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断层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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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断层危机(Industrial Fault Crisis)

　　产业断层危机是指在经济成长和经济结构提升过程中，由于经济转型而出现的秩序混乱和动荡。比如，经济发育程度由不发达到较发达、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技术与产业由传统型转向现代型、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金融体系从封闭管制型转向开放深化型等等，形成技术断层、产业断层、政策断层、体制断层、思路断层、市场断层等等，就会发生不稳定因素，形成经济内部某些方面的失调或者失衡，产生动荡与混乱。

　　断层危机是经济成长在从一个阶段转入下一个阶段的经济转型期所发生的经济秩序混乱和经济动荡。经济转型是指技术转型、产业转型、增长方式转型、金融及经济体制的合成变动。这种转型是一种整个经济结构的提升，至少是支柱产业的替换，因而是一种阶段性质变或飞跃。这就好比人必须经历“更年期”一样。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前工业化阶段。这一时期基本属于农业社会阶段，农业产值构成国民经济主要支柱，手工作坊式的加工业技术水平低下，技术进步基本上处于一种经验指导阶段。

　　第二阶段为初级工业化阶段。这一时期机械化大工业有了较大规模的发展，以钢铁、煤炭、纺织业为主导的传统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力量，技术进步表现为一种理沦化的发展。

　　第三阶段为中级工业化阶段。这一阶段自动化设备的发展导致工业加工的技术升级，深加工、精细加工和自动化成为这个阶段工业发展的主流，以信息、金融、电信、工商法咨询业等为代表的新兴第三产业发展迅速。

　　第四个阶段为高级工业化或后工业化阶段。这一阶段是知识和信息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资源和主要动力，信息技术成为应用最为广泛的高新技术语言。

　　上述四个阶段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一个逐次递升的进程，经济成长必须逐次通过这四个阶段才能成长为现代化经济。

　　为此，当一个国家处于从一个工业化阶段上升为高一级阶段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产业的衔接问题。根据产业升级的一般规律，新兴产业替代传统产业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如果经济运行处于一种完全自发的状态的时候，产业衔接是一种缓慢而稳定的接续过程，一般不至于发生大规模的产业动荡。然而，这种自然过程过于漫长，人们通常都会将自己的主观发展意愿注入到经济发展过程中，或者提前发动产业革命，或者强制引进一种新的产业，在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开放型经济也可能引进境外的产业影响。这些因素，必定会影响产业升级过程的衔接方式，使产业衔接出现错落不齐的现象，产业断层就不可避免。

　　在产业升级过程中，传统产业遇到市场饱和的瓶颈，增长速度下滑，而新兴产业尚未强大到足以替代传统产业的规模，在经济增长率方面，由于传统产业下降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而新兴产业产值不足以弥补缺口。

　　产业断层危机作为产业转型期的经济错位，具有几个明显的特征：

　　其一，产业断层的深层机理来自于技术升级的错落。

　　由于产业断层导致的产业错乱可能引发经济危机。这种“产业断层危机”不同于一般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它不是指一般的生产过剩危机。这是由于进入新的经济成长阶段之前，新旧产业之间、新旧技术之间、新旧增长方式之间、新旧体制之间出现的摩擦和断层，并且不可能短期内解决。这个断层，将主要表现为在经济转型中，结构剧烈失衡，增长速度放慢，市场秩序混乱，社会经济动荡。产业断层，作为产业结构变动的结果，显然是一种长期的过程。它发端于产业结构升级转换中的不协调，一些产业经过长期的发展，技术水平提高缓慢，市场出现饱和，导致这些产业的增长迟缓，进而出现产业的夕阳现象；同时，由于整个社会技术进步出现中空现象，具有高速成长意义的新兴产业没有在产值贡献上、利润增长上做出相应的反映，新兴产业的成长没有弥补夕阳产业的产值落差，产业转型与断层危机从而带来相当一段时期的经济增长滑坡。

　　其二，结构性摩擦剧烈，表现为结构性过剩与结构性不足并存。

　　既然是产业结构转型出现的经济成长落差，结构性矛盾就成为此时的主要矛盾。一般情况下，表现为夕阳产业的市场过剩显著，有时以品种型、技术型过剩为特点。这就是说，夕阳产业的产品并不是一概表现为所有产品的过剩，而仅仅是技术档次低、花色品种陈旧的产品出现过剩。这种过剩足以使传统产业步履维艰，似有整个产业垮掉的趋向。在实际经济运行中，传统产业中也存在某些产品、某些项目通过技术创新而出现生机的可能，其中有的传统产业经过升级转入新兴产业，有的传统产业通过技术更新改变了被动局面，得以在新的技术平台上继续成长。但一般而言，由于新兴产业在诞生之初其规模化和产业化相对不足，难以支撑整个经济增长，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增长落差。

　　其三，经济增长率明显下滑但不一定表现为负增长。

　　经济增长是综合性的，不同产业的相互作用，形成各自产业的增长率。但是，不同产业毕竟存在自己的成长规律，有些产业经济增长具有阶段性，有的产业经济增长受资源瓶颈和技术瓶颈制约较为严重，这些产业的衰落，不仅使自己的产业经济增长出现下滑，也会通过产业链条牵动整个经济出现增长率下滑的局面。这就是所谓“产业链陷阱”。

　　其四，产业断层危机持续时间较长。

　　由于产业断层的弥补需要较长时间，故而产业断层危机持续时间较长。尤格拉周期的下降阶段长的一般持续二十几个月，短的持续数月，即转入萧条阶段。而产业断层导致的断层危机，由于矛盾积累深，结构错位严重，供给调整需要时间长，故而，经济增长的下降就会出现持续不断的现象，有的时候可长达数年。为此，这种断层危机对国民经济的打击将是很大的。日本经济自1989年下半年发生泡沫危机以来，直到1995年才出现经济平稳，前后经历了6年之久。东南亚金融危机自1997年5月以来，直到1999年7月份才算趋稳，时间持续24个月以上。

　　其五，伴随较大规模、较长时期的结构性失业和技术性失业。

　　尤格拉周期的失业通常都是有效需求不足型的失业，这种失业通常需要通过刺激总需求来缓解。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理论主要就是需求管理的理论。由产业断层导致的断层危机，其失业的类型大多表现为技术进步型的失业或结构性失业。产业升级必然伴随技术进步。伴随结构性调整，相当一些传统产业通过市场调整而被迫收缩，由此引起大批在岗人员进入失业状态。这些结构性失业大军，由于技术性障碍，一时难以转岗，只有通过较长时期的技术培训和吸纳，才能缓解这种失业。

　　断层危机的发生或多或少都将对国民经济产生冲击和不利的影响，就冲击力测定来说，可以有如下四条定律：(1)发展阶段越低，产生断层危机的冲击力就越大。一般来说，经济发展阶段低，新兴产业诞生和接续能力不足，当传统产业衰落时，新兴产业接续不上，经济衰退深度就会加强。(2)发展速度越慢，产生断层的冲击力就越大，，经济发展速度是衡量一国经济动力大小的标志。经济发展速度慢，市场反应不快，居民承受能力不强。产业转型的落差将严重影响国民经济。(3)技术创新动力越薄弱，产生断层危机的冲击力就越大。一国经济成长过程中，是否能够顺利实现产业升级的替代，主要要依靠新兴产业的发展，新兴产业的发展又取决于技术创新能力的大小。技术创新能力薄弱，将使产业替代能力低下，经济成长将发生断裂。(4)对外依存度越低、越封闭，产生断层危机的冲击力度就越大。一国对外开放水平直接关系到一国的产业转型与断层危机资源获取和技术引进力度。如果国民经济过于封闭，势必面临资源获取和技术升级的瓶颈，在进行产业升级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要面临重大困境。

　　根据历史经验，冲击力的测定主要通过市场失衡度、经济增长落差、危机持续时间、结构性失业规模来测定。一般情况下，中期平衡都有一个中间值，偏离中间值的失衡度作为测算依据：(1)市场失衡度主要通过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差额来体现；(2)总量失衡度给予一定的权重，例如6％为重度，3％以下为轻度；(3)经济增长落差度3个百分点为中度，5个百分点为重度，1个百分点为轻度；(4)危机持续时间一年内为轻度，1—2年为中度，2年以上为重度；(5)结构性失业规模在5％的失业率为轻度，7％为中度，7％以上为重度。

　　从历史上看，各国工业化在几个产业转型期都会发生经济成长断层危机。根据工业化的进程，可以将断层危机分为初级断层、中级断层和高级断层。初级断层，是从工业化前期进人工业化的转型期出现的成长断层，中级断层是指从传统工业化进入高级工业化期间出现的成长断层，至于高级断层是指从工业化进入信息产业化期间出现的成长断层。

　　根据断层危机的引发机制，我们可以将断层危机分为几种类型：(1)康氏周期拐点型，如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2)尤格拉周期引致型；(3)泡沫经济引致型，如日本经济20世纪90年代大滑坡；(4)货币危机引致型，如东南亚1997年危机；(5)资源瓶颈引致型，如1973年石油危机；(6)技术创新动力不足型，如韩国1998年危机。

　　产业断层危机的类型与机制

　　1.“康氏周期拐点型”

　　“康氏周期拐点型”是与经济长波相关联的产业断层危机。例如，20世纪20—30年代，以电气、石油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技术革命巳进入尾声，技术创新进入盘伏调整时期，康氏周期第三次世界经济长波已经达到上升顶点，开始进入收缩阶段。此时，也正值美国、德国、日本等西方国家由初级工业化转向中级工业化阶段。这一时期，这些西方国家呈现了一系列基本态势：一是技术创新动力不足，传统电气技术、冶炼技术和化工技术的突破既需要科学理论的积累，又需要时间；二是产业更替尚需时日，纺织、钢铁等传统工业的增长动力在减弱，技术升级动力不足，新技术产业群尚未形成，固定资本更新的规模不能形成升级换代的支撑；三是国际市场出现强劲的竞争，进出口贸易的逆差压力与日俱增；四是当时的货币资本制度尚存在缺陷，信用制度、货币制度的畸形发展，导致虚拟资本过度膨胀和融资体制的泡沫化，严重脱离产业资本的实际发展需要，加之产业更新换代动力不足，大批资本流向房地产、证券市场进行投机，加大了金融风险和市场风险。上述技术、产业、市场和货币制度等经济成长的长期因素，决定美国等西方工业化先行国家进入一种成长断层期，与经济周期因素相交汇，引发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

　　2.“泡沫经济引致型”

　　“泡沫经济引致型”是指由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泡沫破裂导致的断层危机。由高级工业化转向后工业化过程中，也会发生这类经济成长断层危机。日本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所发生的持续性经济衰退就属于这种类型的断层危机。目前，日本经济已经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但是由于日本经济实用性特点，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进程面临着替代缺位及产业空心化。

　　日本经济实际上自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开始，就进入低速发展阶段。进入80年代后半期，由于人为的因素，日本经济出现持续4年多的“平成景气”，这种超常现象的出现，是从1985年秋西方五国财长会议之后，日本政府为了应付日元冲击，连续5次凋低公定利率，低利率政策的实施造成巨大的过剩资本，在当时国内经济萧条，实物透支的呆滞情况下，大量资本便投向收益率相对较高的资本市场和房地产产业，致使股价和地价狂涨，导致虚假繁荣的“泡沫经济”出现。

　　随着资本价格上涨和企业设备投资增多，1988年日本经济已经明显出现“过热”，供需矛盾加剧，物价涨幅过大，迫使日本政府不得不紧缩银根，在短短的]年零4个月的时间里，5次上调公定利率，导致股市狂泻，地价下落，至此，泡沫经济彻底破灭，日本经济急转直下，从1991年起，日本经济进入长期衰退阶段。

　　3.“货币危机引致型”

　　1997年发端于东南亚地区的金融危机就是这种货币危机导致的断层危机。此次东亚危机最初发端于泰国。1997年3月3日，泰国中央银行宣布9家财务公司和11家住房贷款公司存在资产质量不高、资金不足，要求它们整顿。3月5、6两日，这些银行被提走6亿美元的存款，7日出现股票行市大跌。5月份稍微稳定的泰国金融界，又面临泰铢对美元汇价的暴跌。泰国中央银行动用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进行干预，大量买人泰铢，以求维持泰铢对美元的固定汇率。然而，6月份，泰铢继续下跌。泰国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长被迫下台。7月2日，泰国中央银行宣布改变泰国汇率制度，放弃泰铢对美元的固定汇价，变为自由浮动汇率。当日泰铢又暴跌19％。前后，泰国为保卫泰铢损失了1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受泰国外汇市场的动荡影响，东南亚国家的货币出现急剧下跌，各国股市也相继暴跌。此次危机也很快波及到韩国、日本和中国的香港。这些国家的货币大幅波动，股市出现连续暴跌。形势比人们原来预想的要严重得多。危机实际上一直持续到2000年上半年才稳定。

　　与此同时金融投机家的兴风作浪，也给东亚国家带来重大损失。但是，投机家们的所作所为，仅仅是火上浇油，不能构成东亚危机的根本原因。索罗斯认为，他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猎杀了鹿群中的病弱分子，有利于整个鹿群的健康。并且，他说他也没有这么大的力量。起码他没有冲击韩国和日本。至于东亚国家金融监管制度的缺陷实际上仅仅是此次东亚危机的直接原因，从根本上讲，此次危机实质上根源于这些国家的“产业断层”。此次危机实质上是一种“产业断层危机”。有资料表明，此次东亚危机暴露了一些东亚国家经济结构严重不合理，传统产业举步维艰，新兴产业没有形成支柱产业，长期出口产品单一，主要出口产品缺乏竞争力，因而易受国际市场变化的影响。近些年国际电子、纺织等传统产品竞争剧烈，市场空间狭小，加上工资成本上升，导致主要依靠传统产品出口创汇的东亚国家出口导向型经济走到尽头，出口大幅滑坡，经常性项目赤字扩大，加大了金融风险。实际上，这些国家前几年已经出现出口能力下降和贸易收支逆差的局面。1996年，泰国经常性项目赤字达到145亿美元，马来西亚为5l亿美元，菲律宾为36亿美元，印度尼西亚为82亿美元，韩国为237亿美元，分别占各国国内生产总值的8％、5.2％、4.3％、3.8％和4.8％。经常性项目逆差必将减少外汇储备，1997年10月，韩国外汇储备仅为305亿美元。可见，此次东亚危机根源在于经济成长的自身障碍，实质上是一种产业转型期的“断层危机”。从这次金融危机波及的国家和地区来看，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正从初级工业化向中级工业化升级转换，而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等国家和地区，也面临着向高级工业化升级的转换。这种升级转换必然会重演发达国家的转型震荡。

　　4.产业升级转换型

　　产业升级转换型断层危机屡屡可见。以中国台湾地区经济为例。台湾地区经济发展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就面临一个经济转型时期，当时其正处于先进国家科技优势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低廉工资的夹缝阶段。这个阶段的最大特点是无论产业调整还是贸易发展都出现瓶颈现象，而且不易突破，“促进产业升级条例”不可能马上发挥效能。在产业结构上表现为传统工业与高科技工业失衡。一方面，岛内传统产业占制造业比重和出口值的比重仍然高达44％和45％，而传统工业的竞争优势已逐渐丧失，正面临经营困境。另一方面，岛内高科技的新兴工业由于技术提升不易，新的竞争优势又尚未建立起来，所以产业结构调整格外艰辛。在汽车业，由于产业结构调整困难，出口商品结构调整也很不力。20世纪80年代末，台湾地区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和中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仍分别高达45％和37％，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还相当低，这说明不仅台湾地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在减弱，出口产品的层次亟待提高，而且要保持过去高达20％的出口增长率也很不易。总之这些根本问题得不到解决，台湾地区工业升级就会面临困境。

　　台湾地区经济成长也经历过产业转型中的中空现象。台湾地区从1949年到1989年40年中，工业和制造业一般都超过总体经济增长。凡总体经济增长率较高的年份，工业与制造业在台湾地区“国内生产毛额”(GDP)中的比重也逐步提高，到1986年分别达到47.64％与39.70％。但是1987年以后，由于台湾地区岛内外经济形势发生剧烈变化，工业与制造业生产陷入较大的困境。在岛外方面，面对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及一般发达国家的激烈竞争，台湾地区出口市场的拓展遇到相当大的挫折。岛内方面，由于劳动力短缺(至少短缺50万劳工)，工资上涨幅度大于劳动生产力的提升幅度，劳动成本相应增加，以至于工业与制造业的竞争优势逐渐丧失。同时，由于工业用地价格飞扬且不易取得，建厂成本暴增，又因环保纠纷、劳资争议，使厂商的营运成本不断提高。加之新台币对美元急速升值、利率上升以及决策当局运用货币政策不当，助长了金钱游戏与投机风气，最后，还由于岛内政局不稳、社会秩序混乱、企业家的安全无法得到保障等等，造成工业与制造业的经营环境日益艰难，民间投资意愿低落，不少企业主或歇业，或外移，以至于传统产业难以改造，新兴产业不易发展。因此，才出现近年来台湾地区工业与制造业生产毛额增长率连续低于“国内生产毛额”增长率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