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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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效應（Income Effect）

　　收入效應指由商品的價格變動所引起的實際收入水平變動，進而由實際收入水平變動所引起的商品需求量的變動。它表示消費者的效用水平發生變化。具體來說就是當你在購買一種商品時，如果該種商品的價格下降了，對於你來說，你的名義貨幣收入是固定不變的，但是價格下降後，你的實際購買力增強了，你就可以買得更多得該種商品.這種實際貨幣收入的提高，會改變消費者對商品的購買量，從而達到更高的效用水平，這就是收入效應。

　　造成中國消費長期低迷的癥結不是老百姓熱衷儲蓄“不願花錢”，而是居民收入水平跟不上經濟發展速度，如工資水平作為衡量居民收入的指標，其在經濟指標中的比重呈持續下降態勢，已從9年前的53%下降到去年的41.4%，遠低於美國的57%。世行認為，中國消費下降可以用居民收入占經濟比重的變化來解釋，將註意力集中在所謂過高的儲蓄率上並不准確。

　　按照一般的消費理論，引起消費變化的主要因素分“替代效應”和“收入效應”，長期以來，我國治理消費低迷的措施全然集中於“替代效應”，亦即出台政策令消費變得“更便宜”，而儲蓄“更貴”(如低利率、加徵利息稅等)。這些措施目的是要引導儲蓄向當期消費轉化。但是，根據經濟學家宋國青的研究，我國個人儲蓄一共只有20萬億，僅相當於一年的GDP總額。再有效的刺激個人消費的措施最多也就能鼓勵居民多消費其中的15%，為3萬億，在一年GDP總量中所占比例不太大。

　　同時，消費與儲蓄的“替代效應”機制需要利率與貼現率互相獨立才能成立，但是，越來越多的研究顯示，利率與貼現率是高度正相關的，這被解釋為利率的一種“心理暗示作用”，因為，貼現率是基於消費者主觀偏好的相對虛幻的因素，而利率則現實可見，低利率常常引致國民形成低貼現率，從而使得低利率刺激消費的“替代效應”難以實現。

　　相對於“替代效應”，“收入效應”應是消費增長的長期可持續源泉，不過就一個國家增加居民收入而言，並不是意味著是要過多地干預企業與職員的工資合議。世行提出的建議更為可取，世行的報告顯示，中國目前仍有40%以上的勞動力在從事生產率較低的農業，而農業的勞動生產率僅為其他經濟部門的1/6左右。這部分農業勞動力有一半為剩餘勞動力，若重新配置到其他行業中，特別是勞動密集型的服務業，就業類型的轉變可能給這些勞動力的收入帶來質的變化，這可能是未來增加居民收入在GDP中占比的最重要途徑。

　　不過，世行的這一建議在我國可能會遇到嶄新的情況，之前的勞動力由農村向城市轉移的動力在於兩地收入差距，基本符合“哈裡斯—托達羅模型”揭示的原理；但是，最新的一些研究表明，在我國進一步的勞動力轉移中，收入差距因素正在轉變為一股阻礙的力量：並不是越窮的地方，勞動力轉移率會越高。因為農民在原住地的低收入不僅意味著轉移出來的機會成本低，有轉移激勵，還意味著他們對於改變就業境遇的初期投入(交通費用，初期在城市中的安置費用)的能力弱。

　　經過多年改革開放，一般欠發達地區的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力度已經很大；但是，在特別欠發達地區，奇低的收入使得農民無力進行勞動力轉移的初期投資，從而使得這部分勞動力仍滯留農村。貧困對於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抑製作用實際上並非只發生在我國，發展經濟學家班納吉和坎伯對印度、巴納姆和薩伯特對坦尚尼亞的研究均發現了這一點。這個發現具有重要的政策含義，那就是國家對於農村貧困者的勞動力轉移進行補貼，不僅符合公平的原則，而且在經濟上還是有效的。

　　目前，我國入境旅游者中，香港同胞所占比例最大，為6成多，外國人僅為1成多；但在國際旅游外匯收入中，外國人比重接近5成，香港同胞接近3成。在入境外國人中，亞洲占到6成以上，歐洲和美洲分別在2成和1成左右。從前15個主要客源國結構中可以看出，匯率變動能影響入境客源和國際旅游收入的主要是亞洲貨幣：日元、韓元、盧布和美元，以及香港元和澳門元。

　　匯率變動對入境旅游的影響主要是價格效應。根據WTTC編製的各國旅游競爭力指數，中國旅游業的價格競爭指數非常高。2003年中國的飯店平均價格為98.43美元，在全球212個國家和地區中排120位，基此測算的中國旅游業價格競爭力指數為89，在212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3。2004年中國的飯店平均價格為72.13美元，在全球排106位，基此測算的中國旅游業價格競爭力指數為80，排名第16位。2004年價格競爭力排名有所降低，但依然位居前列。

　　中國旅游產品和服務價格在全球範圍內都是非常便宜的。因此，即使人民幣升值，對本來就很便宜的中國旅游業而言，入境旅游者數量不會因價格效應而明顯減少。況且，目前入境旅游市場競爭比較激烈，旅行社和酒店內部即可消化人民幣小幅度升值的價格效應。

　　中國的國際旅游產品結構尚處於較初級階段，即以團隊觀光為主，而度假產品遠未成熟。這種產品結構的特點是旅游者的價格敏感性不高。以1994年為例，當年人民幣匯率並軌，對美元匯率並軌到8.7人民幣／美元，正常規律當年的入境旅游應有大幅度增長，但實際情況是當年的入境游客增長率是1990年至2002年這13年期間的最低點(5.2%)。

　　匯率升值將通過收入效應對出境旅游產生明顯影響。近年來居民出境旅游傾向不斷提高，出境規模不斷擴大，人民幣升值將提高居民出境旅游消費能力，有出境游資格的旅行社將從中受益。由此也將分流部分原計劃在國內旅游的人群，可能對國內飯店和景區的接待量產生影響，但數量輕微，可以忽略。

　　總體看，依然堅持年初和年中的判斷，即人民幣匯率升值對入境旅游市場需求會產生價格效應，但作用不會大，對國內旅游和出境旅游則有積極的收入效應。從上半年情況看，入境旅游增長速度超乎預期，而國內旅游增長趨緩。人民幣升值則有助於促進國內旅游，對旅游市場的總體效應為正面。

　　買同樣的物品，人們總希望花更少的錢，因為錢總是稀缺的。

　　你到市場買水果，一看橙子的價格降了，而蘋果的價格沒有變化，你會怎麼想呢？在降價的橙子面前，蘋果好像變貴了似的，你也許就會多買些橙子而不買蘋果。

　　由此看來，一種物品的價格變化，比如價格降低，對你會產生兩種效果：一是物品價格下降，相當於你的實際收入提高了，你會買更多的物品，從而獲得更多的滿足，經濟學家把這叫做收入效應；二是一種物品價格降低了，由於別的物品價格沒變，與價格下降了的物品相比，相當於別的物品實際價格上升了，所以你會多買價格下降的物品，來替代價格沒變的物品，經濟學家把這叫做替代效應。

　　不管是發生了收入效應還是替代效應，還是兩者同時都發生了，總之，由於這兩種效應的作用，當一種物品的價格下降時，其購買量會增加，反之當價格上升時，其購買量會減少。這是人人憑生活經驗就可以感受到的需求規律。

　　在現實中，稅收也會對人們產生收入效應和替代效應。

　　如果把所得稅看做是人們向政府購買公共物品所付出的價格的話，所得稅的稅率提高了，就相當於公共物品的購買價格提高了，由於公共物品是政府提供的一種共用資源，所以個人不會因為享受它們而產生比別人更多的滿足感，而且稅收是強制性繳納的，所以又不能選擇減少公共物品的購買。在這樣一種背景下，稅率提高會使人們產生兩種感覺：第一，感覺自己的實際收入降低了，從而會更加心疼錢，而且為了補償稅收的損失，人們會工作更長的時間或做多種工作以增加收入，這就是收入效應；第二，工作是為了取得收入，而取得收入是為了提高生活水平，得到快樂和滿足，但閑暇娛樂也會使人們感到快樂和滿足，稅率提高尤其是累進稅，會讓人們覺得自己掙錢越多越不值得，工作越多越不值得，於是，閑暇的快樂具有了更強烈的吸引力，人們會更多地選擇閑暇來替代工作。

　　這麼看來，所得稅稅率提高使這兩種效應對經濟各自發揮了不同方向的作用：正面的和負面的。而這兩種效應並不是平均起作用的，那麼什麼情況下收入效應占主導，什麼情況下替代效應占主導呢？

　　如果你新掙了1元錢，而這1元錢中要納稅8角，那麼你肯定不會去掙這1元錢了。所以新增加的收入稅率越高，人們就越不願意多工作，寧願閑著。累進稅是收入越多稅率越高，多級累進稅則是把收入分為多個檔次，收入每提高一個小的檔次，稅率就會進入更高一級。例如上世紀70年代西方發達國家的所得稅率平均有十多個檔次，每個檔次的稅率多出好幾個百分點，而最高稅率達到70％左右。這就是說，進入最高收入檔次後，你掙的錢70％要繳給國家。

　　在這樣的高稅率下，誰還願意多工作、多掙錢？明擺著，掙錢越多越吃虧，多掙錢還不如多閑著。所以，新增收入的稅率（邊際稅率）越高，稅收的替代效應越明顯。因此有人說，累進稅是一種有利於縱向公平不利於社會效率的稅。

　　而如果平均稅率較高，那麼無論人們的收入在何種檔次上，稅收比例都是一樣的。這時人們則會傾向於多增加收入，因為多增加的收入不用多繳稅。如果所得稅是比例稅，掙多掙少都繳同樣比例的稅，那麼多掙錢就沒有什麼阻礙，所以這時候收入效應就會發生主導作用了，人們就會多工作來增加實際收入。

　　由此可見，稅收的替代效應會導致人們工作努力程度的降低，是一種對經濟的阻礙力量，也被稱為稅收的抑制效應。而反過來，努力降低替代效應的作用，降低所得稅的邊際稅率和減少稅率檔次，則可以作為振興經濟的一條政策出路。

　　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初，整個西方經濟基本處於停滯狀態：1979年～1982年，西方國家的工業生產普遍下降，美國、英國、前聯邦德國和義大利的工業生產降幅都超過了10％，同時大批企業倒閉，失業人數猛增，大部分發達國家的通貨膨脹率都突破了兩位數，美國經濟甚至出現了幾次負增長……這就是西方世界著名的“滯脹”——經濟停滯和通貨膨脹並存的狀態。

　　為消除滯脹，發達國家紛紛尋找出路。因此，以抑制稅收替代效應為目的，以降低邊際稅率為主要措施的減稅政策成為主要出路。這就是以供給學派為代表的政策主張：減少所得稅尤其是公司所得稅的邊際稅率，減輕公司的稅收負擔，提高公司的生產積極性和生產率，從而增加人們的實際收入，以帶動消費、就業和產品數量的增加。

　　於是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以1981年裡根政府的《經濟復興法案》為先鋒，發達國家紛紛打起“減稅”的旗幟，大幅度降低所得稅的最高邊際稅率，由此掀起了世界性的稅制改革浪潮。當然，任何事情都有其兩面性：減稅在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導致了西方國家財政赤字規模的不斷擴大。

　　長期以來，我國治理消費低迷的措施全然集中於“替代效應”，亦即出台政策令消費變得“更便宜”，而儲蓄“更貴”，但我國個人儲蓄一共只有20萬億，僅相當於一年的GDP總額。此外，低利率常常引致國民形成低貼現率，因此刺激消費的“替代效應”難以實現。而“收入效應”應是消費增長的長期可持續源泉。對農村剩餘勞動力進行重新配置可以帶來收入質的變化，而國家對於農村貧困者的勞動力轉移進行補貼，在符合公平原則的同時，在經濟上也是有效的。

　　當一種商品的價格發生變化時，會對消費者產生兩種影響：一是使消費者的實際收入水平發生變化；二是使商品的相對價格發生變化。這兩種變化都會改變消費者對該種商品的需求量。

　　例如，在消費者購買商品X和商品Y兩種商品的情況下，當商品 X 的價格下降時，一方面，對於消費者來說，雖然名義貨幣收入不變，但是現有的貨幣收入的購買力增強了，也就是說實際收入水平提高了。實際水平的提高，會使消費者改變對這兩種商品的購買量，從而達到更高的效用水平，這就是收入效應。

　　另一方面，商品X價格的下降，使得商品X相對於價格不變的商品Y來說，較以前便宜了。商品相對價格的這種變化，會使消費者增加對商品X的購買而減少對商品Y的購買，這就是替代效應。

　　總之，一種商品價格變動所引起的該商品需求量變動的總效應可以被分解為替代效應和收入效應兩個部分，即：總效應 = 收入效應 + 替代效應

　　其中，由商品的價格變動所引起的商品相對價格的變動，進而由商品的相對價格變動所引起的商品需求量的變動，稱為替代效應；由商品的價格變動所引起的實際收入水平的變動，進而由實際收入水平變動所引起的商品需求量的變動，稱為收入效應。

　　顯然，依靠商品價格的下降提高消費不是消費增長的長期可持續源泉。因此，提高消費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關鍵是提高消費者的收入。政府對落後地區的農村勞動力轉移進行補貼，以促進農村剩餘勞動力的重新配置的政策無疑是正確的，但對於提高整體消費還是遠遠不夠的。刺激消費的根本是如何讓最廣大的社會成員共用中國經濟發展的成果。

• 價格效應
• 替代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