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經濟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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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經濟危機是指日本在20世紀30年代初、昭和天皇當政初期發生的經濟危機。這次危機對日本經濟破壞極大，對以後日本的經濟、政治、社會及對外戰略都產生了重大影響。
一戰中,日本大發戰爭財,不僅獲得了巨額貿易順差,同時它還改變了自己的經濟結構。戰後日本出口下降,同時當局於政治方面的考慮,並沒有根據及時改進經濟結構,進入經濟低迷期,經濟停滯不前。之後的關東大地震,鈴木店破產,還有國內銀行的壞賬都加劇了經濟的衰退。1930年1月,日本實行黃金解禁,隨後日元匯率上漲,通貨緊縮,並撞上西歐世界的經濟大蕭條,日本進入經濟危機時期.由於此時為昭和初期,所以史稱昭和金融危機。也有人認為此次金融危機是促使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轉嫁經濟危機的由來。
昭和經濟危機產生的背景[1]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至危機發生這一歷史時期，是日本國內社會經濟政治動蕩、對外不斷強化擴張侵略的特殊時期。在經濟上，景氣與危機交替出現，與此相聯繫，在政治上社會動蕩、政局不穩。這一時期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和1923年發生的“關東大地震”是對日本影響最為深遠的兩個大事件，日本也正是在繼承這兩大事件所造就的歷史遺產的基礎上迎來這次大危機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西方老牌殖民主義國家無暇東顧，不僅給日本的侵略擴張政策提供了空間，而且給日本的經濟帶來了“戰爭景氣”。從大戰第二年的夏天開始，日本的貿易出口激增，海運異常繁榮，這些給出口產業、造船工業以及包括礦業在內的基礎工業和有關工業創造了發展和繁榮的契機，使得各產業部門都得到飛速擴張。整個製造業增長30倍以上，化學工業增長96倍以上，1918年下半年主要產業的利潤率達到55．2％，其中個別時期更高達191．6％，造船業也達到166．6％。通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日本從明治以來的長期人超國而一躍成為出超國，產業結構也從戰前的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1914年，農業產值占國民生產總值45．1％，工業比重為44．5％，大戰結束時農業產值比重降為35．1％，工業產值比重上升為56．8％），同時一批“戰爭暴發戶”大發戰爭財，成長為“新財閥”，壟斷資本進一步發展。此外，日本在大戰期間也加緊了侵略中國的步伐。1915年，大隈內閣向中國提出21條，要求擴大日本從“滿蒙”到中國北部、中部以至南部的軍事、政治和經濟權益，通過各種手段急劇擴大了對中國的貿易額和投資額。
“戰爭景氣”隨著大戰的結束而告終，隨之出現的是半年的經濟蕭條。戰後第二年又出現了持續一年左右比戰時還要好的“瘋狂的繁榮”，然而這種戰後繁榮並沒能繼續維持下去，1920年春又出現了真正的戰後經濟危機。危機深重且波及面大，股價暴跌、企業倒閉、銀行擠兌、經濟蕭條。日本政府籌措發放救濟金融貸款，經過大約半年時間的努力使危機趨於緩和，但此後日本經濟除了1921年的“中間景氣”外，再也沒有出現過繁榮，停滯狀態一直持續到大正時代的結束。
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瓦解了戰前多年形成的資本主義世界的政治、經濟格局，新的國際政治格局和秩序尚未重建，世界處於動蕩混亂之中。蘇聯十月革命的勝利、各國工人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漲以及戰後經濟蕭條的長期化，造成了資本主義的全面危機。“昭和經濟危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
1923年，日本發生了里氏7．9級的“關東大地震”。這次強震是在戰後經濟危機當中日本經濟處於蕭條徘徊的情況下發生的。工廠、機關和民房倒塌或者燒毀，金融機構及股票和商品交易陷於癱瘓，使得本來已經蕭條的日本經濟雪上加霜。作為歷史遺產留給昭和時代的救濟措施後遺症，給昭和時代的日本經濟帶來無可估量的負面影響。其負面影響尤為深遠的是針對關東大地震的“救災票據”，它是由政府直接補償、讓日本銀行實行救濟性再貼現的災區支票。日本銀行的此項貸款高達4．3億日元，這個沉重的經濟包袱，成為1927年金融危機的直接導火線。這次金融危機使新財閥鈴木商店破產和政府的臺灣銀行倒閉，整個日本銀行界也陷入前所未有的大混亂。在日本經濟處於蕭條之際，爆發於美國而席卷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波及到日本，把日本推向了危機的深淵，使日本社會的方方面面都遭受了沉重的打擊。
昭和經濟危機的影響[1]
“昭和經濟危機”的一大特點，是持續時間長、涉及面廣而且影響深遠。從1930年到1932年持續達三年之久。金融、工業、貿易、農業等多種危機連環爆發，其衝擊性和破壞力遠超過20世紀前30年的任何一次危機。1920—1921年的戰後經濟危機使工業總產值下降了19．9％，而這次危機使其下降了30％以上。這次危機首先從商品和股票的價格暴跌開始。1930年的批發物價比1929年下跌18％，1931年與1929年相比則下跌30％以上。股票價格的跌幅也大體相當，如果把1914年1月的股票價格指數設定為100的話，那麼1930年6月跌至74，1931年9月再跌至69。
日本是一個資源貧乏的國家，要滿足其擴張本性就必須依賴國際貿易解決工業原料和商品市場，而經濟危機卻沉重打擊了它的進出口貿易。1929年的外貿總額為43．6億日元，1930年降至30。1億日元，1931年又降至23．8億日元。進口額1931年比1929年下降44％，出口額下降47％。受物價暴跌和外貿萎縮的影響，工業生產急劇下滑。1929年工業生產總值為77億多日元，1930年降至59億多日元，下降23％，1931年再降為51億多日元，比1929年下降32．9％。1930年破產企業達823家，減資的有310家，1931年3月，陷於破產和停業狀態的銀行達58家。
日本這次經濟危機的另一重要特征是對農業的衝擊特別厲害。危機前的日本農業依然處於地主、壟斷資本雙重壓榨下的半封建小農經濟階段。日本共產黨早期領導人野呂榮太郎在分析此前日本的經濟狀況時曾指出：“工業資本主義急速地高度發展和農業資本主義緩慢地低度發展（兩者的不平衡日益嚴重），成為日本資本主義根本性的、致命性的矛盾。”這一矛盾在危機爆發之後進一步加劇，壟斷資本利用價格壟斷和限制生產等辦法減少危機造成的損失，分散落後的農業經濟在危機面前卻束手無策、坐以待斃，由此進一步拉大的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把廣大農民推向了破產的邊緣。商品化程度高的農副產品大米和蠶繭是廣大農民的主要經濟來源，危機之後這兩種產品的價格連年下跌。1930年4月每擔大米的價格為26．91日元，同年12月降為17．7日元，而當時每擔大米的生產成本卻需要27—28日元，因此雖然稻穀豐收卻由於價格暴跌而出現“豐收饑饉”。1929年春，每貫（3．75公斤）蠶繭的價格為7．57日元，1930年跌至4日元，1931年又跌至3．08日元，這又使占全國總農戶4／10的養蠶農戶遭受了致命的打擊，養蠶地區的地方銀行也有17家因此停業。
從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波及到日本，至1932年危機得到控制並出現景氣苗頭，日本經歷了濱口雄幸、若櫬禮次郎、犬養毅三屆內閣，從政府應對危機的策略和措施看，大體上可分為“井上財政”和“高橋財政”兩個階段。
1929年7月成立的濱口雄幸內閣推行兩大政策，即幣原喜重郎外相提出的“協調外交”政策和井上準之助藏相提出的“緊縮財政”政策。井上財政政策的目的在於儘早實現落後於西方各國的黃金解禁，即恢復金本位制，使日本經濟回到國際經濟的正常軌道上來。
井上人閣之後，立即著手黃金解禁的準備，其準備工作之一是為維護因投機而急劇暴跌的外匯行情補充外匯儲備。政府命令橫濱的正金銀行購買出口票據，再由政府和日本銀行將票據秘密地認購下來，至1929年末，外匯儲備恢復到2．5億日元。第二項準備工作是為防止黃金外流，設置了對日貸款和由日本銀行處理民間存款的硬性規定。準備工作就緒之後，1929年11月21日，發佈了日本將於翌年1月11日起實行解除黃金出口禁令的命令。開始井上財政政策的基本構想是：如果日本的物價在國際上比較高的情況得到糾正，日本就會開闢通往“真正繁榮”的道路，他認為黃金解禁將使外匯行情趨於正常，通貨收縮將會使物價下降。然而，大危機爆發之後，世界的物價普遍下降，日本的高物價並未得到多大糾正，他也沒有料到在世界範圍內正在出現金本位制重新瓦解的趨勢，黃金解禁和緊縮財政帶來的經濟蕭條，再加上突如其來的大危機，使日本經濟雪上加霜。緊縮財政進一步抑制了社會需求，“產業合理化”政策使失業隊伍進一步擴大，黃金解禁後匯率上升帶來的物價下降，使危機時期已經出現暴跌的物價進一步下滑。在這種情況下，中小丁商業者、工人、及廣大工薪階層遭受沉重打擊，而且殃及到抵抗力本來就差、建立在落後經濟結構上的農村經濟和農民。“農村的窮困”，作為嚴重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問題凸顯出來。
1931年4月，在濱口首相及內閣遭到恐怖襲擊後，成立了第二次若櫬禮次郎內閣。這屆內閣的首要任務是繼續推行所謂的“產業合理化”政策。推行這一政策的目的在於提高日本企業的素質，尤其是用排出國內過分競爭的辦法來加強國際競爭能力。同時，還依靠政府行為，在企業界大力推廣組建卡特爾，併為加強其活動制定了“重要產業統製法”，對中小企業組成的卡特爾也制定了“工業組合法”，根據扶持托拉斯的政策，推行了政府和民間相結合的大型企業合併。在大危機時期推行的產業合理化政策也有明顯的負面影響，通過推行這一政策，企業裁員增加，工人工資降低，勞動強度提高，進一步激化了勞資矛盾，被指責為“日本式的產業合理化”。據日本官方統計，至1932年，失業和半失業者高達300萬人，廣大工人階級掙扎在死亡線上。
1931年“九·一八事變”的發生和英國再次放棄金本位制，使幣原外交和井上財政政策宣告破產，第二屆若櫬內閣也自動垮臺。繼而成立了犬養毅內閣，啟用高橋是清為藏相。高橋在就任當天就來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終止井上財政政策，斷然廢止金本位制，再次禁止黃金出口，連同後來實行的停止兌換黃金措施一起，使日本進入了所謂的“管理通貨制度”時代。宣佈禁止黃金出口後，國內物價持續上升，日元對美元的比值大幅度下降，日本這種對內保持壟斷性高物價、對外採用日元貶值的辦法擴大出口的政策，在國際貿易中叫做“傾銷”。這一政策使日本商品出口額從1931年的11．5億日元，增加到1934年的21．75億日元。日本這種傾銷政策的實質，是依靠加重對本國勞動人民的剝削來增強在國際貿易中的競爭力，這必然要激化國內外矛盾。在世界各國的反對聲中，日本的出口貿易從1935年起出現呆滯。另一方面，高橋在中國東北戰火蔓延、國內經濟形勢日益嚴峻、“五·一五事件”發生的情況下，不得已發行赤字公債，以彌補膨脹的財政開支和龐大的財政預算。
高橋是清後來被美國學者稱贊為走在羅斯福新政前面的凱恩斯財政金融政策的先驅[1]。他以低匯率為武器增加出口，使經濟景氣在其任藏相時期得到了恢復，這是不爭的事實。然而，也無可否認高橋的財政政策不管其初衷如何，客觀上對日本經濟走上軍事通貨膨脹道路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後來在1934年岡田啟介內閣初期，高橋曾推薦藤井真信為藏相，試圖抑制包括軍費在內的預算膨脹，怎奈自己的財政政策養虎遺患、自釀苦果，成為1936年“二·二六事件”的犧牲品。代表日本大危機時期兩條截然不同財政路線的井上準之助（1932年2月被殺）和高橋是清兩位藏相，均犧牲於右翼的恐怖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