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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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偏好（Time Preference）

　　时间偏好是指对于相同的消费束，行为主体总是偏好现在甚于将来，时间偏好率就等于现在消费与将来消费的边际替代率。其理论核心内容是人们存在时间偏好的原因及时间偏好率随时间变化的特征。作为跨期决策最重要的变量之一，时间偏好广泛涉及消费、储蓄、投资、增长等领域。

　　通俗地说，“时间偏好”是指“现在就要、还是以后再要”。“时间偏好”是一个实证性很强的中性化概念，在经济学奥地利学派中，从卡尔·门格尔、欧根·庞-巴维克、路德维希·米塞斯，到穆瑞·罗斯巴德和法兰克·菲特，这些经济学家都用“时间偏好”来强调各种原因驱动下个人行为的时间体现，包括用它来解释“利息”和“贴现”，汉斯-赫尔曼·霍普更是突出地用它来分析不同制度下的个人行为。

　　一个人会储蓄多少是由他的时间偏好决定的，时间偏好是指他偏好现在的满足胜于未来的同一满足的程度。时间偏好同样是一个主观因素。时间偏好因人而异，而且，对于同一个人，也会因时而异。一个人30岁时的时间偏好可能会低于他80岁时的时间偏好。30岁时为了省钱为新家庭购置住宅，他可能非常愿意推迟到阿尔卑斯山旅游，然而到了80岁时，他很可能会想，“嗨，我最好现在就到那里。”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存在某种随着人们年纪增长决定他们时间偏好的函数。时间偏好朝相反的方向发展同样是可能的：30岁时，一个人可能想的是“活在当下”，而到了80岁，他全身心致力于为后代攒钱^[1]。

　　说一种时间偏好程度优于另一种是没有经济意义的。因此，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不存在“正确的”储蓄水平。有的人也许想“活在当下”，有的人则为设立一个永久捐助基金而储蓄。经济学不能说其中一人错了，另一人是正确的。

　　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费雪给出了关于时间偏好原理在收入与利率上的精准解释。

　　费雪的时间偏好理论：利息产生于当今物品与将来物品交换的贴水，它是由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共同决定的。时间偏好就是人们对现在的满意程度与对将来的满意程度的比值。时间偏好原理在收入与利率上的意义就是人们喜欢将当下的收入用于花销还是更喜欢把它用于投资以换取未来更大的收入。

　　主观因素就是社会公众对当今物品的时间偏好。当今物品与未来物品的交换是通过货币市场的交易和证券市场的买卖来实现的。在这一过程中，公众的时间偏好影响着利率的高低。客观因素是指可能的投资机会。在选择投资机会时企业家首先要考虑利率。在货币市场和证券市场上，公众的时间偏好决定资本的供给，而企业家对投资机会的选择则决定了资本的需求，即利率决定于社会公众的时间偏好和企业家对投资机会选择的一致。

　　以对行为主体的描述与假设为轴线，时间偏好理论分析框架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古典时间偏好理论，形成于19世纪。此阶段学者们从情绪、动机与认知特征等心理学方面解释了人们时间偏好的多样性，但大多囿于定性分析，没有形成规范的数理模型。

　　第二阶段是新古典时间偏好理论，其标志是Samuelson(1937)从理性经济人假设出发，提出了著名的指数贴现效用模型。通过固定贴现率假定，Samuelson得到时间偏好严格一致的结论，与新古典一般均衡相一致，成为研究跨期决策的标准框架。但近年来，贴现率递减、量值效应和符号效应等许多市场“异常”的发现使该模型遇到了严峻的挑战。

　　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行为经济学则重拾古典学派的心理学传统，放松理性经济人假设，代之以有认知偏差的经济人假设，对贴现模型进行了拓展，得出时间偏好不一致之结果，并用它成功地解释了诸多市场“异常”，完成了分析框架的转换，这一理论突破构成了时间偏好理论的第三阶段。其中双曲线贴现，作为指数贴现的替代，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至此时间偏好理论研究呈现出新的繁荣局面。以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费雪为代表人物。

　　时间偏好能在个人对两种偿付方式的选择中得以界定。一种是固定的即日偿付，一种是一年内的可变偿付。如果两种偿付的金额相同，那么时间偏好会保证该人更偏向于即日偿付，且会因得到未来更大的偿付而自愿放弃一年内的偿付。随着被提议进行未来偿付的比例日益增大，个人最终将接受一笔足够大额的未来偿付，而非即日偿付。个人会因为未来偿付中的比例增加而选择在即日偿付和未来偿付中中立，而这个增加的比例正是该人的时间偏好率。这与米塞斯的定义是相同的，即当前财货与未来财货的现值之比。

　　很明显，如上所述，这种时间偏好率可能对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且几乎肯定在个人之间差别很大。普遍的推测认为，时间偏好一般在年龄极小和年龄极大者最高，中年人较低。儿童的时间偏好较高，是因为他们的认知发展受到限制。对穷人、借贷者和年轻人而言，时间偏好被认为尤其高。若一个人被告知患了绝症，剩余寿命很短，就会假设他的时间偏好会经历一个陡然的增加。

　　个体选择作为价值载体的这类财产可能会影响他的时间偏好率，反过来也受其影响。高时间偏好的个人更可能积累便于携带的，流动的现金、珠宝、贵金属及人力资本;而低时间偏好的个人则会积累较多的田产、非流动性的、长期的实物资本。一旦个人财富被束缚在长期资产上，其时间偏好很可能维持在相对低的水平，直到或者除非这些资产毁损或消失。高流动性资产的持有者能更自如地应对威胁，但在利用这种弹性时必须保持警惕。

　　不耐心递减是支持时间偏好不一致最有力的实验证据(YoramHalevy，2004)，是人类认知过程中的显著特征。人们在进行选择时，总是希望收益越早得到越好，而不大愿意推迟即刻获得的消费。在行为经济学产生之前，古典经济学家在论及时间偏好时对人们的“不耐心”也曾有过朴素的描述。Rae(1834)将人们这种不耐心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对生命的不确定感；推迟即期消费会产生痛苦。Senior(1836)则把后者叫做“克制”，他认为“克制”是“人类意志最痛苦的折磨之一”，因而，人们才不愿意忍受这种痛苦而希望尽早实现收益。

　　Bohm－Bawerk(1889)认为人们在将来会更富有，所以人们未来的财富边际效用较现在低，从而增加人们的不耐心，而且他还指出人们具有系统低估未来需求的倾向，也使这种“不耐心”变得更突出。Fisher(1930)将这种倾向具体化为“远见”，并将他作为决定人们不耐心程度的首要因素。Fisher认为，如果其他条件相同，短视、意志力弱、有挥霍习惯、生活目标不明确和自私的人会表现出更加不耐心，说明人们存在自我控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