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坎蒂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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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坎蒂隆(Richard Cantillon，1680-1734)——理查德·坎蒂隆是爱尔兰人，他的主要经历在法国，而且他的经济学研究以法国为对象，因此被列入法国经济学家的行列

　　Richard Cantillon (1680-1734), acknowledged by many historians as the first great economic "theorist", is an obscure character.This much is known: he was an Irishman with a Spanish name who lived in France most of his life. He is said to have speculated profitably in Compagnie Perpetuelle des Indes shares, unlike so many others, during the John Law adventures, making a fortune of some twenty million livres before moving to England. He died in a fire, allegedly set by his discharged cook, in his London home.

　　理查德·坎蒂隆是爱尔兰人，他的主要经历在法国，而且他的经济学研究以法国为对象，因此被列入法国经济学家的行列。坎蒂隆的著作《商业性质概论》预示着后来重农学派的某些核心观念，并且对价值、货币、利息、工资、企业家等领域进行了开创性的深入研究。坎蒂隆遇害后，他的手稿辗转到了重农学派的米拉波手里，1755年，米拉波出资出版了这部著作的法文版。斯密之后，经济学的中心一直在英国，但在英国经济学界，没有人知道坎蒂隆其人。坎蒂隆引起人们的注意并进入伟大经济学家的行列，得力于杰文斯。杰文斯是一个天生收藏家，他总是热衷于搜求那些名不见经传的作者们的经济学小本子和小册子。杰文斯搜寻到了坎蒂隆的《商业性质概论》，他认定这是《国富论》之前最伟大的著作，而坎蒂隆则是斯密之前最卓越的经济学家。1881年，杰文斯发表了了《理查德·坎蒂隆和政治经济学的国籍》的文章，热情洋溢介绍了坎蒂隆及其《商业性质概论》，高度评价了其在政治经济学历史上的地位和意义。杰文斯在文章的最后说：“此书一直被认为是法国学派的各种主要思想的源泉。众所周知，法国学派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富论》的基础，而且就该学派的许多学说来说，它注定被人们认为是经济学中真正科学的学派。那么，经济学是什么国籍呢？这个问题现在读者可以自己去回答。”^[1][2]

　　理查德·坎蒂隆的一生具有传奇色彩，他的出生和青年时期很少为人所知，他在经济学上的作为和他的去世也同样是个谜团。尽管他以挣钱为生活的目标，却写出了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论著，主要阐述了经济体系之间的关系和运行。此外他对货币理论也有贡献，并且首次提出了企业家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

　　他出生于爱尔兰北部的一个基督教家庭。出生年月不详，大约在1680-1690年之间。他的成长也很少有人知道。在1711-1713年间，他受聘为英国驻西班牙的军需办事处的职员。1716年，他来到法国接手其堂兄的银行。1720年，在密西西比淘金热中，他通过出售密西西比股权获利丰厚。为了逃避法国对高利贷的法律制裁，他将贷款伪装成外汇交易，即用一种货币的形式贷出，再用另一种货币的形式收回。频繁的交易让他经常陷入法律纠纷中。为了彻底摆脱这样的麻烦，他决定带着巨额财富回到英国生活。

　　但在他回到英国不久，他的住所就发生了一场大火。当时大多数人们认为是蓄意谋杀或意外伤害，但是有人认为是理查德·坎蒂隆为了解决他的财富引来的法律问题从而假装的死亡。一位他的邻居说住所里烧焦的尸体没有头，此外，事发多年后，在南美荷兰殖民地一带，曾发现他的手迹的一些手稿。所以，他的死亡也是一个谜。

　　理查德·坎蒂隆的经济学论著至今只存有1部，叫《商业性质概论》。这书一共分为3部分，阐明了一套简单的解释经济如何运行的重要的原理。在书的第一部分，他将经济看作一个相关的体系，或货币和商品的循环流动，并解释了这一体系内部的相互关系。他深入的分析了生产交换的循环过程，指出其重点在于地主的货币支出。地主的支出不仅养活了城市中的工人，也通过创造就业机会、提供收入从而养活了一些农民。制造业部门的工人、农业部门的农民既需要购买工业制成品，同样需要购买大量的农产品，这些需求为这2种产业的劳动者提供了许多就业机会和收入。由于对农产品的需求大于对工业制成品的需求，因此货币趋于从制造业部门流向农业部门，同时农民需要向地主缴纳地租，所以货币又从农民手中留入地主的腰包，从而开始一个循环过程。理查德·坎蒂隆注意到，各行业的产量取决于对不同产品的市场需求量的大小。如果农场主需要较多的工业产品和较少的农产品，则人力和物力资源就会从农业部门流向制造业部门，从而工业产品产量提高，农产品产量减少。这一市场需求决定供给的法则同样适用区域之间的资源流动。如果城市提供的就业机会大于农村，劳动力就会从农村流向城市。

　　理查德·坎蒂隆还分析了在这一循环过程中企业家的经济作用。18世纪初期，人们一般将和政府签定合同的承包商叫企业家。由于通常由政府支付费用，因此这一行业毫无风险。理查德·坎蒂隆借用了这一名词并重新定义。他认为，相对于一般按时领取工资的人而言，企业家应是冒险者。因为未来具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所有的经济活动在本质上都是有风险的。尽管如此，还是要有一些人需要冒险以期望将来获得利润。冒险的企业家对于循环的生产过程的良好运作和经济的繁荣是必不可少的。

　　书中的第2部分说的是货币在循环过程中的作用。鉴于他对货币的经济作用的深入阐述，他理应被称为古典货币理论的奠基者。18世纪的货币即金银铸币，可以通过采掘或通过向其他国家出售商品获得。当采掘者或贸易商拥有较多的货币时，他们对商品或服务的消费需求将增加，这种需求会促使其他产业的就业机会增多，出口增加。通常，需求增加往往会刺激物价上涨，但并不意味着货币供给量的同比例增加，而且有时候虽然有更多的货币，但却没有更多对货币增量的支出。

　　现代经济学家将货币对经济的不确定性影响称为“坎蒂隆效应”。货币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它完全取决于是那些人持有货币以及他们如何利用货币。如果主要是商人、出口商持有货币，他们会选择储蓄或投资，这样就会扩大生产，而不是支出，因此物价不会上涨。可是，如果货币主要是由地主和一些沉溺于物质享受的人持有，物价就会上涨，而一些奢侈品价格的上涨更是首当其冲。

　　理查德·坎蒂隆认为，由货币缔造的经济繁荣时代已经结束，货币的作用更多的体现在国际贸易上。物价上涨将会使出口商品在国家市场上缺乏竞争力，而与此同时，由于进口商品相对便宜，从而更吸引国内消费者，这就造成了贸易逆差，意味着要将国内的货币运到国外去偿付进口商品。货币外流，将会使国内货币供给量减少，国内生产企业陷于停滞，坎蒂隆把这叫做“硬币流动机制”。

　　书中的第3部分主要讨论了贸易政策，并且相当一部分继承了重商主义者的观点。理查德·坎蒂隆提倡贸易保护主义制度，并希望制造业贸易实现顺差。他认为，贸易保护主义将会使英国人口增加，制造业上的贸易顺差可以允许英国进口粮食，从而养活更多的人口，使国家强盛。

　　理查德·坎蒂隆在经济学界不太闻名，人们只知道他对魁奈和重农主义者的影响，以及他“货币流动将不同经济部门联系起来”思想。然而，他对经济学的贡献绝非这些。他的著作堪称第一部真正的经济学著作。鉴于此，他也可以被称为“第1位真正的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大多享其天年，不像政治家或商业大亨那样有不少死于非命者。但事情总有例外，18世纪的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Richard Cantillion) 就是一位。

　　坎蒂隆家族是爱尔兰的名门，长期效忠于斯图亚特王朝。1716~1720年理查德·坎蒂隆随其叔父在巴黎经营银行业，同时经营丝绸和酒业。约翰·罗体系实施时期，尽管坎蒂隆已预见到其破产，仍敢火中取栗。他及时将股票出手或转为不动产，在几天内就赚到了几百万利弗尔，并去了荷兰。他回到巴黎后曾遭到起诉，但他胜诉了。1720~1729年他历游欧洲各国和英国，1929~1732年又生活在巴黎，以后又经布鲁塞尔回到伦敦。1734年5月 14日他的房子被烧，他亦死于这场大火。后经调查是当他的厨师11年之久，一周前被解雇的法国人约瑟夫·德尼耶(化名勒巴纳)为谋财抢劫而放的火。可惜凶手逃至荷兰，没有受到惩罚。世界上死于这种非命的经济学家大概只他一位。

　　坎蒂隆之所以受到重视，是他写过一本题为《商业性质概论》的书。这本书的命运也与他一样曲折而不幸。据最新研究，这本书是 1728~1730年间他在巴黎写的。英文稿据信在马拉奇·波斯尔思韦特手中，因为早在1749年他的《论贸易和商业大辞典的体例、使用和重要性》的译文中已印录了该书的大约6000字，在其《商业和贸易大辞典》中又辑录了该书的几乎全部实质部分；在其《大不列颠的真正体系》(1757)中又收录了该书第一部分第11章的部分内容。《商业性质概论》一书还有作者为朋友而译的法文译本，该手稿曾在重农学派米拉波侯爵手中达16年之久。这份手稿后来回到其合法主人手中，1755年出版了法文版,1767年出版了意大利译本。1931年根据法文版和波斯尔思韦特的辑录出版了英文版。

　　坎蒂隆的《商业性质概论》在经济学说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一方面，它是政治经济学形成过程中在亚当·斯密之前对该学科各种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第一次系统全面论述。另一方面，它对以后许多经济学家都发生过影响，特别是法国重农学派和英国经济学家受影响最大。这本书被称为威廉·配第以后到亚当·斯密之前最重要杰出的经济学著作。就其思想和理论内容而言是重农主义的重要先驱。在亚当·斯密之后，这本书被埋没了。1881年杰文斯发现并阅读了这本书，并给予高度评价，才又一次引起人们的重视。

　　死于非命的经济学家坎蒂隆这本书的标题是关于“商业”(Commerce)问题的，但当时法文中的商业一词与今天所说的经济学同义，因此，实际是关于经济学问题的。用米拉波的话说，这本书“包括了除税收外有关这个课题的一切内容”。该书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17章)论述财富，即财富的定义与财富的源泉，以及经济活动在村庄、集镇、城市和都市条件下的社会背景，即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和层次；还包括阶级和人口，价值与价格这些内容。第二部分(10章)讨论价格、货币和利息。第三部分(8章)论述国际贸易、外汇、银行与信用。这样广泛的论题绝非以前和同期的小册子可比。它为以后的经济学论著勾画了一副蓝图，是对以前各种论述的一个总汇，称为“概论”恰如其分。

　　这本书对国际硬币流通机制、不同职业工资的重要性、人口论、农业剩余、工业剩余以及工业部门利润率趋向均等、剩余分配理论、市场价格和自然价格的区分等问题的论述受到以后经济学家的重视和高度评价。从方法论来说这本书把抽象法与归纳法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坎蒂隆论述的商业性质指抽象掉各种特殊条件或因素的自然性质。这就是说，他抽象掉各种具体商业的细微差别与历史制度差别，论述一般商业。先论述实物经济(第一部分)，再论述货币经济(第二部分)，最后是国际贸易(第三部分)。这种抽象分析法被以后的经济学家沿用。同时，他又不是空洞地推理，而是从日常实践经验中归纳出一般性结论。他对实际资料相当熟悉，并读了当时许多经济学文献。所以，读来相当有趣。

　　应该说，坎蒂隆和当时许多经济学家一样，他们的知识和理论不是来自书本，而是来自实践。坎蒂隆多年从商与游历是他这本书的实践基础。他在丰富阅历的基础上写出了这本书。经济学发展到今天，理论家已经可以在书斋中作学问了，但要使经济学有生命力，能学以致用，必须来自实践，回到实践。经济学要从生活中来才能生命之树常青。

　　从今天的角度看，坎蒂隆的理论已经过时了，但历史是一个过程。今天的经济学正是许多知名或不知名的经济学家一代代努力的结果。我们不能割断历史。对于许多人来说，无须了解坎蒂隆这样的人，但总要有人能对历史作一点总结。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scholarship determined that Cantillon was descended from an armorial family of that name (or de Cantillon), of Spanish descent, that owned land in Ballyheigue, County Kerry, Ireland. In earlier years, many Spanish merchants had settled on the western coast of Ireland.Later scholarship contested part of this account and placed the origins of the Cantillon family in France. "[G]enealogical material is abundant but conflicting." Cantillon does appear to have had at least one ancestor, also named Richard Cantillon, who did business in France in the late 17th century.The family connection to Ballyheigue in County Kerry is not disputed, but no material has surfaced to confirm that Cantillon was born in Ireland. Cantillon married Mary Anne Mahony—the daughter of Daniel Mahony, a merchant of Paris—in 1722.

Cantillon's entire reputation rests on his one remarkable treatise, Essai Sur la Nature du Commerce en Général, which was written in French around 1730 and published anonymously in England in 1755, 21 years after his death, in 1734 (though some claim it was only a French translation of a lost English original). Although his work was well-known to the Physiocrats and the French school, Cantillon fell into obscurity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until resurrected and popularized by William Stanley Jevons in the 1880s. A number of scholarly works on Cantillon were published

Cantillon was perhaps the first to define long-run equilibrium as the balance of flows of income, thus setting the foundations both for Physiocracy as well as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Cantillon's system was clear, simple and absolutely path-breaking. He developed a two-sector general equilibrium system from which he obtained a theory of price (determined by costs of production) and a theory of output (determined by factor inputs and technology). His work is quoted by Adam Smith in his Wealth of Nations. According to Nobel laureate Friedrich Hayek, Jevons was scarcely exaggerating when he entitled Cantillon's work as the "Cradle of Political Economy".

He followed up on William Petty's conjecture about the par of labour and land, thereby enabling him to reduce labor to the amount of necessities needed to sustain it and thus making both labor supply and output a function of the land absorption necessary to produce the necessities to feed labor and the luxuries to feed landlords. By demonstrating that relative prices are reducible to land-absorption rates, Cantillon can be said to have derived a fully-working "land theory of value."

Cantillon's careful description of a supply-and-demand mechanism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short-run market price (albeit not long-run natural price) also stand him as a progenitor of the Marginalist Revolution. In particular, his insightful notes on entrepreneurship (as a type of arbitrage) have made him a darling of the modern Austrian School. Cantillon was also one of the first (and among the clearest) articulators of the Quantity Theory of Money and attempted to provide much of the reasoning behind it.

Finally, one of the consequences of his theory was that he arrived at a quasi-Mercantilist policy conclusion for a favorable balance of trade, but with a twist: Cantillon recommended the importation of "land-based products" and the exporting of "non-land-based" products as a way of increasing national wealth.

The inaugural Richard Cantillon Summer School was held at Ballyheigue, County Kerry, Ireland, in July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