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托馬斯主義教育

出自 MBA智库百科(https://wiki.mbalib.com/)

新托馬斯主義教育(New Thomasim)

　　新托馬斯主義教育是提倡宗教教育的一種教育思想。其主要觀點可以概括為：意識教育應該以宗教為基礎，以神性為最高原則。如果學校排除宗教教育，那就違背了教育的最高原則。教育的目的是培養真正的基督教徒和有用的公民。基督教徒和公民兩者之間並不是矛盾的，而是一致的。因此，實施宗教教育是學校課程的核心，為了對學生進行道德上的再教育和培養宗教信仰，學校的課程應該貫串宗教教育，以宗教原則為靈魂。該主義主張教育應該構成一個以宗教教育為核心的完整的教育體系。

　　(一)理論背景

　　新托馬斯主義是相對“托馬斯主義”而言，是對托馬斯經院哲學思想的繼承，是托馬斯哲學在現代社會的複活。既是承繼和複活便不得不從托馬斯哲學的興與衰說起。以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為代表的托馬斯主義，是“在改裝和利用亞里士多德的哲學和倫理學的基礎上，修正了奧古斯丁等人的傳統教父哲學和倫理學觀點”，提出的新的哲：學：體系。這一哲學體系受到教會的認可和贊賞並被奉為經院哲學的最高權威，因而逐步取代了奧古斯丁的教父哲學而成為神學正統，併在13—14世紀達到頂峰。之後，由於受到來自教會內外的種種批判和壓力，托馬斯主義開始走下坡路。到16世紀的宗教改革和文藝復興使托馬斯主義受到了致命的打擊，其宗教理論威信一落乾丈，陷入空前危機。從18世紀開始，托馬期主義傳統基督教哲學一直試圖重新複蘇。到19世紀末，托馬斯主義才找到了複蘇的時機，新托馬斯主義隨即產生。

　　托馬斯主義是托馬斯·阿奎那運用亞里士多德的哲學和倫理學對傳統的教父哲學和倫理學觀點進行修正之後形成的哲學新體系。該理論仍舊維護宗教神學的權威和地位，但在一些觀點上又與傳統的教父哲學有所不同，比如它肯定了理性和自由意志，主張“先理解後信仰”，因而也就承認了世俗道德生活和幸福追求的相對合理化合法化，拉近了宗教神學與人類道德生活和行為的距離。這就使托馬斯主義既具有較為強烈的現實主義色彩，從而更切近社會生活實際，又保持著崇高的宗教理想精神，而得以超越現實、批判現實和干預現實。該理論的這一特點為新托馬斯主義能夠在現代西方社會將之複蘇提供了可能性前提。

　　(二)社會背景

　　19世紀末開始，西方社會進入了工業大發展的時代。科學技術的發展為人類帶來了物質生活的極大滿足，也促進了社會物質文明的極大提高。為此，人們學習科學技術充滿了無限感激，並寄予厚望，期望著科學技術的發展能為其帶來更好的生活，為人類社會解決一切問題。一時，人們學習科學技術的熱情極為膨脹，科學技術充斥著人類的整個生活。在教育上表現為學校教育拋棄了西方自由教育的傳統，而成了各種職業教育的拼盤。對此，哲學家們憂心重重，他們認為固然科學技術能夠帶來物質的繁榮，但人們對於科學技術的這種偏執態度和依賴心理必定要造成諸多的社會問題，事實上社會後來的發展也證實了這一點。一方面，人們神化了科學技術的力量，使人類自我對自然的僭犯惡化為對物質技術的狂迷和對神聖的蔑視，人由自然和科學的主人變成了從屬於它們的奴隸。這使得人與物、人與技術之間的關係被扭曲，導致人格異化；另一方面，“由於人們對於科學主義的崇拜，造成了社會上普遍存在的物質主義”。這種物質主義取向下，經濟的合理性代替了人與社會的基本規律，物質欲望的滿足代替了他對人格完善的追求，追逐金錢、財富成了人們活動的目的，人們沒有時間和精力追問生命的意義以及生命的歸宿。

　　上述問題成為19世紀社會發展的嚴重問題，導致了致命的後果——精神和文化的墮落，社會的毀滅。哲學家們認為這些問題歸根到底是一些屬於智慧的、道德的、精神的問題。人類對科學技術的崇拜以及物質主義的生活取向顛倒了人生活的真正目的，不能對“什麼是好的生活?什麼是好的社會?人的本性和命運是什麼?”等問題作出令人滿意的回答。在哲學家眼裡這些是“人類的存在問題”，是一些哲學的問題。科學能在一定的程度上說明它們的某些方面，但這些問題並不服從於科學研究。那麼，如何輓救由迷戀科學技術造成的物質主義給人類造成的這種衰敗局面，世俗的永恆主義者認為“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恢復所謂西方的偉大傳統，至少要在實際上恢復古代的那種穩定的，以哲學而不是科學為定向的社會”。新托馬斯主義者則認為唯一的方式就是重新發現人的本質，重新發現人類個人的尊嚴和意義。而人的本質和尊嚴就在托馬斯哲學之中。因為托馬斯哲學的宗旨首先就在於為人類生活確立最終理想和目的。那麼，重新拾起、研究鑽研宗教神學成為人們解決問題的一種選擇，新托馬斯主義者也將之視為自己的當然之責。社會發展引發新課題為托馬斯主義的複蘇、新托馬斯主義的產生提供了歷史條件。

　　19世紀末，西方哲學在經歷了理性與情感爭論的艱苦歷程後，又一次將天平傾向於理性哲學研究。哲學家們認識到，當代西方為科學主義或人本主義思潮，特別是實證主義、馬赫主義和邏輯實證主義等，正是打著“拒斥形而上學”的招牌，拒絕對世界的本質基礎是什麼的問題作出正面回答，試圖把哲學變成“純科學的認識論”、“科學的邏輯”或“分析和解釋的活動”。儘管它們在反對傳統思辯形而上學、擴展和深化哲學領域方面各有自己的貢獻，但從總的方向看，都是要取消哲學基本問題，抹煞作為科學世界觀的哲學意義。哲學家們喊出了“回到休謨”、“回到康德”、“回到黑格爾”等口號。在這股潮流之巾也有宗教哲學的鼓吹者的聲音。他們抬出了經院哲學的老祖宗托馬斯·阿奎那，提出了“回到中世紀”、“回到經院哲學”、“回到托馬斯”等口號，強調形而上學和本體論的首要地位。隨即新托馬斯主義產生，使托馬斯主義在新時期得以以新的形式複活，併成為現代西方哲學中最有影響的流派之一。

　　新托馬斯主義自19世紀產生以來，經過將近一個世紀的形成和發展，到20世紀中期，成為現代西方哲學中最有地位、最有影響的宗教哲學。考察新托馬斯主義的發展歷程，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新托馬斯主義的創辦時期。1879年教皇利奧十三世發表《永恆之父通諭》(《天父神諭》)發起恢復托馬斯主義運動，開始致力於確定複活托馬斯主義的理淪宗旨，併進行大量組織、宣傳上的準備工作。1894年，比利時神父曼爾西埃在《新經院哲學》一文中首次正式提出“新托馬斯主義”這一概念，標誌著新托馬斯主義正式誕生。

　　這一時期托馬斯主義的捍衛者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如何處理宗教和科學二者的關係。在舊托馬斯主義那裡，科學沒有任何地位，它們鄙視科學與理性，將教會與科學、信仰與理性對立起來。而19世紀末20世紀初，自然科學有了很大發展，它以對人類出人意料的貢獻吸引了人類的幾乎全部註意力，人們對之充滿敬仰和迷信。托馬斯主義的捍衛者們認識到此時若只是簡單地沿襲老托馬斯的理論、恢復老托馬斯的舊調，複活的可能幾乎等於零。所以複活托馬斯主義首先應該做的的就是用現代科學技術武裝它，使之現代化。正如新托馬斯主義創始人之一、比利時哲學家梅爾西埃(D．J．Mercier)在《19世紀哲學總結》(1900年)所說“作為現代托馬斯主義的捍衛者，一方面應當儘量利用一些新的依據，另一方面應努力使托馬斯的基本原理不斷地體現在現代科學的研究成果上”。表現在他們淵和宗教與科學、信仰與理性的關係，不再與科學為敵，轉而積極倡導對自然利，學的研究，充分利用利-學發展之成果為托馬斯主義的發展丌闢道路。

　　第二階段是新托馬斯主義確立時期。自20世紀初至50年代，藉助羅馬教廷的力量，新托馬斯主義淵整神學界內部的眾多派系，最終確立了其在宗教哲學界的權威地位。

　　20世紀初至50年代，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大動蕩，二戰爆發及之後社會主義國家的出現打破了世界格局。其問原來適應於資本主義世界的基督教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打擊，它迫切需要對其進行重新的發現和肯定，於是出現了神學派別的林立，女}|以盧瓦齊(1875—1940)為代表的現代派神學、以蒂利希為代表的存在主義神學、以卡爾·巴特為代表的新正統派神學、以尼伯爾為代表的基督教現實主義神學等等。這些派別眾說紛紜，觀點各異，但總起來說都對上帝與《聖經》的權威性提出質疑。這些與羅馬教廷格格不人的神學觀必定不能為羅馬教廷所認同接受。為此，羅馬教廷採取了兩手對策。一是採取羅馬教廷所慣用的強制手段來取締和懲罰現代“異端”神學；二是更為重要的戰略對策，通過構建新托馬斯主義神學體系，確立羅馬教廷官方神學哲學來抵制新“異端”神學。在這方面，法國神學家雅克·馬利坦和吉爾松貢獻卓著。他們從本體論、認識論和道德觀、社會觀等主要方面系統地論述了新托馬斯主義的神學理論體系，並被羅馬羅馬教廷確立為官方的神學哲學。這樣在羅馬教廷的運作下，該神學體系成為西方最有權威性、流傳最廣的宗教哲學。

　　第三階段是新托馬斯主義的多元發展時期。1962年羅馬教廷召開第二次“大公會議”，確立開明、寬容和變通的理論發展精神，以適應時代發展。一方面允許神學內部的求同存異，進一步調和宗教與科學、信仰與理性的關係，展開與無神論、馬克思主義的對話；另一方面結合現代西方的一些新哲學思潮(如分析哲學、存在主義、人格主義)，對托馬斯主義進行了新的補充和改造，發展出一些新的分支，如馬利坦和吉爾松的存在的托馬斯主義、馬利夏爾開創的超驗的托馬斯主義、弗利斯的分析的托馬斯主義等。這大大增強了新托馬斯主義的生命力，更能適應時代的走向而求得生存和發展。

　　到20世紀中期，新托馬斯主義最終發展成為一個擁有信徒最多、組織最嚴密、活動最頻繁的哲學流派。從上述過程描述中可以看出，為適應現代社會，新托馬斯主義者吸收、借鑒現代眾多的哲學理論成果和科學技術成果，改造和充實托馬斯主義理論，進而增強對現實生活的滲透力，也使自己能夠向更遠處發展。通過一系列“改革”，新托馬斯主義有了區別於托馬斯主義的特征：它不再因提倡宗教而公開反對科學，而是“調和”宗教與科學；它不再因抬高信仰而公開否定理性，而是“涮和”信仰與理性；它不再因宣揚神本主義而公開排斥人本主義，而是“調和”神本主義與人本主義，鼓吹神學的人本主義。當然這些改革並沒有淡化它的宗教色彩，也沒有改變它的宗教哲學的宗旨。

　　(一)新托馬斯主義的本體論

　　“本體論”是一個古老的概念，是指研究世界的本原或本性問題，追尋人和事物存在的根本或終極原因的哲學學說。在世界的本原問題上，新托馬斯主義理論家們認為是物質世界是上帝創造的，上帝是一切事物的源泉，這是無須討論的。但是單純說上帝的存在是神學的範疇。而神學是講求信仰的，哲學則講求真。只有將上帝的存在納入哲學的範疇，才能更好的闡釋這一神學問題，神學才能成為神學哲學。所以，新托馬斯主義研究“本體論”，研究“作為存在的存在”，並把它看作是托馬斯主義的核心問題。本體論的研究並非新托馬斯主義者首創。在歐洲哲學史上，首開本體論研究之先河者是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不過，與新托馬斯主義者不同，亞里士多德是以客觀世界為對象探討那些超乎有形的物質之上的抽象的存在即“作為存在的存在”的，他“並沒有由此而直接論證上帝是最高存在，只是在邏輯上必然導致神學目的論結論。”因此，新托馬斯主義的本體論研究只不過是利用皿里土多德的“作為存在的存在”的字面意義，論證上帝的存在。正加新托馬斯主義者德·弗里茲所說：“形而上學作為一門科學它所力求達到的不是別的，而是要找出感性的經驗世界通向處於整個可知世界彼岸的那隱秘的東西的合理的途徑。這個最終目的就是上帝……形而上學的目的就是要證明上帝存在。”其實，整個新托馬斯主義理論就是以從各個方面說明和體現上帝的存在且是最高存在為出發點和歸宿的。

　　在進行本體論研究時，不論聖托馬斯還是馬利坦等新托馬斯主義者始終求助於亞里士多德哲學。他們斷章取義地擇取亞里士多德哲學中關予“第一推動者”、“第一原因”、“宇宙的終極目的”等概念，運用理論思維的邏輯方法，建立了上帝存在論的證明體系。其中聖托馬斯的“五項論證”最具有系統性和代表性。“五項證明”是指聖托馬斯運用“運動論”、“因果論”、“必然性”、“事物等級論”、“目的論”，從因果和目的兩個方面推論上帝存在的證明體系。在這一證明體系的理論基礎上，馬利坦運用“直覺”和“可理解性”這兩個概念作了進一步的補充說明，修正了聖托馬斯在純邏輯推理上的不足，最終得出上帝是最高存在者。

　　新托馬斯主義者在研究中所使用的推論方法、所得出的結論為人們質疑，遭到後人與同時代人的批判。但不管怎樣，新托馬斯主義者在其理論體系中最終確認了上帝的存在，也確認了上帝“作為存在的存在”的完美至善。即上帝是萬物的創造者，是世界的主宰，是控制一切的永恆原則，是絕對至上的理想和目的。她規定了宇宙運動的方向、模式和計劃，設定了人類生活的各種標準包括行為的標準、道德的標準。因此字商變化、人類社會秩序甚至人的行為不再是漫無目的、變動不拘，而是受著永恆原則的主宰與控制。如果要使人真正成為一個人，要消除社會中的混亂現象，使人生活得美滿幸福，就必須理解這些永恆的原則，以獲得一種統一的文化、統一的思想。由此可見，新托馬斯主義本體論確定了其教育思想的宗教本質。

　　(二)新托馬斯主義的人性論

　　新托馬斯主義認為人首先是一個本體論存在意義上的概念，認為人具有精神性的永恆的靈魂。對此，馬利坦的分析可謂人木三分。他運用亞里士多德的“形式質料兩分說”對人的概念進行了分析。他認為人是具有形式與質料的雙重存在，即人既是肉體的存在，也是精神的存在，人是靈與肉的統一體。兩極的存在使人具有了兩種不同的特性：個體性和個性(人格)。在人的構成中個體性不具有決定作用，有著決定作用的是人格。這是因為，馬利坦認為，個體性存在根基在於物質肉體，它只能決定個體在“此時”和“此地”作為個別對象存存。人格則不同，似乎是更深奧。“它不是與質料相聯繫的，而是與最深刻和最高的存在尺度相聯繫。……人格指稱著自我的內在性。”人格是一種不朽的精神存在，它根基於精神靈魂。馬利坦認為人的本質恰恰就在於靈魂，它賦予人本質力量，從而使人獲得了本質存在，成為了一個真正的人。而這種人格並非人自身自然獲有，他才分有了上帝的高貴、至善與永恆，他才變得高貴、永恆起來，他才獲得了自己的本質：“人是賦有理性的動物，其至高無上的尊嚴在於理智；人在與上帝的個人關係中是自由的個體，其最高正義在於自願地服從上帝的法律；人是罪孽深重、受過傷害並被召喚去享受神聖生活和美好自由的生物，其至善在於愛。”即人具有理性的、道德的、精神的本質。同時，由於與存在、真、善、美的領域及上帝直接聯繫在一起，人還擁有了絕對的尊嚴。

　　新托馬斯主義從人與動物的區別巾確認了人的理性、道德、和精神的本質。人的骨骼、內部器官、肌肉組織、生殖系統的解剖特征和生理特征與其他哺乳動物非常相似，在生理的欲望和享受方面，也有類似之處。但並不是所有的創造物都能夠分有上帝的本質而具有了理性和道德靈魂。在所有的生物中，只有人具有理性和靈魂。也只有人才能理解控制宇宙的永恆原則。這就決定了人的生活方式和動物的活動方式的根本不同。人類生活的價值，美好生活的標準並不取決於科學、技術發展帶來的物質享受，而取決於人的靈魂、理性對永恆原則的理解。“理解之所以有益，僅僅是因為理解是有益的。這種態度就像登山者一樣，登山者用畢生的經歷攀登高峰，只是因為那兒有一座山。這也像天文學家一樣，天文學家研究星體，僅僅是因為那裡有星球需要來研究。”理解不帶有任何的功利性，只是為理解而理解，理解著並享受著。

　　新托馬斯主義認為人是上帝的創造物，他從屬於上帝，但不因此而喪失了其自主性。這種自主性在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中得以充分體現。“人是一個能竭力為他人或為國家服務而受到贊美的動物?只是整體中的部分，並服從那個整體嗎?他要接受生產技能和技術以及利．學成就的洲練，而成為一種人類電腦或者自動裝置嗎?經濟目的必定在教育中具有壓倒一切的重要性嗎?或者說，人類是具有理性精神實質的人，註定是不朽的，具有超越宇宙中其他成分的重要性——他本身就具有永恆註定的目的嗎?”對此，新托馬斯主義者作出回答，指出人雖然是上帝的造物，是一種從屬的存在，但他有一種比任何的創造物都高級的相對的自主性。在馬利坦看來，人是一個相對微觀宇宙，具有獨立性和整體性，他主要靠理智和意志把握自己；同時，正是因為人具有整體性和獨立存在的本體價值，所以在社會中人是獨立、自主的個體，他不只是社會整體的一部分，也不只是服從於這個社會整體。在一切活動中就不僅只考慮人的身體，還考慮照顧到人的靈魂和理性，甚至理應將後者置於優先地位。這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人類的尊嚴和自由。

　　其次，新托馬斯主義不僅給出人的本質，還指出人所具有的理性、道德、精神本性是永恆的。這也即是新托馬斯主義關於人的永恆原則，它提供給我們關於人性、人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價值以及最終命運的知識。他們認為，人雖然在歷史中演進，但是人本性中的理性、道德、精神能力是任何時代、任何地方都具有的共同的、不變的本性，所以人的本質、價值、尊嚴、權利和命運不會有根本的變化，變化的只能是人獲得的關於自身的知識。因此，人一旦具有了完滿的人性，就能夠控制環境，掌握真理，能夠更好地理鷦他所生活的世界，以及自己在這個世界巾的地位、責任和作用。新托馬斯主義同時指出，儘管人的本性巾具有這些能力，但這些能力是潛在的，它有可能被埋沒，只有在適當的條件下，它才能引發出來，而這種適當條件就是理智和道德的訓練即教育。那麼訓練人的理智和道德、促進人性的覺醒和發展就是教育的當然之責了。在這一過程中，最重要的是使學生知道什麼是最大的善，幫助他們瞭解並建立一個價值等級，這將使他具有高度判斷力和道德感。

　　新托馬斯主義關於人的概念及人的永恆性原則為新托馬斯主義教育目的理論奠定了基礎。

　　(三)新托馬斯主義的認識論

　　新托馬斯主義在批判近代經驗論哲學觀點的基礎上繼承和發展了托馬斯主義的認識哲學。

　　近代經驗論哲學繼承了中世紀以來的唯名論傳統，強調認識過程中感覺經驗的作用，認為一切認識都來自於感覺經驗，人們正是從感覺經驗出發論證了普遍必然知識的構成問題。在此過程中“理性思維的作用不外是對簡單觀念的加減分合，而一般觀念就是通過這種方式形成的”可見在經驗主義者眼裡感覺和理智之間沒有性質的不同，至多只存在程度上的差別。所以，依照他們的看法，人類的知識不僅全部包括在，而且僅僅局限於感性經驗之內，除了感覺人們再也沒有什麼獲取知識的方法。對此，新托馬斯主義者給予了犀利的批評。馬利坦認為，經驗主義者把人類所特有的理性認識和生活變為動物所特有的感性認識和活動，以感性認識排斥理性認識的時候，事實上已經摻雜進去理性的成分，也給理性讓出了地位，此時的感性認識已非彼時的感性認識，只是他們不願意承認罷了。不管經驗主義者願不願意承認這一點，他們的做法已經帶來各種混淆和矛盾。以人的教育來說，建立在經驗主義基礎上的教育理論也許會註意培養人的理性和精神的力量，但是由於他們的反理性主義，把人看成是對環境的刺激和情境產生反應的動物，否定人闡明、支配和控制世界的能力，貶低人的價值，因此在教育過程中極易忽視理性和精神力量本身的性質，漠視它們正當的需要和期望，其後果只能是把一切帶回到了意義不明確的兒童發展水平，也就不能實現教育促進個體發展的目的。

　　新托馬斯主義哲學認為感覺和理智在性質上有所不同，感覺認識“依靠於施加於身體器官的物質的作用，感覺到達事物的實際的和單一的存在，但只是被事物所顯示的各種自然力量不可思議地表現出來”；理智“本質上是精神的東西，通過它從感覺經驗所產生的普遍概念，達到事物的基本特征”。他們承認感覺一經驗是人類知識的來源，但“感性認識的對象是不包含一般的個別”，因而它不可能揭示事物的本質和內在聯繫。而能夠做到這一點的恰恰是理性。“理性是人們達到真理的唯一的自然的手段。”理性可以把一般觀念從感覺中“抽”出來，而且使作為感覺對象的具體的、個別的東兩“一絲一毫不進入觀念”，進而揭示事物的本質和內在聯繫，實現對事物的真理性認識。這樣新托馬斯主義者就在感覺和理智之問作出了重要區分，甚至在感覺和理智之間做了某種割裂。

　　人們憑藉理性達到的對事物的真理性認識，通過理性獲得的知識具有客觀性、可靠性，馬利坦在《科學與智慧》巾將之稱為科學知識。人們可憑藉科學知識的客觀性、必然性、可靠性來理解自然、控制自然。但馬利坦認為，宇宙之大之神秘，僅僅憑藉理性人們還不可能窮盡宇宙之間所有真理，不能達到對真理的徹底認識。我們還需要一種超理性的知識即他所謂的智慧。智慧涉及到滲透於每一存在和所有存在之中的實在性，涉及到呼喚人類自由和本質的種種渴望。它是“同有關事物原因的知識相關聯，與表明靈魂的某種高貴知識相關聯”的一種知識。它不僅能夠掌握自然現象，而且能夠深入根本的和最普遍的存在的目的，它能夠實現理性的最高期望和理性對自冉的渴望。可以看出，在新托馬斯主義認識論哲學中，智慧超越於理性，它成為理智領域內最高層次的知識。超理性知識和理性知識共同搭築了通向真理的道路。

　　“真理使人自由”。“真理就在於心靈和現實的一致——在於心靈和存在或獨立於心靈的存在的一致。”不斷獲得的真理打開和擴展了人的心靈和生活，使心靈和生活真正得到自由和自主。對新托馬斯主義哲學來說，知識本身就是一種價值，它本身具有本體、內在的價值。雖如此，如前文所述，不同的知識具有的價值又是有所不同。為此他們劃分了知識的等級：“在真正的價值等級中，超越時間的知識和愛，勝於並且包括和加速在時間之內的知識和愛。博愛，愛上帝，愛一切人，這是最高的德行。在理智的領域內，智慧能認識永存的東西，在心靈中建立秩序和統一，它由於特殊原因勝於科學和知識；為認知而知的思辯的理智，先於為行動而知的實際的理智。”在他看來，可以按照知識的價值確定知識的等級。在這一等級中，對人類精神而言，最有價值的知識不是技術、科學這些最具有實用價值的知識，而是智慧知識。這是因為智慧是與事物原因有關的知識，它“以最深刻、最普遍和最統一的洞察力，洞徹和包容事物”，它能夠深入事物內部探尋存在的目的，從而使心靈通過對客觀事物的把握，實現心靈解放和自由渴望。其次，是為認知而知的思辯的知識(亞里士多德所謂沉思的知識)，最後是為行動而知的知識。

　　新托馬斯主義認識論嚴格劃定了存在於感覺和理智之間的界限；強調知識的內在和本體價值，確立了關於知識的等級。這些奠定了教育方法論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