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特林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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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特林假說(Easterlin Hypothesis)

　　伊斯特林假說或稱“人群規模”假說認為，當某一個年份出生的人群規模是以這個年份所處的段時期內的人口自然出生率來估計時，這個人群所擁有的經濟和社會財富的多少同人群規模的大小成反比〔伊斯特林，1980年):出生率高同經濟社會後果之間的反向聯繫產生於一種機制，可稱之為“擁擠機制”，它在三種主要的社會結構——家庭、學校和勞動市場中發揮作用。從經驗上看，這個假說的最重要的運用是解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年青的成年人的經歷變化。當然，也有一些證據說明這個假說同這個時期發達國家的經歷有更普遍的關係。這個假說使人們認識到，美國在目前和將來存在自發波動的可能性，波動的周期大概是40-50年。

　　在家庭中的擁擠效應最好可以理解為，出生率的持續上升可能會引起家庭平均子女的增加，較高的平均生育次數和較短的平均生育間隔，而在心理學、社會學，特別是近年來在經濟學中，部有把兒童的成長同這些量中的一個或不止一個相聯繫起來的基本學說(貝爾曼（Behrman）等，1980年;厄恩斯特(Ernst)和安格斯特(Angst),1983年;希爾(Heer), 1985年;雷(Wray),1371年)。一般地，負效應同更多的子女、更短的生育間隔和更多的生育次數相聯繫。人們已經就諸如精神和身體健康、智力、教育成就、人品等一系列各種各樣的現象考察了這種效應。例如，就精神健康來說，有證據表明，像爭鬥、違規犯法等不良行為是隨著家庭規模的擴大而增加的。人們也發現了，家庭規模的擴大和生育間隔的縮短對兒童的發病率和死亡率有不利的影響。很多研究也發現了，智商和子女數量之間有反向的聯繫:同時，在控制智商方面，教育成就和家庭規模兩者也是相矛盾的。

　　隱藏在這些問題中的一個機制，也許是最普遍的一個機制，就是隨著家庭規模的擴大，分攤到每個孩子身上的父母的時間和精力以及家庭的經濟資源減少了，雖然在這其中父母的偏心也起了一定的作用。當生育間隔不變時，排行在後的孩子可能比排行在前的孩子得到父母的關心更少，同時也由於家庭對他的經濟資源投入更少而吃虧。而當家庭的規模不變時，生育間隔的縮短就會導致孩子對父毋的時間和收入的需求更集中，於是父母可分攤在每個孩子身上的時間和收入也就相應地減少了。人類生態學也研究家庭擁擠的不良影響，例奴以人均占有房間數來衡最家庭的擁擠，這種研究毫無疑問是同上述關係有聯繫的，但迄今為止，人們還很少探討這種研究同人群規模假說之間的聯繫。

　　上面所討論的家庭機制也暗示著，一般說來，較大的人群在學校中所取得的成績較小:舉例說，如果平均的智商較低和在教室里搗亂的可能性較大，這將使教育的成就更小。但是，即使在家庭中不存在任何不良的效應，一個大的人群在學校教育中也會出現擁擠現象，也會對一般的教育情況做出不良的反應。在任何時候，組成學校系統的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存量都是趨向固定的，或者只以一個相當穩定的速度增長，這樣，新生大量涌入學校，就會導致每個學生所擁有的物質設備和教師的減少。學校里的擁擠也會降低一個學生在學業和課外話動中都取得成功(例如組織一個體育隊或在學校戲中當主角)的可能性。的確，如果擴大教育的計劃同對大人群入學的預側是完全吻合的，那麼，這種擁擠效應大部分有可能避免。然而在美國，學校計劃是由為數眾多的地方政府和私人機構分開做出的，教育擴大往往是對大人群入學做出的反應，而不是預期的結果。並且，即使是教育擴大了，通常也不能保持原來的教學標準，原因之一是可用於擴大教育的合格師資減少了。有人就已經把在60年代兩年制社區大學的激增，視為僅是減緩激增的人群規模對4年制大學和勞動市場影響的措施。

　　於是，假使其他情況不變，由大的人群規模造成的學校系統中的擁擠，往往會降低學校教育成績的數量和質量。從心理上看，同學業及課外活動成績的減少相聯繫，這也可能增加學生的挫折和降低自我設計力。這種情況又會使由家庭中的擁擠造成的類似情況得到加強。

　　在大的人群達到成年的時候，他們先前在家庭和在學校中的那種社會經歷，又會進一步使他們沒有為在勞動市場上獲得成功做好充分的準備。但是即使沒有先前的影響，一個很大數額的年青的和相對地缺乏經驗的工人進入勞動市場，也會引起一系列新的擁擠現象，因為同勞動相搭配的要素投入可能與年青的勞動力不相稱。物質資本的添置往往由其他方面的考慮決定，而不是考慮年青工人供給的相對增加，而年紀大的、有經驗的工人的增加，又主要是由先前的人口狀況決定的。結果，年青工人供給的相對增加就造成他們的相對工資率、就業條件和晉升性流動等方面的惡化。勞動市場擁擠的不良影響，又將進一步加強在學校和家庭中的擁擠所造成的不良影響。例如，年青人相對工資率的下降就會使他們更少地重返學校接受教育，也必然會對學校的退學率和大學的入學率產生不良影響(弗里曼，1976年)。同時，在尋找一份好工作時所遇到的問題會加重能力欠缺和挫折的心清，這種心情先前在家庭和在學校的經歷中就已經產生了。

　　在某些情況下，就像每個孩子所分得的父母的時間一樣，大的人群的不良影響是絕對惡化的，而在其他情況下，例如實際工資或在校教育年數，長期趨勢是上升的，但是上升率下降了。不管是哪種情況，如果一個大的人群是先前一個小的人群的後繼，那麼，在一個時點上就某個特征對兩個人群做橫向比較就會發現，大的人群的情況相對惡化了。例如，在勞動人口中，對於所有的年齡組來說，實際工資會隨著時間而增加;但是在年青工人比老工人相對充足的時期，與年青工人比老工人相對稀缺的時期相比，年青成年人的工資率與年紀大的相比會較低。

　　對年青的和年紀大的成年入所做的比較，大部分正可以換成孩子和父母之間的比較。因此，在某個時點上，後代的相對地位可以隨著相對的人群規模的波動而全面地發生變化。於是，正像社會化理論使人們相信的那樣，如果父母的生活水平在形成他們孩子的物質願望中起廠重要的作用，那麼，孩子的工資率相對於父母而言下降的加劇，將使孩子們覺得他們相對地被剝奪了，並且承受著更大的壓力來維持他們的工資率。相對地位對人們的態度和行為的重要影響，已經在很多社會科學理論中得到廣泛的認識。

　　從行為和心理狀態方面看，適應機制也可能起作用。例如，內心衝突理論認為，當一個人群的行為同他們的行為規範發生衝突時，他們將重新界定他們的行為目標和改變他們的心理狀態，使違逆的行為合理化。因此，年青的成年人起初可能有這樣的觀點，認為學齡前兒童的媽媽應在家養育孩子，而不是去找工作;但是當經濟壓力增加，迫使她們把養育孩子同參加工作結合在一塊時，她們的態度就會改變，贊成這種做法，並且支持出現這種觀點，即認為媽媽參加工作對學齡前兒童沒有不良影響。

　　社會機構也可能會調整適應大的人群規模所造成的壓力。已經有人提出，要對人群規模的劇烈增大做出反應，學校系統可能會這樣做。廠商和非贏利組織的雇用和提升職工的管理規章經常是同年齡聯繫起來的，而人群規模的急劇增大可能會迫使這些規章放鬆。在家庭里，年紀大的孩子可能會幫助照顧年紀小的孩子，從而替代了父母對孩子的時間投入。

　　儘管有適應機制，同大的人群規模相聯繫的壓力和緊張，可能要伴隨著這個人群一生的全過程。在生命周期中的所有階段，他們都由於供給過度而在勞動市場上處於不利地位。大的人群所固有的挫折和失望，將繼續使他們相對地不愉快和易於產生不良行為。當這個人群達到退休年齡時，由於他們的規模過大，就會使得他們從公共退休金中得到的返還報酬相對地縮小。

　　當然，一個人群的貧富還依賴於人群規模以外的很多因素。一個人群在勞動市場上的情況，除了依賴勞動力供給之外，還依賴勞動需求的條件。再者，勞動力供應本身除了依賴先前的出生率之外，還依賴於移民和勞功力參與率這些外生因素的變化(當然，後者也可能反映了內生因素的影響)。此外，政府的政策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改變自由市場力量對不同年齡組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