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製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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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製成本(Setup Cost)

　　體製成本是指企業的組織結構及其運行所發生的成本。體製成本根據企業的經濟功能和非經濟功能，可分為經濟體製成本和非經濟體製成本。企業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看，是節約體製成本的一洲種組織形式。

　　在傳統的計劃經濟國家裡，企業不是象科斯所說的因節省交易費用而組織起來的，建立企業不考慮其交易費用;而是先建立了企業，再發生交易(運行)費用。因此，在這種體制下，更多的發生的是機構人員、內耗和協調、時間和機會等體製成本對經濟運行的影響。即在傳統的計劃經濟，併在轉軌期間，首先要考慮的是企業體制結構本身的成本和其運轉的成本，以及這種成本與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市場競爭原則之間的衝突和矛盾。

　　企業的體製成本可分為經濟體製成本和非經濟體製成本，其中經濟體製成本包括企業內部體製成本和企業外部體製成本。

　　一個企業本身在它的投資和經營過程中，要發生組織及其組織過程成本，也即企業內部體製成本。具體為:

　　1、企業管理組織的機構人員成本。包括管理手段(如辦公樓、辦公設備)費用、管理人員報酬、日常辦公經費。

　　2、管理機構和人員之間的磨擦(亦即內耗)成本及減少這種磨擦需要支付的協調成本，簡稱為磨擦及協調成本。包括磨擦導致的效率損失和協調(開會、制定、執行各種規章制度及檢查實施等)需要化費的費用。

　　3、企業內部組織效率高低導致的時間成本和機會損失大小，簡稱為時間和機會成本。如果協調的時間過長，使資源的周轉速度放慢，加大了企業資源的利息成本支出和自有資源機會利息的損失，而且由於延誤市場、投資等機遇，結果喪失了一些重大的收益機會，這也是企業內部體制的一種代價。

　　4、企業內部處理與勞動者關係的費用，不是指勞動力要素正常的報酬成本，而是指除了正常支付的勞動力報酬外，約束和激勵勞動者工作所要支付的談判、監督、激勵、訴訟等費用。企業內部出資人代表的報酬和經營者報酬制度不一樣，其體製成本也是不一樣的。有的報酬制度下，委托的出資人代表和聘請的經營者的積極性較大，體製成本較小;而有的報酬制度下，他們工作態度不積極，企業的消耗成本較大，並且失去賺錢機會成為經常性的問題，市場損失成為這種報酬制度的代價。

　　5、當一個國家，其企業除了經濟功能外，還需要它有其他功能時，執行其他功能的黨政社團功能和組織在企業中延伸會發生外部成本向企業內部轉化的體製成本。這些組織機構，一是本身要發生機構人員成本，二是與企業經濟功能的其他機構發生磨擦(內耗)成本，三是由於與企業的經濟功能組織機構磨擦而發生時間和機會成本和代價。

　　一個企業在它與外部處理一系列關係時，需要支付處理對外關係的成本，即企業外部體製成本。具體為:

　　1、與外部黨政社團組織發生關係時所要支付的費用。一是政黨的綱領、意圖在企業中的落實、執行方面企業要支付的費用，政黨對企業黨組織領導方面企業所需要支付的費用，政黨與國有資產出資者(政府)處理關係時所影響企業經營所發生的由企業承擔的成本和代價;二是企業與政府處理關係時，在報批、協調、謀求支持、承擔攤派等各種費用，以及由於政府各部門磨擦導致的企業在時間、機構、人員、機會等方面發生的成本和代價。

　　2、作為擁有法人財產權的企業與出資者的關係成本，特別是國有經濟比重較大的經濟體制中，企業與作為出資者國家之間的關係成本。主要是企業對出資者代表(國有資產管理者)、所有者代表(人事部門、資產控股和投資公司和其他具有代表所有者一部分權力的部門)關係的費用。包括這些所有者代表部門的管理費，以所有者名義下達的攤派，協調各個所有者代表部門之間關係的費用由於各所有者之間磨擦給企業造成的時間和機會等損失代價。特別是，外部出資人(國家或者全體股東)選擇企業內代理人(董事長)和經營者(總經理)的體製成本極大。選人體制合理，企業的要素消耗成本和機會成本較小;反之，選人體制不合理，企業要素消耗成本和機會成本將很大。國家作為行政管理者和作為出資者與企業的關係中，其信息、權力、風險、責任等等之間的體制確定不對稱和不清楚時，因為擁有權力的代表者可以不負虧損和賺錢機會損失的責任，或者因出資人監督不到位而企業向出資人歪曲信息，企業與國家發生交往關係時，機構人員、企業與政府磨擦、時間和機會等成本最大。

　　3、企業與其他企業處理關係的成本，包括談判、協議、合同費用，履行及訴訟費用。這種成本費用的大小，決定於談判、協議、合同的界定，國家維護運行法律方面的規定。

　　4、企業與社會的關係費用，包括支付環境污染的費用和用於社會公益和慈善等方面的費用。其成本的大小，取決於企業所處的國家的社會文化環境。企業外部體製成本也是企業所要支付的成本，是企業體製成本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從這種企業非經濟功能的成本為零的假定出發，一些傳統的社會主義國家任意增加企業非經濟以外的政治和社會功能。有司空見慣的說法，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下，企業不僅僅是一級經濟組織，而且更重要的是一級政治組織;企業有經濟和社會政治雙重功能，對於企業來說，經濟功能和政治功能同等重要。

　　任意增加企業的非經濟功能，也就需要任意增加企業內部的非經濟體制機構和人員。這種企業的非經濟功能，需要相應地增加企業的內部結構。因為沒有相適應的內部結構，企業不會具有這種特定的功能。於是，外部執行社會政治功能的黨政社團的各部門，甚至各部門的各機構都延伸於企業之中，建立自己在企業裡邊的組織機構，以便使企業也具有同自己一樣的社會政治功能。這就使得企業要付出與企業生產經營無關的巨額的機構人員、磨擦、時間和機會成本。

　　然而，企業外部黨政社團組織是由一個個經濟人組成的，政黨、國家和社會又是由這些眾多的機構組織組成，於是有政黨、國家和社會的利益與部門、機構和組織的利益的差別和矛盾，有機構組織利益和組成這些機構組織的經濟人利益之間的差別和矛盾。這種差別和矛盾，除了使企業付出這些組織機構在企業內延伸的機構、磨擦、時間和機會成本外，還要支付部門利益和經濟人利益尋租形成的成本，例如形形色色的管理費、其他收費和各種攤派。

　　於是，在傳統的社會主義國家裡，企業的成本於正常的要素投入成本+經濟功能的體製成本+非經濟功能的體製成本。許多情況下，企業非經濟功能所費的體製成本要遠遠大於企業經濟功能所費的成本。而經濟運行逐步向市場競爭轉變時，國有企業長期效益下滑的原因除了冗員過多、資本利潤率長期下降和勞動者報酬上升侵蝕利潤以外，非經濟功能和體制的擴張，其成本上升而侵蝕利潤，也是國有企業嚴重虧損的一個非常重要原因。實際經濟運行的邏輯證明:沒有不付費的功，也無不付成本的企業內部非經濟體制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