稟賦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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稟賦效應(Endowment Effect)

　　傳統經濟理論認為，人們為獲得某商品願意付出的價格和失去已經擁有的同樣的商品所要求的補償沒區別，即自己作為買者或賣者的身份不會影響自己對商品的價值評估，但稟賦效應理論否認了這一觀點。是指擁有一件東西會讓你高估它的價值。在人們擁有一件東西之後，人們會傾向於認為，自己擁有的事物比別人擁有的同樣的事物更有價值。稟賦效應是指當個人一旦擁有某項物品，那麼他對該物品價值的評價要比未擁有之前大大增加。它是由201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理查德·塞勒Thaler(1980)提出的。這一現象可以用行為金融學中的“損失厭惡”理論來解釋，該理論認為一定量的損失給人們帶來的效用降低要多過相同的收益給人們帶來的效用增加。因此人們在決策過程中對利害的權衡是不均衡的，對“避害”的考慮遠大於對“趨利”的考慮。出於對損失的畏懼，人們在出賣商品時往往索要過高的價格。 假設5年前，你花50美元買了一幅油畫。這位藝術家成名，油畫價值漲到1000美元。設想你願意出售這幅畫的最低價位，同時你願付多少錢買幅品質相當的油畫。可能的結果，是多數人在賣油畫時要價較高，而買相似品質的油畫時願意支付的價錢較低。

　　稟賦效應是行為金融學中的一個理論分支。行為金融學是基於行為學、金融學、社會學、經濟學、決策學、心理學的理論來分析金融市場主體(決策者)在金融市場行為中的心理特征，並以此來研究投資者的決策行為及其對資產定價影響的一門學科。它對傳統經濟學提出了挑戰。稟賦效應充分體現了行為金融學的研究方法，對傳統經濟學的理性人假設提出了挑戰。

　　Hammaek和Brown(1974)曾發現捕獵野鴨者願意平均每人支付247美元的費用以維持適合野鴨生存的濕地環境，但若要他們放棄在這塊濕地捕獵野鴨，他們要求的賠償卻高達平均每人1044美元。稟賦效應的存在會導致買賣雙方的心理價格出現偏差，從而影響市場效率。

　　Kabneman，Knestscb和Thaler在1990年做的以下一組試驗可以很好的觀察稟賦效應的影響程度。

　　參加試驗的是44名大學生，隨機抽取其中的一半人，給他們一張代幣券和一份說明書，說明書上寫明他們擁有的代幣券價值為x美元(x的價值因人而異)，試驗結束後即可兌付，代幣券可以交易，其買賣價格將由交易情況決定。讓賣者(得到代幣券的學生)從0到8．75美元中選擇願意出售的價格。同樣，也為沒有得到代幣券的那一半學生指定因人而異的價值，並詢問他們願意為購買一張代幣券支付的價格。之後試驗者會收集他們的價格，立刻計算出市場出清價及能夠交易的數量，並及時公佈。參加試驗的學生可以按填寫的價格進行真實的交易。這個試驗反覆進行三次。

　　三輪代幣券交易之後，先後用杯子和鋼筆代替代幣券進行實物交易的試驗。交易規則不變，並反覆進行多次。試驗結果如下所示：

　　顯然，代幣券和消費品市場的交易情況大不一樣。在代幣券市場，買賣雙方的預期價格是大致相同的。綜合三次試驗來看，實際成交量與期望成交量的比(V／V )是1．0。與之相對應的是，在杯子和鋼筆市場上，報出的賣價的中間值可達到買價的兩倍多，杯子市場的V／V 率僅為0．20，鋼筆市場為0．41。即使交易反覆進行，這兩個消費品市場的成交量也沒有增加，表明參加試驗者並沒有學會達成一致的買賣價格以增進市場效率。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代幣券市場的交易中，根本就沒有交易不足的現象。這是為什麼呢?我們可以比較代幣券和消費品的不同之處：代幣券的價值是事先確定的，非常精確而人們對消費品的偏好則可能會使其價值變得含糊，也就是說，消費者難以對一件商品確定一個唯一的貨幣價格。因此，當購買者購買商品是為了以更高的價格轉手賣出，而不是自己使用時，其對損失和盈利有明確地衡量，就不會有稟賦效應，如購買股票。

　　以上的試驗直觀地證明瞭稟賦效應的存在：一旦人們得到可供自己消費的某物品，人們對該物品賦予的價值就會顯著增長。這種非理性的行為常常會導致市場效率的降低，而且這種現象並不會隨著交易者交易經驗的增加而消除。

　　科斯定理指出，只要交易成本為零，財產的法定所有權分配就不會影響經濟運行的效率，資源配置的最終狀態與產權配置的初始狀態無關。也就是說，如果市場機制的運行無需成本，最終的結果(產值最大化)是不受法律狀況影響的。以明晰產權的辦法來解決外在性問題，能夠達到社會最佳的目標。在近來幾十年裡，科斯的思想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科斯定理是以交易成本為零為前提的，但根據科斯定理，如果處理外在性的資源談判不能使資源配置達到最優，那必然是由於交易成本太高。於是，客觀上就存在一種動力，去發明新的交易手段、交易工具去降低交易費用。而且在降低交易費用的功能上，體制創新有時比技術創新更重要。政府是一種可以降低交易費用的機構。這樣科斯定理又推廣到政治領域，科斯定理不僅可以處理外在性，而且還可以說明體制變遷和憲制改革，包含的範圍很廣。

　　那麼，是否在無交易成本的情況下，無論產權如何分配，市場效率是否都能達到最優呢?考慮到稟賦效應的存在，情況並非如此。從以上試驗可以明顯觀察到，在代幣券試驗中，市場效率與預期很接近，可以近似的認為達到了市場效率最優，這從交易量上可以清楚地看出來。而在交易規則和過程都與之相似的實物交易中，交易成本沒有顯著增加，而市場效率卻大打折扣，這顯然可歸因於稟賦效應。因為稟賦效應的存在，商品的擁有者往往希望以很高的價格賣出商品，因為他對這個商品的估值已經非理性提高了，而商品的購買者卻不能接受這個高價，這樣就很容易導致交易量的縮小，影響市場效率。按照科斯定理，在不存在交易成本的情況下，初始的資源配置並不影響最終的結果，資源仍會最有效率的進行分配。但實際上，資源配置比科斯預測的更有“粘性”，由於市場效率的低下，市場最終的配置結果往往就接近於最初的配置情況。因此，初始的產權配置對最終的資源分配有著決定性的作用。

　　我們可以從一個例子說明這一點，如有一家化工廠離居民區很近，這家工廠生產時排放的廢氣影響到了周圍居民的健康。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呢?按照科斯定理，可以用明晰產權的方法來解決外在性問題，而產權如何分配是無關緊要的 也就是說，法律可以將產權給予工廠，即賦予它污染環境的權力，此時居民為了換取潔凈的空氣必須向工廠支付一定費用；而反之，如果把產權給居民，即賦予居民享受清潔空氣的權力，那麼工廠就必須為污染環境支付給居民一定費用作為補償。通過兩者的討價還 價，最終會有一個有效的解決方案，而這個方案的結果與產權最初歸誰是沒有關係的。

　　但如果考慮到稟賦效應，問題就不會這麼簡單了，因為產權的擁有方傾向於把產權的價值看得更重，放棄產權所需要的補償會很多。在此例中，如果把產權賦予居民，設居民向工廠索要的補償為P1，如果把產權判給工廠，設居民願意支付給工廠的費用為P2，由於存在稟賦效應，P1>P2；同樣，工廠在獲得污染環境權力的情況下，向居民要求的補償，會比為獲得產權願意支付的多。產權的買方和賣方的期望價格就可能會相差很遠，類似前文中的試驗描述的情況，即使不考慮其他的交易成本，談判也很可能破裂，前文的試驗已經表明瞭市場效率的低下。一旦談判不成功，資源配置就沒有像科斯定理期待的那樣實現最優化，產權的最終分配結果就完全依賴於最初的分配方案。科斯定理顯然沒有考慮到稟賦效應對產權交易的影響。

　　例如，現在有兩件東西供你選擇，一塊400克的瑞士巧克力，以及一隻白瓷的咖啡杯，它們的市場價格基本是相同的，你會選哪個呢？我經常聽到的回答是：“無所謂”，或者是“隨便”。那麼就讓我們假設人們對這兩件商品的偏好是一樣的吧。這時我把巧克力和咖啡杯分配到你和其他人的手上，然後問每個人，是否願意將手裡的咖啡杯或巧克力和別人的相交換，會發生什麼情況？

　　如果人們對巧克力和咖啡杯沒有明顯的偏好，那麼交換的概率應該是50％。但事實並不是這樣。加拿大西蒙弗雷澤大學（SimonFraser University）的經濟學家傑克·奈奇教授（JackKnetsch）就做了上述的實驗。他把樣本隨機分成3組：其中一組得到咖啡杯，另一組得到巧克力，而第三組樣本則可以自由選擇是要咖啡杯還是巧克力，結果第三組樣本中56％的人選擇咖啡杯，44％的人選擇巧克力（近似我們原先的假設，也就是對兩種物品的偏好接近1：1）。

　　奈奇教授的實驗數據表明，在分到咖啡杯的人中，只有11％的人選擇用咖啡杯去換巧克力；而在分到巧克力的人中，只有10％的人願意去換咖啡杯。顯然，大多數人都認為自己手裡的東西比別人的更好，所以不願意去交換。

　　芝加哥大學的理查德·塞勒教授（Richard Thaler）也做過類似的實驗，他讓獲得咖啡杯的人（賣家）和沒有咖啡杯的人（買家）分別給咖啡杯標價。他發現賣家的要價（中位數）是$5.25，而買家的出價（中位數）是$2.25-$2.75，前者是後者的兩倍。是賣家不近情理嗎？還是買家太小氣？這個實驗用一種更為直觀的方式，向我們揭示了“價值”的主觀性：一件東西究竟值多少錢，更多地取決於我們站在哪一個位置上。不用責備賣家總是索要高價，如果換作我們自己在他的位置上，恐怕也會和他一樣。

　　在生活中，我們也一定都扮演過買家和賣家的角色，也一定曾經為彼此的利益而喋喋爭吵不休。然而，這些不同的角色和經驗是否有利於我們更公平地看待周圍的事物？是否會讓我們變得更通達、更善解人意？在很多時候，這是一個走向成熟的開始。

　　按照科斯定理，政府應該做的就是儘量降低市場的交易成本，使產權明晰，使市場效率趨於最優。但由於存在稟賦效應，政府這樣的努力或許還不夠。初始的產權配置對最終的資源分配有著決定性的作用，這就要求政府應該考慮到市場效率的低下，在分配產權的開始階段就必須更註重效率，而不能指望過分的依賴市場的調節。

　　其次，由於稟賦效應，人們要避免失去所擁有的東西，容易產生“安於現狀情結”。害怕改變帶來可能的損失。當社會制度變革時，那些可能利益受損的群體為了避免損失帶來的痛苦，必定會不惜付出很大的代價來維持原有的制度，而社會的進步就必須要剋服這種惰性 現在我國正處於改革開放的關鍵時期。政府應該對改革的艱苦和其中遇到的阻礙力量有充分的估計，用更大的努力積極地推進改革。此外，稟賦效應及引起稟賦效應的“損失厭惡”理論還可以解釋很多經濟活動中的現象：政府拆遷中，拆遷居民往往會覺得政府提供的補償太少，而與政府發生補償價格上的爭執，這就是稟賦效應的體現，居民失去自己的房屋，會要求比購買同樣的房屋願意支付的價格更多的賠償才會覺得滿意。這一點在公共物品的補償要求中體現得更明顯，曾有一項調查表明，為種植行道樹，當地居民平均願意支付10.12美元，而如果要砍伐行道樹，則要求的賠償平均為56.60美元。

　　由於非常害怕損失，股票的擁有者在承受股價下跌時，往往會變得風險偏好。為了避免損失而願意冒價格進一步下跌的風險繼續持有股票，希望有朝一日股價能重新上漲，房地產市場也一樣。從而產生一種奇怪的現象：股票或房地產的價格越低，其成交量反而越低 這與傳統的經濟學的需求曲線是相悖的。一種解釋是人們在股價或房價下跌時會預期價格的進一步下跌，從而不願意購買；這是從人們心理的角度做出的解釋，損失厭惡理論又進一步分析了這種心理產生的原因。

　　由於稟賦效應使人產生的“安於現狀情結”，人們往往不願意改變環境，從而表現為在談判中不肯讓步，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工資剛性，人們甚至寧可失業不願意降低工資。另一個例子就是老公司往往比新公司存在更多的低效率的規章制度。這是因為新公司能夠在沒有先例的情況下制定規則，而老公司對原有的不合理規則進行修改時，員工往往會更覺得難以接受，從而進行阻擾。在我國的國有企業改革時也會遇到這種情況，當公司改進管理模式，提高生產效率時，可能會遭到職工們的反對，我們必須充分考慮這種情況，並可給予職工適當補償。

　　在產品設計中也可以看到稟賦效應的影子。

　　比如每到年末時，諸如美團、keep、知乎、抖音這樣的互聯網公司都會推出一個用戶的年度總結，通過採集到的用戶行為數據來記錄用戶在這一年中的點點滴滴。

　　比如你是產品的第多少位用戶，你一共使用產品打了多少次卡，你一天中聽過次數最長的一首歌，你最晚時間看到的短視頻等等。

　　這些年度總結通過代入我們自身，讓我們產生實實在在的擁有感，我們認定這是屬於我自己的、獨一無二的的年度總結，所以我們會產生足夠的動機，去將這份充滿儀式感的報告保存並分享給身邊的人。而對產品來說，這也是一次二次傳播的機會。這和星巴克案例是一個道理，都是因為稟賦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