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度儲蓄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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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度儲蓄理論（Excessive saving theory）

　　自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於2005年6月發表了“過度儲蓄正在為全球經濟積累麻煩”一文以來，過度儲蓄問題在經濟大危機之後再度成為人們關註的熱點。過度儲蓄會造成經濟增長缺乏增長後勁，金融風險過度集中於銀行體系。因此，對於過度儲蓄理論的研究對於全球經濟的發展有著重大的意義。

　　在過度儲蓄問題的研究上做出突出貢獻的主要有曼迪維爾、馬爾薩斯、霍布森以及凱恩斯等人，他們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對過度儲蓄進行了論述。

　　1.曼迪維爾的過度儲蓄理論

　　較早提出過度儲蓄問題的，應該算是伯納德·曼迪維爾。18世紀初，英國的曼迪維爾寫了一本叫《蜜蜂寓言》的書，以此來攻擊政府強制推行的節儉政策。他在書中得出極度節儉不是美德而是罪惡的結論。在《蜜蜂寓言》中，曼迪維爾描述了這樣一個故事：在一個本來十分繁榮的社會，卻因為國家的強行節儉，使人們都決定放棄過去的奢侈生活。國家也為了節儉而大量減少必要的開支，削減軍備。由於大家都崇尚節儉，於是奢侈品無人過問，衣飾、車馬、宮室之物品，或被變賣償債，或任其荒蕪。結果土地宮室等的價格大跌，依供給奢侈品為生者已無法生存，各行各業皆人滿為患，人們難以就業。^[2]從迪曼維爾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他所說的儲蓄的內涵是不消費的意思，他所包含的過度儲蓄寓意著人們的不消費超過了一定的限度。

　　2.馬爾薩斯的過度儲蓄理論

　　19世紀20年代，馬爾薩斯創立了自己的過度儲蓄論，但他的過度儲蓄論與曼迪維爾的初衷有了很大變化，在馬爾薩斯的框架中，儲蓄過度所強調的是一種“用於資本支出”的過度。正如凱恩斯所指出的，他們研究的是一種過度投資的理論。

　　馬爾薩斯的過度儲蓄理論是建立在他對儲蓄理解的基礎上。馬爾薩斯認為，儲蓄是將收入用於生產，增加其資本的一種支出。儲蓄的性質“就是儲蓄部分收入來增加資本”^[3]。”因此，在馬爾薩斯的儲蓄理論中，儲蓄的實質內容是貨幣意義上的投資。馬爾薩斯在他的過度儲蓄理論中，首先肯定了儲蓄對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他認為，在一個社會中，如果儲蓄太少，消費超過生產，那麼這個國家的資本就會大量縮減，全國的財富也會由於缺乏生產能力而逐漸減少。因此，無可懷疑，在無數的事例中儲蓄是一種最神聖、最有約束力的私人義務。但他同時更加強調儲蓄過度的危害。“假如由於缺乏其他有效的消費者，資本家們不得不把那種不能有利地加到國民資本上去的東西全部消費掉，那麼，在這種情況下，支持他們努力於日常工作的動機一定會根本削弱，就不會使他們發揮同樣的生產能力。”^[4]無限制的儲蓄不一定對社會經濟增長有利，過度的儲蓄會減少社會需求。“假如商品已經非常充裕，以致其中的一部分不能有利地消費，那麼，儲蓄資本只能進一步增加商品的充裕，進一步促使那已經低的利潤降得更低，因而這種儲蓄就會相對地變成無用。^[5]因此，過度儲蓄會致使產品供過於求，價格下跌，生產者就不會再有生產的動機，從而使財富增長陷於停滯，出現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因此，馬爾薩斯認為“兩個極端是明顯的，一定有一個中間點，在這一點上，能同時兼顧到生產能力和消費欲望以最有力地促進財富的增長。”^[6]而過度儲蓄就恰恰是儲蓄超過了這一點。

　　在馬爾薩斯的框架下，過度儲蓄就是用於增加資本支出的過多，從而不能有利地消費。儲蓄應該有個界限，超過了界限，昔日的美德就有可能成為今日的罪惡。而超過界限所進行的儲蓄就是過度儲蓄。

　　3.霍布森的過度儲蓄理論

　　1889年霍布森在同穆默利合著的《工業生理學》中認為，資本主義社會所面臨的需求不足是由於儲蓄過度造成的。他在該書的序言中說，自亞當·斯密提出節儉是一個國家富強的源泉，一國愈節儉則國家愈富強的觀點後，幾乎所有的經濟學家對這個觀點都堅信不疑，而他要指出的卻是，亞當·斯密的這個觀點是不成立的，無限制的節儉並不是美德，更不會使國家致富。^[7]

　　霍布森認為，生產的目的是向消費者提供效用和方便。從起始時的對原料的處理到它作為效用或方便之處而最終被消費掉，整個過程具有連續性。資本的惟一用處在於協助這些效用和方便之處的生產，從而資本被使用的總量必然會隨著每日或每周被消費掉的效用和方便之處的總量不同而有所變化。儲蓄在增加現有資本總量的同時，也會減少現在被消費掉的效用和方便之處；因此，任何過度擴大這種習慣必然會導致資本積累超過它所需要的使用量。這種“過多的儲蓄以及隨之而來的過多的被積壓起來的產品供給會對生產施加限制；就是說，在現代工業社會的正常狀況下，消費限制了生產，而不是生產限制了消費。”^[8]那麼，為什麼會出現過度儲蓄呢?在《帝國主義》中，霍布森解釋道：“由於有一種長期傾向試圖把不能轉化為新資本的大部分國民收入儲蓄起來。這不是因為各個儲蓄者的愚蠢，而是一般收入的分配使工人階級所占的份額太少，雇佣階級和占有階級所占的份額太多。儲蓄過度正是由後者所造成的。”^[9]

　　可見，在霍布森的過度儲蓄框架下，儲蓄應該有一個限度，否則它就會給經濟製造麻煩。從資本的形成來看，儲蓄對於經濟無疑是起積極作用的，儲蓄是一種美德，但從消費需求來看，儲蓄又會減少消費需求，過度的儲蓄會使有效需求不足，從而妨礙社會生產的順利進行。

　　4.凱恩斯的過度儲蓄理論，

　　凱恩斯的過度儲蓄理論主要體現在其所著的《貨幣論》與《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凱恩斯在《貨幣論》中強調，他所關註的過度儲蓄的分析框架是大量的儲蓄不能相應地導致大量的投資，而不是能相應地導致大量的投資下的過度儲蓄；^[10]在《通論》中，凱恩斯則遵循曼迪維爾的觀點，將節儉的弊端視為過度儲蓄的危害。應該說明的是，在兩部著作中，凱恩斯除了對收入的內涵做了不同的界定之外，兩部著作的思想是統一的。因此，我們可以把凱恩斯對過度儲蓄的論述統一到一個框架內進行梳理。

　　在凱恩斯的過度儲蓄理論中，所謂過度儲蓄就是節欲、節儉、不消費超過了一定限度的意思。如凱恩斯認為“一己之儲蓄量，雖然對於他本人之所得，不致有重大影響，但他的消費，一定影響他人之所得……如果每個人都想減少消費，增加儲蓄，則因所得一定受到影響，故這種企圖必自招失敗。”^[11]財富的增長遠不取決於富人的節欲，像一般所假設的那樣；它的增長反而會受到富人節欲的阻礙。”^[12]他在論述利率的作用時認為：“故德行愈美，節儉之決心愈強，個人與國家之財政愈堅守正統辦法，則當利率相對——相對資本之邊際效率——增加時，所得之減少愈大。”^[13]而在利率與充分就業不悖的條件下，“則美德又恢復其地位”^[13]。

　　在凱恩斯的分析框架中，他主要是從儲蓄對投資的負面影響的角度深刻剖析了儲蓄不能轉化為投資情況下的過度儲蓄的危害：即由於人們的節欲——過度儲蓄，導致資本邊際效率遞減，從而人們的流動性偏好加強，儲蓄難以轉化為投資，影響了社會就業。因此他認為，需要由社會來控制投資數量。

　　在凱恩斯看來，決定儲蓄與投資的動機是迥然不相同的。他認為，從行為來看，儲蓄者與投資者是完全不同的兩類人。儲蓄是為了保存財富價值以便未來享受，若能使被儲蓄的財富價值升值當然更好。而投資卻完全不同，投資者的目的就是為了使財產增值，資本的邊際效率是決定投資行為的關鍵因素。而投資蕭條的根本原因在於資本之邊際效率突然崩潰。而其所以崩潰，又在於人們的過度儲蓄!正是今天消費的減少，才產生了第二天的衰退。而第二天的衰退，又加深了人們對第三天衰退程度的預期。因此，凱恩斯認為，“儲蓄僅僅代表得到財富的欲望，即想要得到一種能在任何時間消費任何物品的能力。”而財富所有者真正想擁有的是“資本資產的未來收益”，如果“儲蓄行為不能改善預期收益，那麼，它就不能刺激投資。”^[14]

　　可見，在凱恩斯的分析框架中，由於儲蓄與投資主體的分離，儲蓄主體的過度儲蓄行為導致的是消費的減少、資本邊際效率的降低，因而降低了投資主體的投資積極性，降低了社會就業。

　　從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曼迪維爾只是從消費者的角度提出了過度儲蓄的思想；馬爾薩斯則從生產者的角度分析了過度儲蓄及其危害；霍布森是從彼此獨立的消費者和生產者兩個視角提出了過度儲蓄及其危害；凱恩斯則與霍布森不同，他將生產者與消費者結合起來，從儲蓄投資轉化的角度提出了過度儲蓄的危害。在凱恩斯看來，由於消費者的過度儲蓄引起的有效需求不足，造成資本邊際效率的突然崩潰，從而影響了社會投資的進行。

　　雖然前人研究過度儲蓄的視角有所不同，但他們有一個共性：即都認為儲蓄應該有個度，並關註到過度儲蓄的危害。我們可以從四位前人的過度儲蓄理論中歸納出過度儲蓄的內涵：在儲蓄和消費之間存在一個中間點，在這一點上，能同時兼顧到生產能力和消費欲望，並以最有力的方式促進社會經濟的增長，而過度儲蓄恰恰就是儲蓄超過了這一點。

　　毋庸置疑，過度儲蓄是有害的。但作為發展中國家的我國，是否也面臨著過度儲蓄問題呢?對這一問題的回答，其實涉及一個過度儲蓄的判斷標準問題，即如何確定作為“中間點”的標誌。

　　(一)能否以儲蓄率作為判斷標準

　　儲蓄率是一國的國民經濟核算中，當年國內生產總值中未消費部分所占的比例。西方經濟學中曾提出最優儲蓄率問題，認為：如果儲蓄率過高，就會導致動態無效率。但對最優儲蓄率進行測算是非常困難的工作，因為這涉及到對資本產出彈性、消費者效用函數跨期替代彈性、技術進步率等指標的測算，其中尤其是對消費者效用函數跨期替代彈性的估算非常困難，並且不可避免地將包含人為的主觀因素。因此試圖通過對最優儲蓄率的測算，來揭示我國是否存在過度儲蓄，顯然有些不太現實。

　　此外，從各國儲蓄率變動的實際情況來看，由於每個國家實際情況的差異，儲蓄率的相對高低不同是完全正常的；並且，即便是同一個國家，由於其所處的發展階段的不同，也很難說哪一種儲蓄率是適宜的。

　　中國問題的關鍵是其面臨著一個過剩的經濟狀態，所以這種高儲蓄率才成為經濟發展的嚴重製約因素。如果這種高儲蓄率導致了一個嚴重後果：社會生產能力大量閑置，社會資源得不到有效利用，那麼這個儲蓄率才應該算是高的。因此，判斷儲蓄過度與否的根本依據並不在儲蓄者這一側。並且，在我國，消費不足問題不單單是儲蓄率的高低問題，我國完全可以擴大進口來消解高儲蓄率，但這有可能會惡化國內的經濟形勢。

　　(二)從儲蓄者到生產者視角的過度儲蓄判斷依據

　　由於過度儲蓄是與消費需求不足緊密相關的，因此，我們試圖通過尋找消費需求不足的標準來確定過度儲蓄的標準。

　　在經濟學大家中，馬爾薩斯較早地認識到消費需求不足的危害，因而他最早站出來反對“供給創造需求”的薩伊定律。他認為，薩伊定律是摒棄貨幣的因素而把經濟現象看成物物交換。貨幣不是單純的流通媒介，同時也是儲蓄的存在形態。如果消費者不將手中貨幣馬上購買貨物，則供給就未必等於需求，生產物也就可能出現滯銷，出現消費需求的不足。

　　馬爾薩斯的觀點被100年之後的凱恩斯所接受，並將它擴展為包括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在內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論。他認為經濟危機和失業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什麼是有效需求呢?凱恩斯在《通論》中是這樣敘述的：“令Z為雇用N個人時的產品的總供給價格，則Z與N之關係可以被寫作為Z=Φ(N)；該式可以被稱為總供給函數。同時，令D為企業家雇用N個人時所預期的賣價，則D和N之間的關係可以被寫作為D=f(N)，該式可以被稱為總需求函數。……總需求函數與總供給函數相交時的D的數值被稱為有效需求。^[15]值得註意的是，凱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是從生產者的角度來加以定義的，而不是從消費者的視角，其視角已經不同於馬爾薩斯。在大多數人的眼裡，對有效需求的理解還停留在以消費者的視線來看問題，因此，很難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也很難提出有針對性的政策建議。

　　沿著凱恩斯的視角，我們認為這種消費需求不足的標誌就是非充分就業下的產能過剩。即在企業家投資形成生產能力時所預期的銷售收入並沒能實現，在大量產品積壓的情況下，不得不以遠遠小於潛在生產能力的狀況來維持企業的存在。

　　因此，我們認為，過度儲蓄是否存在的判斷標準並不是儲蓄率，而應該把觀察的視角由儲蓄者轉變為生產者。而在生產者一側，最具有說服力的指標應該是企業生產能力的實現狀況。這樣，這一判斷標準就應該是非充分就業下的產能過剩。

　　我國所面臨的消費需求不足，其重要原因在於企業投資時所設想的居民消費數量遠遠大於現實中的居民實際消費數量，因而我們看到的是產品積壓，產能過剩。我國第三次全國工業普查對國有工業企業475種主要工業產品生產能力利用狀況的計算結果表明：近2／5的產品生產能力利用率不足一半；2／5以上的產品生產能力利用率在50%—80%之間；利用率超過80%的產品不足1／5的僅占17.3%。而根據北京大學宋國青的研究結果，我國1998年的實際生產水平比潛在生產能力低4個百分點，閑置生產能力為47.6%。我國生產能力閑置的程度，可以說是在20世紀30年代世界經濟大危機以來各國少見的。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統計了美國戰後50多年經濟繁榮與蕭條交替的過程，發現加工業生產能力的利用率在70%—90%之間波動，即使戰後最蕭條時期，也未低於70%。”^[16]

　　我國的確存在過度儲蓄問題。但過度儲蓄問題並不是高儲蓄率問題。我國強勁的外貿出口對我國過剩生產能力的消化和解決就業是具有積極作用的。至於過多外匯儲備的負面影響，則是國內外匯資金管理運用能力的問題。因此，在解決我國的過度儲蓄問題時，不應該過多地關註儲蓄率，而應該更加關註我國的產能過剩。

　　我國的過度儲蓄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貧富差距過大引起的過度儲蓄；二是未來大額剛性支出引起的過度儲蓄；三是未來收入的不確定引起的過度儲蓄。

　　1.收入差距過大。根據霍布森的過度儲蓄理論，如果收入或消費力的分配符合需要傾向，消費將隨生產力的提高而提高。但在一個經濟社會中，如果需要對分配並無固定性的關係，分配是由另外的條件來決定的，即有些人分配到的消費力大大超過需要或可能的用途，而其他人分配到的消費力甚至不足以滿足體力的全部需要，就會產生過度儲蓄。

　　凱恩斯也認為，人們已經習慣了的生活水平的費用通常首先從他們的收人中扣除掉，然後，他們會把生活水平的費用和實際收人之間的差額儲蓄起來。增加的儲蓄往往伴隨著收入的上升，而減少的儲蓄則伴隨著下降的收入。只有在到達一定的舒適程度以後，積累的動機才會轉變為較強。因此，如果一個社會貧富差距過大，由於富人的儲蓄更為強烈，則會導致過度儲蓄。

　　應該說，有一定適度合理的收入差距對一國的經濟發展是有積極作用的。居民之間收入差距的形成，極大地刺激了一部分地區的經濟發展，促進了人們致力於開拓創新的積極性，也促進了資源從相對低收益地區流向高收益區域，提高了總體資源的利用效率，支撐了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增長。正是這種財富效應，促使人們發憤努力工作，企業家們冥思苦想竭力創業，引發社會對企業家精神的崇拜。而發達地區之所以有持續高增長的可能，一個重要原因也正是國內不斷擴大的要素供給，特別是勞動力和儲蓄資金的供給。但如果這種局面長期得不到緩解，不能實現共同富裕，就會在“馬太效應”下，富者越富，窮者越窮。富人的儲蓄能力越來越強，而窮人的賺錢渠道越來越狹窄，儲蓄能力逐漸喪失。雖然窮人擁有很強烈的消費欲望，但苦於沒有儲蓄，分享不到經濟發展的成果，使產品大量積壓成為可能。結果即便是大量貨幣的供給，仍然是大部分在富有的階層中周轉，而難以成為窮人的購買力。這樣，必然會造成一方面是產品的過剩，商品價格下跌；另一方面是社會在價格下跌情況下的儲蓄的增加和過剩。

　　無論是用基尼繫數還是用五等分法來衡量，都可以看出，20世紀90年代初，我國居民整體的貧富差距尚屬比較合理，但近幾年我國居民之間的貧富差距呈現逐步擴大的趨勢，平均說來，全國的基尼繫數每年以1個百分點的速度在不斷上升，尤其是1985年以來，我國的基尼繫數上升速度更是創下了世界記錄。”^[17]而今天我國的基尼繫數已經逼近0.47。

　　2.大額剛性支出。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長期實行低收入、低價格的收入分配和消費政策。同時，政府在住房、養老、醫療、教育等方面提供必要的保障，使居民對未來收人和支出的預期比較確定。在這種經濟背景下，居民收入絕大部分用於生活消費，現期消費的主要約束是現期收入。相應地，居民的儲蓄意願非常淡薄，儲蓄呈現穩定但水平低下的特征，據估計，這一時期居民當年收入的儲蓄率只有1.5%-1.6%。但是，隨著我國經濟轉軌的不斷深入，原有的社會保障受到極大的削弱，尤其在養老、醫療、住房和教育等方面的改革，使人們產生大額剛性支出的預期。”^[18]人們普遍認識到，今後個人在這些方面的支出會大大增加，雖然他們無法知道到底會增加多少、占其收入的比重會有多大。為此，人們必然要選擇增加現期儲蓄，以備未來支出之需。隨著我國老年社會的到來，人們為醫療的大額支出進行儲蓄的必要性日益顯現。因此，我國居民必將面臨的大額剛性支出愈發成為過度儲蓄的重要原因。

　　3.未來收入的不確定。利蘭德(Hayne E.Leland)將由未來不確定性收入而引起的額外儲蓄稱為預防性儲蓄。我們認為，我國目前的過度儲蓄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人們的預防性儲蓄。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居民收入分配開始直接與其勞動成果和市場不確定狀態結合起來，居民百姓的“鐵飯碗”被打破，失業下崗人數大大增加。雖然人們在就業時尚有較高的收入，但一經失去工作，收人馬上就會大幅度減少。由於對自己的未來收入難有穩定的預期，甚至產生悲觀式預期，人們就必然要為下崗與再就業之間的各項支出而儲蓄，必然要為“明天”可能落到自己頭上的失業而進行儲蓄。這樣，為了保證未來能達到一定的生活消費水平，我國社會的過度儲蓄傾向將進一步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