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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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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什麼是消費補貼

  消費補貼是一種政府轉移性支出,有現金補貼實物補貼兩種形式。現金補貼相當於一般所說的“明補”,通過向特定的對象發放無償性現金補助,使補貼接受主體在自身權利之外得到超額收入,增加了其絕對購買力。而實物補貼是附著於具體的產品、服務和生產要素上的財政補貼,相當於一般所說的“暗補”,對於實際獲益者來說,他所享受的補貼具體表現為他以一定量的貨幣購得了較多的補貼商品,或者為購得定量的補貼商品付出了較少的貨幣。

我國消費補貼的現狀

  從2008年初開始,中央加大財政支出力度,擴大了投資支出,如基礎設施的建設以及教育方面的投資。同時,也加大了消費補貼,通過各種形式提高居民消費水平

  2008年開始,我國各地就相繼發放各種消費券形式的補貼,比如旅游消費券、購物消費券,這些消費券大多數規定了消費截止期限,這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居民的當前消費。從2009年1月起,我國提高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lO%左右,還加大了低保金的發放力度,給低收入家庭發放消費補貼。推出汽車下鄉和家電下鄉財政政策,財政補貼lO4億元。

  2009年6月,國家推出包括冰箱、洗衣機、平板電視等8類節能產品的財政補貼政策。7月,國家決定在全年投入7O億元補貼汽車、家電以舊換新,鼓勵提前報廢不達標的污染車,鼓勵節能產品、環保產品。目前,農村的醫療制度也在不斷完善,醫療報銷的比重逐漸增大,在一定程度上激勵了農民的醫療消費

  深圳地區[1]

  據2022年5月25日,中國信通院發佈的2022年1-4月國內手機市場運行分析報告稱,2022年1-4月國內市場手機總體出貨量累計8742.5萬部,同比下降30.3%,其中,5G手機出貨量6846.9萬部,同比下降25.0%,占同期手機出貨量的78.3%。

  為進一步刺激經濟,盤活消費市場,作為全國科技先鋒城市的深圳,發佈了關於促進消費持續恢復的若幹措施。其中提出開展消費電子產品促銷活動。結合開學季、暑促季、傳統節日等主題,在5-8月期間輪動組織開展消費電子專場促銷活動,對消費者購買符合條件的手機、電腦(含平板電腦)、耳機、音響、全屋智能家電、智能穿戴設備、消費級無人機、智能家用機器人、智能健身器材等產品,按照銷售價格的15%給予補貼,每人累計最高2000元。

  同時,鼓勵電信運營商與消費電子生產企業深度合作,開展“換新補貼”“話費獎勵”“套餐升級”等活動。支持回收設備綠色利用,符合條件企業回收舊機在深圳翻新出售的,按照銷售額的5%給予補貼。

  針對家電領域,深圳市也發佈了促進消費持續恢復的若幹措施,其中提出,開展綠色節能家電促銷。組織家電生產、銷售企業推出惠民讓利活動,5-8月期間,對消費者購買符合條件的電視機、空調、冰箱、洗衣機、廚房家電、生活小家電等家用電器,按照銷售價格的15%給予補貼,每人累計最高2000元。

  而且,為進一步刺激新能源汽車市場的增長,推動深圳市新能源汽車產業高速發展,深圳市也發佈了關於促進消費持續恢復的若幹措施,其中提出,支持個人消費者購買新能源汽車。對新購置符合條件新能源汽車併在深圳市內上牌的個人消費者,給予最高不超過1萬元/台補貼,全面落實國家新能源汽車免徵車輛購置稅政策。放寬混合動力小汽車指標申請條件。允許名下僅有1輛在深圳市登記的小汽車個人,購買符合條件的混合動力小汽車,並申請上牌指標。開展汽車下鄉活動。在深圳市行政區(新區)內購買新能源汽車的深汕特別合作區戶籍居民,可按相關規定申請純電動小汽車或混合動力小汽車增量指標,並享受相關補貼政策。

  這一連串的補貼政策出爐,對緩解當前消費電子行業普遍面臨的銷售和庫存壓力有積極作用,有望進一步促進從消費電子、家電到汽車等多領域市場需求的回升,加速整個深圳甚至國內電子科技產業的回暖。

消費補貼實施方案設計[2]

  2020年上半年,杭州、深圳、鄭州等多地通過發放消費券的方式激發消費潛力、帶動消費回補。為評估消費券對拉動消費的實際效果,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劉俏、沈俏蔚教授研究團隊聯合螞蟻金服研究院以杭州為樣本開展了研究。

  該研究利用定量模型,對比了領券人群與未領券人群的消費行為,剔除了年齡、性別與消費習慣可能產生的影響,並充分評估了各界所擔心的“消費提前”情況。結果顯示:消費券刺激消費效果明顯,1元錢的消費補貼,能帶來平均3.5元以上的新增消費,且並不是“消費提前”所致,消費券過後消費恢復常態無明顯下滑。其中,新增消費主要流向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較大的餐飲服務等小微商戶,拉動效應最大的是消費水平較低群體。

  消費券在杭州產生積極作用,這也許與杭州的經濟基礎消費環境有關。而且,值得註意的是,創造杭州消費券模式的機制值得推廣——數字消費券避免了現金髮放轉化為儲蓄的可能,並且可以充分根據當地產業情況與民眾消費習慣做針對性設計。

  如果希望消費券能在全國範圍產生良好效果,各地政府應該積極探索符合當地實際情況的模式,通過充分調研、論證,在消費券設計上下功夫,因地制宜做到“一城一策”。

  基於杭州數字消費券的實證研究,研究團隊建議,採取“雙層”消費券實施方案,保障民生與刺激消費並行——對低收入群體和受疫情影響嚴重地區民眾發放現金券,以紓困與保障民生;同時全國範圍實施大規模消費券發放,以快速、顯著、穩健拉動消費。

  對於消費券具體設置,研究團隊建議,面額設計應充分考慮用戶多元化需求,既滿足用戶“必需型”消費場景,也能滿足用戶“享受型”消費場景;通過數字化發放流程與風控機制,確保消費券不被“套現”,有效進入實體經濟,尤其是受疫情影響嚴重的餐飲、零售行業;數字消費券的發放與消費應充分發揮互聯網平臺的觸達能力,尤其要註重對低消費人群的“精準滴灌”;此外,建立“經濟複蘇重建”特別預算制度和專門賬戶,加強事前監督事後審計

把大規模消費券發放作為政策工具的原因[2]

  第一,基於穩就業與保民生的需要。在嚴峻的疫情防控形勢和經濟壓力下,夯實民生底線、穩住經濟基本盤,是統籌推進其他工作順利開展的重要基礎。

  第二,國外發放消費券消費刺激效果不明顯,並不意味著在中國不可行。杭州消費券發放的實踐顯示,政府1元錢的消費補貼能夠帶來平均3.5元以上的新增消費,如此之大的實施效果與我國數字經濟發展、數字消費券的採納以及消費券發放方式等有關。

  第三,我國數字經濟基礎設施的發展為發放消費券、提升消費券使用效果提供了便利條件。數據顯示,我國2019年第四季度移動支付交易規模約為59.8萬億元,同比增長13.4%,其中移動支付市場份額前三名依次為支付寶、財付通、壹錢包。國內移動支付用戶已超過10億,政府平臺的消費補貼措施可以精確到個人以及行業,並瞬時完成,操作成本低,也解決了傳統消費券發放渠道的資金、人力成本高或不透明等問題。

  第四,發行數字消費券能更好實現刺激消費的作用。通過數字化消費券的發放,避免了現金髮放轉化為儲蓄的可能;通過靈活設計支持的具體行業與周期,消費券可以定向、多周期地發揮更大作用,並可間接起到為中小微企業減免稅收的作用。

用消費補貼促進消費的長期影響[3]

  1、財政赤字。財政赤字需要增加納稅來解決。很多人從消費補貼中拿到的好處會因納稅增加而減少,特別是類似於我國的以間接稅為主的國家,納稅者其實主要都還是消費者。

  2、補貼不可持續。因為財政補貼減少了社會整體福利,所以它是一個不斷負反饋的閉環,到某一點後一定會停下來,否則系統就會崩潰。比如,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在國有資產私有化的進程中,對一些重工企業進行補貼,結果不但沒有救下它們,反而將整個政府帶入了財政赤字的泥沼中。因為蘇聯的重工企業是高度計劃經濟下的產物,它的存在基礎是被完全扭曲了的各種要素價格(包括高端科學家的工資等),所以在私有化後,重工企業是不具備比較優勢了的。在微觀細節中,會表現為高端人才被高薪挖走、財務支出增加、市場需求萎靡等。此時就陷入了“不救必死,救它一起死”的困境。

  3、當補貼不得不停止的時候,會帶來巨大的經濟陣痛。在這點上,我們國家就經歷過——停止了對國有企業的補貼,推動國有企業破產,以數千萬國企職工的下崗為代價,換來了經濟上的成功轉型。可以說,如果不是他堅定的改革,我們的經濟很可能陷入俄羅斯那樣的困境。可惜的是,他的改革未盡全功。當改革涉及到了壟斷國企利益的時候...

  4、行業補貼影響的不僅僅是得到補貼的行業,還有互補品行業、替代品行業,還有各種要素市場

  因此:

  1、雖然短期內,補貼會帶來產出增加,但從長期來看,補貼並不能增加社會整體福利,相反還會減少。

  2、補貼也是一種“劫富濟貧”的思維,但在現實中,更可能是“劫貧濟富”。消費者得到的好處將以稅收增加的形式吐出來。而所謂的稅收增加的形式,可能根本就是你發現不了的。比如,北京地鐵票價那麼便宜的背後,就是地鐵站周邊的房子必須很貴。

  3、補貼造成的影響不會只局限於一個行業內,它將遠遠超過我們的想象。

  4、要過上好日子,最終要靠提高效率(生產力)。

  但是,如果政府的補貼提高了生產力呢?

  舉個簡單的例子:

  一個封閉的海島上,只有兩種產業,一個是農業,一個是捕魚業。

  捕魚業以更新大型捕魚設備,提高遠洋捕魚能力為由,成功游說政府,獲得了政府補貼。

  整個小島會有以下幾個變化:

  1、魚的價格會降低,消費者會增加魚的消費量,減少農產品的消費。這使得捕魚業得到發展,但同時,農業會得到抑制。

  2、捕魚業的發展,會使得漁民收入增加,農民收入減少,從而更多的人從農民變成了漁民。

  3、農民數量的減少,使得農產品產出減少,價格提高,農民收入增加,直到和漁民收入基本持平,否則在沒有其他干預和壁壘的情況下,農民會持續向漁民轉變。此時,整個小島上的收入都比之前的高。補貼帶來了經濟的繁榮。

  4、此後,捕魚業並不依賴政府的補貼,政府補貼停止後,它依舊健康發展。補貼的支出可以由後續的收入增長進行填補,沒有人的福利會因此受到損害。

  這麼一看,不就是完美了嗎?

  但實際上,這裡面存在著這麼個疑問:更新大型捕魚設備能夠提高捕魚效率,這件事為什麼企業自己不做呢,而是要由政府補貼了才去做?

  可能的解釋有:1、需要資金比較大,單獨幾個企業湊不出來。2、眾多企業、個人之間的溝通、交流等,所產生的交易成本比較大。3、受到競爭行業的阻撓,比如農業協會。4、風險過大,不願冒險。

  但我們仔細想想,這裡沒有一個理由是站的住的。在此,我舉一個簡單的事例,那就是大航海時代的英國。眾所周知,英國在大航海時代的起步落後了西班牙、葡萄牙近1個世紀,卻打敗了西班牙帝國,成為了大航海時代的最大受益者。這離不開英國人創造的有限責任公司制度和股票制度。這2項制度創新基本就將上述的4個理由否定了。

  因此,更可能的解釋是:1、政府不讓。2、企業想薅政府的羊毛。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甚至還有些地方政府聯合企業一起薅中央政府的羊毛,遠的有光伏發電,近的有新能源汽車。3、企業自身並不知道這條路走得通。也就是說,政府擁有的信息大於企業,對未來的判斷優於企業。這樣的橋段在很多穿越小說中屢見不鮮。但實際情況真的如此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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