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貼現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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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貼現率（Social Discount Rate）

　　貼現率原是用未到期的票據向銀行融通資金時，銀行扣取自貼現日至到期日之間的利息率。經濟學家將貼現率用來衡量未來收入和支出折算成現值的一個橋梁。貼現率越高，則同樣一元錢發生在將來的收入或支出折算成今天的貨幣價值就越小；在經濟學中貼現率是一個中性概念，它的高低是市場上對貨幣的供需形勢及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決定的，並無所謂好壞。

　　社會學家將適用於經濟活動的貼現率的概念推廣到一般社會活動，得出社會貼現率的概念，它表明人們對將來發生的各種事情有多重視。一個高的社會貼現率，意味著人們對未來的責任感減弱，說明人們只追求眼前利益。變得鼠目寸光。商業上的毀約，政治上的失信，對設備保養掉以輕心，對環境破壞無動於衷，對下一代人不負責任，甚至今朝有酒今朝醉，都是社會貼現率高所表現的心態。所以社會貼現率上升是一個危險的信號，它導致社會的不穩定，人與人的聯繫減弱，機會主義的泛濫。

　　社會貼現率受以下因素的影響：首先它依賴於經濟貼現率；其次，社會的安定，特別是政治安定對社會貼現率有重大影響；人的平均剩餘壽命、社會的犯罪率、交通事故率、職業保障程度，也會對社會貼現率產生影響。

　　在西方經濟學中，公共投資項目評估一般採用成本一效益分析方法，該方法經常用於計算某一公共支出的社會凈收益，它通過比較各種措施所產生的成本和收益，選擇凈收益最大的項目，使資源在私人部門和公共部門之間以及公共部門內部得以有效配置。在利用費用效益分析進行環境經濟評價時，由於採用的評價標準不同，因而存在不同的具體方法。其中，通常採用的方法為經濟凈現值(ENPV)，內部利潤率(EIRR)，效益費用比（BCR）三種評價準則(或指標)。在分析過程中，社會貼現率的確定是一個關鍵的環節，因為只有準確地確定社會貼現率，才能對一個項目的取捨做出正確的判斷。

　　社會貼現率是指能夠恰當地把整個社會未來的成本和收益折算為真實社會現值的貼現率，其確定受諸多因素的影響，要得到完全準確的數據是相當困難的。對於一個投資項目，如果採用過低的貼現率，社會無效工程也會上馬，造成社會資源的浪費，影響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如果採用過高的貼現率，有效工程會因無法通過可行性分析而被捨棄。而且，過高的貼現率還會使人們低估未來的長遠利益，刺激人們更早地耗盡自然資源，並把成本負擔推到未來幾代人的身上。所以，只有選擇恰當的社會貼現率，才能做出正確的投資決策，才能使經濟資源在私人部門和公共部門之間及其內部合理地配置。

　　傳統的費用—效益分析在現有市場的貼現率基礎上進行，該貼現率被用於所有工程，而不計工程的種類和工程帶來的效益和損失分配。與某項工程有關的對環境長久性的嚴重的破壞作為不重要的數字被顯示在工程的平衡表上。由於許多環境資源不是可供銷售的財富，它們沒有相應的市場價格，因此這種評估方法常不能正確估價項目中的環境資源價值。從另一個角度講，項目評估的目標是投資人獲得最大的總體凈效用，而不管由此導致的社會收益與損失，在這種情況下，所謂的公平的意義無從談起。貼現率問題的爭論，使得傳統的投資項目的經濟分析顯得“狹隘”了。尤其是環境保護論者，他們批評傳統經濟學將成本效益分析狹義地運用於諸如劇毒和永久性核廢料的生產和儲藏、人為的氣候變化和生物多樣性喪失等與可持續性有關的資源環境問題上，人們對這些評估方法的運用對長遠未來可能造成的後果表示擔憂。有關代際公正和代際補償等難題的出現，使得政策制定及其相關的分析變得複雜起來。

　　社會貼現率與自然資源可持續利用有著密切的關係，貼現率相對水平的高低會影響到各種自然資源的利用強度。對於某種可再生資源來說，它有一個最大可持續產品供給量(或利用強度)，一旦超過這個產品供給量(或利用強度)，資源生產量就會低於資源消耗量，資源質量也會發生退化。在其他形式資本利用貼現率不變的條件下，一種可再生資源總存在一個最大可持續利用貼現率，如果人們利用這種資源的貼現率超過此值，他們對這種資源利用的強度也將超過資源最大可持續利用強度。現實中各種貼現率是在不完備市場條件下形成的，主要是對現時經濟狀況的反應，而非完全是對自然資源持續利用的價值體現。由於人們經濟活動的獲利時域是有限的，甚至是相當短暫的，人們對自然資源潛在價值及其利益分享預期有很大不確定性以及社會財富分配嚴重不均，會導致現實貼現率高於最大可持續利用貼現率。人們對某些自然資源利用貼現率確定得過高，可能會做出“讓資源最先滅絕”的決策。達斯古帕塔(P．Dasgupta，1990)的推導證明，對於耗竭性資源，貼現率愈高，資源的耗竭速度在早期階段就愈快。綜上所述，制定合適的社會貼現率，對於制定可持續發展政策，保護自然資源和環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目前，國內外比較流行的確定社會貼現率的方法有如下幾種：

　　1．資本的社會機會成本法：資本的社會機會成本是以其用於其它次優用途的收益來衡量的，即以資金不用於政府的公共投 資，而投入到其它領域所能創造的價值來衡量。如果公共部門投資的資金是來源於私人部門的投資的減少，那麼私人投資的稅前投資回報率反映了公共項目的機會成本，因為稅收只是使財富從私人部門轉移到政府部門，從整個社會的角度來看並未損失，所以只有稅前收益率才能反映這筆資金為社會所創造的價值。如果資金是來源於私人部門消費的減少，則以私人儲蓄的稅後收益率來衡量。如果是來源於兩者，則根據兩種資金來源的比例再作決定。

　　通過計算資本的機會成本來確定社會貼現率這種方法在實際應用中比較可行，不過這種方法也存在不少準點，比如：一是公共投資所需資金來源於私人消費和私人投資的比例不好確定；二是不同的稅種由於稅率不同，對消費和投資產生了不同的影響；三是一個公共投資項目究竟是由哪一種或哪幾種稅來提供資金並不清楚。所以，只有解決這些問題，才能比較準確地確定社會貼現率。

　　2．時間偏好率法：Gretchen B.Chapman(2001)通過3個試驗證明用於評估未來幾代產出的貼現率僅同時間有關，而同其他因素無關。也就是說，長期項目的社會貼現率受到人們時間偏好的影響。這證明時間偏好對於評估環境項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K.J.Arrow， W.R.Cline，K.G.Maler，M.Munsinghe andJ.E.Stiglitz(1995)通過研究，提出社會貼現率指數是經濟學家比較不同時間點經濟結果的重要工具，並指出社會貼現率呈指數形式。

　　基於上述理論，Martin L．weitzman(2001)提出了建立在“gamma折現”概念基礎上的解決社會貼現率問題的方法框架，從這個框架出發，我們所熟悉的指數貼現曲線可以看作是gamma貼現的一個特例，正如一個指數概率分佈可以看作是總體gamma概率分佈的一個特例。作者提出，儘管每一個人認為社會貼現率為一個常數，但很多人意願綜合在一起的社會貼現率卻是隨時間下降的。他以“WNO”(“World Nations Oficial”or“Wise Neutral Observer”)的身份把專家分成兩組，第一組專家確定各個時期由於該項目導致的相關收入變化的總現值，以“期望消費等式”凈實際美元的形式賦值給各個時期。第一組包括m個專家負責評估全球變暖。專家i用模型i預測得出在時間t的消費等式凈現值為Zi(t)，以WNO的觀點來看，專家組1中的每個專家都具有相同的可信度；第二組專家被任命提出適當的時間權重A(t)，用來加總不同時間的凈現值Z(t)為一個單一的present—discountingexpected consumption—equivalent net benefits。第二組包括n個專家。j專家用j模型得出時間評估權重A (t)。正如WNO所理解的，社會貼現權重僅代表一種觀點，社會貼現率與其說是專家學者的觀測值，不如說是他們所相信的主觀判斷。因此，需採用更加精確的模型來決定A(t)。

　　以凈現值的貼現為指數曲線形式為前提，Martin L.Weitzman提出兩個假設。假設1：每個人的時間評估權重符合指數形式；假設2：指數變數{Xj)的分佈密度函數f(x)符合gamma分佈。然後經一系列計算可以得出A(t)及有效的貼現率表達形式。

　　“gamma”貼現的方法將人們對時間偏好的不確定性引入到社會貼現率的計算中，無疑提高了折現率計算的可信度，並最終給出了一個簡單易行的計算公式，使社會貼現率的確定准確直觀。然而，作者採用gamma方法導出社會貼現率公式的前提“折現以指數曲線形式下降”，以及兩個假設“人們的時間偏好呈指數分佈”，“指數分佈中的變數呈gamma分佈”仍需檢驗。很多經濟學家對此提出了不同的見解。Henderson，Norman和Langford，Ian(1998)通過行為學、經濟學、公眾選擇以及對現實收集到的大量累積數據進行相應的研究，以實證的方法論證得出了“雙曲折現”的結論。他們指出社會長期項目的經濟貼現率在本質上應該為雙曲線形狀，而不是指數形狀，行為學研究及經驗經濟學的研究都支持雙曲折現的假設；而且進一步指出即使行為學，經濟學，公眾選擇方面的證據還不能完全肯定得出雙曲折現的結果，對收集到的大量數據的研究進一步表明，很多人的以指數形式表述的時間偏好，疊加到一起，最終成雙曲線形式。他們還進一步提出，雙曲線貼現方法除了能比指數貼現方法更準確地反映公眾意願外，而且還能更加合理地解決長期項目的貼現問題，因此，其對費用一效益分析方法具有更加重要的實際意義。Angelina Lazaro，RamortBarberan和Encanmcion Rubio(2002)通過對時間偏好TP的四個影響因素：時間、多態選擇性、延遲／加速不對稱性、作用領域的研究，也論證了雙曲線形式更能完善的表達社會貼現率。David Laibson(1998)研究結果也支持社會貼現率為雙曲線形式的論點。

　　3．基於歷史數據推算未來項目的社會貼現率：①加權平均的方法。該方法是以資本的社會機會成本方法為指導，設法算出私人消費與投資的比例及稅收的影響，再通過加權平均算出社會貼現率。②以GNP增長率代替遠期未來項目的社會貼現率。AriRab提出將社會貼現率分成兩個部分，一部分是時間偏好，另一部分是實際的經濟增長率。並指出，“傳統的社會貼現率確定方法犯了一個將貼現率中的時間偏好因素當成代表財富增加的錯誤，然而，事實上，時間偏好因素僅同再分配有關。再分配的時間範圍受到市場行為有效期間的限制，特別是貸款”。因此，提出了兩步確定貼現的方法，短期項目(大約30年)用傳統的社會貼現率，其中包涵時間偏好；長期項目採用GNP經濟增長率，不再包涵時間偏好。Ari Rabl還指出，在實際應用中，成本、效益的增長率同貼現率同樣重要，實際上是這兩個增長率的差值對貼現起作用。對很多環境成本來說，在以後幾代，這兩個增長率的數值很接近，這意味著在預測增長率時，一些不確定因素就可以去除，人們就可以以有效增長率近似為零來處理問題。上面這些方法是否適用於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還有待進一步研究。而且在新經濟條件下，新技術的不斷涌現對社會貼現率有怎樣的影響，特別是對發展中國家社會貼現率的確定的影響還有待我們進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