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轉稅稅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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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轉稅稅負（Turnover Tax Burden）

　　流轉稅稅負是國家財政經濟政策的綜合反映，同時也是分析和評價流轉稅制對經濟增長產生影響的重要經濟指標之一。

　　研究流轉稅稅負理論，一是要科學地界定流轉稅稅負的內涵，二是要從實際出發，系統地探討流轉稅稅負對經濟增長產生作用的傳導機制，從而為政府有關決策部門適時調整巨集觀稅負水平提供理論依據。

　　按照經濟學原理，結合我國國情，流轉稅稅負的內涵，可以從巨集觀經濟、中觀經濟和微觀經濟3個方面來表述。

　　就巨集觀經濟而言，流轉稅稅負是指政府以對商品和勞務流轉額徵稅的方式，參與當年GDP初次分配的比重，即所謂巨集觀稅負。

　　就中觀經濟而言，流轉稅稅負是指政府以對商品和勞務流轉額徵稅的方式，在以省、直轄市或自治區為單位的地區內，參與該地區GDP總量初次分配的比重，即所謂中觀稅負。

　　就微觀經濟而言，流轉稅稅負是指政府以對商品和勞務流轉額徵稅的方式，參與當年企業和個人商品及勞務銷售收入額初次分配的實際比重，即所謂微觀稅負。

　　應當指出的是，在我國這樣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地區之間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發展中國家，將流轉稅稅負區分為巨集觀稅負、中觀稅負和微觀稅負，對於研究經濟結構和區域經濟發展問題，具有特殊的意義。這是因為，巨集觀稅負問題的研究，有助於從總量上探討流轉稅對GDP分配關係及經濟增長產生的影響；微觀稅負問題的研究，有助於從成本效益上探討流轉稅對投資和消費選擇的影響；中觀稅負問題的研究，有助於從結構上探討流轉稅對地區經濟增長產生的影響。只有將以上3個方面的研究結合起來，才能較為全面地剖析流轉稅對我國經濟增長產生的作用。

　　經濟決定稅收，經濟是稅收的源泉和基礎，但稅收對經濟有反作用，經濟和稅收活動之間既存在一種相互作用的辯證關係，又形成了一種相互影響的傳導過程。從這個意義上說，流轉稅稅負對經濟增長產生作用的傳導機制，實質上就是指在這一傳導過程中形成的一系列相互作用的程式及規律。由於經濟增長主要是依靠投資、消費、出口和技術進步來拉動，所以，流轉稅稅負對經濟增長產生作用的傳導機制，又要通過流轉稅稅負對投資、消費、出口和技術進步的影響來描述。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投資是拉動經濟增長、增加個人收入和社會福利、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原動力，流轉稅稅負對投資產生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3個方面：

　　1.巨集觀稅負水平的高低直接影響政府、企業和個人參與GDP初次分配的份額，從而間接影響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用於投資的總量和比重。例如，如果巨集觀稅負水平偏高，政府參與GDP初次分配的總量和比重相對增加，企業和個人參與GDP初次分配的總量和比重則相對減少。在這種情況下，如公共部門的投資不增加或者減少，且私人部門的投資也由於GDP分配比重的降低而減少，社會投資總量將隨之減少，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的資本增長率也將隨之下降，這將從某種程度上導致經濟衰退和經濟蕭條。如果巨集觀稅負水平較低，政府參與GDP初次分配的總量和比重相對減少，企業和個人參與GDP初次分配的總量和比重則相對增加。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公共部門的投資不增加或者減少，私人部門的投資將隨著收益預期看好以及參與GDP分配比重的上升而增加，從而增加社會投資總量，提高資本增長率，這將從某種程度上促進經濟增長和繁榮。

　　2.中觀稅負水平的高低直接影響地區投資導向，從而間接影響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優化。例如，由於流轉稅中觀稅負水平的高低受經濟結構的制約和影響，高稅率或高附加值的行業，因其流轉稅貢獻率高，必然受到地方政府的廣泛重視和青睞。在這種情況下，占有比較優勢的地區，經濟增長和發展較快，政府、企業和個人收入頗豐，為了保持領先地位，擴大市場份額，政府往往在稅收上採取“藏富於企業、藏富於民”的做法，人為地壓低地區稅收收入計劃任務，以較低的中觀稅負水平刺激地區經濟的增長和發展。而不具備發展條件的地區，經濟發展緩慢，政府、企業和個人收入匱乏，且對原有產業結構依賴的剛性較大，地方政府要麼為了保護既得利益採取封鎖和分割市場的做法，保護本地區在市場競爭中處於弱勢的行業或企業，要麼受新增利益渴望的驅動，採取有害稅收競爭等做法，盲目引導投資，重覆建設，造成資源的浪費和地區比較利益的損失，以致從總體上干擾市場經濟秩序，破壞資源的有效配置，阻礙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優化，降低經濟增長的速度和質量。

　　3.微觀稅負水平的高低，直接影響民間資本的收益率，從而問接影響私人部門的投資決策。例如．企業和個人在進行投資選擇時，往往要進行成本效益分析且傾向於投資回報率較高的項目或產品。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某個項目或產品的微觀稅負較高，且投資回報率較低，投資者必然會淡出。反之，如果某個項目或產品的微觀稅負較低，且投資回報率較高，投資者必然會跟進，誠然還應當看到，企業和個人的這種投資決策，從局部看是理性的，但從全局看則會造成低稅負高回報行業的生產過剩，即發生所謂市場失靈和效益損失的現象。

　　綜上所述，在我國現行體制框架下，流轉稅稅負對投資產生的傳導作用。從巨集觀上說是通過調整政府企業和個人之間的GDP分配關係來實現的，從中觀上說是通過調整中央和地方之間的稅收收入分配關係來實現的，從微觀上說是通過調整稅負及投資成本收益率來實現的。此外，流轉稅稅負對投資產生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如果考慮經濟周期波動因素情況會更為複雜。

　　在拉動經濟增長的諸因素中，消費對經濟總量的持續增長和經濟結構的調整優化起著引導作用。流轉稅稅負對消費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1.巨集觀稅負水平的高低，直接影響到企業和個人參與GDP分配份額的大小，從而間接地影響人們的消費水平即產生所謂的收入效應。例如，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企業和個人收入開始按要素分配，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巨集觀稅負水平較高，勢必相對減少企業和個人的收入，從而產生較強的收入效應，影響人們的消費水平。反之，如果巨集觀稅負水平較低，必然相對增加企業和個人的收入，從而產生較弱的收入效應，有利於提高人們的消費水平。

　　2.微觀稅負水平的高低，直接影響消費品的價格，從而間接影響人們的消費選擇，即產生所謂的替代效應。例如，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消費品的供給比較豐富人們的選擇餘地較大，且對價格反應靈敏如果微觀稅負水平較高，勢必引起物價波動，對消費者的選擇產生較強的替代效應 從而扭曲市場消費結構和消費行為。反之，如果微觀稅負水平較低，則對物價的影響較小，對消費者的選擇產生較弱的替代效應，從而較為真實地反映市場消費結構，滿足消費需求。

　　綜上所述，流轉稅稅負對消費產生的傳導作用。從巨集觀上說，同對投資影響的方式一樣即是通過調整政府企業和個人之間的GDP分配關係來實現的；從微觀上說，則是通過市場價格機制來實現的。此外，還應當看到，在實際生活中，人們的消費選擇還往往取決於消費習慣，而且當人們的收入達到較高水平時，其消費選擇則更多地傾向於新潮和時尚，即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所謂的心理偏好，而較少顧及價格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微觀稅負的高低對人們的消費行為將不再產生重大作用。

　　為了適應經濟全球化發展的需要，我國的經濟結構進行了較大的調整，商品和勞務出口已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流轉稅稅負對出口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1.巨集觀稅負水平的高低對投資的影響，同樣反映在對出口商品及勞務生產和流通的投資上。

　　2.微觀稅負的高低，直接影響出口商品和勞務的成本和競爭力，例如，我國雖然按照國際慣例，對商品和勞務出13實行了退免稅政策，但由於受國家財力的制約和政府行政效率的影響，還存在退稅不徹底，不及時不到位等問題，不同程度地增加了出13商品和勞務的成本，降低了出口商品的競爭能力。

　　綜上所述流轉稅稅負對出口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微觀稅負方面，存在的問題也是階段性的，隨著國家財力的增強和稅收法制環境的改善，流轉稅稅負對出口的影響將會趨近於零，或降到最低程度。

　　隨著新經濟時代的到來，經濟增長的科技貢獻率已成為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標誌，流轉稅稅負對技術進步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微觀稅負上，且具有正反兩方面的作用：

　　1.較低的微觀稅負有利於技術進步。例如微觀稅負的高低主要是由稅基稅率、稅收政策等因素決定的，在一定的稅制條件下，稅基和稅率不會輕易改變，但稅收政策的調整比較靈活，國家為了鼓勵和支持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通常會制定優惠的稅收減免政策，相對降低微觀稅負，來促進這一目標的實現。

　　2.較高的微觀稅負直接阻礙技術進步。例如我國目前實行的“生產型”增值稅制模式，對企業購進的固定資產所含進項稅額不予扣除，直接增加了資金密集和技術密集型企業的投資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又如，我國增值稅的征收範圍尚未涵蓋知識產權轉讓和軟體開發等領域，企業購進的知識產權或受讓的專有技術使用權所含的營業稅稅款不予扣除，直接增加了高新技術產品的成本，影響了我國高新技術產業的競爭力。

　　綜上所述，流轉稅稅負對技術進步的影響，主要是通過微觀稅負來傳導的，而微觀稅負的調整和優化還亟待流轉稅制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