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決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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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決定論（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技術決定論是20世紀七十年代以前關於技術發展的理論中最具影響力的一個流派，它建立在這樣兩個原則基礎上：技術是自主的，技術變遷導致社會變遷，其理論可分為兩大類：強技術決定論和弱技術決定論。前者認為技術是決定社會發展惟一重要的因素,而後者則主張技術與社會之間是相互作用的。^[1]

　　技術決定論的典型代表是埃呂爾，溫納相對而言則是溫和的技術決定論者。按照技術決定論的觀點，“技術已經成為一種自主的技術”^[2]，技術包含了某些它本來意義上的後果，表現出某種特定的結構和要求，引起人和社會做特定的調整，這種調整是強加於我們的，而不管我們是否喜歡。技術循其自身的蹤跡走向特定的方向。“技術構成了一種新的文化體系，這種文化體系又構建了整個社會”^[3]。所以，技術規則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技術成為一種自律的力量，按照自己的邏輯前進，支配、決定社會、文化的發展。技術樂觀主義和技術悲觀主義是技術決定論的兩種思想表現，前者相信技術是解決一切人類問題並給人類帶來更大幸福的可靠保障，而後者則認為技術在本質上具有非人道的價值取向，現代技術給人類社會及其文化帶來滅頂之災。^[4]

　　社會建構論強調的是技術的社會屬性、技術價值的社會賦予，技術決定論強調的是技術的自然屬性、技術規則、技術價值的內在稟賦對於社會環境的影響、作用。技術決定論者承認技術的社會屬性存在，但是它過分強調了技術的自然屬性對於技術的社會屬性的決定性作用，沒有看到技術的社會屬性對於技術的自然屬性的制約、導引作用。如果說，技術的中立論割裂了技術的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二者間的聯繫，那麼，技術的決定論與社會建構論則是過分誇大了技術兩種屬性中的某一方面，沒有註意到它們二者之間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約的平衡關係。^[4]

　　美國學者懷特的一段話，可以看作是對技術決定論的恰當表述。他認為作為人類生存方式的文化是一個具有內部結構的大系統，這個系統由居於結構底層的技術系統、居於結構中層的社會系統和居於結構上層的觀念系統這三個亞系統構成，他寫道：“我們可以把文化系統分為三個層次……這些不同的層次表明瞭三者在文化過程中各自的作用：技術的系統是基本的和首要的；社會系統是技術的功能；而哲學則在表達技術力量的同時反映社會系統。因此，技術因素是整個文化系統的決定性因素。它決定社會系統的形式，而技術和社會則共同決定著哲學的內容與方向。當然，這並不是說社會系統對技術活動沒有制約作用，或者說社會和技術系統不受哲學的影響。事實恰恰相反。不過制約是一回事；而決定則完全是另一回事。”

　　技術系統是人類用於征服自然、滿足物質需求的手段，生產工具是這個系統的根本標誌。通過以上技術決定論的基本表述，我們可以得到一些重要的推論：1.觀念系統和社會系統的價值就在於推動和促進技術系統的發展，凡能夠推動和促進技術系統發展的就是好的觀念和社會，反之不然。2.判斷社會進步的根本標誌就是生產工具的發明和變革。3.美好等於生產，生產得越多、越快，人類的幸福就越多。技術決定論的基本表述和其推論共同構成了西方近現代發展原則的綱領。

　　批判技術決定論，並不是由於它缺乏客觀性，不能與社會現實相對應，事實上，技術決定論從本能的意義上恰當地描述了西方近現代文明的特征。並且，伴隨著近代以來西方的殖民活動，這種發展原則幾乎被所有國家都認可了。我們現在批判它是因為它過時了，而且是有害的，它不能適應人類所面臨的新問題。要解決新問題，就必須批判技術決定論。只有通過這種批判，才可以徹底地拋棄它，才可以真正地理解新的發展原則。

　　技術決定論作為一種觀念是逐步建構起來的，這種建構有背景、有過程、有結果，可以說批判的過程也是解構的過程。技術決定論建構的背景是近代以物理學為代表的新科學。新科學成為技術決定論的背景，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方面是因為它在知識上有巨大的優越性，更為主要的另一方面在於新科學有巨大的實用價值。在16世紀，出現了一門新學科，就是伽利略所說的“新科學”。它既具有數學那種推理的嚴謹性，它所關涉的又是實質存在的物體。這門學科的知識既以嚴格的推理為依據，亦得到感官觀察的保證，這種兩端都有所憑依的知識，有史以來還是第一次出現，這就是物理學。正因為新科學在知識上有這樣的優越性，所以它的出現深刻地改變了以往人類的理性認識，為人類的理性打開了新的視野，神學獨尊的時代開始被科學獨尊的時代取代，科學逐漸取代神學成為新的知識立法者，重新為理性定義。科學成為理性的唯一形態：唯有經過科學方法的洗禮，才有資格進入理性之域。

　　新科學同時有巨大的實用性。逐漸地，我們可以看到原來為了追求純粹的知識而進行的科學研究，開始走在實際應用和發明的前面，並且啟發了實際的應用和發明。發明出現之後，又為科學研究與工業發展開闢了新的領域。科學——技術的這種迴圈互動直接引發了近代以來的工業革命，肇始了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態。生產力的發展由於科學技術的參與呈現出加速增長的趨勢。人們意識到科學技術將成為一種最重要的歷史力量。

　　總之，由於以上兩方面的原因，從學術界到一般民眾都有意無意地抱有一種常識性的見解，認為以物理學為代表的新科學所揭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就是一種終極的實在，無論是在實驗室還是在實際生活中，人們都以此為不證自明的前提來考慮問題，很少有人對這個前提本身表示懷疑。

　　這裡明確地指出近代物理學奠定的這個思想背景，那就是近代的機械自然觀，它可以概括為四個方面：“一，人與自然相分離，人是自然界的旁觀者；二，自然界是按照數學原理設計的；三，物理世界的還原論說明；四，自然界與機器的類比。”

　　在此思想背景下，技術決定論的產生非常自然，人與自然的分離使人們以為文化是一個無需任何能動的、發展著的自然的佐助而可以自行發展的系統，科技作為其中最具活力和革命性的部分能夠自我決定、自我發展，能夠自動創造出一個美好的屬人世界。這一點無疑是受了機械決定論的影響。

　　技術決定論建構的過程可以分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近現代文化對自然的除魅過程，一方面是西方近現代文化對其他文化的除魅過程。科學誕生之前，人類的技術水平十分低下，對大自然產生的影響是微小的。相反，人受到自然的束縛，對自然敬畏有加。馬克思曾寫到，初民“像牲畜一樣”被自然界的“無限威力和不可制服的力量所嚇倒”。科學的誕生大大促進了生產力的提高，在人們的觀念中，關於自然的神話逐漸消失了，隨著自然力的實際被征服，世界完成了人們所說的“祛除巫魅”的過程。科學技術的力量使人類在自然界面前終於得以昂起征服者高貴的頭顱，難怪人們會對技術的力量贊嘆有加了。

　　同時，由於科技力量的推動和提供了條件，資本同時渴望尋找更多的原料和市場，西方殖民活動開始了。配合這種活動，出現了技術決定論的文化觀念，認為科技不發達的國家和地區，文化必然落後，歐洲人負有“幫助”落後民族，使之納入“世界歷史”體系的責任。黑格爾曾在讀過1797年出版的《英使謁見乾隆紀實》後說：“中華帝國是一個神權專制政治的帝國……個人從道德上來說沒有自己的個性。中國的歷史從本質上來看仍是非歷史的：它翻來覆去只是一座雄偉的廢墟而已……任何進步在那裡都無法實現。”在他看來中國還處在世界歷史之外，“只是預期著、等待著若幹因素的結合，然後才能夠得到活潑生動的進步”。終於，歷史提供了這種“若幹因素的結合”——1840年英國發動鴉片戰爭，用暴力這種最強有力的語言同中國對話，迫使“天朝”屈服於西方的語言，中國終被納入“世界歷史”之中。技術決定論成為“強權即真理”的內在邏輯。

　　與以上技術決定論建構過程的兩個方面相對照，使這種建構最後產生了兩種結果：一，自然遭到極大破壞；二，全球社會陷入自殺性競爭。這也就是進入20世紀後期的人們所面臨的生存危機。

　　在這種自然觀的支配下，隨著生產力呈現加速增長趨勢，人類對自然資源的開發與破壞也呈現加速增長，基本的事實是：在地球上已經存在了上千萬年甚至上億年的非再生資源，僅僅在過去二百年間就用盡或毀掉了至少一半；由於工業廢物的傾入，河流遭受嚴重污染，使世界大多數地區自來水已不宜飲用，聯合國發出警告：水將成為21世紀世界最關註的問題。按照一些環境主義學者的觀點，若把無償占有的自然資源和以後開發消費造成的環境破壞同時計入成本，以當代的可比價計算，整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其實是個虧損型體系，人類賴以生存的公共資源面臨枯竭的危機。

　　在技術決定論的文化觀支配下，世界近五百年以來的歷史就是一個野蠻的非正義的擴張史，是在歐洲誕生、發展的殖民——資本——帝國主義文化以極為破壞性的方式摧毀世界其他文明的歷史。這是一個較野蠻戰勝較文明、較極端戰勝較寬容文化的歷史進程，弱勢文化在這個過程中被摧毀和扭曲，也漸次演變成為不寬容的文化。是的，沒有哪個國家和民族甘受“現代化”之辱——所謂“落後就要挨打”，而不同樣拿起“現代化”為武器來反抗壓迫和掠奪，重塑文化自尊的。

　　但是，現代化的經濟範式意味著什麼呢？答案是：發達國家（包括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的人口不到世界人口的20%，卻占有和消費著全球80%的資源。僅美國一國，就以不到5%的人口消費著世界上1/3的資源。也就是說，要在全世界實現“美國夢”，這個地球的資源只能維持八億人的消費。這一赤裸裸的生存現狀是不需要什麼大道理就能說清楚的。由於競爭的需要，許多政府通常都不願意執行那些削弱民族工業的競爭能力和生產能力的政策，而不管要付出什麼樣的代價。許多政府寧願容忍由化肥、有毒廢棄物的堆積和放射泄漏引起的嚴重環境退化，卻不願通過生態法令來限制經濟財富的創造。軍備和戰爭本來是人類自相殘殺的行為，全世界每年直接和間接投入的資金竟達到一萬億美元，而全世界每年用於環境保護的資金不到此數的百分之一，可見本末倒置到何等程度。

　　技術決定論就是這樣以近代物理學提供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為背景，伴隨對自然和文化的除魅過程建構起來的。它的錯誤就在於由這種決定論必然推出價值一元論和文化一元論。價值一元論的根本追求和迷人之處在於，它並不宣稱只要一種價值和不要其他價值，相反，它宣稱要一切價值而且許諾總有一天所有價值都可以實現。科學登上歷史舞臺後，樂觀的技術決定論者對技術系統的價值推崇倍至，認為只要實現了技術系統不斷發展的需要，其他價值也都遲早會實現。不是像有些論者認為的那樣，技術決定論者是見物不見人，相反，他們認為物就是人，實現了物的目的，人的目的就也會自然地實現。在此過程中，雖然會付出一些代價，但最終一切都會如願以償，技術系統的自身發展邏輯與人的價值在虛幻的未來得到了完美的結合——這就是技術決定論者所設計的發展前景。然而，事實證明，這種前景只是一種資本主義的烏托邦，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是以能夠最好地適應、激發、強化、促進技術系統的發展為榮的，但生產率的極大提高和物質的極大豐富並未帶來人類的解放，反而製造了生存的危機。技術決定論下的文化是一個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殘暴的巨無霸，逞著動物似的本能橫行肆虐，再精緻不過的社會組織形式和觀念系統也不過是服務於技術系統的自身發展邏輯而已，整體來看，這種文化是弱智的、非理性的。

　　文化一元論認為文化與文化之間的差異都是歷史發展階段的差異，人類文明的多元性和多樣性被以“歷史的統一性”為名納入了技術決定論的觀念體系，全球的經濟競爭直接導致了人與自然關係的惡化和民族國家之間的對抗。任由這種趨勢發展下去，文明的衝突將不可避免，而這種衝突毀滅的將是包括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內的整個地球。

　　需要指出的是，我們一再強調科技在近代世界歷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目的並不是批評科學或者是科學家和技術工作者們。科技是中立的，是人類的工具，而且憑藉科技來生存是人類的天命。問題在於人們對科技的認識和應用。人類不會也不應該回到動物式的本能生存。實際上，反觀懷特所談意義上的文化系統，也就是人類獨特的生存方式，我們發現人類離動物並不遙遠。人類社會還在通行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而且，由於人類擁有比動物強大得多的生存手段——動物依靠它們的肉體器官，而人類依靠技術系統。人類對於物質的貪婪無度，以及自相殘殺的規模與程度，較動物是大有過之而無不及的。通過分析可以看到，在這個文化系統中，迄今為止，技術系統的力量是過於強大了，也就是說，人類還沒有超出本能意義上的生存取向。人類之為人類的特質，人類的理性，包含著善與美的理性，而非純工具的理性，還遠遠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