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於知識的企業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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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知識的企業理論(Knowledge-based Firm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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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基於知識的企業理論[1]
從20世紀90 年代早期開始，一些學者把基於知識的理論應用到企業理論的發展中，以Demsetz的理念為基礎，Connor、Kogut 和Zander 等開始了基於知識的企業理論的討論，也有來自Penrose、Arrow 和Hayex 等學者的知識中心論，Nilson 與Winter 的演進經濟學，Polanyi 等認識論的新貢獻，使基於資源或知識的發展成為企業理論的首要目標。該理論從知識的角度分析了企業存在和產生的理由，將企業看做知識一體化的制度，其異質性來源於企業在生產過程中的知識積累和知識水平的差異，並指出是企業能力大小決定了企業的邊界。
基於知識的企業理論的主要觀點有：其一，企業是知識的大倉庫，知識是企業理論的核心，企業本質上是一個獲取、吸收、利用、共用、保持、轉移和創造知識的學習性系統，是一種使知識一體化的制度； 其二，知識能給企業創造活力，企業學習和創造知識是企業維持活力的基礎；其三，企業對知識的管理既包括對顯性知識的管理，也包括對隱形知識的管理，更重要的是對兩種知識之間轉化過程的管理。
基於知識的企業理論經過多年的發展，已取得了比較豐富的研究成果。但與主流企業理論相比，仍處於發展階段。理論發展中還存在幾個問題: 一是缺乏系統的理論研究工具；二是註重了企業生產的一面，忽視了企業交易的一面；三是強調了企業中的認知問題，忽視了企業中的代理問題。如何認識基於知識的企業理論，怎樣在實踐中運用這一理論，是今後研究的重要方面。目前在實踐中的主要應用領域有企業技術創新、企業的組織設計、企業戰略理論的創新以及企業的多元化經營等方面。這些都有待於進一步研究。
基於知識的企業理論的背景[2]
1.技術的進步。首先，信息技術的發展，各種信息系統的建立使知識的積累和存儲更為便捷。過去，知識基本上都存儲在個體之中，企業難以把握。企業是否擁有某種知識取決於某位雇員的去留。一般而言，企業的雇員，特別是長期雇員，都知道公司的歷史，具備經營企業的經驗以及擁有相關的專業知識和技能。企業通過建立信息系統和知識庫，就可以將這一切納入其中。這樣，系統本身而不是人，就能夠變成組織穩定的結構。人員可以自由來去，其經驗和知識卻保留在系統中，從而使新員工能夠分享老員工的經驗和知識，縮短學習過程，減少企業培訓費用，減少失誤，降低成本。其次，網路科技的日新月異使得信息和知識的傳遞更快，Internet和Intranet的建立為企業之間和企業內部分享知識提供了技術保障。正是由於網路技術的進步，才使得各類大企業，尤其是跨國企業能夠對分散於世界各地的子公司進行集中統一管理，並使信息在各子公司之間迅速地進行傳遞，減少因信息不對稱造成的判斷或決策失誤。
2.知識型企業的涌現。20世紀的最後二十餘年，以比爾·蓋茨的微軟為代表的一大批知識企業的出現為基於知識的企業理論的產生提供了實證的土壤。這些企業均不具備傳統企業理論中的所謂“資源”，也沒有多少資本。他們擁有的只有技術、知識和思想，但他們就是憑藉這些在短短十數年的時間里創造了舉世矚目的財富。這些企業的成功使得傳統企業理論中的資源觀受到挑戰，而傳統經濟理論中資本雇佣人的觀點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衝擊。在這些企業中，資本是受知識的雇佣，知識、技術和思想才是它們取得成功的關鍵資源，沒有知識，就不可能有這些企業的出現，成功就更無從談起。
3.國際社會的關註。1996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首次正式使用基於知識的經濟(knowledge—based economy)一詞，該組織在報告中將基於知識的經濟定義為基於知識和信息的生產、分配和使用的經濟。2000年，EC和APEC又在自己的研究文獻中拓展了知識經濟的內涵，認為凡以知識為驅動力帶動經濟增長、財富積累和就業增加的經濟就是知識經濟。我國學者林丕對知識經濟有自己的理解，他在1999年10月20日《北京日報》上著文指出，知識經濟“是知識產品生產和腦力勞動在整個社會生產系統中居於主導地位的新型經濟。”他認為知識經濟的本質特征是：在整個社會生產系統中，知識產品的生產已支配了物質產品的生產而居於主導地位，腦力勞動已上升為人類勞動的主要形式。無論如何來定義知識經濟，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那就是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得到了國際社會和各國學者的關註，從而為基於知識的企業理論的形成提供了強大的輿論支持和必要的學術研究氛圍。
基於知識的企業理論的興起與實踐[3]
從理論背景看，一是新古典經濟學陷入持續危機、演化經濟學方興未艾。20世紀70年代後，新古典經濟學範式陷入了持久的危機，這一範式的基本分析工具——最優適應性、單一均衡及代表性個體行為等都不適於解釋經濟變遷的內生原因，具有明顯的簡化論、還原論和決定論哲學觀等色彩，從而招致了越來越多經濟學家的不滿。基於此，加之受到現代生物學和現代物理學等自然科學革命性進步的啟示，以博爾丁、納爾遜、溫特等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秉承經濟演化思想先驅凡勃倫、馬克思、馬歇爾、熊彼特的有關演化思想精華，創立了演化經濟學，徹底顛覆了新古典經濟學的範式，實現了經濟研究範式的重大革命。20世紀80年代後期，經過布萊恩·阿瑟和保羅·大衛的努力，報酬遞增理論得到復興和發展，並很快融人演化經濟學的分析框架。進入90年代，演化經濟學文獻激增，1991年《演化經濟學》雜誌創刊，到目前為止，霍奇遜等已出版了大量演化經濟學的著作。演化經濟學已成為20世紀末在社會科學中最重要、最激動人心並取得重大進展的學術領域之一。新的經濟學範式為演化經濟學家們發展出異於新制度經濟學的企業理論提供了嶄新的思維方式。
二是演化經濟學家對新制度經濟學企業理論的不滿。他們一般認為新制度經濟學的企業理論儘管在很多方面尤其是理論假設方面修正了新古典經濟學企業理論的不足，使企業理論進一步遠離“黑板經濟學”而更加接近現實，但理論範式上仍然沒有擺脫新古典經濟學的窠臼。該學派的企業理論研究過重關註企業交易行為，卻忽略了企業的生產行為，並隱含了這樣一個不合理假定，即企業的知識是外顯的(explicit)，一旦被創造出來即可在邊際成本為零的情況下被其他使用者使用。而現實中，外顯的知識僅僅是人類知識總和中的很小一部分，大部分知識都是內隱的(tacit)，且隱置於實踐之中。而內隱的知識在個體之間的轉移是緩慢的，成本昂貴的，且不確定的。
從社會實踐背景看，企業運行的新實踐迫切需要新的企業理論予以解釋和指導。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知識日益成為企業最重要的生產要素，傳統的以交易費用為基礎的理論分析框架對企業之間為何存在異質性，為什麼在相同制度安排下，有的企業能取得成功而有的企業卻遭到失敗等問題難以給出一致、合理的解釋。在這種情況下，需要有一種全新的理論來豐富、完善現有的理論體系。
演化經濟學家們如納爾遜、溫特、帕維特、伯格·沃納菲爾特、彼得夫等從亞當·斯密吸收勞動分工理論、從西蒙那裡吸收有限理性等思想養料，著眼於探尋企業競爭優勢的來源，以彭羅斯(penrose，1959)的企業成長理論為直接理論淵源，歷經從結構決定論到資源決定論、從資源決定論到能力決定論、從能力決定論到知識決定論三個發展階段，基於知識的企業理論文獻日益增多、蔚為大觀，成為引人註目的企業理論的重要分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