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生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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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生貨幣(Endogenous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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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生貨幣是指貨幣存量是由實際產出、利率、物價水平等經濟變數的變動決定的。
相對的，外生貨幣是指貨幣存量是由外在於本國的生產過程的某個機構（通常是中央銀行）提供的。內生貨幣理論強調中央銀行不能完全自主地控制貨幣數量，而實體經濟的運行會在商業銀行體系內自動生成所需要的貨幣數量。
內生貨幣的理論溯源[1]
貨幣數量論的兩個源頭，英國的劍橋方程式和美國的費雪方程式。分別考察了價值儲藏貨幣（坐著的貨幣）和交易媒介貨幣（飛著的貨幣）與貨幣收入之間的穩定關係。前者解釋為收入中的一個既定比例，後者解釋為貨幣收入流通速度和交易值與收入比例的穩定。凱恩斯 1936年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同時考查了貨幣需求的交易、預防和價值儲藏（投機）職能，但是保留了存量分析而忽視了流量分析。20世紀五十年代，凱恩斯主義在學術界和政策界都如日中天的時候，弗里德曼（2001）重新表述了貨幣數量論，把貨幣數量論表述為一個存量資產選擇的貨幣需求理論。但是弗里德曼把貨幣需求設定為價格和產出的齊次函數，從假定上迴避了對齊次性的解釋，只解釋了貨幣需求的穩定而沒有從理論上解釋貨幣收入流通速度的決定。同時進行的是對現代貨幣數量論的長期經驗研究（Milton Friedman, Anna Jacobson Schwartz, 1971：弗里德曼，施瓦茨，1991；Cagan，1965），從貨幣史上證實了貨幣數量論的成立和貨幣收入流通速度的穩定性，得出貨幣長期重要和短期與經濟波動相聯繫的結論，提出K％的規則貨幣供給政策。
在弗里德曼和卡甘的著作中，外生的貨幣供給假定進一步表述為貨幣乘數理論。貨幣供給的乘數理論是從中央銀行控制貨幣供給的角度出發，如果乘數穩定，貨幣供給外生性強。如果乘數不穩定，則貨幣供給有內生性。事實上，乘數取決於兩個關鍵比例，準備金比例和通貨—存款比例，企業、居民和商業銀行都在其中扮演了角色。因此在貨幣供給的內生性問題上，人們更多從央行對貨幣供給的可控性出發。中國貨幣供給的內生性尤為顯著，因此國內也有很多研究特別是一些學者從實際工作的經驗質疑了外生貨幣供給理論的正確性。張新澤（1997）和孫國峰（2001）註意到了信用貨幣表示債權債務的性質，即存款與貸款是同時產生的，由此對教科書的乘數模型的外生貨幣供給理論提出置疑。這確實是個常識，問題是這個“缺陷”對於分析是否重要。凱恩斯在1930年的《貨幣論》中是一個貨幣內生主義者，而在1936年的《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中，卻採取了外生貨幣供給的假定。這主要是由於後者把貨幣需求作為分析的重點，從而採取外生貨幣供給是一種分析上的便利。這形成“路徑依賴”影響了貨幣理論史，如前所述，弗里德曼的新貨幣數量論同樣把重點放在貨幣需求上。凱恩斯主義政策面對1970年代美國的滯脹局面也宣告破產，使貨幣學派興盛一時，但新古典綜合派和貨幣主義學派關於IS-LM模型的爭論實際上沒有定論，理論上主流的線索是轉向新古典建立微觀基礎以避免無謂的爭論。另一條線則是彌補初始模型的漏洞。
在現代經濟中，貨幣供給的決定因素越來越多的考慮到了貨幣需求的影響。從1959年英國的《拉德克利夫報告》開始的貨幣供給內生性的探討，到卡爾多和溫特勞布（參見羅西斯，1991），到美國的後凱恩斯學派，內生貨幣供給成為一個重要觀點。後凱恩斯學派的內生貨幣觀點有水平主義和結構主義兩種（約翰·史密森，2004）。但是後凱恩斯的內生貨幣供給產生於貨幣需求。貨幣供給的發展象貨幣需求那樣依賴於規模變數（收入、財富）和價格變數（各種利率、通貨膨脹率）而“內生化”，而從凱恩斯起一直試圖避免又最終不可避免的結果是，需求與供給成為相關的變數，從而喪失了穩定的均衡。
實際上，內生貨幣和外生貨幣的爭論是從貨幣數量論存在就從未停歇的一個爭論，即通貨決定物價還是物價決定通貨數量，在進入供求分析後，就成為內生貨幣供給和外生貨幣供給的爭論。貨幣數量論者幾乎都是指外生貨幣主義者。而與貨幣的內生和外生供給相聯繫並常常混淆然而可能更有意義的區分是內部貨幣和外部貨幣的區分，這種區分來自格利和肖（1988）。格利和肖認為，一般充當貨幣（即作為支付手段）的資產，或者是政府的債務，或者是私人金融機構的債務。由政府購買商品、勞務或轉移支付而產生的貨幣資產稱作“外在貨幣”，因為它們代表政府對私人部門（或者說是“外在於”私人部門）的債務凈額；而由私人金融機構債務組成的貨幣資產稱作“內在貨幣”，因為它們代表“內在於”私人部門的資產和負債，是以私人內部債務為基礎的。這種劃分曾經引起許多爭論，由於使用了不同的分析方法，特別是貨幣餘額概念的引入，爭論表明，外部貨幣和內部貨幣並不完全符合格利和肖的定義，內部貨幣與外部貨幣的區別對於貨幣是不是凈財產來說並不是最關鍵的問題，重要的區別在於有利息的銀行存款與無利息的銀行存款之間的區別。筆者認為，內部、外部貨幣的劃分的主要意義在於區分了不同資產不同的來源途徑（中央銀行的貨幣和商業銀行的貨幣），區分了不同類型的貨幣資產的擴張和收縮對實際經濟活動的不同效果。按照這種劃分，貨幣的兩種主要形式，現金和存款貨幣就可以分別對應於外部貨幣和內部貨幣，這樣就對中央銀行和商業銀行在貨幣創造和巨集觀經濟中作用的分析提供了一個好的分析角度。
托賓是把貨幣分析引入資產選擇框架的重要人物（托賓，戈盧布，2000）。資產選擇理論的一個缺陷是存量決策和流量決策的分離，即只能在不考慮流量改變存量的存量既定下分析在各資產上的決策，註重靜態分析而沒有存量—流量相互作用、迴圈周轉的動態分析；二是沒有說明（包括弗里德曼的新貨幣數量論）各種備選資產的關係及其收益率的決定和相互影響。信貸的分析越來越受到重視。斯蒂格裡茨與賈菲、格林沃爾德等一道創立了信貸配給理論（斯蒂格裡茨，2002）。與後凱恩斯註重貨幣需求方的決定力量不同，信貸配給理論更重視貨幣供給方和作用和非價格調整。斯蒂格裡茨和格林沃爾德（2005）提出建立一種信貸分析居於核心的貨幣分析新範式，處理微觀上企業的異質性，強調了利率有別於一般商品價格、資本市場有別於一般拍賣市場的金融特質。可以看到斯蒂格裡茨與托賓的研究有很大的延續性。在信貸配給理論中，抵押是分離異質當事人以剋服逆向選擇的變數。而信貸配給理論只是更廣泛的金融和巨集觀理論的一部分。抵押對於凈值、投資這些變數進而對經濟波動的影響受到了廣泛關註（如Bernanke，Gertler，和 Gilchrist，1996；Kiyotaki和Moore，1997等），應用於合同理論、經濟周期理論，和公司金融理論（Tirole，2006）之中。
綜上，貨幣數量論經歷了從貨幣需求到貨幣供給、從外生供給到內生供給、從貨幣到信貸的分析思路，但是目前主流的貨幣理論把貨幣數量論建立在了一般均衡理論基礎之上，無論是MIU、CIA模型還是OG模型，都沒有把貨幣的交易媒介和價值儲藏職能統一起來。本文同時考慮貨幣的雙重職能，並簡化債券、資本間的資產選擇。企業部門的信貸和債券，和居民部門的貨幣和債券一樣，都是替代關係。我國債券比重較小，因此簡化債券，從貨幣和信貸債權債務關係出發，考察長期的貨幣與收入和資產的流量—存量關係。同時區分貨幣創造和貨幣流動，著重從商業銀行貨幣創造和其與企業、居民部門的貨幣流轉角度論述 M/GDP的影響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