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斷層危機

出自 MBA智库百科(https://wiki.mbalib.com/)

產業斷層危機(Industrial Fault Crisis)

　　產業斷層危機是指在經濟成長和經濟結構提升過程中，由於經濟轉型而出現的秩序混亂和動蕩。比如，經濟發育程度由不發達到較發達、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轉為市場經濟、技術與產業由傳統型轉向現代型、增長方式從粗放型轉向集約型、金融體系從封閉管制型轉向開放深化型等等，形成技術斷層、產業斷層、政策斷層、體制斷層、思路斷層、市場斷層等等，就會發生不穩定因素，形成經濟內部某些方面的失調或者失衡，產生動蕩與混亂。

　　斷層危機是經濟成長在從一個階段轉入下一個階段的經濟轉型期所發生的經濟秩序混亂和經濟動蕩。經濟轉型是指技術轉型、產業轉型、增長方式轉型、金融及經濟體制的合成變動。這種轉型是一種整個經濟結構的提升，至少是支柱產業的替換，因而是一種階段性質變或飛躍。這就好比人必須經歷“更年期”一樣。

　　一般來說，一個國家的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進程大體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前工業化階段。這一時期基本屬於農業社會階段，農業產值構成國民經濟主要支柱，手工作坊式的加工業技術水平低下，技術進步基本上處於一種經驗指導階段。

　　第二階段為初級工業化階段。這一時期機械化大工業有了較大規模的發展，以鋼鐵、煤炭、紡織業為主導的傳統產業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力量，技術進步表現為一種理淪化的發展。

　　第三階段為中級工業化階段。這一階段自動化設備的發展導致工業加工的技術升級，深加工、精細加工和自動化成為這個階段工業發展的主流，以信息、金融、電信、工商法咨詢業等為代表的新興第三產業發展迅速。

　　第四個階段為高級工業化或後工業化階段。這一階段是知識和信息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資源和主要動力，信息技術成為應用最為廣泛的高新技術語言。

　　上述四個階段對於一個國家來說是一個逐次遞升的進程，經濟成長必須逐次通過這四個階段才能成長為現代化經濟。

　　為此，當一個國家處於從一個工業化階段上升為高一級階段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遇到產業的銜接問題。根據產業升級的一般規律，新興產業替代傳統產業是一個自然的過程，如果經濟運行處於一種完全自發的狀態的時候，產業銜接是一種緩慢而穩定的接續過程，一般不至於發生大規模的產業動蕩。然而，這種自然過程過於漫長，人們通常都會將自己的主觀發展意願註入到經濟發展過程中，或者提前發動產業革命，或者強制引進一種新的產業，在國際經濟一體化進程中，開放型經濟也可能引進境外的產業影響。這些因素，必定會影響產業升級過程的銜接方式，使產業銜接出現錯落不齊的現象，產業斷層就不可避免。

　　在產業升級過程中，傳統產業遇到市場飽和的瓶頸，增長速度下滑，而新興產業尚未強大到足以替代傳統產業的規模，在經濟增長率方面，由於傳統產業下降導致經濟增長速度下降，而新興產業產值不足以彌補缺口。

　　產業斷層危機作為產業轉型期的經濟錯位，具有幾個明顯的特征：

　　其一，產業斷層的深層機理來自於技術升級的錯落。

　　由於產業斷層導致的產業錯亂可能引發經濟危機。這種“產業斷層危機”不同於一般的周期性經濟危機，它不是指一般的生產過剩危機。這是由於進入新的經濟成長階段之前，新舊產業之間、新舊技術之間、新舊增長方式之間、新舊體制之間出現的摩擦和斷層，並且不可能短期內解決。這個斷層，將主要表現為在經濟轉型中，結構劇烈失衡，增長速度放慢，市場秩序混亂，社會經濟動蕩。產業斷層，作為產業結構變動的結果，顯然是一種長期的過程。它髮端於產業結構升級轉換中的不協調，一些產業經過長期的發展，技術水平提高緩慢，市場出現飽和，導致這些產業的增長遲緩，進而出現產業的夕陽現象；同時，由於整個社會技術進步出現中空現象，具有高速成長意義的新興產業沒有在產值貢獻上、利潤增長上做出相應的反映，新興產業的成長沒有彌補夕陽產業的產值落差，產業轉型與斷層危機從而帶來相當一段時期的經濟增長滑坡。

　　其二，結構性摩擦劇烈，表現為結構性過剩與結構性不足並存。

　　既然是產業結構轉型出現的經濟成長落差，結構性矛盾就成為此時的主要矛盾。一般情況下，表現為夕陽產業的市場過剩顯著，有時以品種型、技術型過剩為特點。這就是說，夕陽產業的產品並不是一概表現為所有產品的過剩，而僅僅是技術檔次低、花色品種陳舊的產品出現過剩。這種過剩足以使傳統產業步履維艱，似有整個產業垮掉的趨向。在實際經濟運行中，傳統產業中也存在某些產品、某些項目通過技術創新而出現生機的可能，其中有的傳統產業經過升級轉入新興產業，有的傳統產業通過技術更新改變了被動局面，得以在新的技術平臺上繼續成長。但一般而言，由於新興產業在誕生之初其規模化和產業化相對不足，難以支撐整個經濟增長，因而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增長落差。

　　其三，經濟增長率明顯下滑但不一定表現為負增長。

　　經濟增長是綜合性的，不同產業的相互作用，形成各自產業的增長率。但是，不同產業畢竟存在自己的成長規律，有些產業經濟增長具有階段性，有的產業經濟增長受資源瓶頸和技術瓶頸制約較為嚴重，這些產業的衰落，不僅使自己的產業經濟增長出現下滑，也會通過產業鏈條牽動整個經濟出現增長率下滑的局面。這就是所謂“產業鏈陷阱”。

　　其四，產業斷層危機持續時間較長。

　　由於產業斷層的彌補需要較長時間，故而產業斷層危機持續時間較長。尤格拉周期的下降階段長的一般持續二十幾個月，短的持續數月，即轉入蕭條階段。而產業斷層導致的斷層危機，由於矛盾積累深，結構錯位嚴重，供給調整需要時間長，故而，經濟增長的下降就會出現持續不斷的現象，有的時候可長達數年。為此，這種斷層危機對國民經濟的打擊將是很大的。日本經濟自1989年下半年發生泡沫危機以來，直到1995年才出現經濟平穩，前後經歷了6年之久。東南亞金融危機自1997年5月以來，直到1999年7月份才算趨穩，時間持續24個月以上。

　　其五，伴隨較大規模、較長時期的結構性失業和技術性失業。

　　尤格拉周期的失業通常都是有效需求不足型的失業，這種失業通常需要通過刺激總需求來緩解。凱恩斯的政府干預理論主要就是需求管理的理論。由產業斷層導致的斷層危機，其失業的類型大多表現為技術進步型的失業或結構性失業。產業升級必然伴隨技術進步。伴隨結構性調整，相當一些傳統產業通過市場調整而被迫收縮，由此引起大批在崗人員進入失業狀態。這些結構性失業大軍，由於技術性障礙，一時難以轉崗，只有通過較長時期的技術培訓和吸納，才能緩解這種失業。

　　斷層危機的發生或多或少都將對國民經濟產生衝擊和不利的影響，就衝擊力測定來說，可以有如下四條定律：(1)發展階段越低，產生斷層危機的衝擊力就越大。一般來說，經濟發展階段低，新興產業誕生和接續能力不足，當傳統產業衰落時，新興產業接續不上，經濟衰退深度就會加強。(2)發展速度越慢，產生斷層的衝擊力就越大，，經濟發展速度是衡量一國經濟動力大小的標誌。經濟發展速度慢，市場反應不快，居民承受能力不強。產業轉型的落差將嚴重影響國民經濟。(3)技術創新動力越薄弱，產生斷層危機的衝擊力就越大。一國經濟成長過程中，是否能夠順利實現產業升級的替代，主要要依靠新興產業的發展，新興產業的發展又取決於技術創新能力的大小。技術創新能力薄弱，將使產業替代能力低下，經濟成長將發生斷裂。(4)對外依存度越低、越封閉，產生斷層危機的衝擊力度就越大。一國對外開放水平直接關係到一國的產業轉型與斷層危機資源獲取和技術引進力度。如果國民經濟過於封閉，勢必面臨資源獲取和技術升級的瓶頸，在進行產業升級過程中將不可避免地要面臨重大困境。

　　根據歷史經驗，衝擊力的測定主要通過市場失衡度、經濟增長落差、危機持續時間、結構性失業規模來測定。一般情況下，中期平衡都有一個中間值，偏離中間值的失衡度作為測算依據：(1)市場失衡度主要通過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差額來體現；(2)總量失衡度給予一定的權重，例如6％為重度，3％以下為輕度；(3)經濟增長落差度3個百分點為中度，5個百分點為重度，1個百分點為輕度；(4)危機持續時間一年內為輕度，1—2年為中度，2年以上為重度；(5)結構性失業規模在5％的失業率為輕度，7％為中度，7％以上為重度。

　　從歷史上看，各國工業化在幾個產業轉型期都會發生經濟成長斷層危機。根據工業化的進程，可以將斷層危機分為初級斷層、中級斷層和高級斷層。初級斷層，是從工業化前期進人工業化的轉型期出現的成長斷層，中級斷層是指從傳統工業化進入高級工業化期間出現的成長斷層，至於高級斷層是指從工業化進入信息產業化期間出現的成長斷層。

　　根據斷層危機的引發機制，我們可以將斷層危機分為幾種類型：(1)康氏周期拐點型，如20世紀30年代大危機；(2)尤格拉周期引致型；(3)泡沫經濟引致型，如日本經濟20世紀90年代大滑坡；(4)貨幣危機引致型，如東南亞1997年危機；(5)資源瓶頸引致型，如1973年石油危機；(6)技術創新動力不足型，如南韓1998年危機。

　　產業斷層危機的類型與機制

　　1.“康氏周期拐點型”

　　“康氏周期拐點型”是與經濟長波相關聯的產業斷層危機。例如，20世紀20—30年代，以電氣、石油技術為代表的第三次技術革命巳進入尾聲，技術創新進入盤伏調整時期，康氏周期第三次世界經濟長波已經達到上升頂點，開始進入收縮階段。此時，也正值美國、德國、日本等西方國家由初級工業化轉向中級工業化階段。這一時期，這些西方國家呈現了一系列基本態勢：一是技術創新動力不足，傳統電氣技術、冶煉技術和化工技術的突破既需要科學理論的積累，又需要時間；二是產業更替尚需時日，紡織、鋼鐵等傳統工業的增長動力在減弱，技術升級動力不足，新技術產業群尚未形成，固定資本更新的規模不能形成升級換代的支撐；三是國際市場出現強勁的競爭，進出口貿易的逆差壓力與日俱增；四是當時的貨幣資本制度尚存在缺陷，信用制度、貨幣制度的畸形發展，導致虛擬資本過度膨脹和融資體制的泡沫化，嚴重脫離產業資本的實際發展需要，加之產業更新換代動力不足，大批資本流向房地產、證券市場進行投機，加大了金融風險和市場風險。上述技術、產業、市場和貨幣制度等經濟成長的長期因素，決定美國等西方工業化先行國家進入一種成長斷層期，與經濟周期因素相交匯，引發了20世紀30年代的大危機。

　　2.“泡沫經濟引致型”

　　“泡沫經濟引致型”是指由於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泡沫破裂導致的斷層危機。由高級工業化轉向後工業化過程中，也會發生這類經濟成長斷層危機。日本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所發生的持續性經濟衰退就屬於這種類型的斷層危機。目前，日本經濟已經進入後工業化階段，但是由於日本經濟實用性特點，其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進程面臨著替代缺位及產業空心化。

　　日本經濟實際上自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開始，就進入低速發展階段。進入80年代後半期，由於人為的因素，日本經濟出現持續4年多的“平成景氣”，這種超常現象的出現，是從1985年秋西方五國財長會議之後，日本政府為了應付日元衝擊，連續5次凋低公定利率，低利率政策的實施造成巨大的過剩資本，在當時國內經濟蕭條，實物透支的呆滯情況下，大量資本便投向收益率相對較高的資本市場和房地產產業，致使股價和地價狂漲，導致虛假繁榮的“泡沫經濟”出現。

　　隨著資本價格上漲和企業設備投資增多，1988年日本經濟已經明顯出現“過熱”，供需矛盾加劇，物價漲幅過大，迫使日本政府不得不緊縮銀根，在短短的]年零4個月的時間里，5次上調公定利率，導致股市狂瀉，地價下落，至此，泡沫經濟徹底破滅，日本經濟急轉直下，從1991年起，日本經濟進入長期衰退階段。

　　3.“貨幣危機引致型”

　　1997年髮端於東南亞地區的金融危機就是這種貨幣危機導致的斷層危機。此次東亞危機最初髮端於泰國。1997年3月3日，泰國中央銀行宣佈9家財務公司和11家住房貸款公司存在資產質量不高、資金不足，要求它們整頓。3月5、6兩日，這些銀行被提走6億美元的存款，7日出現股票行市大跌。5月份稍微穩定的泰國金融界，又面臨泰銖對美元匯價的暴跌。泰國中央銀行動用5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進行干預，大量買人泰銖，以求維持泰銖對美元的固定匯率。然而，6月份，泰銖繼續下跌。泰國中央銀行和財政部長被迫下臺。7月2日，泰國中央銀行宣佈改變泰國匯率制度，放棄泰銖對美元的固定匯價，變為自由浮動匯率。當日泰銖又暴跌19％。前後，泰國為保衛泰銖損失了15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受泰國外匯市場的動蕩影響，東南亞國家的貨幣出現急劇下跌，各國股市也相繼暴跌。此次危機也很快波及到南韓、日本和中國的香港。這些國家的貨幣大幅波動，股市出現連續暴跌。形勢比人們原來預想的要嚴重得多。危機實際上一直持續到2000年上半年才穩定。

　　與此同時金融投機家的興風作浪，也給東亞國家帶來重大損失。但是，投機家們的所作所為，僅僅是火上澆油，不能構成東亞危機的根本原因。索羅斯認為，他的所作所為只不過是獵殺了鹿群中的病弱分子，有利於整個鹿群的健康。並且，他說他也沒有這麼大的力量。起碼他沒有衝擊南韓和日本。至於東亞國家金融監管制度的缺陷實際上僅僅是此次東亞危機的直接原因，從根本上講，此次危機實質上根源於這些國家的“產業斷層”。此次危機實質上是一種“產業斷層危機”。有資料表明，此次東亞危機暴露了一些東亞國家經濟結構嚴重不合理，傳統產業舉步維艱，新興產業沒有形成支柱產業，長期出口產品單一，主要出口產品缺乏競爭力，因而易受國際市場變化的影響。近些年國際電子、紡織等傳統產品競爭劇烈，市場空間狹小，加上工資成本上升，導致主要依靠傳統產品出口創匯的東亞國家出口導向型經濟走到盡頭，出口大幅滑坡，經常性項目赤字擴大，加大了金融風險。實際上，這些國家前幾年已經出現出口能力下降和貿易收支逆差的局面。1996年，泰國經常性項目赤字達到145億美元，馬來西亞為5l億美元，菲律賓為36億美元，印度尼西亞為82億美元，南韓為237億美元，分別占各國國內生產總值的8％、5.2％、4.3％、3.8％和4.8％。經常性項目逆差必將減少外匯儲備，1997年10月，南韓外匯儲備僅為305億美元。可見，此次東亞危機根源在於經濟成長的自身障礙，實質上是一種產業轉型期的“斷層危機”。從這次金融危機波及的國家和地區來看，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國正從初級工業化向中級工業化升級轉換，而南韓、新加坡、中國香港、中國臺灣地區等國家和地區，也面臨著向高級工業化升級的轉換。這種升級轉換必然會重演發達國家的轉型震蕩。

　　4.產業升級轉換型

　　產業升級轉換型斷層危機屢屢可見。以中國臺灣地區經濟為例。臺灣地區經濟發展在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後就面臨一個經濟轉型時期，當時其正處於先進國家科技優勢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低廉工資的夾縫階段。這個階段的最大特點是無論產業調整還是貿易發展都出現瓶頸現象，而且不易突破，“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不可能馬上發揮效能。在產業結構上表現為傳統工業與高科技工業失衡。一方面，島內傳統產業占製造業比重和出口值的比重仍然高達44％和45％，而傳統工業的競爭優勢已逐漸喪失，正面臨經營困境。另一方面，島內高科技的新興工業由於技術提升不易，新的競爭優勢又尚未建立起來，所以產業結構調整格外艱辛。在汽車業，由於產業結構調整困難，出口商品結構調整也很不力。20世紀80年代末，臺灣地區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比重和中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比重，仍分別高達45％和37％，技術密集型產品出口比重還相當低，這說明不僅臺灣地區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在減弱，出口產品的層次亟待提高，而且要保持過去高達20％的出口增長率也很不易。總之這些根本問題得不到解決，臺灣地區工業升級就會面臨困境。

　　臺灣地區經濟成長也經歷過產業轉型中的中空現象。臺灣地區從1949年到1989年40年中，工業和製造業一般都超過總體經濟增長。凡總體經濟增長率較高的年份，工業與製造業在臺灣地區“國內生產毛額”(GDP)中的比重也逐步提高，到1986年分別達到47.64％與39.70％。但是1987年以後，由於臺灣地區島內外經濟形勢發生劇烈變化，工業與製造業生產陷入較大的困境。在島外方面，面對國際貿易保護主義盛行，其他新興工業化國家及一般發達國家的激烈競爭，臺灣地區出口市場的拓展遇到相當大的挫折。島內方面，由於勞動力短缺(至少短缺50萬勞工)，工資上漲幅度大於勞動生產力的提升幅度，勞動成本相應增加，以至於工業與製造業的競爭優勢逐漸喪失。同時，由於工業用地價格飛揚且不易取得，建廠成本暴增，又因環保糾紛、勞資爭議，使廠商的營運成本不斷提高。加之新臺幣對美元急速升值、利率上升以及決策當局運用貨幣政策不當，助長了金錢游戲與投機風氣，最後，還由於島內政局不穩、社會秩序混亂、企業家的安全無法得到保障等等，造成工業與製造業的經營環境日益艱難，民間投資意願低落，不少企業主或歇業，或外移，以至於傳統產業難以改造，新興產業不易發展。因此，才出現近年來臺灣地區工業與製造業生產毛額增長率連續低於“國內生產毛額”增長率的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