輿論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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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輿論動員[1]
輿論動員是指圍繞某一特定社會議題，通過輿論影響、改變社會成員的意見、情緒、態度以及信念，引導、發動、組織社會成員積极參与相關實踐，從而實現一定目標的活動。輿論動員包括為了形成輿論所做的動員和輿論形成之後所產生的影響及其發揮的作用兩個方面。輿論動員能夠營造積極的社會氛圍，能夠促進個人和群體的心理認同，能夠整合社會資源、凝聚社會力量，能夠提高動員目標的執行效率、促進重大目標的實現。
輿論動員的基本原則[1]
第一，價值取向先進——構建“共同體”。 輿論動員的主客體之間不是相互分離、彼此割裂的關係，而是基於物質利益、精神利益以及情感利益的“共同體”關係，即全民共同致力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第二，動員導向正確——中國共產黨是動員主體。 建立以中國共產黨為領導核心的輿論動員指揮中心以及輿論動員智庫能夠加強頂層設計，確保動員導向的正確性以及動員行動的科學性、整體性、前瞻性。
第三，動員依據精準——以精 確數據為動員基礎。在動員體系內以大數據為基礎建立輿情收集分析、網格動員管理、個性產品互動、動員反饋服務四個系統，且貫穿輿論動員的全過程。
第四，動員手段創新——打造 “融合輿論”，進行“融合動員”。依托“互聯網+”應用“融合輿論”，實現動員全面覆蓋。同時,通過輿論動員體系內外、上下的融合互動，實現效果最大化。
第五，動員體系高效——設立五大平臺，實現“四精”目標。設立頂層設計、數據分析、網格管理、精細服務、個性互動五大平臺，實現數據精確、動員精準、產品精緻、服務精細四大目標，確保輿論動員體系科學高效。
輿論動員的特點[2]
（一）抗爭性
抗爭性是網路輿論動員的首要特性。抗爭行為在社會交往中普遍存在，即一方向另一方提出影響他者利益的某種訴求。在互聯網環境下，人們以互聯網為主要媒介提出某種要求，本身就可以視為一種抗爭活動，一旦他們的訴求對象直接或間接地指向政府，就會演變成為抗爭政治行為。抗爭要素貫穿網路輿論動員的整個過程，訴求方會通過互聯網等媒介公開傳播某種意見、情緒及信念，使用表演劇目等抗爭形式，形成網路輿論衝擊力，引導、發動那些並未提出抗爭要求的公眾參與進來，從而爭取集體行動的可用資源，並最終成功實現抗爭目的。
（二）公共性
訴求提出者之所以選擇網路輿論來動員人們參與集體行動，在於網路輿論具有公共性價值。公共性既是網路輿論動員的內在價值，也是其行動基礎。要達到有效的動員效果，需要利用有限的行動自願發動儘可能多的利益相關者共同提出集體性要求，參與一致性行動。網路輿論動員實際上成為一場訴求提出者與訴求對象之間藉助互聯網來呈現、建構和分配網路輿論場中意見“公共性”的策略性行動，以尋求最廣泛的抗爭行動資源。
（三）交互性
交互性可以從三個層面進行解釋。第一，官方輿論場與民間輿論場的交互性。人們的情感與利益在官方輿論場與民間輿論場之間進行互動博弈，影響並決定集體抗爭行動的發展進程。第二，情感與利益的交互性。網路輿論動員的抗爭訴求往往較為複雜，包括某種預定的功利、特定的價值信念或情感上的需要等，理性動員策略與情感動員策略往往會交織運用。第三，現實與虛擬的交互性。網路輿論動員本質上仍然是社會結構中的組織、行為、議題等方面在權力流、利益流與信息流三個維度的博弈均衡過程。網路輿論動員大多源於現實社會問題，特別是政治和民生問題，因而網路輿論動員最終會反作用於現實。很多網路事件都會涉及參與者“現實要求的提出”，即使存在單純為了“曝光”或“情緒泄憤'而引|發的抗爭動員，也具有網路與現實相互交織推進的特點。
（四）隱匿性
傳統的抗爭動員多是政治性的，在動員活動中有占有主導地位的組織者和明確的象徵符號或識別標誌，參與者的真實信息往往也有跡可查。網路輿論動員則呈現出較大的差異，一方面，社會成員或組織既可以通過設置具有身份認同的象徵符號來發動和號召人們參與行動，也可以將個體的真實身份很好隱藏在大眾符號之中，以此規避風險。另一方面，網路的超時空性及匿名性等特點，為動員主體隱藏真實信息提供了技術支撐。這種“身體不在場”不僅不影響抗爭動員的推進及效果，而且還可以幫助動員者們消除某些規則、習慣的約束和限制，規避懲罰風險和緩解心理壓力。
輿論動員的類型[2]
（一）根據主體不同，分為政府動員、媒介動員與公眾動員
確定動員主體的主要依據是誰藉助網路媒介提出和傳播訴求。如果訴求提出者是政府，網路輿論動員就具有明顯的政治性，往往是政府為了某種政治目的而獲取群眾支持與認同。媒介動員是指發起者和組織者是媒介機構，他們既可能是為了監督公權力和倡導公共行動，或主動配合政治需要，也可能是為了爭取大眾對媒體自身的關註度，以建構議題的方式主動提出帶有公共價值的訴求。公眾動員是指作為訴求提出者的公眾主動藉助互聯網媒介提出訴求，試圖引起網民關註和討論，形成社會輿論力量，進而尋求自身訴求的滿足。
在改革開放前，政府長期主導著人們的社會生活，呈現“大政府、小社會’的格局。因此，動員者與被動員者實際上反映為政治權力的支配與被支配關係，政府或代理人經由自，上而下的路徑來組織動員廣大人民群眾參與政治行動，而民眾則以服從為主。由於互聯網媒介的賦能，源於政府體系之外的“自下而上”的公共政策議程設置情形呈現顯著增多的趨勢，社會成員也擁有了設置議題和製造輿論的媒介資源，“自下而上動員’成為可能。自下而上動員的主要意圖是吸引政府註意力與政策回應，將相關社會問題上升到政策議程或進入到決策過程。當然，在互聯網時代，政府也可能通過“自上而下”的方式釋放“政策氣球”，與公眾進行政治溝通，實現網路輿論動員。
（二）根據信源不同，分為網路發源型與和現實發源型
網路發源型動員是指訴求發起於網路空間，通過論壇、微博、微信等網路載體進行討論、傳播和擴散。一般而言,其訴求對象及目的較為單一和抽象，比如“網路簽名”“微博打拐”“帝吧出征”等網路事件。現實發源型動員是指事件或事件起因來源於現實社會，公眾的訴求在傳統政治制度框架下提出，但沒有獲得關註或解決,因而轉向藉助網路媒介工具進行輿論動員。他們希望自己的訴求能夠以- -種抗爭 性話語在互聯網得到全民圍觀和集體討論，實現網路輿論與現實事件的互動。目前來看，兩種類型經常同時發生，互相交織，以最大的可能性建構訴求話語權,從而實現動員效果最大化。
輿論動員的治理對策[2]
（一）正確認識網路輿情及其治理工作
網路輿情及其治理工作被部分領導幹部“誤解"或被部分網民“妖魔化”，認為網路輿情治理就是刪帖、封IP等行為，或者將網路輿情治理工作視為監控民眾的暴力措施，或者指責其“限制了民眾的言論自由”。誠然，一些缺乏媒介素養的黨政幹部和機構確實可能出現類似的簡單粗暴行為，但並不能因少數不當的管理行為就否定網路輿情及其治理工作。需要著重強調的是，網路輿情是由各種事件的刺激而產生的通過網路載體傳播的人們對於該事件的所有認知、情感和行為傾向的集合，其外顯部分以信息的形式表現出來，其內隱部分以個體心理的形式體現。因此，我們應當理解的是，網路輿情無法被“消滅”。所謂刪帖，刪掉的充其量是外顯出來的網路輿情信息，而內隱部分，並非是刪帖能夠刪掉的。網路輿情治理之目的，也絕不是“消滅”網路輿情，而是防止網路輿情向“惡"的網路輿論轉化。網路輿情是多個網民個體輿情的簡單集合，網路輿論則是多數群體所持有的共同觀點集合，網路輿情治理的關鍵就在於網路輿情轉化為網路輿論的節點。
（二）完善網路輿論風險評估機制
網路輿論動員需要預見性治理，其原理是“治未病”，強調在網路輿論動員的潛藏期和爆發前介入，進行風險感知和監測預警。這就要求政府藉助大數據、人工智慧等新興信息技術手段，構建-個以網路輿論風險評估機製為核心的預測性治理體系。在信息層面實現網路輿論信息資源的共用；在主體層面預知網路輿論動員的主體分佈和節點狀態；在內容層面有效評估網路輿論動員訴求的性質、範圍、規模與強度等，預測可能出現的抗爭劇目創新形式;在處置平臺層面，建立集監測、分析、協同、力量、資源、決策、行動於一體的決策支持平臺,實現網路輿論動員分析的人機互動、雙向協調，提高決策速度和決策質量，為網路輿論動員的預測性治理提供決策支持和政策方案,實現智慧治理。
（三）提倡人機共存共生新範式
人類最終將邁入智慧社會。我們即將進入的社會是-個大數據、雲計算、萬物互聯的社會，是一個人工智慧與人共存共生的社會，是一個智慧社會。近年來，已有研究圍繞人工智慧在網路輿論動員演化機理研究方面做出了諸多探索,儘管這些技術可以輔助治理者進行網路輿情採集、彙集和分析方面的工作，但當前更需要的是“返璞歸真”，重新審視網路輿論研判工作的重要性,不能以機器研判替代人工研判。如果要做到“治未病”，網路輿情源頭回溯、潛在風險識別、網路社會生態和制度環境分析、多種可能趨勢預測等都需要藉助人腦才能完美解決。
（四）引入網路輿論回應評估機制
如何對網路輿論動員治理工作中的失職失責行為進行有效問責，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大多數網路輿論動員風險的治理績效存在滯後性，哪些回應行為失範，哪些失範行為需要問責，問責依據是什麼，是否達到了啟動問責的標準以及由誰來問責等本身也缺乏完善的行政問責機制。因此，可以考慮納入網路輿論政府回應效果評估機制，從而保證權責明晰、程式科學、評估獨立與救濟正義。在具體操作上，可以由各級政府按照“誰主管，誰負責”的基本原則，自行組織發起網路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或網路輿論生態風險評估，也可以引入具有專業資質的第三方，例如委托專家學者、專業機構和科研單位等參入評估過程。
（五）提升政府決策者網路素養與共情意識
大力提升決策者的網路素養是當務之急。此外，還應積極培養決策者的共情意識。有研究主張，網路治理的核心在於尋求控制社會風險與激髮網絡活力之間的平衡點。對於那些明顯涉及網路政治安全或者暴力動員的事件，政府理所當然要採取措施阻止其網路輿論動員的發生。領導幹部應當更多地深入群體之中，設身處地站在抗爭者的角度去理解他們的想法和感受，通過共情增進與公眾的親密度，減少網路輿論動員的風險隱患和危機。此外，還應在現有社會機構如智庫等基礎上設置專門的第三方闢謠機構、法人、平臺等，從而更加直接、高效地引導和管控網路輿論的負面情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