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经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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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经济危机是指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初、昭和天皇当政初期发生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对日本经济破坏极大，对以后日本的经济、政治、社会及对外战略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战中,日本大发战争财,不仅获得了巨额贸易顺差,同时它还改变了自己的经济结构。战后日本出口下降,同时当局于政治方面的考虑,并没有根据及时改进经济结构,进入经济低迷期,经济停滞不前。之后的关东大地震,铃木店破产,还有国内银行的坏账都加剧了经济的衰退。1930年1月,日本实行黄金解禁,随后日元汇率上涨,通货紧缩,并撞上西欧世界的经济大萧条,日本进入经济危机时期.由于此时为昭和初期,所以史称昭和金融危机。也有人认为此次金融危机是促使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转嫁经济危机的由来。
昭和经济危机产生的背景[1]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至危机发生这一历史时期，是日本国内社会经济政治动荡、对外不断强化扩张侵略的特殊时期。在经济上，景气与危机交替出现，与此相联系，在政治上社会动荡、政局不稳。这一时期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23年发生的“关东大地震”是对日本影响最为深远的两个大事件，日本也正是在继承这两大事件所造就的历史遗产的基础上迎来这次大危机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老牌殖民主义国家无暇东顾，不仅给日本的侵略扩张政策提供了空间，而且给日本的经济带来了“战争景气”。从大战第二年的夏天开始，日本的贸易出口激增，海运异常繁荣，这些给出口产业、造船工业以及包括矿业在内的基础工业和有关工业创造了发展和繁荣的契机，使得各产业部门都得到飞速扩张。整个制造业增长30倍以上，化学工业增长96倍以上，1918年下半年主要产业的利润率达到55．2％，其中个别时期更高达191．6％，造船业也达到166．6％。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从明治以来的长期人超国而一跃成为出超国，产业结构也从战前的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1914年，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45．1％，工业比重为44．5％，大战结束时农业产值比重降为35．1％，工业产值比重上升为56．8％），同时一批“战争暴发户”大发战争财，成长为“新财阀”，垄断资本进一步发展。此外，日本在大战期间也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1915年，大隈内阁向中国提出21条，要求扩大日本从“满蒙”到中国北部、中部以至南部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权益，通过各种手段急剧扩大了对中国的贸易额和投资额。
“战争景气”随着大战的结束而告终，随之出现的是半年的经济萧条。战后第二年又出现了持续一年左右比战时还要好的“疯狂的繁荣”，然而这种战后繁荣并没能继续维持下去，1920年春又出现了真正的战后经济危机。危机深重且波及面大，股价暴跌、企业倒闭、银行挤兑、经济萧条。日本政府筹措发放救济金融贷款，经过大约半年时间的努力使危机趋于缓和，但此后日本经济除了1921年的“中间景气”外，再也没有出现过繁荣，停滞状态一直持续到大正时代的结束。
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瓦解了战前多年形成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新的国际政治格局和秩序尚未重建，世界处于动荡混乱之中。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各国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以及战后经济萧条的长期化，造成了资本主义的全面危机。“昭和经济危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1923年，日本发生了里氏7．9级的“关东大地震”。这次强震是在战后经济危机当中日本经济处于萧条徘徊的情况下发生的。工厂、机关和民房倒塌或者烧毁，金融机构及股票和商品交易陷于瘫痪，使得本来已经萧条的日本经济雪上加霜。作为历史遗产留给昭和时代的救济措施后遗症，给昭和时代的日本经济带来无可估量的负面影响。其负面影响尤为深远的是针对关东大地震的“救灾票据”，它是由政府直接补偿、让日本银行实行救济性再贴现的灾区支票。日本银行的此项贷款高达4．3亿日元，这个沉重的经济包袱，成为1927年金融危机的直接导火线。这次金融危机使新财阀铃木商店破产和政府的台湾银行倒闭，整个日本银行界也陷入前所未有的大混乱。在日本经济处于萧条之际，爆发于美国而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波及到日本，把日本推向了危机的深渊，使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都遭受了沉重的打击。
昭和经济危机的影响[1]
“昭和经济危机”的一大特点，是持续时间长、涉及面广而且影响深远。从1930年到1932年持续达三年之久。金融、工业、贸易、农业等多种危机连环爆发，其冲击性和破坏力远超过20世纪前30年的任何一次危机。1920—1921年的战后经济危机使工业总产值下降了19．9％，而这次危机使其下降了30％以上。这次危机首先从商品和股票的价格暴跌开始。1930年的批发物价比1929年下跌18％，1931年与1929年相比则下跌30％以上。股票价格的跌幅也大体相当，如果把1914年1月的股票价格指数设定为100的话，那么1930年6月跌至74，1931年9月再跌至69。
日本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要满足其扩张本性就必须依赖国际贸易解决工业原料和商品市场，而经济危机却沉重打击了它的进出口贸易。1929年的外贸总额为43．6亿日元，1930年降至30。1亿日元，1931年又降至23．8亿日元。进口额1931年比1929年下降44％，出口额下降47％。受物价暴跌和外贸萎缩的影响，工业生产急剧下滑。1929年工业生产总值为77亿多日元，1930年降至59亿多日元，下降23％，1931年再降为51亿多日元，比1929年下降32．9％。1930年破产企业达823家，减资的有310家，1931年3月，陷于破产和停业状态的银行达58家。
日本这次经济危机的另一重要特征是对农业的冲击特别厉害。危机前的日本农业依然处于地主、垄断资本双重压榨下的半封建小农经济阶段。日本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野吕荣太郎在分析此前日本的经济状况时曾指出：“工业资本主义急速地高度发展和农业资本主义缓慢地低度发展（两者的不平衡日益严重），成为日本资本主义根本性的、致命性的矛盾。”这一矛盾在危机爆发之后进一步加剧，垄断资本利用价格垄断和限制生产等办法减少危机造成的损失，分散落后的农业经济在危机面前却束手无策、坐以待毙，由此进一步拉大的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把广大农民推向了破产的边缘。商品化程度高的农副产品大米和蚕茧是广大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危机之后这两种产品的价格连年下跌。1930年4月每担大米的价格为26．91日元，同年12月降为17．7日元，而当时每担大米的生产成本却需要27—28日元，因此虽然稻谷丰收却由于价格暴跌而出现“丰收饥馑”。1929年春，每贯（3．75公斤）蚕茧的价格为7．57日元，1930年跌至4日元，1931年又跌至3．08日元，这又使占全国总农户4／10的养蚕农户遭受了致命的打击，养蚕地区的地方银行也有17家因此停业。
从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波及到日本，至1932年危机得到控制并出现景气苗头，日本经历了滨口雄幸、若櫬礼次郎、犬养毅三届内阁，从政府应对危机的策略和措施看，大体上可分为“井上财政”和“高桥财政”两个阶段。
1929年7月成立的滨口雄幸内阁推行两大政策，即币原喜重郎外相提出的“协调外交”政策和井上准之助藏相提出的“紧缩财政”政策。井上财政政策的目的在于尽早实现落后于西方各国的黄金解禁，即恢复金本位制，使日本经济回到国际经济的正常轨道上来。
井上人阁之后，立即着手黄金解禁的准备，其准备工作之一是为维护因投机而急剧暴跌的外汇行情补充外汇储备。政府命令横滨的正金银行购买出口票据，再由政府和日本银行将票据秘密地认购下来，至1929年末，外汇储备恢复到2．5亿日元。第二项准备工作是为防止黄金外流，设置了对日贷款和由日本银行处理民间存款的硬性规定。准备工作就绪之后，1929年11月21日，发布了日本将于翌年1月11日起实行解除黄金出口禁令的命令。开始井上财政政策的基本构想是：如果日本的物价在国际上比较高的情况得到纠正，日本就会开辟通往“真正繁荣”的道路，他认为黄金解禁将使外汇行情趋于正常，通货收缩将会使物价下降。然而，大危机爆发之后，世界的物价普遍下降，日本的高物价并未得到多大纠正，他也没有料到在世界范围内正在出现金本位制重新瓦解的趋势，黄金解禁和紧缩财政带来的经济萧条，再加上突如其来的大危机，使日本经济雪上加霜。紧缩财政进一步抑制了社会需求，“产业合理化”政策使失业队伍进一步扩大，黄金解禁后汇率上升带来的物价下降，使危机时期已经出现暴跌的物价进一步下滑。在这种情况下，中小丁商业者、工人、及广大工薪阶层遭受沉重打击，而且殃及到抵抗力本来就差、建立在落后经济结构上的农村经济和农民。“农村的穷困”，作为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凸显出来。
1931年4月，在滨口首相及内阁遭到恐怖袭击后，成立了第二次若櫬礼次郎内阁。这届内阁的首要任务是继续推行所谓的“产业合理化”政策。推行这一政策的目的在于提高日本企业的素质，尤其是用排出国内过分竞争的办法来加强国际竞争能力。同时，还依靠政府行为，在企业界大力推广组建卡特尔，并为加强其活动制定了“重要产业统制法”，对中小企业组成的卡特尔也制定了“工业组合法”，根据扶持托拉斯的政策，推行了政府和民间相结合的大型企业合并。在大危机时期推行的产业合理化政策也有明显的负面影响，通过推行这一政策，企业裁员增加，工人工资降低，劳动强度提高，进一步激化了劳资矛盾，被指责为“日本式的产业合理化”。据日本官方统计，至1932年，失业和半失业者高达300万人，广大工人阶级挣扎在死亡线上。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和英国再次放弃金本位制，使币原外交和井上财政政策宣告破产，第二届若櫬内阁也自动垮台。继而成立了犬养毅内阁，启用高桥是清为藏相。高桥在就任当天就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终止井上财政政策，断然废止金本位制，再次禁止黄金出口，连同后来实行的停止兑换黄金措施一起，使日本进入了所谓的“管理通货制度”时代。宣布禁止黄金出口后，国内物价持续上升，日元对美元的比值大幅度下降，日本这种对内保持垄断性高物价、对外采用日元贬值的办法扩大出口的政策，在国际贸易中叫做“倾销”。这一政策使日本商品出口额从1931年的11．5亿日元，增加到1934年的21．75亿日元。日本这种倾销政策的实质，是依靠加重对本国劳动人民的剥削来增强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这必然要激化国内外矛盾。在世界各国的反对声中，日本的出口贸易从1935年起出现呆滞。另一方面，高桥在中国东北战火蔓延、国内经济形势日益严峻、“五·一五事件”发生的情况下，不得已发行赤字公债，以弥补膨胀的财政开支和庞大的财政预算。
高桥是清后来被美国学者称赞为走在罗斯福新政前面的凯恩斯财政金融政策的先驱[1]。他以低汇率为武器增加出口，使经济景气在其任藏相时期得到了恢复，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也无可否认高桥的财政政策不管其初衷如何，客观上对日本经济走上军事通货膨胀道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后来在1934年冈田启介内阁初期，高桥曾推荐藤井真信为藏相，试图抑制包括军费在内的预算膨胀，怎奈自己的财政政策养虎遗患、自酿苦果，成为1936年“二·二六事件”的牺牲品。代表日本大危机时期两条截然不同财政路线的井上准之助（1932年2月被杀）和高桥是清两位藏相，均牺牲于右翼的恐怖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