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坎蒂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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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坎蒂隆(Richard Cantillon，1680-1734)——理查德·坎蒂隆是愛爾蘭人，他的主要經歷在法國，而且他的經濟學研究以法國為對象，因此被列入法國經濟學家的行列

　　Richard Cantillon (1680-1734), acknowledged by many historians as the first great economic "theorist", is an obscure character.This much is known: he was an Irishman with a Spanish name who lived in France most of his life. He is said to have speculated profitably in Compagnie Perpetuelle des Indes shares, unlike so many others, during the John Law adventures, making a fortune of some twenty million livres before moving to England. He died in a fire, allegedly set by his discharged cook, in his London home.

　　理查德·坎蒂隆是愛爾蘭人，他的主要經歷在法國，而且他的經濟學研究以法國為對象，因此被列入法國經濟學家的行列。坎蒂隆的著作《商業性質概論》預示著後來重農學派的某些核心觀念，並且對價值、貨幣、利息、工資、企業家等領域進行了開創性的深入研究。坎蒂隆遇害後，他的手稿輾轉到了重農學派的米拉波手裡，1755年，米拉波出資出版了這部著作的法文版。斯密之後，經濟學的中心一直在英國，但在英國經濟學界，沒有人知道坎蒂隆其人。坎蒂隆引起人們的註意併進入偉大經濟學家的行列，得力於傑文斯。傑文斯是一個天生收藏家，他總是熱衷於搜求那些名不見經傳的作者們的經濟學小本子和小冊子。傑文斯搜尋到了坎蒂隆的《商業性質概論》，他認定這是《國富論》之前最偉大的著作，而坎蒂隆則是斯密之前最卓越的經濟學家。1881年，傑文斯發表了了《理查德·坎蒂隆和政治經濟學的國籍》的文章，熱情洋溢介紹了坎蒂隆及其《商業性質概論》，高度評價了其在政治經濟學歷史上的地位和意義。傑文斯在文章的最後說：“此書一直被認為是法國學派的各種主要思想的源泉。眾所周知，法國學派在很大程度上是《國富論》的基礎，而且就該學派的許多學說來說，它註定被人們認為是經濟學中真正科學的學派。那麼，經濟學是什麼國籍呢？這個問題現在讀者可以自己去回答。”^[1][2]

　　理查德·坎蒂隆的一生具有傳奇色彩，他的出生和青年時期很少為人所知，他在經濟學上的作為和他的去世也同樣是個謎團。儘管他以掙錢為生活的目標，卻寫出了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論著，主要闡述了經濟體系之間的關係和運行。此外他對貨幣理論也有貢獻，並且首次提出了企業家在經濟活動中的重要性。

　　他出生於愛爾蘭北部的一個基督教家庭。出生年月不詳，大約在1680-1690年之間。他的成長也很少有人知道。在1711-1713年間，他受聘為英國駐西班牙的軍需辦事處的職員。1716年，他來到法國接手其堂兄的銀行。1720年，在密西西比淘金熱中，他通過出售密西西比股權獲利豐厚。為了逃避法國對高利貸的法律製裁，他將貸款偽裝成外匯交易，即用一種貨幣的形式貸出，再用另一種貨幣的形式收回。頻繁的交易讓他經常陷入法律糾紛中。為了徹底擺脫這樣的麻煩，他決定帶著巨額財富回到英國生活。

　　但在他回到英國不久，他的住所就發生了一場大火。當時大多數人們認為是蓄意謀殺或意外傷害，但是有人認為是理查德·坎蒂隆為瞭解決他的財富引來的法律問題從而假裝的死亡。一位他的鄰居說住所里燒焦的屍體沒有頭，此外，事發多年後，在南美荷蘭殖民地一帶，曾發現他的手跡的一些手稿。所以，他的死亡也是一個謎。

　　理查德·坎蒂隆的經濟學論著至今只存有1部，叫《商業性質概論》。這書一共分為3部分，闡明瞭一套簡單的解釋經濟如何運行的重要的原理。在書的第一部分，他將經濟看作一個相關的體系，或貨幣和商品的迴圈流動，並解釋了這一體系內部的相互關係。他深入的分析了生產交換的迴圈過程，指出其重點在於地主的貨幣支出。地主的支出不僅養活了城市中的工人，也通過創造就業機會、提供收入從而養活了一些農民。製造業部門的工人、農業部門的農民既需要購買工業製成品，同樣需要購買大量的農產品，這些需求為這2種產業的勞動者提供了許多就業機會和收入。由於對農產品的需求大於對工業製成品的需求，因此貨幣趨於從製造業部門流向農業部門，同時農民需要向地主繳納地租，所以貨幣又從農民手中留入地主的腰包，從而開始一個迴圈過程。理查德·坎蒂隆註意到，各行業的產量取決於對不同產品的市場需求量的大小。如果農場主需要較多的工業產品和較少的農產品，則人力和物力資源就會從農業部門流向製造業部門，從而工業產品產量提高，農產品產量減少。這一市場需求決定供給的法則同樣適用區域之間的資源流動。如果城市提供的就業機會大於農村，勞動力就會從農村流向城市。

　　理查德·坎蒂隆還分析了在這一迴圈過程中企業家的經濟作用。18世紀初期，人們一般將和政府簽定合同的承包商叫企業家。由於通常由政府支付費用，因此這一行業毫無風險。理查德·坎蒂隆借用了這一名詞並重新定義。他認為，相對於一般按時領取工資的人而言，企業家應是冒險者。因為未來具有太多的不確定因素，所有的經濟活動在本質上都是有風險的。儘管如此，還是要有一些人需要冒險以期望將來獲得利潤。冒險的企業家對於迴圈的生產過程的良好運作和經濟的繁榮是必不可少的。

　　書中的第2部分說的是貨幣在迴圈過程中的作用。鑒於他對貨幣的經濟作用的深入闡述，他理應被稱為古典貨幣理論的奠基者。18世紀的貨幣即金銀鑄幣，可以通過採掘或通過向其他國家出售商品獲得。當採掘者或貿易商擁有較多的貨幣時，他們對商品或服務的消費需求將增加，這種需求會促使其他產業的就業機會增多，出口增加。通常，需求增加往往會刺激物價上漲，但並不意味著貨幣供給量的同比例增加，而且有時候雖然有更多的貨幣，但卻沒有更多對貨幣增量的支出。

　　現代經濟學家將貨幣對經濟的不確定性影響稱為“坎蒂隆效應”。貨幣對經濟活動的影響是不確定的，它完全取決於是那些人持有貨幣以及他們如何利用貨幣。如果主要是商人、出口商持有貨幣，他們會選擇儲蓄或投資，這樣就會擴大生產，而不是支出，因此物價不會上漲。可是，如果貨幣主要是由地主和一些沉溺於物質享受的人持有，物價就會上漲，而一些奢侈品價格的上漲更是首當其衝。

　　理查德·坎蒂隆認為，由貨幣締造的經濟繁榮時代已經結束，貨幣的作用更多的體現在國際貿易上。物價上漲將會使出口商品在國家市場上缺乏競爭力，而與此同時，由於進口商品相對便宜，從而更吸引國內消費者，這就造成了貿易逆差，意味著要將國內的貨幣運到國外去償付進口商品。貨幣外流，將會使國內貨幣供給量減少，國內生產企業陷於停滯，坎蒂隆把這叫做“硬幣流動機制”。

　　書中的第3部分主要討論了貿易政策，並且相當一部分繼承了重商主義者的觀點。理查德·坎蒂隆提倡貿易保護主義制度，並希望製造業貿易實現順差。他認為，貿易保護主義將會使英國人口增加，製造業上的貿易順差可以允許英國進口糧食，從而養活更多的人口，使國家強盛。

　　理查德·坎蒂隆在經濟學界不太聞名，人們只知道他對魁奈和重農主義者的影響，以及他“貨幣流動將不同經濟部門聯繫起來”思想。然而，他對經濟學的貢獻絕非這些。他的著作堪稱第一部真正的經濟學著作。鑒於此，他也可以被稱為“第1位真正的經濟學家”。

　　經濟學家大多享其天年，不像政治家或商業大亨那樣有不少死於非命者。但事情總有例外，18世紀的經濟學家理查德·坎蒂隆(Richard Cantillion) 就是一位。

　　坎蒂隆家族是愛爾蘭的名門，長期效忠於斯圖亞特王朝。1716~1720年理查德·坎蒂隆隨其叔父在巴黎經營銀行業，同時經營絲綢和酒業。約翰·羅體系實施時期，儘管坎蒂隆已預見到其破產，仍敢火中取慄。他及時將股票出手或轉為不動產，在幾天內就賺到了幾百萬利弗爾，並去了荷蘭。他回到巴黎後曾遭到起訴，但他勝訴了。1720~1729年他歷游歐洲各國和英國，1929~1732年又生活在巴黎，以後又經布魯塞爾回到倫敦。1734年5月 14日他的房子被燒，他亦死於這場大火。後經調查是當他的廚師11年之久，一周前被解雇的法國人約瑟夫·德尼耶(化名勒巴納)為謀財搶劫而放的火。可惜凶手逃至荷蘭，沒有受到懲罰。世界上死於這種非命的經濟學家大概只他一位。

　　坎蒂隆之所以受到重視，是他寫過一本題為《商業性質概論》的書。這本書的命運也與他一樣曲折而不幸。據最新研究，這本書是 1728~1730年間他在巴黎寫的。英文稿據信在馬拉奇·波斯爾思韋特手中，因為早在1749年他的《論貿易和商業大辭典的體例、使用和重要性》的譯文中已印錄了該書的大約6000字，在其《商業和貿易大辭典》中又輯錄了該書的幾乎全部實質部分；在其《大不列顛的真正體系》(1757)中又收錄了該書第一部分第11章的部分內容。《商業性質概論》一書還有作者為朋友而譯的法文譯本，該手稿曾在重農學派米拉波侯爵手中達16年之久。這份手稿後來回到其合法主人手中，1755年出版了法文版,1767年出版了義大利譯本。1931年根據法文版和波斯爾思韋特的輯錄出版了英文版。

　　坎蒂隆的《商業性質概論》在經濟學說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一方面，它是政治經濟學形成過程中在亞當·斯密之前對該學科各種理論和實踐問題的第一次系統全面論述。另一方面，它對以後許多經濟學家都發生過影響，特別是法國重農學派和英國經濟學家受影響最大。這本書被稱為威廉·配第以後到亞當·斯密之前最重要傑出的經濟學著作。就其思想和理論內容而言是重農主義的重要先驅。在亞當·斯密之後，這本書被埋沒了。1881年傑文斯發現並閱讀了這本書，並給予高度評價，才又一次引起人們的重視。

　　死於非命的經濟學家坎蒂隆這本書的標題是關於“商業”(Commerce)問題的，但當時法文中的商業一詞與今天所說的經濟學同義，因此，實際是關於經濟學問題的。用米拉波的話說，這本書“包括了除稅收外有關這個課題的一切內容”。該書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17章)論述財富，即財富的定義與財富的源泉，以及經濟活動在村莊、集鎮、城市和都市條件下的社會背景，即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和層次；還包括階級和人口，價值與價格這些內容。第二部分(10章)討論價格、貨幣和利息。第三部分(8章)論述國際貿易、外匯、銀行與信用。這樣廣泛的論題絕非以前和同期的小冊子可比。它為以後的經濟學論著勾畫了一副藍圖，是對以前各種論述的一個總匯，稱為“概論”恰如其分。

　　這本書對國際硬幣流通機制、不同職業工資的重要性、人口論、農業剩餘、工業剩餘以及工業部門利潤率趨向均等、剩餘分配理論、市場價格和自然價格的區分等問題的論述受到以後經濟學家的重視和高度評價。從方法論來說這本書把抽象法與歸納法巧妙地結合在一起。坎蒂隆論述的商業性質指抽象掉各種特殊條件或因素的自然性質。這就是說，他抽象掉各種具體商業的細微差別與歷史制度差別，論述一般商業。先論述實物經濟(第一部分)，再論述貨幣經濟(第二部分)，最後是國際貿易(第三部分)。這種抽象分析法被以後的經濟學家沿用。同時，他又不是空洞地推理，而是從日常實踐經驗中歸納出一般性結論。他對實際資料相當熟悉，並讀了當時許多經濟學文獻。所以，讀來相當有趣。

　　應該說，坎蒂隆和當時許多經濟學家一樣，他們的知識和理論不是來自書本，而是來自實踐。坎蒂隆多年從商與游歷是他這本書的實踐基礎。他在豐富閱歷的基礎上寫出了這本書。經濟學發展到今天，理論家已經可以在書齋中作學問了，但要使經濟學有生命力，能學以致用，必須來自實踐，回到實踐。經濟學要從生活中來才能生命之樹常青。

　　從今天的角度看，坎蒂隆的理論已經過時了，但歷史是一個過程。今天的經濟學正是許多知名或不知名的經濟學家一代代努力的結果。我們不能割斷歷史。對於許多人來說，無須瞭解坎蒂隆這樣的人，但總要有人能對歷史作一點總結。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scholarship determined that Cantillon was descended from an armorial family of that name (or de Cantillon), of Spanish descent, that owned land in Ballyheigue, County Kerry, Ireland. In earlier years, many Spanish merchants had settled on the western coast of Ireland.Later scholarship contested part of this account and placed the origins of the Cantillon family in France. "[G]enealogical material is abundant but conflicting." Cantillon does appear to have had at least one ancestor, also named Richard Cantillon, who did business in France in the late 17th century.The family connection to Ballyheigue in County Kerry is not disputed, but no material has surfaced to confirm that Cantillon was born in Ireland. Cantillon married Mary Anne Mahony—the daughter of Daniel Mahony, a merchant of Paris—in 1722.

Cantillon's entire reputation rests on his one remarkable treatise, Essai Sur la Nature du Commerce en Général, which was written in French around 1730 and published anonymously in England in 1755, 21 years after his death, in 1734 (though some claim it was only a French translation of a lost English original). Although his work was well-known to the Physiocrats and the French school, Cantillon fell into obscurity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until resurrected and popularized by William Stanley Jevons in the 1880s. A number of scholarly works on Cantillon were published

Cantillon was perhaps the first to define long-run equilibrium as the balance of flows of income, thus setting the foundations both for Physiocracy as well as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Cantillon's system was clear, simple and absolutely path-breaking. He developed a two-sector general equilibrium system from which he obtained a theory of price (determined by costs of production) and a theory of output (determined by factor inputs and technology). His work is quoted by Adam Smith in his Wealth of Nations. According to Nobel laureate Friedrich Hayek, Jevons was scarcely exaggerating when he entitled Cantillon's work as the "Cradle of Political Economy".

He followed up on William Petty's conjecture about the par of labour and land, thereby enabling him to reduce labor to the amount of necessities needed to sustain it and thus making both labor supply and output a function of the land absorption necessary to produce the necessities to feed labor and the luxuries to feed landlords. By demonstrating that relative prices are reducible to land-absorption rates, Cantillon can be said to have derived a fully-working "land theory of value."

Cantillon's careful description of a supply-and-demand mechanism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short-run market price (albeit not long-run natural price) also stand him as a progenitor of the Marginalist Revolution. In particular, his insightful notes on entrepreneurship (as a type of arbitrage) have made him a darling of the modern Austrian School. Cantillon was also one of the first (and among the clearest) articulators of the Quantity Theory of Money and attempted to provide much of the reasoning behind it.

Finally, one of the consequences of his theory was that he arrived at a quasi-Mercantilist policy conclusion for a favorable balance of trade, but with a twist: Cantillon recommended the importation of "land-based products" and the exporting of "non-land-based" products as a way of increasing national wealth.

The inaugural Richard Cantillon Summer School was held at Ballyheigue, County Kerry, Ireland, in July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