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時間

出自 MBA智库百科(https://wiki.mbalib.com/)

　　媒介時間是以媒介作為技術手段和內容呈現兩方面對時間進行考量，這包含雙層含義：一是對於時間判斷的媒介化，即媒介化時間；二是媒介對於時間資源的開發與利用，即時間化媒介。

　　媒介不是在規定社會的具體時間界限，也就是說，媒體時間所構建的不是自然時間的模板，媒體告訴人們的不是現在的時刻，它會展現給人們這是哪一種時間，也即媒體賦予了自然時間的另一番意義內涵。自然時間是無意義的，鐘錶賦予了時間的基本含義，它開始帶有社會性和歷史性，媒介則改變和壓縮了自然時間，使得它發生了質的變化。

　　(1)媒介時間安排社會事件發生的時間。媒體以對時間的操縱權將生活的邏輯完全顛覆。時間和空間在媒體的表達中，處於被動和安排的角色，媒體成為時間框架的製造者和運營者。媒介時間與受眾之間已經發生了“異化”，媒介控制了受眾，影響了受眾，媒介成了受眾瞭解和認知社會的唯一途徑。換句話說，如果想成為一個現代人，想成為一個瞭解外部社會的現代人，那就必須通過媒介才能實現。很顯然，現代受眾已經離不開媒介，媒介已經把人捆綁在既定的空間、視野和領域。社會事件發生的時間、地點、視角等等，都將由媒介來安排，媒介通過傳播特定的事件來擴展自身的影響力和權威性，媒介既定了社會事件的時間，受眾幾乎沒有選擇的餘地，媒介的“集體失語” 會帶來很多事件的淡漠化處理，媒介的“集體亢奮” 甚至會影響到一個國家的政權。

　　(2)媒介形態替代社會計時工具。媒介形態真正可以取代社會計時工具應該可以從電視媒體算起，數字媒體的出現則更加速了這種“計時工具的媒介化” 的趨勢， “新媒介工具的出現讓鐘錶面臨著危機，小到手機、電話，大到電視、電腦，幾乎所有的電子媒介都具有了計時的輔助功能，有的甚至比鐘錶的功能更全。”媒介形態替代社會計時工具有著多方面原因，一是手錶的功能發生了變化，已經從過去的計時工具變成了配飾品，二是攜帶型媒介強大的計時功能更加方便，逐漸替代了手錶。據網路數據顯示，中國內地一共擁有8.95億部手機，是世界上手機擁有量最多的國家，中國澳門甚至平均每人擁有2部手機，如此龐大的數據足以證明手機媒介已經完成了對社會的滲透，媒介替代社會計時工具的步伐越來越快。

　　(3)媒介事件設定社會時間。阿爾文·托夫勒在《未來震蕩》中描述了媒介這一隱蔽功能：在美國，對大多數城市居民而言，春天的到來不是以草木突然萌發的嫩芽為標誌，而是以棒球賽季節的開始為標誌。” 媒介事件是傳播媒介吸引觀眾的慣用伎倆。媒介通過重大事件的營造建構了人們“儀式化” 的生活影像，進而來影響和規範人們的社會生活、風俗習慣。每一年媒介上的跨年晚會都極力通過各種各樣的形式來設定人們應有的衝動、激情。媒介一方面通過清明、重陽、中秋、除夕、情人節、聖誕節……來傳播文化傳統，另一方面也是在樹立和展示自身特有的設定社會時間的能力。事實也證明，媒介在設定社會時間方面表現出了強大的作用。

　　(4)媒介功能與時間形態。新媒體的互動性、及時性、便攜性等特點顛覆了人們對時間形態的傳統認識，時間等於金錢的格言在媒介時代表現得更加真實和逼真，不單單是我們購買了以時間為單位的網路流量，更因為人們對媒介的依賴，促成了媒介時間可以直接變成金錢。所謂央視招標，賣的就是時間，買的也僅僅是時間。時間在媒體的生存中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媒體在安排時間的過程中，利用不可複製的、龐大的、虛擬的時間資源換回了活生生的金錢資源。

　　從字面意思來看，媒介就是中介、渠道，也即信息傳播的中介。媒介與文化有著天然的關聯性，文化需要傳播和傳承，媒介的價值即在對文化的傳播和傳遞，沒有文化傳播內涵的媒介是短暫的。同時，媒介通過文化的傳播樹立了自身的權威、神聖地位，進而擺脫了文化的束縛，試圖重新建構新的文化體系，其中尤其以媒介時間為典型表現之一。

　　(一)媒介與文化的博弈游戲

　　媒介時間之所以能夠深入人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取代鐘錶時間，這其中有著深刻的文化背景和淵源。媒介本身更多表現為一種技術、設備、器材，它是冰冷的、缺乏人文關懷的事物，媒介自身的冰冷使得它在對人和社會的操控上表現得軟弱無力。而一旦這種技術註入了文化元素和文化內容，它就會變得十分的強大和有力。早期的媒介更多的是文化的口舌，是對社會文化的鏡面反射、複製，沒有多少創新的空間和能力，對社會的影響更多是文化的直接作用，媒介在其中僅僅是渠道、中介。最為典型的是網路媒介，在web1.0、web2.0時代，網路媒介展示給受眾和社會的只是社會信息的發佈，缺乏超鏈接，缺少豐富的視覺圖像，甚至人們將網路媒介簡單地認定為是報紙媒介的網路化。早期的媒介可謂是文化的屈從物，但更確切地說是這一種文化內涵的積累，或者說是媒介發展的陰謀。隨著媒介技術的不斷提升，媒介內容的不斷增加，媒介的影響力也與日俱增，媒介形態變得越來越多樣化，媒介技術對文化的依賴已經逐漸演變為對文化的控制，媒介與文化之間的關係發生了“異化”。在新媒介時代，媒介已經通過文化完成了社會權威、神聖形象的塑造，在社會中成了文化的代言人，媒介從文化背後轉到了社會舞臺的最前沿，開始創造屬於媒介自身的文化環境。從一定程度上說，媒介已經主宰了文化，文化相反成了媒介的傀儡。媒介與文化的這場博弈游戲暫時以媒介略勝一籌。也正是媒介對文化的操控和影響才促成了媒介時間的出現，媒介藉助文化以“時間” 的形態直接進入社會大眾的生活中，對人們、社會都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二)媒體時間對文化的選擇和依賴

　　媒介雖然完成了對文化的異化，但媒介不能完全脫離文化而單獨存在。媒介時間的形成對文化有著強烈的依賴性和選擇性。

　　首先，媒介時間對文化有著明顯的依賴性。媒介時間是媒介社會影響力的具體表現，媒介深入、操控社會的過程正是媒介時間的形成過程，媒介時間不是單純的“技術時間”，媒介時間包含了人的精神內涵和社會寓意。假如媒介時間缺失了這種精神內涵和社會寓意，那麼媒介時間就是典型的“技術時間”，對人和社會的影響力將大打折扣，甚至將不會出現這一概念、形成這一現象。那麼，這種精神內涵和社會寓意最直接的表現是什麼?即文化。

　　媒介從最初的技術層面轉入文化層面後，也就寄生在了文化之中。媒介作為一種寄生物對文化有著強烈的依賴性，而文化作為一種寄生體也產生了對媒介的偏向性，媒介與文化的契合共同促成了媒介時間的出現。媒介時間憑藉文化的力量，重新建構和規範著社會的文化習俗、文化禮儀、文化交往，在媒介時間的操控下，人們已經習慣於依據媒介時間來進行日常生活與重大節日的日程安排。

　　其次，媒介時間對文化有著明顯的選擇性。隨著電子媒介技術的不斷提升，媒介對於文化信息的占用越來越豐富，電子百科全書、谷歌搜索、百度搜索等電子媒介給予了文化信息儲存的最大化，已經達到了真正意義上的百科全書。但同時媒介在主動傳播文化信息的時候又帶有顯而易見的選擇性，不是所有的文化信息都能進入媒介的傳播議程，媒介通過對文化的選擇來建構人們的日常生活，進而以時間的規範性來約束社會活動。春節、聖誕節、中秋節、情人節……這些傳統文化的節日在媒介的特別重視和傳播下，不但進一步鞏固了這些時間，而且不斷完成對這些時間長度、深度的擴展，形成了特有的媒介時間，這些時間以越來越強勢的地位影響了人們的個人情感、消費習慣和生活節奏。可見，媒介時間並非是對所有文化的依賴，而是對特有的、特殊的文化進行放大、強化、固定來實現其強勢地位的。

　　(三)媒介時間對文化的構建

　　媒介時間有著明顯區別於自然時間和鐘錶時間的特征，例如： “瞬間性、零散性、無序性” 等特征，這些特征在潛移默化中帶給了人們思維、視野和心態的變化，同時也作用在了社會文化上的變遷、發展和變異。從傳統媒介到電子媒介，再到數字媒介，媒介的快速發展打亂了原有的文化體系，構建了以媒介為中心、以媒介時間為標桿的文化模式，這些新的文化模式如同魔咒一樣已經完成了對傳統文化的侵蝕，併進入到社會的主流文化當中，對社會和個人都產生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塑造和文化顛覆。

　　首先，媒介時間構建碎片化文化。“傳統的時間觀是連續的、序列性的，而媒介重組了人類社會的時間序列，將時間文化碎片化、單一化。” 媒介時間的零散性、無序性將原有的文化片段化、單一化了，人們在感知社會的時候不再是連續的、統一的模式，一個事件和一個事件之間沒有任何關聯性，事件與事件之間甚至會被更加無序的廣告、宣傳等信息所充斥。在尼爾·波茲曼的《娛樂至死》一書中有這樣一段描述，恰到好處地展現了這樣一種現實：

　　“好……現在” 常被用於廣播和電視的新聞節目，目的在於指出我們剛剛看到或聽到的東西同我們將要看到或聽到的東西毫無關係。這個表達方式讓我承認一個事實，那就是在這個由電子媒介勾畫出來的世界里不存在秩序和意義，我們不必把它當回事。再殘忍的謀殺，再具破壞力的地震，再嚴重的政治錯誤，只要新聞播音員一聲‘好……現在’，一切就可以馬上從我們的腦海中消失，更不要說是引人入勝的球賽比分或預告自然災害的天氣預報了。通過說‘好……現在’，新聞播音員的意思是我們對於前一個新聞的關註時間已經夠長了，不必一直念念不忘，你應該把註意力轉向其他的新聞或廣告。

　　正如波茲曼所言，這樣的媒介時間影響下，系統的文化成了碎片的娛樂。人們不再深入思考一個事件或問題，除非媒介有意對一個事件不斷播報，例如近期發生的蘆山地震，但隨著媒體對蘆山新聞的停播，社會對其關註度也就驟然下降。媒介通過技術的手段，以時間的形態構建了一個斷裂的、碎片化的文化景觀。在這種景觀之下，人們只能適應，卻難以另闢蹊徑。

　　其次，媒介時間構建快餐式文化。米蘭·昆德拉在《緩慢》這部小說中描述了速度對現代社會的巨大影響。“速度導致了人的一種自我迷醉，時間不再負有任何自我和生命的意義，而只是如蟬蛻般地粘附在速度的快感上，昂揚且迷醉地沖向煩惱人生的奈何橋。”媒介時間以媒介技術為支撐，把“地球村” 上發生的事件如同過山車一樣快速展示給社會公眾， “速度越增長，控制就越傾向於取代環境，交互活動的時間逐步取代了身體活動的空間，一個有意義的空間的價值評判標準是其能提供信息量的多少和新鮮程度。人們在技術速度面前，若不想被世界所拋棄，就不得不成為攝取信息的貪婪者。”正如英國作家赫胥黎在《美麗新世界》中所預言的那樣，現代社會沒有進入《1984》那樣的極權社會，而進入了一個信息浩繁的時代，信息如同快餐一樣呈現流水線的生產和消費狀態，人們在媒介的安排下，快速地接收和消費著各種各樣的信息。基於這樣的一種信息消費環境，文化也被微縮化、快速化，各種微電影、微博、微信……層出不窮，形成了一道獨特的文化環境。

　　媒介時間構建即時性文化。所謂“即時”，也即“立即、當下、立刻”。即時性文化是媒介時代的獨特文化現象之一。尼爾·波茲曼也如此表述過，“我並不是說，火災、戰爭、謀殺和戀情從來沒有在這個世界的任何地方發生過。我想說的是，如果沒有用來宣傳他們的技術，人們就無法瞭解，無法把這一切納入自己的日常生活。簡而言之，這些信息就不能作為文化的內容而存在。” 他還指出，類似“今日新聞” 就純屬媒介技術的產物，“如果沒有媒體為新聞提供傳播的形式，那麼‘今日新聞’ 就不會存在。”媒介通過時間的建構，將以往要很長時間才能獲得的信息縮短為瞬間，用時間的壓縮消滅了空間的距離，即時性文化也就應運而生。人們對即時性文化的消費也變得更加無意、隨意，即時性文化在媒介時間的規範中是短暫的，也是快速的，在文化的長河中有時可能就是曇花一現，甚至不留任何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