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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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心理慣性

  心理慣性:是指一個人對環境的適應程度。如果一個人的心理慣性比較大,就說明他(她)不能很好的適應環境的變化。反之,他(她)就是能很快的適應環境的變化。當然這裡的“環境”涵蓋面要比較廣。要特別指出的是情景三所體現的問題,它更應值得引起大家的註意,同時心理慣性在這類問題上的作用也更容易處在人們的視線之外。

心理慣性實例

  大家都有遇到困難和挫折的時候,有的人會越挫越勇,而有的人會望而卻步。在這裡我們姑且不深究人們的性格是屬於膽汁質還是黏液質,單從其不同的遇事態度上來看,前者習慣了“勇”,後者習慣的是“畏”。在某種程度上來講,這與他們長期以來在對待阻礙性問題時的思維有著密切的關係。後者在逆境中還保存並持續著在順境中的那種無憂無慮,這樣就使其與所處的現實產生了碰撞,以至撞得頭昏腦脹,不知所措。如果後者慢慢試著去“勇”,習慣了之後,勇於面對任何事的思維定勢就促使其迎難而上了。所以時刻註意把握良好的心理慣性是多麼重要。

  其實在生活中這樣的例子很多。比如有些學生積極加入學生組織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尋找鍛煉他們各種能力的機會,幫助他們在以後的工作中能夠藉助某些“習慣了的處事作風”來順理成章。所以我想經驗也算一種處事慣性了。再如我們從小養成的這樣那樣的好習慣,其實是我們在對待某些事時的科學的心理傾向罷了。

  由此看來,我們在育人或自我教育上,都不可忽視這種慣性所起的作用。必要時應多創造條件來提高科學的處事慣性。

民族心理慣性

  心理慣性作為心理模式的一種自發沿襲,是受到一個民族之民族性格的直接影響的。民族性格又稱國民性,是社會性格的一種,是一個民族絕大多數成員共有的、反覆出現並恆久存在的心理特質的總和,是一種民族心理模式。“民族性格像是有磁力的磁石,按照它固有的磁力方向把全民族的性格吸引成一定的‘型’,人們都規規矩矩地按照這個‘型’塑造自己。”它作為一種心理模式,在一國國民內心世界深處起著極大的磁化作用,且有很大的慣性和惰性。在它的作用之下,人們對變化著的事物往往不習慣甚至本能地產生一種排斥感(也就是所謂的心理慣性)。民族性格成型於各民族的文化追求,它深受民族文化的影響,併在成型後深深影響著該民族的心理慣性。通常,民族越古老,歷史越悠久,民族文化就越傳統和閉塞,民族性格就越深沉、含蓄和執著,其民族的心理慣性就越強。由於歷史、文化的差異,東方民族與西方民族的民族性格是不同的,而這種不同又直接影響了東西方民族心理慣性的差異。在西方,由於文化的相對開放性,人們在民族發展的漫長的歲月中形成了一種相對外化的,其民族的心理慣性相對較弱,人們習慣於追求一種熱烈、濃重和喧囂的生活,崇尚規則,註重外在形象,希圖人際關係的理性調節。而在東方,尤其是在中國,由於民族的歷史較為久遠,且經歷了漫長的、具有濃厚封閉性的古代社會,其文化相對閉塞,民族性格也較西方深沉、含蓄、內秀和執著得多。這種民族性格使得東方人體現出了極其強烈的民族心理慣性,他們追求並習慣於一種溫和、淡雅、平靜的生活,崇尚道德,註重內在修養,希圖人際關係的感性調節。以中華民族為例,中華民族作為一個有著悠久歷史的古老民族,有著極其強烈的心理慣性,表現在現實生活中,中國人對祖先、習俗、舊禮等標徵傳統的問題看得極為莊重和嚴肅,對完美、安靜、平和等和諧狀態具有一種近乎本能的崇尚,而對面子、人情、關係等這類形成於華夏文明誕生之日而影響至今的文化因素也還依舊從心底放不下……。這些無疑都是其強烈民族心理慣性的真實反映,是中華民族性格及民族心理慣性中一個極其重要且不可忽略的特征。

  民族心理慣性

  使得中國人對傳統表現出了一種遠較西方人濃重以致很多情況下都難以為西方人所理解的依賴和重視,也使得中國法制在漫長的歷史形成中對成因於原始社會而強化於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正統道德規範表現出了強烈的關註,更使得改革開放以來,儘管我國為力行法治而在培育人們的現代法律意識方面做了大量的努力,但早已融生於國人民族性格之內甚至已滲透於廣大人們群眾骨髓之中的傳統道德規範(如孝順、誠信、忠義等)卻依舊在民間對從西方移植或借鑒而來的所謂“現代法律”發揮著頑強的、甚至是立法者最初所遠沒有預想到的抵製作用。這對我國法治化的進程產生了很大負面影響,使法律的實效受到了極大的減損,以致“法律紙面化”的現象層出不窮。而且,心理慣性所導致的國人對傳統道德規範的崇信與依戀也與我國轉型時期試圖建立而又尚未能建立起來社會主義道德體系發生了衝突與碰撞,使不少意圖接受和遵奉新道德規範的人陷入了無所適從的尷尬境地,以致走上既不接受傳統道德又對新興倫理加以無端排斥的道路,出現了“道德滑坡”的嚴重問題。而“道德滑坡”則又轉而對我國現代法制建設產生了消極影響。因為,從法理上來說,法律所維繫的是最低限度的道德,道德的滑坡使法律所維繫的“最低限度的道德”的層面也相應降低,法律開始表現出游離出道德支持的態勢,而法律的產生總是基於一定的道德背景和道德動機的,脫離了一定道德支持的法律必然會因失去其存在的依托而最終消亡,成為一堆沒有多少實際價值的紙面化規則。由此可見,中華民族特有的強烈心理慣性是直接影響和制約我國當代法制建設的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我國在力行法治的過程中必須要對這一因素加以重視。

  中國傳統

  法律有著西方法律遠遠不及的優越性。中國古代法律就總體上而言是一種在“德主刑輔”的思想的指導下所形成的一種具有濃重道德色彩的“道德法”。 在這種法律文化中,許多道德規範都受到了立法者的極度重視而被直接上升為法律。與這種道德法相比,西方的法律制度由於更註重和強化對個人物質利益的保護甚至將個人物質利益推崇到高於或至少不低於公共利益集體利益的高度,因而更賦有吸引力和鼓惑力,但在精神層面上,它們卻缺乏對被適用者靈魂的關愛與撫慰。換句話說,它們無法給被適用者提供一份心靈上的依賴感。因此,西方的法律制度往往因使人們的靈魂尋找不到應有著落而易使人頹廢。

  精神生活

  相反,由於對道德這一直接問津人們靈魂的規範給予了高度重視,我國傳統的道德法從一開始便對被適用者的精神生活表現出了極大的關註。它能夠運用道德的力量使人們的靈魂在美與醜、善與惡、光榮與恥辱及正義與邪惡等的激烈較量中找到自己的歸依,從而達到平衡人們內心深處因單純的法律規則調整而引發的各種衝突、碰撞或不適應。因此,這種法律文化對於中華民族這樣一個具有較強烈的民族心理慣性的民族來說,無疑是極具吸引力和感召力的,而在這樣一種法律文化的影響下的中國人的觀念無疑是道德化的而不是法律化的。中國傳統道德法文化上述合理性與優越性使得我國古代法在規範人們社會生活,保障社會秩序穩定等方面發揮了不可抹殺的重要作用,使得中國的法制在世界上獨樹一幟。“在一個人口居世界首位的國度里,僅以相對簡約的律條規範著千百年間豐富複雜的社會生活;許多沒有法律威嚴的外表而實際上無所不在地約束著人們行為、起著法律般作用的東西,自人們的幼年即開始不知不覺地輸入人們的頭腦中,成為人們‘自發的’習慣,甚至成為人們血液的一部分;在一個沒有國教的國度里,一種溫和的、人文的學說使人們建立起系統而完善的信仰和價值觀,使人們擺脫極端功利主義和庸俗的心靈境界。”

心理慣性精神分析

  不同國家、族群的文化就是不同的人類社會集體的心理慣性的表現。

  具有相似生活環境的族群,容易形成相似的集體無意識的文化沉澱。

  中國自鴉片戰爭後,備受異族欺辱,經歷了近一百年的被打壓的歷史。好不容易,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建設起了新中國,中國人備感珍惜。當時的中國的老百姓,無不感謝共產黨使占人口大多數的窮苦人擺脫了階級的欺壓,所以當時人民大眾對當時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政府無任何的懷疑。新中國的第一代領導人集體也顯現出了自信。這種由上到下的社會集體,處於勝利之後的自信上,相信過去能夠成功,現用同樣的經驗也能成功。這是一個人性中所固有的經驗論。

  經驗論既是心理學中的思維定勢或者說是我們比較容易理解的心理慣性。

  人類之所以可以不斷積累文明,經驗的一代代積累的確是起了重大作用。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客觀的外在環境一直處於變化運動之中,經驗也需要不斷的調整和修改。

  既哲學上說宇宙的真理是運動是絕對的,靜止是相對的。沒有永恆的真理。

  但是人性中人的個體之所以具有智慧,集體形成文化,人類社會之所以沉澱下來文明,都是經驗起的作用。

  人性中是相當依賴經驗的。由條件反射積累其來的經驗是生物得以生存的原因。沒有這種對經驗的依賴,生物無法從環境中趨利避害,無法生存。這種對經驗的依賴是生物的共性,並不只在人身上具有。

  在人這種高智商的動物身上,對經驗的依賴就表現的複雜一些,並不僅僅表現為條件反射,會呈現一些複雜的心理活動

  文革之所以產生大致有兩個對經驗產生依賴的心理慣性在起作用。一個是當時中國社會中的人們對從重大挫折中得到勝利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府的高度信任,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集體自信。當出現公共政策偏差,社會發展受到阻礙的時候,大多數的人仍然沒有懷疑;另一個是毛澤東提出的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是沿用過去的成功經驗來制定當時的國家政策。包括一大批的第一代領導人也處於對成功經驗的認同,認同了繼續革命的道路。因為新中國是在革命中翻身的,革命中謀取到的幸福,所以,繼續謀取幸福可能還是需要繼續革命。人民也因為這個心理慣性,認同了毛澤東的繼續革命,謀求幸福的綱領。人們於是爭先恐後的追求進步,比著革命性。不排除有個別人利用文革中的派系鬥爭來謀取自己的政治地位。但是廣大的人民在文革中甚至參加派系鬥爭的普通老百姓的表現是為了表現自己的革命性,進步性,爭著比著誰比誰更革命。當時的國內社會的集體無意識就是革命就是追求進步、幸福的表現。

  所以,文化大革命其實並不都是毛澤東一個人的錯,第一代領導集體和整個當時中國的社會剛翻身起來的勞苦人民的其實都沉陷在一種追求進步,追求革命的集體無意識當中。因為勞苦大眾靠革命才翻了身,靠沒有多少知識的工人、農民才打敗了具有知識的資產階級。知識無用論,醜老九的批駁的文化空氣氛圍難免就出來了。

  這就如同一種職業心理習慣,牙醫習慣僅從牙而判斷全身的健康水平。“身體有病是因為牙有病。”以前的教師習慣用教育的口氣同自己的親人、朋友說話。軍人養成了服從紀律的心理習慣。

  作為職業革命家,毛澤東無疑是個偉人。但是成也經驗,敗也經驗。對也革命,錯也革命。中華民族也無疑是偉大的民族,但中國人多高興啊,剛剛通過革命建立了自己的政權,革命是對的,革命有理。革命光榮,不革命可恥。只有繼續革命,才能繼續謀取幸福。

  這是當時大多數人的集體無意識的心理。文革既為當時中國社會特有的革命文化的集體思維慣性。

  文革

  我們毫不用懷疑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初衷是好的,第一代領導集體贊同文革的初衷是好的,廣大人們熱身投入對知識分子、領導甚至派系鬥爭的初衷是好的。大多數人是真心參加這場運動中,希望國家能更好,社會更進步,生活更幸福。

  在經歷歷史的痛定思痛後,我們需要反省,違背了發展觀的這種心理的集體無意識的錯誤經驗,對國家,對社會是及其有害的。歷史總在前進,我們需要認同經驗,但是固守經驗的集體無意識是危險的。

  文革的集體無意識中,革命就是為了追求幸福。因為當年新中國成立的革命成功,所以以後就沿用革命來追求幸福的道路,形成了一種為革命而革命的習慣性心理。不再思考除了革命,是否還有其他的方式可供選擇。毛澤東文革期間講過一句話:“大不了我再上井岡山打游擊去。”

  但是,歷史說明經濟發展才是正確的道路,此一時,彼一時。

  無論是政治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文學家等的活動,或是社會各階層人士,人類的一切活動都是在追求幸福。

  但是,我們往往因為我們經驗而局限在做各種無意識的並不是追求幸福本身的活動,並因此消耗著我們的時間、精力和能量。

  我們認為我們是在追求幸福,我們的道路是對的。但是卻由於心理的慣性,對經驗的過度認同而在把追求幸福的手段當成追求幸福的目的本身。

  當窮孩子窮怕了,認為擁有錢財才是最幸福,因而在成年獲得了安康的生活條件仍然機械的繼續把絕大部分精力花費在賺取錢財方面,缺乏同親人的交流、溝通的時候;當從小比較少的得到父母關愛的孩子成年後非常依賴於同伴侶的親密關係而導致兩人關係的緊張的時候;當一個個人、一個集體、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種文化對其他的非己的個人、集體、民族、國家、文化異議和排斥並固著於自己的習慣、風俗、文化的時候,這種人性中對經驗的固著的個人和集體的無意識行為就把一種手段當目的去追求幸福。雖然所有的人類活動的初衷都是為了追求幸福。

  個體的精神分析

  揭露的是潛入個體無意識的心理經驗對個體造成的影響,集體經驗中會留下集體無意識的沉澱。所以,我們對我們的文化要保持一定的反省。孔子說:“吾三日而省吾身”,這是針對個人的修身養性。對於最大範圍的文化,我們可以在繼承文化的時候同時保持一定的文化自覺。自己反省自己,給自己提個醒。這樣或許人類文明可以少走一些彎路。但人們似乎習慣於依賴書本和偶像,所以,這種心理的慣性可能造成的失誤的確需要自我警醒。

  對於追求幸福過程中的手段目的化,有必要建立幸福學這門學科。各種社會學科和自然學科作為這門幸福學這門學科的骨架,使人們始終明確幸福才是人所有活動的目的。而其他的一切活動,只不過是為了達到這一目的的手段而已。

  切不可為政治而政治,為經濟而經濟,為科學而科學。幸福的文明不依賴於任何一種慣性系統中。對此,我們需要有足夠的開放心態才比較合適。

  在發展經濟為導向的社會文化中,經濟行為的慣性同樣可能造成危害。

心理慣性剋服辦法

  一定要分清停留和離開的時機。陷入心理慣性時,很多女人分不清楚何時該當機立斷地擺脫現狀,何時該耐心地等待時機,因此經常做出輕易放棄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或盲目地跟另一半離婚等荒唐的事情。不能把等待時機的慎重性誤認為是心理慣性,而草率地選擇決定。

  只有認真地分析時局,才能分清楚停留的時機和離開的時機。當你為男友風流成性而黯然神傷時,如果不想就此分手,就應該為改變男朋友的性格而努力。如果在男友沒有改變的前提下繼續維持現狀,那麼就是陷入了心理慣性,就像不經過深思熟慮就輕易地放棄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機會一樣,這不是在打破心理慣性,而是缺乏耐性。

  其實,任何人都具有辨別心理慣性的能力。當你產生“我要的不是這種結果”這種想法時,就說明你已經意識到了現狀的不如意。此時,如果維持現狀無異於畫地為牢,就應該要努力擺脫當前的境遇。患有心理慣性病的女人,其實也想早點解脫,但她們始終懷疑自己的能力,而且沒有足夠的信心面對打破慣性後的結果。打破慣性後的處境不一定比現今好,因此很多人都會停滯不前,抱持觀望態度。她們認為,維持現狀至少不會導致事態惡化,而且說不定能有轉機。但故步自封所得到的結果往往更加糟糕。如果不付出努力,沒有堅定的意志,就永遠無法打破思維慣性。

  如果無法承受當前的壓力,就應該自我調整,並適時改變現狀。比如:改善和同事之間的關係,改變對工作的輕浮態度。如果付出努力後依然收效甚微,就應該鼓足勇氣打破現狀。記住,絕對不能向同病相憐的朋友請教、求援。

  當佩菁的媽媽住院時,同病房裡的病友也提了很多荒唐的建議。雖然她們都抱怨醫院的服務差,但他們又覺得轉院很困難,所以讓佩菁放棄出院的打算。甚至,當佩菁積極辦理出院手續時,這些人突然改變態度,反而開始幫醫院說好話。

  心理慣性的另一個特點就是,想盡一切辦法讓別人維持現狀。患有心理慣性病的女人都清楚現狀對自己不利,總是忐忑不安;而處在相同環境下的人,大多瞻前顧後,不敢放手一搏,而且會本能地輓留和自己境遇相同的人。向同病相憐的人求助,就等於向保險銷售員詢問是不是該買保險。當然,醫院里的病友並非都是壞心眼,建議佩菁的媽媽繼續住院,是因為她們患有慣性病,擔心改變現狀只會帶來更壞的惡果。

  如果覺得人生不如意,就應該尋找改變的地方。俗話說:“前任的官才是清官。”但是我卻不這樣認為。雖然前任的官員有可能是清官,但一個清官並非只有通過卸任才能證明自己的清廉。清官和卸任沒有直接的關聯,清廉與否取決於官員自身的素質。因此,在人生當中,我們應該大膽地換掉那些“不稱職的官員”。

  慣性與平衡

  我們站在公交車上,覺得要保持平衡比較難,這與我們在股市中的情況非常相似。

  做個類比,汽車加速,就像股市上漲;汽車減速,就像股市下跌。當汽車加速,我們總是後仰;汽車減速,我們總是前傾,我們總是很難保持平衡,這是為什麼?是因為身體的慣性作用。我們的身體要受制於物理慣性的作用,那我們的心理呢?是否也存在著一種心理慣性呢?答案是肯定的。

  當股市從底部上漲的時候,我們總是由於前期的虧損和恐懼而不敢買;當股市從頂部下跌的時候,我們卻由於前期的盈利和樂觀的氣氛而不斷地繼續買。這就是我們人的一種心理慣性作用的結果,由於心理慣性作用,我們會在樂觀的氣氛中一直保持樂觀,而在悲觀的氣氛中一直保持悲觀。

  那如何才能剋服心理慣性呢?大家想想我們在公交車上是如何做的,就能夠明白了。當汽車加速時,我們就主動前傾;當汽車減速時,我們就主動後仰,從而剋服了慣性作用,我們就可以保持身體的平衡。

  同理,當股市上漲,我們要剋服心理恐懼主動增倉;當股市下跌,我們要剋服心理貪念主動減倉甚至空倉,以保持自己在股市中的心態平衡。所以,當股市在高位的時候,我們應該多一分小心和謹慎,少一分樂觀和盲目;大盤在低位的時候,我們應該多一分樂觀,少一分恐懼。而要做到這一點卻並不容易,這需要我們對自己有絕對的瞭解,需要我們戰勝自己的心魔。當我們恐懼的時候,我們會六神無主,感情將戰勝理智,此時我們最想做的就是逃離戰場,而不是奮發圖強,所以在證券市場中賺錢的永遠是少數,多數人成了自己心理的俘虜。要賺錢,我們就必須戰勝自己,戰勝自己的情緒。

  結合現今行情,由於量價配合得非常理想,大盤正處於加速上漲的時期。而這時投資者可能由於前期過大的虧損而不敢介入,或者想在大盤迴調之後再介入,這就是我所說的心理慣性的向後作用。所以現我們就必須樹立這樣一種觀念,大盤已經反轉,我們必須主動加倉。但由於年底的資金壓力以及過往的統計經驗,年底出現大行情的概率極小,現還不宜全倉殺入,保持半倉左右是必要的。另外,大盤雖然反轉,但我們仍然必須樹立不設止損不買股票的理念。止損就相當於我們的手,在公車上如果我們實在不能保持平衡,我們就可以用手抓住把手,不然我們就會跌倒。而在股市中,我們每個人都會有出錯的時候,我們是人,不是神,所以我們一定要有一套自己的止損方法,以防自己被市場徹底淘汰。筆者有一個非常簡單的止損設置方法,以30日均線為準,只要大盤或個股下破30日均線,就說明大盤或個股已經走壞,必須止損出局。

  在大家都悲觀的時候,我們要保持樂觀的心態,黑夜已經來臨了,難道黎明還會遠嗎?

  剎住不良心理慣性

  我有一戰友老陳,他近段時間因為工作不順,一連幾天鬱悶不樂,心灰意懶。作為朋友,我很為此擔心。於是,在一個休息日里,我給他掛了個電話,約他一起去爬鳳凰山。那天,天正下著毛毛雨,我們喘著氣爬到山頂上,看著山下寧靜的莆田城,任那雨水淋著臉龐,那感覺真好。

  於是,我附會古人吟了句唐詩:“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想不到他卻口吐妙言:“唉,我也該剎住不良的‘心理慣性’了。”

  剎住不良的“心理慣性”,這個說法好。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確有不少這樣的人:他們一遇困難和挫折後,總認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人,一連幾天,甚至數月都在悶悶不樂等不良的“心理慣性”中滑行,嚴重地影響自己的生活質量。其實,這是完全沒有必要的。

  要說不幸,有一個人才是最不幸的。他,年長五十有三,幼年時就流落在大街小巷,靠做苦工謀生;他平生負債纍纍,命運多舛,雖不停奮鬥,卻始終一敗塗地;他在戰場上三次負傷,並被截去左手,晚年又得了個不治之症———水腫病。他直到四十歲之後,才謀得一個徵稅員的小差事,但屢遭誣陷,幾次被當權者以莫須有的罪名關進監牢。他對此傷感過,但很快剎不良的“心理慣性”,沒有長時間萎蘼不振。在大牢里,不知怎麼的,他忽發奇想———“我要寫書!”後來,他寫的書竟風靡世界。這本書的作者,正是那位“不幸”的昔日囚徒———塞萬提斯,這本不朽的名著就是《堂吉·訶德》。

  法國作家巴爾扎克說過:“苦難是人生的老師。”的確,從長遠上看,困難和折挫,對人生不一定沒好處,我們完全不必讓不良的“心理慣性”牽著鼻子走。當遇到困難和挫折時,給自己創造一些條件,比如,利用休閑時光,登山望遠,眺望大海,聽聽音樂,揮毫潑墨,等等,用適當的方式,剎住不良的“心理慣性”,及時排解鬱悶情緒,從而放鬆自己,穩定情緒,平衡心理,恢復理智,以退為進,積蓄力量,去尋找通向成功的新路。從這個意義上講,剎住不良的“心理慣性”,並不

  意味著迴避,而是一個人把困難、失敗當作錘煉意志、轉化性格的礪石,正視現實,理智地分析主客觀原因,走向新的勝利的轉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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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维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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