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制度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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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制度經濟學(The old institutionalism，OI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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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制度經濟學發源於美國。19世紀末20世紀初，新古典經濟學在歐洲的大部分地方正進入全盛時期。然而在美國，這個一方面擁抱著資本主義和個人自由、另一方面又極度寬容異教徒的國家，出現了一個新的被稱之為制度主義的異端思想流派。這是一個反正統理論的學派。這一學派在美國有過興盛，也有過衰落，經過一百年的磨難，老制度主義的影響仍然在一些經濟學家的制度分析中駐存。
老制度經濟學派的發展歷程可分為三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是從19世紀末年到20世紀3u年代初，主要代表人物是凡勃倫，康芒斯、米契爾。第二階段主要包括30年代和40年代。這是老制度主義從“舊傳統”到“新傳統”之間過渡的階段，也就是凡勃倫和康芒斯等人到加爾佈雷思和包爾丁等人之間經濟理論過渡的“橋梁”，這一階段的制度主義經濟學家中，最重要的是米普斯和叭利等人。制度主義發展的第三階段大體上是從50年代到現在。這個階段的制度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加爾布雷恩、包爾丁、海爾布羅納、華爾德等美國經濟學家以及瑞典經濟學家繆爾達爾、叫j老制度經濟學的創始人是凡勃倫、康芒斯和米契爾。由於這三個創始人的理論風格和具體理淪觀點卜的分歧，他們分別成為了制度經濟學中社會心理學派，社會法律學派和經驗統計學派的代表人物。主要研究新技術對制度安排的影響，以及既定社會慣例和既得利益阻礙這種變遷的方式，或者是康芒斯提出的與新制度主義聯繫更為密切的一種學說，即法律、產權和組織的演變及其對法律和經濟權力、經濟交易和收入分配的影響。
老制度經濟學產生於l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美國資本主義社會，它的產生是對美國當時經濟生活的一種反映當時的美國社會是世界上社會鴻溝最深的國家之一，一方面是聚斂大量財產的一小撮億萬富翁，另一方面是生活艱難和飽嘗失業威脅的勞苦大眾；一方面是伴隨著科技革命發展起來的現代產業和高樓大廈，另一方面是失業的大眾和破爛的貧民窟。當時，美國經濟危機頻發、工人罷工普遍、各種矛盾日益激化，美國的老制度主義思想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它本身具有一種叛逆的特點。老制度主義以反對主流經濟學的面貌出現，他們以主流經濟學的批判者自居。凡勃倫是老制度經濟學派形成的代表人物，凡勃倫的經濟學思想就是建立在對主流經濟學(新古典理論)批判的基礎上，1898年凡勃倫在美國《經濟學季刊》發表了《為什麼經濟學不是一門演進科學》一文，系統闡述了他對主流經濟學的批評。他認為古典主流經濟學沒有提供一個動態和演化的框架來分析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而只是運用一些靜止的和先驗的固定模式來研究，其結果只能是與實際社會的脫離(凡勃倫，1898)。
關於人類社會經濟系統的演進思想，凡勃倫認為他的思想直接源於達爾文，他不同意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觀點，他認為社會的進化既沒有方向又沒有目的，演進是建立在現代科學基礎之上的。老制度主義主要以凡勃倫、康芒斯、米契爾等人為代表，總的來說，老制度經濟學有兩條研究主線，一條是以凡勃倫傳統為主線的研究方法；另一條是以康芒斯傳統為主線的研究方法(當然也有人把米契爾的歷史資料統計歸納法單獨作為一條研究路線)。前一種研究方法可以表述為思想和行為的制度方式與技術方式的二分法或禮儀方式與工具方式二分法。該理論認為，技術對制度安排有積極的促進作用，而社會慣例和既得利益會阻礙社會制度的變遷。而康芒斯傳統則強調交易、產權和組織的作用，他認為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認為是正式和非正式衝突解決過程的結果，所以制度的變化受法律、產權和組織的影響(康芒斯，1934)。米契爾作為凡勃倫的學生，有人把他的研究併入凡勃倫的研究框架，其實是不恰當的。米契爾雖然和凡勃倫一樣強調技術在制度變遷中的決定作用，但他更重視理論的實效和經濟周期變動對制度變遷的影響；另外，他的研究方法也和凡勃倫不同，他是以統計和實證方法來研究制度變遷。其實，除了上述三條線索以外，自稱是老制度學派的人物還有很多，觀點也是多種多樣，但總的來說，他們的信仰大都相近，大都更加重視使用價值和強調技術創新在經濟系統演化中的作用。
由於老制度經濟學對主流經濟學的標準理論範式採取一種仇視態度，並且缺乏某種實證的研究綱領及方法，老制度經濟學在20世紀40年代以後逐漸衰落(斯蒂格勒，1983)。長期以來，主流經濟學對老制度經濟學是不屑一顧和冷嘲熱諷的，特別是在20世紀50年代更是宣佈老制度學派已經死亡(張宇燕，1993)。其實，從老制度經濟學發展的本身來N-，其確實存在許多問題需要解決，如各個流派的繁雜；缺乏一個統一的和規範的研究範式；只能用一些定性分析方法來闡述問題而無法用定量和規範的數學模型來揭示事物的內部規律等。這種情況到了20世紀40—50年代以後就更加突出，由於在這個時期，科技進步帶動了資本主義的大發展，而凱恩斯主義與主流經濟學的結合更加穩定了主流新古典綜合派在經濟學中的主流地位。在這種條件下，老制度經濟學所關註的經濟發展問題、貧富差距問題和民主問題以及階級矛盾在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都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科學技術進步而大大緩經濟學研究解，二是老制度經濟學由於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上的落後，其在主流經濟學的打壓下逐漸衰落也是合乎邏輯的。
在經過了一段時間的沉默之後，一些凡勃倫和康芒斯的追隨者在1958年成立T“沃德曼小組”。1965年“沃德曼小組”政名為“演進經濟學學會”，即著名的AFEE，並推選凡勃倫思想的繼承者艾爾斯當選為首任會長。1967年該學會有了自己的會刊《經濟問題雜誌》，特別是到了1971年當薩繆斯擔任該雜誌主編以後，該雜誌名氣逐漸增大，日益受到人們的重視。為了表彰在制度經濟學方面有突出貢獻的學者，該AFEE協會還在1970年專門設立了一項“凡勃倫一康芒斯獎”。我們熟知的後制度經濟學家(老制度經濟學家的繼承者)加爾佈雷斯、格魯齊和繆爾達爾都曾是該獎的獲得者。以加爾佈雷斯為代表的後制度學派，其主要思想還是以繼承凡勃倫的老制度經濟學思想為主，比較起來，他們更加強調技術在制度變遷中的決定作用；同時，他們也更加重視國家Nt節的積極作用(信奉凱恩斯主義)。加爾佈雷斯強調技術在社會經濟發展中具有特殊作用，認為在資本主義的生產中起決定作用的不是勞動、資本和資本家，而是機器、技術和掌握先進技術的知識分子。格魯奇使用“機能整體的方法”來描述制度演化和變遷的特征，也就是努力研究現實社會的各個方面，並把它們看成一個相互依賴的整體，通過這些部分之間相互聯繫、相互作用，來考察和分析制度的演化規律。他始終堅持技術決定論和國家干預論。繆爾達爾則主要運用經濟、社會“整體性因果”分析方法，對社會和制度現象進行綜合分析。他提出“社會過程理論”，該理論依據“迴圈累積因果關係”原理來分析和解釋社會的演化和變遷。
80年代以後，該學派思想還遠播歐洲，在歐洲成立了“歐洲演進經濟學會”(EAEPE)，會員人數不斷增加。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年輕的老制度主義學者很多都是從主流經濟學研究中轉過來的，他們都是在感到主流新古典經濟學的這種靜態和理想化的研究模式不可能揭示真實的社會發展的情況後而投奔過來的。很多老制度學家都是以演進為導向，他們始於研究新古典主義，進而開始分離，並轉向了制度主義的方向(薩繆斯，1995)。其實，目前後起的老制度經濟學家並不是像早期的老制度學家那樣提出要全面替代和超越新古典主流經濟學；同時，他們也認為新古典主義與老制度主義是可以互補的。其實，這也是大多數新一代老制度主義者所持有的觀點(薩繆斯，1995)。老制度主義歡迎並能接受新制度學派的主要觀點和成就，儘管他們並不贊同新古典主流學派的研究方法和框架。
隨著自然科學的進步和研究手段的更新，老制度主義者的研究方法也逐漸有向數學化、規範化、模擬化和實驗化方向發展的趨勢在繼承其傳統演化主義、結構主義和歷史分析方法的基礎上，其理論推理和研究方式也日趨嚴密，並繼承和借鑒了主流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的一些有用的分析亡具和理念。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他們把生物學、物理學和天文學等其他自然學科的一些研究方法引進到對社會經濟系統的分析當中，並取得一定效果。
老制度經濟學產生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美國資本主義社會,它的產生是對美國當時經濟生活的一種反映。當時的美國社會是當時世界上社會鴻溝最深的國家,一方面是聚斂大量財產的一小撮億萬富翁,另一方面是生活艱難和飽償失業威脅的勞苦大眾；一方面是伴隨著科技革命發展起來的現代產業和高樓大廈,另一方面是失業的大眾和破爛的貧民窟；一方面是公平、民主等華麗的詞句,另一方面是遭受種族歧視和壓迫、剝削的廣大下層群眾。當時,美國經濟危機頻發、工人罷工普遍、各種矛盾日益激化,美國的老制度主義思想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它本身具有一種叛逆的特點。老制度主義以反對主流經濟學的面貌出現,他們以主流經濟學的批判者自居。凡勃倫是老制度經濟學派形成的代表人物,凡勃倫的經濟學思想就是建立在對主流經濟學(新古典理論)批判的基礎上。1898年,凡勃倫在美國《經濟學季刊》發表了“為什麼經濟學不是一門演進科學”一文,系統闡述了他對主流經濟學的批評。他認為古典主流經濟學沒有提供一個動態和演化的框架來分析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而只是運用一些靜止的和先驗的固定模式來研究,其研究結果只能是與實際社會的脫離。
關於人類社會經濟系統的演進思想,凡勃倫認為他的思想直接源於達爾文,他不同意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觀點,他認為社會的進化既沒有方向又沒有目的,演進是建立在現代科學基礎之上的。老制度主義主要以凡勃倫、康芒斯、米歇爾等人為代表,總的來說,老制度經濟學有兩條研究主線:一條是以凡勃倫傳統為主線的研究方法；另一條是以康芒斯傳統為主線的研究方法(當然也有人把米歇爾的歷史資料統計歸納法單獨作為一條研究路線)。前一種研究方法可以表述為思想和行為的制度方式與技術方式的二分法或禮儀方式與工具方式的二分法。該理論認為,技術對制度安排有積極的促進作用,而社會慣例和既得利益會阻礙社會制度的變遷。而康芒斯傳統則強調交易、產權和組織的作用,他認為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認為是正式和非正式衝突解決過程的結果,所以制度的變化受法律、產權和組織的影響。米歇爾作為凡勃倫的學生,有人把他的研究併入凡勃倫的研究框架,其實是不恰當的。米歇爾雖然和凡勃倫一樣強調技術在制度變遷中的決定作用,但他更重視理論的實效和經濟周期變動對制度變遷的影響；另外,他的研究方法也和凡勃倫不同,他是以統計和實證方法來研究制度變遷。
老制度主義的價值觀主要體現在更加重視對使用價值的重視上,是一種對文化、環境非常關註,把自己和他人放在同一個框架下進行分析的整體價值觀。老制度主義認為一個社會的價值和效率不僅包括社會的和公共的,也包括私人和個體主義的標準。總的來看,老制度主義的價值觀是一種實用主義的價值觀,如凡勃倫的有用性概念、康芒斯和艾倫斯的合理性觀點。
凡勃倫的“兩分法”是老制度主義進行制度分析的基礎和中心,該兩分法也是老制度主義的價值理論和效益理論的核心,該方法從工具主義和禮法主義不同的角度去解釋人類的思想和行為。工具主義是指一種基於因果推理的信念行為；禮法主義是指基於權力、地位、迷信、民俗、傳統和慣例上的態度和行為。老制度主義認為二者在社會經濟系統的演化中相互聯繫、相互作用。受特定價值觀支配的人類活動同時包含了工具主義和禮法主義思想,它們同時決定了人們的思想和行為。老制度主義者認為人的思想和行為同時受上述兩個方面的影響,人們活動的目的是為瞭解決具體問題,而不必關心最終目標和端點。在老制度學家眼中,技術革新的實施過程也是在“符合工具性”和“符合禮法性”的矛盾過程中而逐漸展開的。
另外,老制度主義推崇價值相對主義,而不是價值絕對主義。價值相對主義與文化環境、現代化水平有相當的聯繫。價值相對主義觀認為價值是由文化所決定的,不可能有詳細規定正誤的一般標準,也不能作為評價經濟慣例或行為健康、正確、合理與否的標準。老制度主義認為,在經濟活動中沒有合理選擇純粹的自由放任政策和選擇性的政府干預政策的標準。老制度主義的價值理論認為人的價值觀是要受到人類的知識水平和現實條件的制約和約束。由上可知,老制度主義的價值觀其實是一個客觀的、工具的、和實用的概念。
在考慮人類社會福利的整體價值和對社會進步問題進行界定時,老制度主義非常重視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不是增長的問題。老制度主義對於界定什麼是“合理”的問題並不是十分關註,它們更加關註的是朝著更為“合理”的方向前進。另外,老制度主義特別強調民主作為“價值原則”,老制度主義的“價值領域”包括自由、平等、安全、豐裕和美德。老制度主義在解決問題時把互諒互讓、民主作為一種政治體制所具有的獨立的工具價值,社會進步的民主形式也是老制度主義所追求的“價值原則”的一部分。老制度主義還把獨立價值與政治體制結合起來,該體制要求政策須由願對其影響負責者來實施,並且一項新的政策在成為一國之法以前必須民主討論並取得一致意見。這裡麵包含了老制度主義價值觀中的相互依存原理和最小失誤原理。
資源配置問題是經濟學中的一個中心問題,資源配置效率是主流經濟學價值觀的重要組成部分。老制度經濟學家對待這一問題時表現出的價值觀是和主流經濟學不同的,他們認為社會的權力分配是一個比資源分配更為重要的問題,前者決定後者。老制度學家反對把市場作為經濟的引導機制的觀點,他們認為,稀缺資源在不同的可供選擇的用途中是由市場來配置的這種觀點是不正確的；他們認為,在任何社會中,資源配置的實際決定因素是那個社會有組織的結構,即是由制度來決定。充其量,市場僅能對現行制度產生影響而已。
總之,老制度主義用合理性、有用性、提高人類的生活水平、挖掘人類潛能等概念作為其價值標準,併在此基礎上去認識問題、提出建議,而不是把某一價值觀作為最後真理。他們還認為一切知識的接受都是暫時的、有條件的,在現實制度世界里——與永恆的、抽象的新古典世界相對良好的政策不能解決現有的實際問題相比,變化了的環境必須要有變化的政策來對應。
老制度經濟學的邏輯主線是對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係的分析,也就是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分析,或簡稱“制度分析”。要理解這條主線,有必要回顧一下老制度經濟學產生的時代背景。老制度主義形成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這一時期美國已完成了由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的轉變,壟斷組織完全統治了最重要的工業部門。壟斷資本家為了追求高額利潤,殘酷剝削工人,不斷排擠中小資本家,美國成了貧富極為懸殊的國家之一。
一方面,無論是在美國大城市裡,還是在廣大鄉村中,都存在著可怕的失業和貧困現象；另一方面,富翁們游手好閑,成為有閑階級,卻過著空前未有的奢侈生活。因而,資本主義社會固有的矛盾尖銳化,工人階級反壟斷資本的鬥爭日益激烈。同時,中小資產階級也因受壟斷組織的壓迫、排擠而不滿,要求改變這種狀況。註重製度分析和強調製度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批判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美國制度主義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出現的。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分析這條主線從此貫穿了老制度學派的始終。
與正統經濟學不同,老制度學派並不認為資本主義是一種天然合理、盡善盡美的制度,而承認它存在著缺陷,並對壟斷資本主義的弊端進行了揭露和批判。正如上面討論過的,凡勃倫從“有閑階級”存在的原因入手,認為制度的變遷及制度演進決定社會的發展,而社會的發展只有演進,而無突變。在他看來,經濟學的任務是研究制度進化的積累過程,資本主義的主要矛盾和弊端在於其進化積累的制度結構本身,即“機器利用”和“企業經營”。
歸根結底是社會心理習慣的不同造成的,而資本主義社會就是在這種矛盾中演進的。康芒斯受到凡勃倫的影響並有所突破,重視和強調法律制度對社會經濟制度的演變所起的決定性作用。他曾說,制度經濟學就是要以集體行動為研究的起點和對象,對現代資本主義做出新的解釋。而在他那裡,“集體行動”正是“制度”的表現形式。康芒斯還認為,制度是人類社會經濟演化的動力,現實的“經濟制度”只不過是心理現象的反映和體現,在現代社會中有效的協調方式主要有三種,即經濟的、法律的和倫理的調節,起決定作用的是法律關係；資本主義是法律制度所促成的經濟制度進化的結果,本質上是一種法律制度,其矛盾就要通過法律調節,以“集體行動控制個體行動”。在加爾佈雷斯看來,制度的演進和權力的轉移都與生產要素的更迭有關,而生產要素的更迭歸根結底是技術發展的必然結果。他把這種情況稱之為“技術的命令”。他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由於科學技術革命,產生了“專家組合”掌權的大公司,這就為“計劃經濟”、“全民福利國家”和“階級衝突的消除”建立了經濟基礎。
在他看來,經濟演進的整個過程和經濟生活的一切方面都是由技術的發展決定的。和凡勃倫相比,加爾佈雷斯更加緊密地結合資本主義實際問題,更加強調國家調節經濟,突出科學技術革命以改良和輓救資本主義。總之,老制度經濟學是圍繞著“制度分析”展開的,更多的是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批評,當然其中也包括對正統經濟學的批評。
以上可以看出,“制度分析”是方法意義上的主線,也是思想意義上的主線,而非理論內容上的主線。它是抽象的,是一種思想。在伴隨著老制度經濟學的發展的同時,它一直都沒有脫離凡勃倫的制度演化的思想,儘管這種思想在其中是若隱若現的。可以說,老制度經濟學或多或少是以凡勃倫的制度演化思想為指向的。
克萊因(1999)承認老制度經濟學家是一個分散、多元的群體,同時也肯定了這個群體的研究工作反映了幾個共同主題:
(1)關註集體行動,而非個人行動；
(2)偏好演化的分析方法,而非機械靜止的分析方法；
(3)強調經驗觀察,而非演繹推理。
事實上,克萊因所說的共同主題只是方法論意義上的,老制度經濟學家們的理論遠非如此,它們相互間既獨立,又有聯繫,綜合在一起,可以認為是老制度經濟學的總體理論構成。
就老制度經濟學的總體理論構成而言,除了凡勃倫、康芒斯和加爾佈雷斯以外,還應包括密契爾、伯利和米恩斯、繆爾達爾等代表人物的研究領域。凡勃倫著重於從社會心理和習俗角度去分析制度,把制度的發展看作思想習慣演進的結果,也有人稱他的理論為“社會心理學派”；康芒斯強調從法律角度研究制度演進,他的理論也被稱作“社會法律學派”；密契爾把制度研究與“商業迴圈”(經濟周期)的統計結合起來,論證統計檢驗是說明制度演進的主要依據,他的研究又被稱作制度的“經驗統計學派”；伯利和米恩斯則從社會和企業結構角度分析了資本主義經濟問題,把經濟制度微觀化為企業制度,具體化為權利結構；加爾佈雷斯繼承了凡勃倫的心理分析,更多地從制度方面或結構方面論證技術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作用,提出“技術發展必然性”理論和“國家干預論”；繆爾達爾註重製度的動態分析,提出了“迴圈積累因果聯繫”理論。總體而言,老制度經濟學的理論體系的主要組成部分包括:
(1)凡勃倫的制度演化理論和所謂的“技術決定論”；
(2)康芒斯的“法律調和論”；
(3)密契爾的“商業迴圈論”；
(4)加爾佈雷斯的“抗衡力量”理論、“技術發展必然性”理論和“國家干預論”；
(5)繆爾達爾的“迴圈積累因果聯繫”理論等。
可見,“(老)制度經濟學是一個保護傘,在其下聚集了很多有意義的並且富有創造性的思想。作為一種獨立的思潮,這個‘學派’主要由對於新古典經濟學尖銳批判的研究原則所構成”。它在理論內容方面具有以下特點:
(1)與新古典經濟學不同,老制度經濟學不認為資本主義是一種天然合理、盡善盡美的制度,承認它存在缺陷；
(2)以歷史的、心理的和法律的因素來解釋制度,把制度看作一種廣泛存在的社會習慣；
(3)以相對的和進化的觀點,動態地解釋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制度的演變；
(4)極力主張國家對經濟進行干預,強調政府在調節和管理經濟中的作用；
(5)在後續發展中,發展出各種制度分析方法,包括結構分析方法、歷史分析方法、社會文化分析方法等。
老制度主義在進行制度分析時並沒有一個統一的方法,它主要吸取德國新曆史學派的一些基本思想,並用行為主義、演化論和整體論來分析社會經濟系統的演化和發展。總的來看,老制度主義的分析方法可以概括如下:首先,老制度主義的分析方法是一種整體主義分析方法,它是以一種集體行為的模式來分析社會經濟系統的變化,它的觀點和新制度經濟學正好相反。它認為,如果不考慮由個體形成的總體,個體也不能得到很好的說明,它的理論依據是部分依賴於整體以及與其他部分的關係。它還堅持,在一個經濟體中,個體的行為可以歸納為現存制度的函數,這些現存制度就是一種環境,個人在這個環境中會逐步社會化。
其次,老制度主義的分析方法是一種結構主義分析方法,他們認為現在的社會經濟系統依賴於上一時期歷史的因素,技術的進步是推動該系統向前發展的動力,正是由於依托自然科學基礎的技術不斷發展,才導致社會經濟系統不斷向前發展。社會經濟系統的設計和完善衍生於既定的物質基礎和意識形態基礎。在老制度經濟學的結構分析中其實還包含著一種行為主義分析方法和邏輯思維,如凡勃倫認為制度變遷既沒有方向又沒有目的,變遷是建立在現代科學基礎之上的。
他認為制度變遷沒有“正常”與“非正常”之分,一切都是順理成章的事情,變遷沒有目的性,任何結果都是循著以往的原因次序展開的。
他還特別強調從發生學的角度去把握正在展開的過程,他提出了“累積性因果”的概念,人的行為是由他過去的經歷和所處的文化、宗教、環境和遺傳等多種因素決定的,這些因素具有累積性。人們當前的行為是由以往累積的經歷和所處的物質、文化環境所決定的,而當前的行為又會影響到他的下一步行為。
老制度主義的另一研究方法就是歸納法,米歇爾主要用統計學和數量分析方法來研究經濟的周期變化和制度演化,他認為不應先有理論概念,然後再用它來整理事實材料,而應當先對事實進行經驗統計分析,然後歸納出原理。他認為經濟發展的過程有累積性,經濟過程中每一個階段都產生著下一階段,人類社會經濟系統的演化正是在這種相互依賴的波浪中前進的。
老制度主義的演化分析方法也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種方法,凡勃倫的經濟學演化思想是建立在對主流經濟學(新古典理論)批判的基礎上的,在凡勃倫的社會經濟系統演化框架中,他認為該系統演化的動力是人口、知識和技能的改變(主要是技術),這些條件的變化,會引起人們對經濟和福利預期的變化,人們出於生計和改善自身秉賦的動機(主要是處於下層的人們),從而推動社會經濟系統的變遷。當然,凡勃倫的演進思想也是建立在累進因果思想的基礎之上的,他特別強調習慣在人類社會經濟系統演化中的作用,習慣一旦形成,就會表現出對變化的抗拒。
總之,老制度經濟學用整體主義、結構主義、演化主義和行為分析方法考慮問題和分析問題,並特別強調實證主義和調查研究的重要性。
但是,老制度經濟學由於學派多,又缺乏像新古典經濟學那樣規範的理論形式和模型建構,所以在形式上表現為較為鬆散,這一點一直受主流經濟學的譏笑和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