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衡匯率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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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匯率理論（Equilibrium Exchange Rat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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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均衡匯率概念，英國經濟學家格利高里(T．E．Gregory)早在1934年就曾提出。凱恩斯在他1935年發表的《國外匯兌的前途》一文中對均衡匯率做了明確的定義。但是，對均衡匯率最早做較為完整的定義的是美國經濟學家納克斯(Ragner Nurkse)。納克斯1945年將均衡匯率定義為，在國際收支平衡和充分就業情況下內外部同時均衡時的匯率。納克斯的這一定義為後來的許多經濟學家所贊同。不過，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均衡匯率理論，只是從理論上定性地分析說明均衡匯率的概念和意義。因而這一時期的均衡匯率理論，實際上沒有受到人們的重視。直到80年代以後，由於時間序列和協整等現代計量經濟理論的出現，及其在均衡匯率模型上的成功應用，才使均衡匯率理論得到了真正的發展。
20世紀8O年代以來，均衡匯率研究大體上向三個方面發展：(1)對均衡匯率理論本身進行研究，著重闡述均衡匯率的內涵及其經濟意義；(2)研究發達國家的均衡匯率問題，這方面的研究文獻較多，並且取得了相對比較滿意的成果；(3)研究發展中國家的均衡匯率問題，這方面的研究文獻不多，研究的結果也不十分令人滿意，主要是因為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正處於轉型之中，無論是經濟本身還是其他方面都不十分成熟，因而研究的結論不具有普遍性意義。
均衡匯率理論的核心是分析基本經濟因素變化對均衡匯率的影響，並利用它們之間存在著的系統聯繫來估計均衡匯率。由於研究的角度和方法不同，出現了不同類型的均衡匯率理論。綜合來看，目前研究比較系統且取得一定成果的均衡匯率理論，大體上可以分為四類：基本要素均衡匯率理論(FEER)、行為均衡匯率理論(BEER)、自然均衡匯率理論(NATREX)和均衡實際匯率理論(ERER)。它們分別從不同的角度，來研究發達國家或發展中國家的均衡匯率問題。其中，後一種理論主要是研究發展中國家的均衡匯率問題。
基本要素均衡匯率理論(英文全稱為Fundamental Equilibrium Exchange Rates，縮寫為FEER)由威廉姆森(Williamson)首先於1983年提出並開始使用。基本要素均衡匯率理論將均衡匯率定義為同巨集觀經濟均衡一致時的實際有效匯率。這裡的巨集觀經濟均衡概念，包括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兩個方面。內部均衡被認為是同充分就業(尤其是由自然率決定的就業水平)和低的、可持續的通貨膨脹率相一致時的產出水平。外部均衡的特征是，當各國保持內部均衡時，在各國之間出現的意願的、可持續的資本的凈流動。
FEER模型的依據是巨集觀經濟均衡方法。巨集觀經濟均衡方法的核心是經常項目等於資本項目。FEER方法的註意力主要集中在經常賬戶的決定上。一般地，經常項目可以典型地解釋為是國內總產出(或總需求)、國外總產出(或總需求)和實際有效匯率的函數。在FEER方法的許多應用中，中期的資本項目均衡可以根據相關的經濟因素估算得到。因此，可以根據國內總產出(或總需求)、國外總產出(或總需求)和資本項目，求得實際有效匯率。這裡得出的實際有效匯率就是與巨集觀經濟均衡相適應的匯率，即威廉姆森在1983年所稱的基本要素均衡匯率(FEER)。可見，在給定經常項目模型參數，尤其是在經常項目流動對實際有效匯率較為敏感的條件下，利用外生的可持續資本流動凈額就可以計算出FEER。必須說明的是，FEER只是一種計算均衡匯率的方法，而不是匯率決定理論。由於計算時隱含假定現實的實際有效匯率會逐漸地收斂於FEER，所以體現在FEER方法中的匯率決定理論是匯率的經常項目決定理論。
上面分析清楚地表明，FEER計算要求進行相當多的參數估計和判斷，包括：(1)經常項目模型；(2)本國和主要貿易伙伴國潛在產出的估計；(3)關於資本項目均衡值的估計或判斷。前兩個方面已經是較為廣泛的理論和經驗分析的主題，在概念和計算方法上已經很明確。但是，資本項目的含義和計算方法還值得研究。例如，威廉姆森認為選擇經常賬戶的基本原則是：(1)檢查過去的不平衡，以及它們同有效儲蓄和投資水平的聯繫，看它們是否反映了理性的經濟行為，此行為與誤導的政府政策相反；(2)檢查似乎理性的平衡是否是可持續的，如果不可持續則必須降低結果以使其可持續；(3)檢查所得出的結果是否是國際協調的，假如不協調則修改所有國家的過高或過低的目標，直到協調為止。從國際一致協調的角度看，一般經常賬戶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率達到1％～2％是相對合理的。
威廉姆森曾根據債務周期因素決定的投資需求和人口的年齡結構對儲蓄行為的影響等因素，並結合可持續性和一致性判斷，推斷出14個國家和地區1995年的經常項目的目標值。巴尤米(Bayoumi，1994)在測算主要工業化國家1970年的均衡匯率時，假定目標經常項目等於經常項目順差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這一比例來自於史密森協定磋商期間討論關於主要工業化國家匯率的適合比價時，美國所提出的各國經常項目收支目標。當然，上述兩種方法的主觀性是顯而易見的。為瞭解決這方面的矛盾，伊薩德(Isard)和法如奇(Faruqee)等人(1998)將經常項目均衡視為在充分就業條件下所需要的儲蓄和投資之差。儲蓄和投資可以根據在充分就業條件下，由實際產出與潛在產出缺口以及財政赤字等變數的函數得到。這種方法基本上不需要依靠主觀判斷。
因為FEER方法是用一套特別的經濟變數來計算匯率，它抽象掉了短期周期性和暫時性因素，集中於經濟的基本因素，因此這些基本因素被認為是可能具備中期作用的變數。這些變數不必在將來必然會發生，實際上它可能只是一種從來都沒有實現過的意願的假設。從這個意義上講，FEER方法測度的是規範性的概念。事實上，威廉姆森(1994)已經把FEER的特征，概括為同理想的經濟條件相一致時的均衡匯率。這個規範方法的本身不應該受到批判，因為它簡單地反映了在一套好的定義的經濟條件下測度匯率的方法。當然，人們可以選擇不同的條件去計算匯率。
從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由FEER模型所估計出的匯率水平具有移動變化特征。因為，首先各國以不同的速率增長，生產率差異要求增長更快的國家的匯率升值。其次，赤字國將積累外債，為了保持經常賬戶平衡，必須使實際匯率貶值，以便增加貿易收入去補償13益增加的債務的利息支付。同樣，持續盈餘的國家要求實際升值，以便支持對相對增加的產出的吸收。最後，假如進口需求的收入彈性水平和國內增長率，分別超過出口需求的收入彈性水平和外國的增長率，從長期來看對經常賬戶有不利作用，這也將要求通過連續的貶值來消除這種不利的作用。即使它們分別相等，如果進口和出口的初始水平差異較大，也會產生類似的結果。
基本要素均衡匯率模型(FEER)抽象掉短期的周期性因素和暫時性因素，集中分析基本經濟因素對均衡匯率的影響，揭示了均衡匯率變化的本質。通過集中於對經常賬戶的分析，該模型提供了一種簡明的和系統的估計均衡匯率的方法，為政策制定者評價匯率提供了依據。但是，FEER模型的局部均衡方法也存在明顯的缺點：
(1)該模型在計算中暗含有兩個假定：其一，該方法假定未來產出和資本累積的外生輸入是雙向一致的；其二，該方法暗含假定這些輸入本身獨立於實際匯率，換句話說，假定模型有一個遞歸的結構，以便使資產累積和產出能夠先於或獨立於匯率的結果得到。實際上，有許多理由證明上述假定不成立。以產出供給而言，它依賴於FEER，因為實際匯率影響實際消費收入或資產成本。另外，當所有工業國家進口占重要比例的資本品的時候，實際匯率也將影響資本成本。實際匯率和資產積累之間也有直接的聯繫，但是它以實際利率來傳導。
(2)FEER分析的僅僅是流量均衡，它沒有考慮存量均衡。但是實際上，諸如債務餘額等存量指標，即使在研究中期均衡匯率時也應該被包括在內，因為它會持續影響風險報酬。
(3)FEER模型所測算的匯率是同理想的經濟條件相一致時的均衡匯率，但是本國和相關貿易伙伴國潛在產出的估計、資本項目均衡值的估計或判斷等都涉及到價值判斷問題，因而帶有規範性要求。
(4)雖然模型集中分析基本經濟因素對均衡匯率的影響，但是在實際分析中，由於數據處理方面的困難，如何從現實數據中過濾掉短期的周期性因素和暫時性因素，還是一個需要進一步解決的問題。此外，在實際計算中很多情況下沒有體現影響匯率實際行為的變數效應。
行為均衡匯率理論(英文全稱為Behavioural Equilibrium Exchange Rates，縮寫為BEER)由皮特·克拉克(Peter B．Clark)和麥克唐納德(Ronald MacDonald)(1998)等人在有關文獻中提出並應用，它主要是針對基本要素均衡匯率模型(FEER)沒有體現影響匯率實際行為的變數效應的不足而提出來的。目前有關該領域的主要研究成果已經被薩奇斯(Goldman Sachs，1997)集結成冊出版。
在前面的分析中我們知道，FEER方法計算的均衡匯率概念是在充分就業情況下，經常項目與可持續的資本流動相一致時的匯率。可是在許多情況下，計算沒有體現影響匯率實際行為的變數效應。在此方法下，只要內外均衡位置不受擾動，匯率就保持不變。但是在行為意義上，匯率是否處於均衡不是很清楚，即它是否反映中期決定匯率因素的效果並不清楚。BEER方法試圖剋服這方面的局限性，它包含了實際有效匯率行為的直接的經濟計量分析。從方法論的角度講，BEER方法是一種模型策略，它試圖解釋在相關經濟變數條件下匯率的實際行為，這也是麥克唐納德等人將其稱為行為均衡匯率的原因。在BEER方法中，均衡的相關概念是由一套適當的解釋變數(一般用其實際值進行估計)給出的，而不是像FEER方法用巨集觀經濟均衡作為評價現實匯率相關的均衡概念。所以，BEER方法的特點是在模型中嵌入一些在匯率和其決定因素之間的系統行為聯繫的變數。
BEER方法的特征是利用簡約模型代替FEER來估計均衡匯率。該簡約模型的核心是將現實的實際有效匯率解釋為具有長期持續效應的經濟基本因素向量、中期影響實際匯率的經濟基本因素向量、短期影響實際匯率的暫時性因素向量和隨機擾動項的函數。因此在任何時期，總的匯率失調可以被分解為短期暫時性因素效應、隨機擾動效應和基本經濟因素偏離其可持續水平程度效應三個方面。可見，行為均衡匯率方法既可用於測算均衡匯率，又可以原則上用於解釋現實匯率的周期性變動。
在實際的經濟計量分析中，長期匯率模型起始於類似風險調節利率平價條件，即現實均衡匯率由實際匯率的預期、國內外實際利率差異和風險貼水三個部分決定。假設風險貼水的時間差異是國內外政府債務相對供給的函數，那麼相對外債的內債相對供給的明顯增加，將增加國內的風險貼水，因而要求現實均衡實際匯率貶值。引進長期均衡匯率並假設它等於不確定性匯率的預期。根據克拉克和麥克唐納德(1998)的分析，長期均衡匯率主要是貿易條件、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和凈外國資產三個變數的函數。因此，綜合上述分析可以得出，行為均衡匯率(BEER)是國內外實際利率差異、國內外政府債務相對供給、貿易條件、巴拉塞一薩繆爾遜效應和凈外國資產等變數函數的簡約模型。克拉克和麥克唐納德(1998)~1]用上述的簡約模型，對美元、德國馬克和日元的實際有效匯率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表明BEER方法具有較好的解釋力。
BEER方法沒有直接地考慮內外部平衡問題。可是從理論上講，基本經濟因素的值能夠被調節到充分就業和低通貨膨脹水平。也就是說，可以調節到同內部平衡相一致時的水平。相對而言，對外部平衡沒有明顯的相對調節方法。出現這種現象有兩個方面原因：首先，模型以假定非抵補利率平價為基礎，因此不可能對外部不平衡融資進行有效的限制；其次，模型體現了這樣的調節機制，即它產生了同政府債務水平和凈外國資產相適應的實際匯率的均衡變化，以便實現外部平衡，至少從長期來看是如此。這是BEER方法的不足之處。不過，由於BEER方法包括了實際有效匯率行為的直接的經濟計量分析，它試圖解釋在相關經濟變數條件下匯率的實際行為，因而提供了較好的計算方法和解釋性例子。從實證分析結果來看，BEER方法具有較好的解釋力
自然均衡匯率理論(英文全稱為Natural Real Exchange Rates，縮寫為NATREX)由斯坦(Jerome L.Stein)於1994年提出。其基本含義是：在不考慮周期性因素、投機資本流動和國際儲備變動的情況下，由實際基本經濟因素決定的能夠使國際收支實現均衡的中期的實際均衡匯率。該理論主要是經驗地解釋在節儉和生產力等基本要素實際變數決定的情況下，實際匯率的中長期的運動。
自然均衡匯率模型的基本假定是：價格出清市場，並且此時的產出已達到內在的潛在水平；實際匯率調節到現實均衡水平；貨幣需求和貨幣供給相等；中央貨幣當局不幹預外匯；假定貨幣中性，不考慮貨幣性因素(如名義貨幣供給、名義價格和名義匯率體制等)擾動；假定具有相對較高的長期資本流動。在這些假定下，自然均衡匯率模型可以由類似於國民收入賬戶的方程式，即儲蓄與投資之差等於經常項目差額來表達。可見，自然均衡匯率模型的核心內容反映在投資、儲蓄和凈資本流動(即儲蓄與投資的差額)上。在資本高度流動的情況下，當實際匯率貶值和資本凈內流(即投資與儲蓄之差)增加，分別導致物質資本的實際存量、財富(即物質資本的實際存量與凈外債之差)和凈外債發生變化時，這些存量變化又反過來改變所需的投資、儲蓄和經常項目差額，因而要求出現一個新的均衡匯率水平。只有當經濟達到長期均衡狀態，即基本經濟要素和實際資產存量保持不變時，自然均衡匯率才能夠保持恆定不變。
外生基本經濟因素，如國內外節儉程度和生產力(對於小國來說，還包括外生的貿易條件和國際實際利率)的變化，會通過兩種途徑影響自然均衡匯率：(1)首先是影響所需的投資、儲蓄和經常項目，從而在中期誘導自然均衡匯率的相應變動；(2)通過改變物質資本的實際存量、財富和凈外債的積累率來改變自然均衡匯率到達新的長期均衡水平的運動軌跡。只要不是在長期均衡水平上，在其他任何水平上自然均衡匯率都是外生和內生實際基本經濟要素的函數。一個完整的自然均衡匯率模型可以決定中期實際均衡匯率(即自然均衡匯率)、自然均衡匯率的變動軌跡和長期均衡匯率(即穩定狀態的均衡匯率。它僅僅是外生實際基本經濟要素的函數)。
該理論的基本觀點是：(1)實際匯率的變動趨勢能夠被生產力和節儉程度這樣的基本因素(對於小國來說，還包括外生的貿易條件和國際實際利率)來解釋；(2)自然均衡匯率是同外生的和內生的基本經濟因素持續變化相一致的移動均衡實際匯率，現實的實際匯率不斷地對移動均衡實際匯率進行調節；(3)借用外債對自然均衡匯率的長期影響，取決於借用外債是用於消費還是凈投資，假如借用外債是用於消費則實際匯率會出現由升值一逐漸貶值的結果，如果借用外債是用於生產性投資則實際匯率會出現由升值一逐漸貶值一升值(假如該國變為凈債權人)的結果；(4)改善經常賬戶的最有效的方式是改變投資和儲蓄的差額，而不是通過貨幣和貿易政策來改變貿易品的需求和供給。
NATREX方法是一類模型族，具體的NATREX模型依賴如下特征：相對於貿易伙伴國的可貿易商品和資產的經濟規模，外國的商品和資產的供求彈性，以及在商品間、資產間、國家間和國內的可替代性。依據這些特征，NATREX模型可以被細分為資產市場型和貨幣市場型兩大類。針對不同的國家，NATREX模型有不同的特征。但是，它們的共同特征是主要集中考察：中長期均衡匯率；投資、儲蓄和長期凈資本流動的變化，以及所有這些變化引起的物質資本、財富和凈外債等存量的變化；上述變化對移動均衡實際匯率的影響等。
NATREX模型的核心是理性和最優化行為決定均衡實際匯率的一組一般均衡匯率模型族，這些模型為經驗研究提供了較邏輯的經濟判斷。在NATREX方法提出之前，一般的匯率決定理論很少能夠成功地解釋名義匯率的波動，特別是無法解釋20世紀80年代美元的名義匯率和實際匯率先升值後貶值的原因。NATREX模型對此有較好的解釋力。斯坦檢驗了美國和G-10國的匯率情況，它們的變化與基本經濟因素變化情況一致，所做的預測也與實際符合得很好。林(Guay Lin)和斯坦研究了相對小國澳大利亞，實際基本因素也較好地解釋了實際匯率的變化。克魯伊—維伊來克(Liliane Cmuhy—Veyrac)和馬克(Michele Saint Marc)研究了德國和法國這樣的中等規模經濟國家，它們不能夠影響國際利率，但可以影響貿易價格和貿易結構。結果證明，實際有效匯率的變化和基本因素變化是一致的，但是其調節的速度比浮動匯率條件下相對要慢。
最後，還需要指出的是，NATREX是一個實證而非規範性的概念，它是在現有的經濟政策基礎上論述由實際基本因素決定的匯率，不涉及社會福利問題。這是NATREX不同於FEER概念的地方。在FEER模型中，實際均衡匯率是按潛在產出測度的經常項目和意願的資本流一致時的匯率，這裡意願的資本流沒有被公共政策所扭曲。這種規範性要求是兩者之間的主要差異。當然，必要時也可以將最優政策反映到NATREX模型中來。另外，NATREX模型具備考慮存量均衡條件所要求的特征，這也是它不同於FEER模型的地方。從實證分析結果看，NATREX模型具有較好的解釋力。
均衡實際匯率理論(英文全稱為Equilibrium Real Exchange Rates，縮寫為ERER)最早是由愛德華茲(Sebastian Edwards)於1989年提出來的，後來經愛德華茲(1994)本人和艾奧巴達維(Ibrahim A Elbadawi)(1992)等人的修正和擴展而逐步得到完善。按照愛德華茲(1989)的定義，均衡實際匯率(ERER)是非貿易品和貿易品的相對價格，假如其他相關變數(如稅收、國際貿易條件、商業政策、資本流動和技術等)的值可持續，那麼將會實現內外部同時均衡。當非貿易品市場現在和將來出清時，實現內部均衡；當現實和未來經常賬戶平衡同長期可持續的資本流相一致時，實現外部均衡。
ERER不同於傳統的PPP定義，ERER不僅受到基本因素現實值的影響，而且受到預期值的影響。艾奧巴達維(1992)認為，成功的ERER模型至少應當包括三個要素：(1)它應該將ERER發展成為基本因素的長期函數；(2)它應該允許PER(實際匯率)向ERER進行靈活的動態調節；(3)它應該允許短期和中期的巨集觀經濟和匯率政策對ERER產生影響。
ERER模型起源自塞奧特—斯旺的非貿易商品模型(Salter—Swan)，它是一個小國或依附型經濟模型，這樣的國家小到不能影響自己的貿易條件(Salter，1959；Swan，1960)。威廉姆森(Williamson)曾將ERER稱為“芝加哥”定義。所以，ERER模型主要是針對發展中國家均衡匯率問題的。
由於發展中國家經濟具有實行外匯管制、存在貿易壁壘和平行匯率等方面的特點，所以愛德華茲對模型做瞭如下假定：(1)考慮的是一個開放經濟小國，其市場上存在出口品、進口品和非貿易品三類商品，本國生產出口品和非貿易品，消費進口品和非貿易品；(2)存在雙重匯率，固定的名義匯率適用於商品交易，自由浮動的名義匯率適用於金融交易；(3)本國居民既持有本幣又持有外幣，私人部門積累著一定數量的外幣；(4)政府收入來源於非扭曲的稅收和國內信貸創造，政府消費進口品和非貿易品；(5)政府和私人不能對外借債，也不存在國內的公共債務；(6)存在進口關稅，關稅收入以非扭曲的方式又傳回給公眾；(7)以外幣表示的出口價格是固定的，且等於單位1；(8)起初假定存在有效的資本控制以至沒有國際資本流動，以後放鬆假定即政府不傾向於資本控制，有資本流動進出該國；(9)存在完全預期。
在上述假定下，愛德華茲構造了包括資產決定、需求部門、供給部門、政府部門和外部部門5個部分的16個方程。當非貿易品市場出清、外部部門實現均衡(即國際儲備變動、經常項目差額和貨幣存量變動分別相等且等於零)、財政政策可持續(即政府支出等於無扭曲的稅收收入)和資產組合實現均衡這四個條件同時成立時，經濟處於穩定狀態。此時，匯率達到了長期可持續均衡狀態。利用這些條件，結合所構造的方程，就可以得出長期均衡實際匯率的模型。根據推導出的模型，愛德華茲發現長期均衡實際匯率是貿易條件、資本流動、關稅水平、勞動生產率和政府消費等基本經濟因素的函數。在短期內，貨幣變數等的變化也將影響實際匯率的變化。愛德華茲(1989)具體地分析了實際擾動對均衡實際匯率的影響：(1)貿易條件與均衡實際匯率。一般來說，貿易條件改善會產生收人和替代兩種效應。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一般地說，貿易條件改善會導致均衡實際匯率升值，貿易條件惡化會導致均衡實際匯率貶值。但是由於各國的實際條件不同，也可能出現相反的情形。(2)關稅與均衡實際匯率。關稅的主要作用是通過影響進口品的價格來達到調節進口量的目的的。假設其他條件不變，如果馬歇爾—勒納條件成立，那麼降低關稅會導致均衡實際匯率貶值。當然，關稅降低的類型不同，對均衡實際匯率的影響結果也不同。如果是短期降低關稅，則會加深貶值程度。如果是長期降低關稅，對均衡實際匯率的影響相對短期降低關稅要平穩一些。如果是預期降低關稅，則可能會出現相反的結果。(3)外資流人與均衡實際匯率。
一般來說，在短期內外資流人就會導致均衡實際匯率升值。從長期看，如果外資是以借債的形式流人的，且全部進入消費部門而不創造任何生產力，會導致均衡實際匯率貶值；如果是進人投資部門，則會導致均衡實際匯率升值。如果外資是以產業投資的形式流人的，特別是投資於外向型部門，則會導致均衡實際匯率升值。(4)技術進步與均衡實際匯率。由於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Balassa—Samulson's Efect)，貿易部門的技術進步速度比非貿易部門相對更快，所以隨著時間推移貿易品與非貿易品的相對價格會逐步降低，因而在正常情況下技術進步會導致均衡實際匯率升值。
在長期均衡實際匯率模型的基礎上，愛德華茲(1994)還構造出了實際匯率運動變化的結構動力學方程。該結構動力學方程表明，實際匯率的運動主要受四個方面力量的影響：一是匯率的自動調整機制，即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現實實際匯率向均衡實際匯率逐漸調整的變動；二是政策的調整機制，即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等巨集觀經濟政策向其可持續水平逐漸調整的變動；三是名義匯率的滯後調整機制，它實際上反映了名義貶值率；四是同時存在的不同的外匯市場之間的匯率差異逐步縮小的調整機制。
由於均衡實際匯率主要受貿易條件、資本流動、關稅水平、勞動生產率和政府消費等基本經濟因素的影響，因此可以得出實際匯率的運動是貿易條件、政府消費的非貿易品與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率、關稅水平、技術進步、資本流動以及投資與GDP的比率等變數的函數。愛德華茲利用12個發展中國家的數據驗證了該模型的最重要內含：(1)在短期，實際匯率運動既是實際擾動的反映，又是貨幣擾動的反映；(2)在長期，均衡實際匯率運動僅僅依賴於實際變數；(3)在短期，不連續的擴張性的巨集觀經濟政策將會導致實際匯率失調(高估)；(4)假如名義匯率貶值處千實際匯率失調情況和伴隨著適當的巨集觀經濟政策，那麼名義匯率貶值將對均衡實際匯率有持續的影響。實證分析的結果，較好地支持了模型的內含。此外，艾奧巴達維在愛德華茲模型的基礎上，構造了一個帶有長期預期的ERER模型，並利用智利、迦納和印度等國的數據進行了實證分析，得出的結果比愛德華茲模型更具有合理性。
ERER模型充分考慮了發展中國家轉型經濟的特點，因而比較適用於對發展中國家均衡匯率的測度和現實匯率評價。但是該模型在實際應用中也存在一些不可剋服的矛盾。首先是模型中的某些變數數據不能取得，必須用其他變數代替。其次是反映發展中國家轉型經濟的特點的某些變數，在回歸結果中可能會出現不顯著的現象。此外，由模型所得出的均衡實際匯率是無法直接觀察的，因此如何測度它的精確性還值得研究。
國內有關人民幣均衡匯率理論的研究主要是借鑒西方均衡匯率理論，然後根據我國實際情況，通過選擇不同的解釋變數對原有模型加以改進。歸納起來可分為兩類：(1)根據Clark和MacDonald (1998)的BEER理論來研究人民幣均衡匯率；(2)根據Edwards(1989)和Elbadawi(1994) 的ERER理論來研究人民幣均衡匯率。
儘管國內學者試圖通過運用不同的變數來解釋人民幣實際匯率的變化，測算人民幣均衡匯率，並且也的確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可以看出，所運用的理論框架並沒有超出上文所介紹的幾種均衡匯率理論範圍之外。這從某種程度意義上也說明，我國亟待需要發展出適合我國現實國情的均衡匯率理論，這也是我們今後的努力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