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贴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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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贴现率（Social Discount Rate）

　　贴现率原是用未到期的票据向银行融通资金时，银行扣取自贴现日至到期日之间的利息率。经济学家将贴现率用来衡量未来收入和支出折算成现值的一个桥梁。贴现率越高，则同样一元钱发生在将来的收入或支出折算成今天的货币价值就越小；在经济学中贴现率是一个中性概念，它的高低是市场上对货币的供需形势及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决定的，并无所谓好坏。

　　社会学家将适用于经济活动的贴现率的概念推广到一般社会活动，得出社会贴现率的概念，它表明人们对将来发生的各种事情有多重视。一个高的社会贴现率，意味着人们对未来的责任感减弱，说明人们只追求眼前利益。变得鼠目寸光。商业上的毁约，政治上的失信，对设备保养掉以轻心，对环境破坏无动于衷，对下一代人不负责任，甚至今朝有酒今朝醉，都是社会贴现率高所表现的心态。所以社会贴现率上升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它导致社会的不稳定，人与人的联系减弱，机会主义的泛滥。

　　社会贴现率受以下因素的影响：首先它依赖于经济贴现率；其次，社会的安定，特别是政治安定对社会贴现率有重大影响；人的平均剩余寿命、社会的犯罪率、交通事故率、职业保障程度，也会对社会贴现率产生影响。

　　在西方经济学中，公共投资项目评估一般采用成本一效益分析方法，该方法经常用于计算某一公共支出的社会净收益，它通过比较各种措施所产生的成本和收益，选择净收益最大的项目，使资源在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之间以及公共部门内部得以有效配置。在利用费用效益分析进行环境经济评价时，由于采用的评价标准不同，因而存在不同的具体方法。其中，通常采用的方法为经济净现值(ENPV)，内部利润率(EIRR)，效益费用比（BCR）三种评价准则(或指标)。在分析过程中，社会贴现率的确定是一个关键的环节，因为只有准确地确定社会贴现率，才能对一个项目的取舍做出正确的判断。

　　社会贴现率是指能够恰当地把整个社会未来的成本和收益折算为真实社会现值的贴现率，其确定受诸多因素的影响，要得到完全准确的数据是相当困难的。对于一个投资项目，如果采用过低的贴现率，社会无效工程也会上马，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影响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如果采用过高的贴现率，有效工程会因无法通过可行性分析而被舍弃。而且，过高的贴现率还会使人们低估未来的长远利益，刺激人们更早地耗尽自然资源，并把成本负担推到未来几代人的身上。所以，只有选择恰当的社会贴现率，才能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才能使经济资源在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之间及其内部合理地配置。

　　传统的费用—效益分析在现有市场的贴现率基础上进行，该贴现率被用于所有工程，而不计工程的种类和工程带来的效益和损失分配。与某项工程有关的对环境长久性的严重的破坏作为不重要的数字被显示在工程的平衡表上。由于许多环境资源不是可供销售的财富，它们没有相应的市场价格，因此这种评估方法常不能正确估价项目中的环境资源价值。从另一个角度讲，项目评估的目标是投资人获得最大的总体净效用，而不管由此导致的社会收益与损失，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公平的意义无从谈起。贴现率问题的争论，使得传统的投资项目的经济分析显得“狭隘”了。尤其是环境保护论者，他们批评传统经济学将成本效益分析狭义地运用于诸如剧毒和永久性核废料的生产和储藏、人为的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等与可持续性有关的资源环境问题上，人们对这些评估方法的运用对长远未来可能造成的后果表示担忧。有关代际公正和代际补偿等难题的出现，使得政策制定及其相关的分析变得复杂起来。

　　社会贴现率与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有着密切的关系，贴现率相对水平的高低会影响到各种自然资源的利用强度。对于某种可再生资源来说，它有一个最大可持续产品供给量(或利用强度)，一旦超过这个产品供给量(或利用强度)，资源生产量就会低于资源消耗量，资源质量也会发生退化。在其他形式资本利用贴现率不变的条件下，一种可再生资源总存在一个最大可持续利用贴现率，如果人们利用这种资源的贴现率超过此值，他们对这种资源利用的强度也将超过资源最大可持续利用强度。现实中各种贴现率是在不完备市场条件下形成的，主要是对现时经济状况的反应，而非完全是对自然资源持续利用的价值体现。由于人们经济活动的获利时域是有限的，甚至是相当短暂的，人们对自然资源潜在价值及其利益分享预期有很大不确定性以及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均，会导致现实贴现率高于最大可持续利用贴现率。人们对某些自然资源利用贴现率确定得过高，可能会做出“让资源最先灭绝”的决策。达斯古帕塔(P．Dasgupta，1990)的推导证明，对于耗竭性资源，贴现率愈高，资源的耗竭速度在早期阶段就愈快。综上所述，制定合适的社会贴现率，对于制定可持续发展政策，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目前，国内外比较流行的确定社会贴现率的方法有如下几种：

　　1．资本的社会机会成本法：资本的社会机会成本是以其用于其它次优用途的收益来衡量的，即以资金不用于政府的公共投 资，而投入到其它领域所能创造的价值来衡量。如果公共部门投资的资金是来源于私人部门的投资的减少，那么私人投资的税前投资回报率反映了公共项目的机会成本，因为税收只是使财富从私人部门转移到政府部门，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并未损失，所以只有税前收益率才能反映这笔资金为社会所创造的价值。如果资金是来源于私人部门消费的减少，则以私人储蓄的税后收益率来衡量。如果是来源于两者，则根据两种资金来源的比例再作决定。

　　通过计算资本的机会成本来确定社会贴现率这种方法在实际应用中比较可行，不过这种方法也存在不少准点，比如：一是公共投资所需资金来源于私人消费和私人投资的比例不好确定；二是不同的税种由于税率不同，对消费和投资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三是一个公共投资项目究竟是由哪一种或哪几种税来提供资金并不清楚。所以，只有解决这些问题，才能比较准确地确定社会贴现率。

　　2．时间偏好率法：Gretchen B.Chapman(2001)通过3个试验证明用于评估未来几代产出的贴现率仅同时间有关，而同其他因素无关。也就是说，长期项目的社会贴现率受到人们时间偏好的影响。这证明时间偏好对于评估环境项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K.J.Arrow， W.R.Cline，K.G.Maler，M.Munsinghe andJ.E.Stiglitz(1995)通过研究，提出社会贴现率指数是经济学家比较不同时间点经济结果的重要工具，并指出社会贴现率呈指数形式。

　　基于上述理论，Martin L．weitzman(2001)提出了建立在“gamma折现”概念基础上的解决社会贴现率问题的方法框架，从这个框架出发，我们所熟悉的指数贴现曲线可以看作是gamma贴现的一个特例，正如一个指数概率分布可以看作是总体gamma概率分布的一个特例。作者提出，尽管每一个人认为社会贴现率为一个常数，但很多人意愿综合在一起的社会贴现率却是随时间下降的。他以“WNO”(“World Nations Oficial”or“Wise Neutral Observer”)的身份把专家分成两组，第一组专家确定各个时期由于该项目导致的相关收入变化的总现值，以“期望消费等式”净实际美元的形式赋值给各个时期。第一组包括m个专家负责评估全球变暖。专家i用模型i预测得出在时间t的消费等式净现值为Zi(t)，以WNO的观点来看，专家组1中的每个专家都具有相同的可信度；第二组专家被任命提出适当的时间权重A(t)，用来加总不同时间的净现值Z(t)为一个单一的present—discountingexpected consumption—equivalent net benefits。第二组包括n个专家。j专家用j模型得出时间评估权重A (t)。正如WNO所理解的，社会贴现权重仅代表一种观点，社会贴现率与其说是专家学者的观测值，不如说是他们所相信的主观判断。因此，需采用更加精确的模型来决定A(t)。

　　以净现值的贴现为指数曲线形式为前提，Martin L.Weitzman提出两个假设。假设1：每个人的时间评估权重符合指数形式；假设2：指数变量{Xj)的分布密度函数f(x)符合gamma分布。然后经一系列计算可以得出A(t)及有效的贴现率表达形式。

　　“gamma”贴现的方法将人们对时间偏好的不确定性引入到社会贴现率的计算中，无疑提高了折现率计算的可信度，并最终给出了一个简单易行的计算公式，使社会贴现率的确定准确直观。然而，作者采用gamma方法导出社会贴现率公式的前提“折现以指数曲线形式下降”，以及两个假设“人们的时间偏好呈指数分布”，“指数分布中的变量呈gamma分布”仍需检验。很多经济学家对此提出了不同的见解。Henderson，Norman和Langford，Ian(1998)通过行为学、经济学、公众选择以及对现实收集到的大量累积数据进行相应的研究，以实证的方法论证得出了“双曲折现”的结论。他们指出社会长期项目的经济贴现率在本质上应该为双曲线形状，而不是指数形状，行为学研究及经验经济学的研究都支持双曲折现的假设；而且进一步指出即使行为学，经济学，公众选择方面的证据还不能完全肯定得出双曲折现的结果，对收集到的大量数据的研究进一步表明，很多人的以指数形式表述的时间偏好，叠加到一起，最终成双曲线形式。他们还进一步提出，双曲线贴现方法除了能比指数贴现方法更准确地反映公众意愿外，而且还能更加合理地解决长期项目的贴现问题，因此，其对费用一效益分析方法具有更加重要的实际意义。Angelina Lazaro，RamortBarberan和Encanmcion Rubio(2002)通过对时间偏好TP的四个影响因素：时间、多态选择性、延迟／加速不对称性、作用领域的研究，也论证了双曲线形式更能完善的表达社会贴现率。David Laibson(1998)研究结果也支持社会贴现率为双曲线形式的论点。

　　3．基于历史数据推算未来项目的社会贴现率：①加权平均的方法。该方法是以资本的社会机会成本方法为指导，设法算出私人消费与投资的比例及税收的影响，再通过加权平均算出社会贴现率。②以GNP增长率代替远期未来项目的社会贴现率。AriRab提出将社会贴现率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时间偏好，另一部分是实际的经济增长率。并指出，“传统的社会贴现率确定方法犯了一个将贴现率中的时间偏好因素当成代表财富增加的错误，然而，事实上，时间偏好因素仅同再分配有关。再分配的时间范围受到市场行为有效期间的限制，特别是贷款”。因此，提出了两步确定贴现的方法，短期项目(大约30年)用传统的社会贴现率，其中包涵时间偏好；长期项目采用GNP经济增长率，不再包涵时间偏好。Ari Rabl还指出，在实际应用中，成本、效益的增长率同贴现率同样重要，实际上是这两个增长率的差值对贴现起作用。对很多环境成本来说，在以后几代，这两个增长率的数值很接近，这意味着在预测增长率时，一些不确定因素就可以去除，人们就可以以有效增长率近似为零来处理问题。上面这些方法是否适用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而且在新经济条件下，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对社会贴现率有怎样的影响，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社会贴现率的确定的影响还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