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結構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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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結構經濟學是經濟學家林毅夫提出的“以新古典經濟學的方法來研究一個經濟體中經濟結構的決定因素和其變遷。”林毅夫在舊結構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諸多洞見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個佼發展中國家獲得可持續增長，消除貧困，並縮小與發達國家收入差距的理論框架。這個框架可稱之為“經濟發展過程中結構和其變遷的新古典框架”，或“新結構經濟學”。它強調，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必鬚髮揮市場和政府的協同作用，同時，政府的政策和各種制度安排必須考慮不同發展階段的結構性特征，這些結構性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受各個發展中國家要素稟賦結構及其市場力量所內生決定，而非舊結構主義所假設的那樣，是權力分配或其他外生固有剛性因素所決定。

　　第一，一個經濟體的稟賦及其結構（定義為自然資源、勞動力、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的相對豐裕程度）在每一個特定的發展階段是給定的，並隨發展階段不同而不同，因而經濟體的最優產業結構也會隨發展階段不同而不同。不同的產業結構不僅意味著不同的產業資本密集度，還意味著不同的最優企業規模、生產規模、市場範圍、交易複雜程度以及不同的風險種類。因此，每個特定的產業結構都要求與之相適應的基礎設施（包括“硬性”和“軟性”)4來儘可能降低運行和交易費用。

　　第二，經濟發展階段並非僅有“窮與富”或“發展中與發達”這兩種離散情況，而是一條從低收入農業經濟一直到高收入工業化經濟的連續頻譜。因此，傳統的二分法並不適用。在這條譜中，給定產業結構的內生性，處於任何一個發展階段的發展中經濟體的產業和基礎設施升級的目標，並不必然是比自己所處階段更高的發達經濟體的產業和基礎設置。

　　第三，在每個給定的發展階段，市場是配置資源最有效率的根本機制。作為一個連續變化過程，經濟發展階段的變化要求產業多樣化、產業升級和基礎設置的相應改進。產業多樣化和產業升級的本質是一個創新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一些先驅企業會為經濟中的其他企業創造公共知識，任何一個企業對這些公共知識的消費都不會影響其他企業對它們的消費，而且沒有一家企業能夠對這些公共知識做到完全排他性的占有；並且，個體企業在做投資決策時無法完全內化對基礎設施的改進，而基礎設置的改進卻對其他企業產生大量的外部性。因此，在市場機制以外，政府還必須在發展過程中發揮積極而重要的協調或提供基礎設施改進以及補償外部性的作用，以促進產業的多樣化和升級。

　　新結構經濟學的核心假設是：一個國家、一個社會，它在每一個時點上的經濟結構是由其在那個時點上的要素稟賦及其結構所決定的。從經濟學上講，資本、勞動、自然資源等通常被稱為要素稟賦。處於不同發達程度的不同國家，其要素稟賦的相對豐富量是不一樣的。發展中國家通常是資本比較稀缺，但勞動與自然資源相對豐富；發達國家一般資本相對豐富，但勞動力相對短缺。對於每個經濟體而言，要素稟賦在每一個時點上面是給定的，但它隨著時間的變化是可以變化的。我就是從這裡作為切入點來進行研究的。任何經濟體在每一個時點上面的要素稟賦，實際上是這個經濟體在那個時點上的總預算，而要素稟賦的結構則決定了要素的相對價格，相對多的要素，價格就相對便宜；相對少的要素，價格就相對貴。這樣，處於不同發展程度國家的資本、勞動、自然資源的相對價格就不一樣了。

　　總之，要素稟賦與其結構同時決定了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的總預算跟它的各種要素的相對價格。不同要素的相對價格，就決定其經濟的比較優勢。比如說，在勞動力相對豐富、資本相對短缺的國家，它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就是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其生產成本就會比勞動力相對短缺、勞動力比較貴的國家在這個產業上的成本低，這樣就具有了競爭優勢。因此，競爭優勢的前提是比較優勢。如果一個經濟體的所有的產業都是根據這個經濟體的比較優勢來發展，這個經濟體一定是最有競爭力的。

　　．新結構經濟學“新”在何處正如所有的學習活動一樣，對經濟發展的思考也是一個持續的融合和發現，連續和重構的過程。我們現有的知識，都源自過去百十年來不同背景、不同學科、不同訓練的思考者的持續努力，並經受了一次又一次的理論和實證研究的檢驗。因此，十分自然的，這裡所提出的新結構經濟學，與已有的發展經濟學文獻相比，既有類似之處，又有重要的差異。新結構經濟學的王要貢獻，則需交由它所提出的新的政策洞見和未來研究計劃的績效來評說。

　　A．與以往方法的異同

　　就相似性而言，“新”與“舊”結構經濟學都以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結構性差異為基礎，並且都扼認政府在協助經濟從較低發展階段向較高階段提升時所起的積極作用。然而，就政府的目標和干預措施而言，新舊結構經濟學卻有著諸多根本性的差異。舊結構經濟學支持發展中國家的政府採用違背經濟體比較優勢的發展政策，通過行政手段和價格扭曲措施來優先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而新結構經濟學則強調市場對於配置資源的中心作用，並認為政府應在產業升級過程中對企業所面臨的外部性和協調問題起到因勢利導的作用。

　　新舊結構經濟學之間的差異，植根於對結構剛性根源的不同看法：舊結構經濟學認為，導致發展中國家難以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市場失靈，是由不正確的價格信號所外生決定的，而這些價格信號又被壟斷、或勞動力對價格信號的遲緩反應、或要素的不可流動性等因素所扭曲。與之相反，新結構經濟學認為，發展中國家之所以無法建立起資本密集型產業，是由其要素享賦結構所內生決定的；資本的稀缺、軟性和硬性基礎設置的落後都使得資源從已有產業向資本密集型產業配籮並不能給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帶來利潤。同時，舊結構經濟學持有世界兩極化這種相當局限的看法，認為僅有“低收入的外圍國家”和“高收入的中心國家”這兩類國家之分，因而也就相應的用兩點分佈來描述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的差異；與之相反，新結構經濟學則認為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的差異反映了包括很多不同發展階段和發展水平在內的發展連續頻譜。對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兩極分化的看法佼得舊結構經濟學家們忽略了一個重要事實，即經濟發展是一個連續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每個遵循自身比較優勢的國家都有機會在每一個發展階段調整和改進該階段的最優經濟結構，而這一點正是新結構經濟學所強調的。舊結構經濟學家總認為，外在的、政治和經濟都占王導地位的發達國家讓初級大宗商品的價格進入下降的惡性迴圈，佼得高度依賴資源出口的發展中國家成為依附於發達國家的受害者；而新結構經濟學卻否定了這種依附理論，認為在全球化不斷加深的世界里，參與世界複雜多樣的分工正是發展中國家剋服不利的歷史趨勢的機遇，藉此可以建立起符合自身比較優勢的產業，從而加速經濟增镼，不斷縮小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

　　新舊結構經濟學之間的另一王要區別在於對經濟管理中關鍵工具的運用方式不同。舊結構經濟學認為，政府對經濟活動的系統性干預是從“發展中國家”轉變為“工業化國家”、實現現代化目標的核心手段，泛保護主義（如政府強加進口關稅以保護國內幼稚產業）、嚴格控制的匯率政策、以及在大多數產業部門設立國有企業等都是這種系統性干預的組成部分。

　　與之相反，新結構經濟學視進口替代為發展中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順產業階梯而上的自然現象，只要替代的產業符合變化後的享賦結構所決定的新的比較優勢。然而，對於在低收入的、勞動或資源密集的經濟中推行傳統進口替代戰略，即通過財稅政策或其他扭曲政策來發展並不符合經濟體比較優勢、成本較高的資本密集型產業，則被新結構經濟學所否定。新結構經濟學強調，發展中國家的產業升級過程，必須與反映物質人力資本積累和要素享賦結構變化的比較優勢變化相一致；只有這樣，才能確保新產業中的企業具備自生能力。新結構經濟學認為，政府在產業多樣化和產業升級過程中的作為，應被限制在為新產業提供信息、為同一產業中不同企業的相互關聯投資提供協調、為先驅企業補償信息外部性、以及通過鼓勵外商直接投資來培育新產業這四個方面。政府必須有效承擔起在提供硬性和軟性基礎設籮過程中的領導作用，以降低單個企業的交易費用，促進經濟體的產業升級和經濟發展過程。

　　B．新結構經濟學：一些政策洞見

　　發展經濟學的最終目的，是為窮國取得可持續的、普惠式的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政策建議。新結構經濟學以新古典方法來研究經濟發展過程中經濟結構及其變遷過程的本質和決定因素。在上一節回顧政府對促進產業升級和經濟發展作用的基礎上，新結構經濟學將結構引入了發展經濟學分析的核心，這就導致了與舊結構經濟學和傳統新古典理論不同的政策洞見。儘管從新結構經濟學獲得具體的政策建議尚需進一步研究，而且也依賴於各國國情，我們還是能在某些議題上得到一些初步啟示。

　　直到1920年代英國出現極高的失業率以及西方發生大蕭條以前，經濟學家們都普遍認為政府適當的財政政策就是維持預算平衡。二十世紀上半葉一次次嚴重的經濟危機使得強調反周期的凱恩斯主義恩潮涌現。凱恩斯主義建議，政府應使用稅收和支出手段來抵消經濟周期的影響。

　　與之相反，理性預期學派（新古典經濟學）不僅質疑了凱恩斯主義關於乘數大於1的關鍵假設，29還進一步質疑了“政府能為私人部門所不能為’，的推論。這個推論是：政府動員閑籮資源的成本幾乎為零，亦即並不引起GDP其他成分（消費、投資、凈出口）的減少。理性預期學派告誡，在凱恩斯主義干預之下，考慮到家戶將根據對未來的預期不斷調整他們的消費和儲蓄決策，所謂李嘉圖等價的經濟陷阱完全有可能出現，因為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作為一次性的支出擴張或稅收減免，帶來的赤字是需要在未來償還的。結論是，在GDP給定，政府支出的增加並不能引起GDP其他成分相應的等比例擴張時，乘數完全有可能小於1。理性預期學派甚至還指出了一些籕有的乘數為負的情形，在這些情形中，政府緊縮的財政政策反而成就了經濟擴張（Francesc。andPagano,1991）。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反周期的財政政策對於發展中國家則是合適的；這些國家的政府需要通過提供至關重要的基礎設籮來在產業結構升級中發揮重要作用，於是衰退將成為進行基礎設籮投資的絕佳機遇。原因有三：

• 這些投資不僅增加了短期需求，也提高了長期經濟增長率；
• 投資成本低於正常情況；
• 未來經濟增長率的提升和稅收的擴張將有效彌補當下的投資成本，從而避免出現李嘉圖等價陷阱。

　　進而，如果發展中國家的政府能夠按照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遵循本國比較優勢來對產業發展因勢利導，將最有可能獲得強勁的經濟增長、良好的貿易表現，較少的需要政府保護補貼的簺乏自生能力的企業，因而經濟將更有兌爭力，並有更為堅實的財政狀況和對外賬戶。在這種狀況下，不僅經濟的內源性危機將更少，而且當經濟面臨像這次全球金融危機一樣的外部衝擊時，政府將有更大的迴旋餘地來執行反周期的財政刺激政策，對基礎設置和其他社會事業進行投資。這些投資將提升經濟的潛在增長率，降低私人部門的交易費用，提升私人部門的投資回報，併在未來產生足以清償當下投資成本的稅收增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