能會步幾乎所有的現代帝國最終走向衰亡的後塵。美國不是一個擁有殖民地的帝國，也不會尋求殖民地，但是，如同過去200年間的其他大國一樣，美國有時會尋求在混亂地區實現和平。相應地，美國也面臨與那些已經滅亡的帝國相同的戰略困境。實際上，所有的“帝國神話”（myth of empire）的歷史實踐都表明，先發制人戰略恰恰會帶來布希和賴斯都不願看到的結局——美國的絕對不安全和美國帝國因過度擴張而衰亡。

　　當然，邁克斯·布特是絕對不會同意這樣的觀點的。布特對這個問題的結論是非常明確的：如果我們不去制止那些壞家伙，誰去？如果我們不當世界警察，誰當？如果我們不去維持那些遙遠地方的治安，那麼最終它們就會危害我們。所以，無論我們喜歡與否，自由帝國主義都是我們的未來。這可是件大差事。

　　“帝國”與“帝國戰略”究竟是何命運，我們且等歷史來評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