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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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偏好（Time Preference）

　　時間偏好是指對於相同的消費束，行為主體總是偏好現在甚於將來，時間偏好率就等於現在消費與將來消費的邊際替代率。其理論核心內容是人們存在時間偏好的原因及時間偏好率隨時間變化的特征。作為跨期決策最重要的變數之一，時間偏好廣泛涉及消費、儲蓄、投資、增長等領域。

　　通俗地說，“時間偏好”是指“現在就要、還是以後再要”。“時間偏好”是一個實證性很強的中性化概念，在經濟學奧地利學派中，從卡爾·門格爾、歐根·龐-巴維克、路德維希·米塞斯，到穆瑞·羅斯巴德和法蘭克·菲特，這些經濟學家都用“時間偏好”來強調各種原因驅動下個人行為的時間體現，包括用它來解釋“利息”和“貼現”，漢斯-赫爾曼·霍普更是突出地用它來分析不同制度下的個人行為。

　　一個人會儲蓄多少是由他的時間偏好決定的，時間偏好是指他偏好現在的滿足勝於未來的同一滿足的程度。時間偏好同樣是一個主觀因素。時間偏好因人而異，而且，對於同一個人，也會因時而異。一個人30歲時的時間偏好可能會低於他80歲時的時間偏好。30歲時為了省錢為新家庭購置住宅，他可能非常願意推遲到阿爾卑斯山旅游，然而到了80歲時，他很可能會想，“嗨，我最好現在就到那裡。”不過，這並不意味著存在某種隨著人們年紀增長決定他們時間偏好的函數。時間偏好朝相反的方向發展同樣是可能的：30歲時，一個人可能想的是“活在當下”，而到了80歲，他全身心致力於為後代攢錢^[1]。

　　說一種時間偏好程度優於另一種是沒有經濟意義的。因此，從經濟學的觀點來看，不存在“正確的”儲蓄水平。有的人也許想“活在當下”，有的人則為設立一個永久捐助基金而儲蓄。經濟學不能說其中一人錯了，另一人是正確的。

　　美國經濟學家歐文·費雪給出了關於時間偏好原理在收入與利率上的精準解釋。

　　費雪的時間偏好理論：利息產生於當今物品與將來物品交換的貼水，它是由主觀因素和客觀因素共同決定的。時間偏好就是人們對現在的滿意程度與對將來的滿意程度的比值。時間偏好原理在收入與利率上的意義就是人們喜歡將當下的收入用於花銷還是更喜歡把它用於投資以換取未來更大的收入。

　　主觀因素就是社會公眾對當今物品的時間偏好。當今物品與未來物品的交換是通過貨幣市場的交易和證券市場的買賣來實現的。在這一過程中，公眾的時間偏好影響著利率的高低。客觀因素是指可能的投資機會。在選擇投資機會時企業家首先要考慮利率。在貨幣市場和證券市場上，公眾的時間偏好決定資本的供給，而企業家對投資機會的選擇則決定了資本的需求，即利率決定於社會公眾的時間偏好和企業家對投資機會選擇的一致。

　　以對行為主體的描述與假設為軸線，時間偏好理論分析框架的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古典時間偏好理論，形成於19世紀。此階段學者們從情緒、動機與認知特征等心理學方面解釋了人們時間偏好的多樣性，但大多囿於定性分析，沒有形成規範的數理模型。

　　第二階段是新古典時間偏好理論，其標誌是Samuelson(1937)從理性經濟人假設出發，提出了著名的指數貼現效用模型。通過固定貼現率假定，Samuelson得到時間偏好嚴格一致的結論，與新古典一般均衡相一致，成為研究跨期決策的標準框架。但近年來，貼現率遞減、量值效應和符號效應等許多市場“異常”的發現使該模型遇到了嚴峻的挑戰。

　　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行為經濟學則重拾古典學派的心理學傳統，放鬆理性經濟人假設，代之以有認知偏差的經濟人假設，對貼現模型進行了拓展，得出時間偏好不一致之結果，並用它成功地解釋了諸多市場“異常”，完成了分析框架的轉換，這一理論突破構成了時間偏好理論的第三階段。其中雙曲線貼現，作為指數貼現的替代，得到了廣泛的應用，至此時間偏好理論研究呈現出新的繁榮局面。以美國經濟學家歐文·費雪為代表人物。

　　時間偏好能在個人對兩種償付方式的選擇中得以界定。一種是固定的即日償付，一種是一年內的可變償付。如果兩種償付的金額相同，那麼時間偏好會保證該人更偏向於即日償付，且會因得到未來更大的償付而自願放棄一年內的償付。隨著被提議進行未來償付的比例日益增大，個人最終將接受一筆足夠大額的未來償付，而非即日償付。個人會因為未來償付中的比例增加而選擇在即日償付和未來償付中中立，而這個增加的比例正是該人的時間偏好率。這與米塞斯的定義是相同的，即當前財貨與未來財貨的現值之比。

　　很明顯，如上所述，這種時間偏好率可能對每個人都是不同的，且幾乎肯定在個人之間差別很大。普遍的推測認為，時間偏好一般在年齡極小和年齡極大者最高，中年人較低。兒童的時間偏好較高，是因為他們的認知發展受到限制。對窮人、借貸者和年輕人而言，時間偏好被認為尤其高。若一個人被告知患了絕症，剩餘壽命很短，就會假設他的時間偏好會經歷一個陡然的增加。

　　個體選擇作為價值載體的這類財產可能會影響他的時間偏好率，反過來也受其影響。高時間偏好的個人更可能積累便於攜帶的，流動的現金、珠寶、貴金屬及人力資本;而低時間偏好的個人則會積累較多的田產、非流動性的、長期的實物資本。一旦個人財富被束縛在長期資產上，其時間偏好很可能維持在相對低的水平，直到或者除非這些資產毀損或消失。高流動性資產的持有者能更自如地應對威脅，但在利用這種彈性時必須保持警惕。

　　不耐心遞減是支持時間偏好不一致最有力的實驗證據(YoramHalevy，2004)，是人類認知過程中的顯著特征。人們在進行選擇時，總是希望收益越早得到越好，而不大願意推遲即刻獲得的消費。在行為經濟學產生之前，古典經濟學家在論及時間偏好時對人們的“不耐心”也曾有過朴素的描述。Rae(1834)將人們這種不耐心的主要原因歸結為:對生命的不確定感；推遲即期消費會產生痛苦。Senior(1836)則把後者叫做“剋制”，他認為“剋制”是“人類意志最痛苦的折磨之一”，因而，人們才不願意忍受這種痛苦而希望儘早實現收益。

　　Bohm－Bawerk(1889)認為人們在將來會更富有，所以人們未來的財富邊際效用較現在低，從而增加人們的不耐心，而且他還指出人們具有系統低估未來需求的傾向，也使這種“不耐心”變得更突出。Fisher(1930)將這種傾向具體化為“遠見”，並將他作為決定人們不耐心程度的首要因素。Fisher認為，如果其他條件相同，短視、意志力弱、有揮霍習慣、生活目標不明確和自私的人會表現出更加不耐心，說明人們存在自我控制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