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系統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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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維·伊斯頓採用並且改造了自然科學的系統理論，建構了用於分析社會政治和公共決策現象的一般政治系統理論。這一理論認為，政治系統是一個開放的系統，它受到環境的影響。政治系統的環境要素並不是與政治系統相分離的，而是深深地滲透在、緊密地交融在政治系統之中的。這些環境要素既是政治系統存在和運行不可缺少的成分，又是無時無刻不在和政治系統發生交互作用的力量。離開了這些環境要素，人們不可能找到政治系統。沒有一個政治系統不是扎根在、交織在這些多樣的環境要素之中。環境對政治系統的影響叫輸入，而政治系統為了維持自己的生存和發展，必須對環境的輸入做出反應，將輸入經過轉換過程變成政治系統的輸出。通過輸出，政治系統又反饋於環境。反饋這一個概念意味著輸出可能改變環境。輸出可能會影響環境從而產生新的輸入，而這種新的輸入將進一步導致政治系統的輸出。以政治系統內在的機制調節輸入的壓力和反饋反應的壓力，以約束決策的形式、執行和調整，使得政治系統適應環境要求，維持政治系統的存續，是政治系統理論分析的核心所在。因此，輸入、調節、決策、執行和反饋實際構成了政治系統的核心環節(Easton，1957)。^[1]

　　　政治系統理論供給了一種政治系統分析的框架。本文將國家審計視為一個政治系統，將政治模式作為國家審計的制度環境，以政治系統理論作為分析框架，分析政治模式和國家審計之間的關係。

　　1. 一般政治系統論既是政治分析方法和框架，更是概括性的一般政治學理論？戴維·伊斯頓創立和闡述的一般政治系統論，設置概要性變數需求與支持，把這些變數進一步概括為政治系統的輸入，以此作為環境：包括系統外部環境與內部環境

　　與權威當局之間的相互作用或者交互作用體系，由此力圖建構通攬全局和高屋建瓴的政治學一般分析框架，形成基於行為而不是國家制度的政治體系，並且以此為紐帶建立社會與政府、行為與制度之間的聯繫。就此而言，一般政治系統論的確創立了政治分析的新的方法和框架。近三十年來，國內學界經常在這個意義上把握和運用戴維·伊斯頓的一般政治系統理論。今天，結合戴維·伊斯頓對於當年美國政治學狀況的學術批評與學術建設，不難瞭解到，戴維·伊斯頓積極創立和建構一般政治系統理論，實是以創立高度抽象和高屋建瓴的一般性政治學理論為職志的，如同他自己所說，“我將致力於在最具有包容性的層次上闡述理論，這種理論也可以稱為一般理論。”為此，有學者評價認為，“伊斯頓個人的理想是想歸納所有政治現象的共通之處，建構統一性理論，以同時解決政治學理論問題與事實問題。”這種一般性的政治學理論，不同於概括特定政治現象的通則性單一政治學理論，也不同於抽象特定類現象的局部政治學理論，而是最具抽象性和一般性政治學理論。由此觀之，一般政治系統論不僅是分析方法和框架，更是一般性政治學理論，而抽象人類社會政治現象，創立具有高度解釋力的理論體系，才是戴維·伊斯頓的研究用意和學術出發點。

　　一般政治系統理論之所以既能夠成為政治和公共決策高屋建瓴並通覽全局的分析框架，又能夠成為政治學和決策學高度抽象而具一般性的理論，其中的決定性關鍵樞紐，即是行為主義政治學和科學主義所主張的理論和方法建構過程中的“價值中立”。一般政治系統理論使人們看到，經驗抽象和概括的一般性理論，只有在建構理論的工具理性和目標理性結合意義上奉行“價值中立”原則，才能實現理論性與方法性的有機結合。而且這種“價值中立”的原則，在理論建構的工具理性與目標理性方面的結合程度，與所建構的理論作為理論與方法的雙重特性程度是成正比關係的。因此，雖然包括一般政治系統理論在內的行為主義政治學主張的學術研究的“價值中立“原則飽受詬病，學者或者認為在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為同類主體即人本身的前提下，價值中立不可能實現；或者認為價值中立反映出典型的政治上的保守傾向和意識形態問題上的相對主義傾向。但是，一般政治系統理論在一般政治理論與分析框架方法雙重意義上的實現，卻不由得引導人們重新思考“價值中立”的可能性和現實性，準確把握一般政治系統理論建構理論貫徹“價值中立”原則的特定意義。實際上，如果人們在學術研究和建構理論的規範意義上，要求尊重客觀事實和尊重客觀規律，要求嚴格劃清確立經驗事實與研究主體主觀評價判斷的界限，那麼，“價值中立”原則只不過是這一應然要求的另一表述。這一原則在理論和方法建構和運用中可能貫徹的程度，與學術研究能夠達到的科學性程度實際成正比關係。儘管休謨鍘刀的兩重性使得這一規範目標在認知的漫長過程中難以實現，但是，一般政治系統理論在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之間的區分努力，由此形成的理論與方法在客觀描述性經驗主義主張下實現的結合效用，至少在特定意義上證明，科學有效地在限定意義和學術研究不同階段區隔“價值中立”與“價值關聯”，可以設置為通向科學研究的路徑。

　　2. 一般政治系統理論既是對於社會政治生活的巨集觀分析，更是對於社會政治生活的微觀分析

　　戴維·伊斯頓20 世紀50年代對於美國政治學理論狀況的反思和當時顯示的勃勃學術雄心，集中體現為建構涵蓋包容和解釋闡明一切政治社會和政治現象的理論體系，因此，一般政治系統論作為通覽社會政治生活的體系性政治理論，以輸入、輸出、反饋的簡練架構，高度抽象地顯示了其結構巨集大、博採兼容、論涉寬廣的理論特點，由此無疑使人感到，一般政治系統理論屬於巨集觀眼光和視角的政治分析。近三十年來，諸多學者也是以巨集觀政治來看待和類歸一般政治系統理論的。今天，再度領悟和理解一般政治系統理論，卻可以體會到，從三個方面來看，一般政治系統理論也具有微觀政治分析的顯著特征和屬性:

　　其一，一般政治系統理論被公認屬於行為主義政治學，而行為主義政治學是以政治生活中人們的行為這一微觀現象作為研究對象的，這一特點，使得一般政治系統理論在具有巨集觀理論外型的同時，卻具有微觀分析的行為主義內在基本特性；

　　其二，一般政治系統理論的出發點和分析單元是社會成員對於政治權威結構的心理欲望和態度，正是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作為政治系統輸入的需求與支持。這一特點使得一般政治系統分析在系統建構的邏輯起點和分析單元意義上具有典型的微觀特性；

　　其三，政治系統調節、轉換、決策和執行的內容，實際是社會成員的需求和支持，其反饋和調整的歸宿是社會成員的需求和支持輸入。由此觀之，政治系統理論實際上具有從微觀出發，逐步發展，經由中觀，最後達到巨集觀，並且由巨集觀再歸之於微觀的理論分析的迴圈分析路徑。通過這一路徑，一般政治系統理論實現了巨集觀博大框架建構與微觀精深細微分析的結合。而就其分析單元和歸宿而言，實也可以看作微觀起點的政治學理論,至少，它是巨集觀與微觀結合意義上的政治和決策分析理論。

　　3. 一般政治系統理論既是對於政治生活的靜態分析，更是對於政治生活的動態分析政治系統

　　適應多重覆雜和變動不居的環境，以確保政治系統面對這些環境產生的需求與支持及其變化時，實現自身的存續。正因為如此，一般政治系統理論常常被認為更具靜態分析特點，是相對保守的政治學理論。今天，重新詳細審察戴維·伊斯頓一般政治系統的理論構成，卻不難發現，一般政治系統理論確實是以已確立的政治系統作為預設前提，來分析政治系統結構和運行的，因此，這一理論並不包含或者涉及政治衝突、政治革命的理論。但是，一般政治系統理論的預設分析對象其實是政治系統與環境之間的互動行為及其變化，是政治系統決策和政策的形成和調整，就這一分析來看，一般政治系統理論在分析系統運行過程時，實際採行的是動態政治分析，其關於變動的需求與支持性輸入的分析，關於輸入與權威當局的行為互動，其關於輸入、輸出和反饋流動迴圈的過程分析，其關於政治系統如何在對於環境、需求、支持的適應、變化和持續的分析，實際是在既定的分析域值內展開的動態分析，就此準確地說，一般政治系統理論可以看作政治體制規則改革和漸進變遷的動態理論分析。

　　4. 一般政治系統理論既是對於社會政治生活的結構性分析，更是對於社會政治生活的過程和機制性分析

　　戴維·伊斯頓在創立和論述政治系統時，首先提供給人們的是政治系統分析的框架,由此使得人們常常把政治系統看作是圍繞社會價值權威性分配的政治行為互動關係而構成的政治結構，因此，一般政治系統理論常常被看作是政治結構分析理論。用今天中國政治學研究的經常性術語來講，就是政府與社會之間的治理體制。但是，今天重新回芻一般政治系統理論，尤其當我們把探究的目光從政治系統關於社會成員與權威當局關係構成的結構，深入到政治系統理論關於政治和公共決策的流程分析時，就不難發現，一般政治系統理論著力進行的理論論述，更多的卻是政治系統的流程和機制。從政治系統流程和過程看，包括期望、公眾意向、動機、意識形態、利益及偏好等等在內的欲望，轉換成為需求的流程；需求轉換為議題的流程；支持成為系統輸入的流程；輸入轉換為約束性決策的流程；輸出對於社會成員的反饋流程；對於反饋的反應流程和再輸入流程,如此等等，構成了政治系統和政治生活內外部行為互動過程和信息流動的全流程圖景。

　　與此同時，一般政治系統理論著力分析了政治系統內在機制，這些機制包括政治系統成員的需求和支持的表達機制；這些需求和支持在數量、容量和時間維度上的聚合調節機制；政治系統環境對於系統的信息溝通機制；權威當局的決策機制；權威當局的決策輸出和執行機制；權威當局決策的反饋機制和反饋反應及其調整機制，如此等等。而在這些機制中發生作用的文化要素、制度規則要素和意識形態價值要素等等，同樣得到了展開分析和闡述。由此可見，一般政治系統理論實是結構性分析與機制性分析的結合，體制性分析與過程性分析的結合，如同美國學者奧斯丁( J. D. Astin) 評價的那樣，從一般政治系統理論看，實際存在著兩個伊斯頓，即“伊斯頓I”和“伊斯頓II”，前者是機械主義的伊斯頓，後者是有機主義的伊斯頓，而一般政治系統理論則是機械主義的結構分析與有機主義的機制分析的結合。

　　5. 一般政治系統理論既是規範性理論，更是經驗性理論

　　長期以來，高度抽象意義上的一般性政治學理論，經常被認定為是政治哲學的特有稟賦。換言之，人們習慣於認為，只有如同政治哲學一般的規範性政治理論，採用哲學辯證和邏輯證成，才能達成對於粗糙的經驗政治現象的理性思考和抽象，構成一般性政治學理論。以此推知,既然政治系統理論聲稱是高度抽象的一般政治學理論，因此，它必定是規範性理論。然而，令人困惑之處在於，在《政治生活的系統分析》一書中，戴維伊斯頓開宗明義，聲稱其著力研究和建構的是“描述性的、經驗取向的、行為的、操作的或因果性的理論。”那麼，戴維·伊斯頓的一般政治系統理論，是規範性理論，或是經驗性理論? 或者換言之，經驗性理論是否能夠構成一般性政治學理論? 今天，重新審視和研究戴維·伊斯頓的一般政治系統理論的結構性因果關係，可以使我們領悟到：從戴維·伊斯頓的努力來看，從政治生活經驗提取和概括變數，預設為體系性理論，在理論構成的每個要件方面，以經驗確證假設，而每個驗證都依賴另一個驗證，這樣構成的一般性政治學理論，並非是按照典型的假設- 驗證的實證主義邏輯路徑構成的。何況戴維·伊斯頓本人也公開聲稱自己並非實證主義者，他說道，“我從未認為自己是個嚴格的實證主義者，我歷來把這一大號用來描述那種對於科學的取向。......起步伊始，我所納取的科學事業概念，就比實證主義者對於科學的闡釋中有關科學事業的特定概念要活泛得多。”

　　儘管如此，戴維·伊斯頓的一般政治系統論的理論基礎和範疇抽象卻是按照邏輯實證主義的原則進行建構的，這些原則主要有二，“一是知識只能用經驗事實來證實；二是凡不能被經驗事實證實的都是沒有意義的陳述，而不是科學知識。根據這樣兩個原則，邏輯實證主義主張，一切理論都要有經驗上的根據，由直接或間接的驗證予以證實或推翻。”結合一般政治系統理論的特點可知，一般政治系統理論是經驗基礎取向的。實際上，如果按照政治學經驗理論的分類，一般政治系統理論從經驗出發，對於複雜紛繁的政治現象進行理論抽象和概括，形成概念和範疇框架後展開邏輯演繹，這樣的理論構造特點，使得一般政治系統理論即使不是典型的經驗性理論，也是建構主義的經驗性理論，這種“建構類型不代表經驗世界中的實際存在，也不能以事實來證明其真假，它只是根據經驗上的可能性，或者抽離可以經驗的某些成分，加以強調，並通過邏輯上的推理性，而設制的一種心智建構。”由此觀之，一般政治系統理論實際是經驗性理論，至少也是建構型經驗理論。從這個意義上講，一般政治系統理論在具有一般理論目標取向的同時，還具有經驗研究的工具取向，政治系統“表示的不僅僅是一個新的術語，它還反映了一種轉換方式，通過它，政治學者能夠建立自己的學科理論，並從事經驗性的考察。”

　　從經驗性理論的角度重新審視一般政治系統理論，令人感到需要進一步澄清的是，戴維·伊斯頓的一般政治系統理論參照和由以驗證的是哪個政治系統的政治經驗? 國內學者關於一般政治系統理論研究的一種經常性看法認為，戴維·伊斯頓的一般政治系統理論的經驗參照系是西方政治系統，因此，這一理論是西方本位的政治學理論。實際上，仔細省察一般政治系統理論，不難發現，戴維·伊斯頓的政治系統理論的經驗性驗證支持，並非僅僅是西方政治系統，而且在很多地方和很大程度上，戴維·伊斯頓採用的大多是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系統。進而言之，一般政治系統理論的多處經驗性支持，還是國際政治系統。因此，關於一般政治系統理論的所謂“西方本位”評價，實際並不切合戴維·伊斯頓的一般政治系統理論。

　　6. 一般政治系統理論既是政治心理為基礎的政治行為互動模式分析，更是政治心理與政治規則、政治行為與政治國家和制度的結合分析模式

　　政治系統中的人與制度的關係，構成了政治生活和公共決策的基本關係。行為主義政治學在人與制度的關係中，竭力主張和選擇的是對於政治生活主體的人，即政治人的心理和行為的研究，為此，在行為主義政治學研究中，國家或者政治制度或者被看作無關巨集旨的因素而受到忽視或者排斥，或者被看作既定的外在或前提性變數而受到藐視。由於一般政治系統理論以政治心理和政治行為互動為政治分析的基本對象和單元，由此被歸入行為主義政治學之列，進而被認為僅僅是對於政治行為互動及其模式的分析和論述，而忽視、藐視甚至徹底拋棄了“國家”或者“政治制度”要素。有些極端的看法甚至認為，在一般政治系統理論等行為主義理論中，“國家或者因其被吸收進更具抽象性和普遍性的理論概念之中而消亡了自身，或者被作為一種假設性的概念而不再成為經驗研究的重點。”

　　而“作為政治學領域行為主義思潮的主要代表性人物之一，大衛·伊斯頓( David. Easton 1917% )是西方政治學界第一個通過建立起一整套完整的理論體系而給予“國家”在政治學研究中的地位以毀滅性打擊的政治學家。但是，再度反芻式切實細緻研究戴維·伊斯頓的一般政治系統理論的結構性因果關係和約束性決策流程，可以發現，所謂“國家”和“政治制度”與一般政治系統之間並不存在緊張甚至對立關係，事實上，一般政治系統理論並非僅僅關註政治心理和政治行為互動關係的分析，而且也關註“國家”或者“政治制度”要素在政治過程和決策過程中的影響和功能，如同戴維·伊斯頓指出的那樣，“系統分析概念化伊始，所謂“國家”便擔任著至關重要的角色。不過，鑒於系統整局設計的著眼點，國家未曾成為這樣一種中心範疇，而是被分成了其幾個組成部分，其中之一即是“政治當局” 。舉凡熟諳系統分析的人都知道“政治當局” 這一概念是何等的重要，其原因特別在於：為政治系統製造並實施政治輸出、充任政治系統和其他社會系統之間中介行為者的，正是政治當局。”因此，在一般政治系統理論中，“國家”原本就“是政治分析的一個內在組成部分”。

　　結合戴維·伊斯頓的解釋，重新審視一般政治系統理論，可以認為，一方面，一般政治系統理論並非如同人們以往所認為的那樣，是以互動聯繫的政治行為系統代替了傳統的“國家”範疇，並且就此徹底拋棄“國家”範疇或者“政治制度”範疇，而是以一般政治系統包容了“國家”這一政治權威結構，在一般政治系統理論中,它不過被換稱為“政治當局”而已；以政治心理和行為結合了政治制度和規則，其關於政治系統輸入和輸出過程中典章制度規則結構和功能的強調和闡述，實際體現了一般政治系統理論對於政治制度的高度重視和強調。另一方面，與20世紀80年代西方政治學“國家”回歸形成的理論和新制度政治學不同，作為行為主義政治學的代表作，一般政治系統理論至多把國家或者政治制度設置為先定或者既定前提性變數，而並未從國家和制度的產生、發展和變遷去把握和解釋政治制度，因此,並未把國家和制度看作政治過程和決策過程的內生變數和影響變數。正因為如此，一般政治系統理論在系統成員的政治心理與規則、政治行為與政治制度之間的關係中，僅僅分析了政治當局結構和典章制度規則對於需求、支持、輸出、反饋等環節的調節功能，而並未把國家權威機構和典章制度規則本身的變化對於系統輸入、決策、輸出和反饋的影響考慮在內，因此，在一般政治系統理論中，人們確實難以發現政治當局或者典章制度規則作為政治生活內生變數的產生和發展，難以發現它們獨立於系統環境和輸入、輸出及反饋的作用和功能，正因為如此，戴維·伊斯頓也承認，“社會學領域中的許多人都忽略了“國家” 或者政治當局的獨立影響。人們大多把它們視作社會力量作用的結果，而並不認為它們自身即是政治的及其他各種政治性影響之淵藪。”也許正因為如此，以行為主義政治學為代表的“政治科學在預期制度重要性方面並沒有取得非常好的成果。”

　　由此可見，一般政治系統理論既是政治心理為基礎的政治行為互動模式分析，而在結構性建構意義上，它更是政治心理與政治規則、政治行為與政治國家和制度的結合分析模式。只不過，這種結合是政治系統對於“國家”的替代物“政治當局”的包容性結合，是政治典章制度規則與政治心理和行為的單方面結合，即政治系統理論僅僅設定政治心理為基礎的政治行為對於政治當局和政治典章制度的單向度影響，而忽視了政治當局和典章制度規則對於系統成員政治心理為基礎的政治行為的辯證影響。也許，正是對於這樣的結合的補充和推展，才促使後行為主義時期“國家”回歸政治學研究，“構成了經驗政治科學和政治思想的中心聯結點” ，進而使得國家理論從以往典型的規範理論和法律制度機構分析，演變為國家與社會關係分析架構，因此，如同英國倫敦經濟學院學者P. J. 鄧拉維指出的那樣，“國家理論和政治思想的部分重疊，在當代主要是由“經驗政治理論”促成的。這一理論力圖使經驗分析的發現系統化，並把這些發現同關於政府目的和人類本性結構的根本價值分歧聯繫起來。”

　　戴維·伊斯頓的一般政治系統理論問世以來，在得到學界贊譽的同時，也引起東西方學者的諸多爭議。今天我們重新審視和反芻這一理論,並非是要清理或者仲裁這些爭議和毀譽。不過,在重新回味和審視的同時，自然也會在近三十年的政治理論與政治歷史發展中，在不同的政治學理論比較中，除了看到人們對於作為政治行為主義代表理論的一般政治系統理論若幹弱點的批評之外，還會看到一般政治系統理論在其他方面可以進一步發展的明顯空間:

　　1. 一般政治系統理論以包括理性與非理性在內的社會人的主觀取向，即戴維·伊斯頓概括建構的兩大變數：需求和支持，作為社會存在的既定和政治系統社會環境的內容，作為政治系統輸入的理論概括和社會政治生活分析的邏輯起點，這種設定，具有從社會出發分析政治現象，發現社會與政治之間因果關係的政治社會學特點，因此，相對於西方近代自然法理論以自然狀態和孤獨的自然人作為政治演繹的邏輯場景和主體起點的假設，相對於當代西方新政治經濟學以理性經濟人作為公共政治生活邏輯推導和演繹的主體設定和理論建構起點來，確實具有很大的近似社會性。儘管如此，相對於以歷史的、具體的經濟關係和社會關係作為政治分析邏輯起點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分析理論和學說，其效用性、現實性和科學性程度無疑會相形見絀。

　　2. 一般政治系統理論具有政治變數之間、政治過程和環路之間因果關係的分析，比如，關於需求與支持的正面與負面的兩重性分析；關於權威當局應對需求與支持的因果關係適應做法；關於反饋對於政策的動態調整；關於需求數量與質量互變；關於通道數量與質量互變。但是，一般政治系統理論缺乏關於政治系統內部要素與輸入、輸出、反饋的變數之間的結構性辯證，比如缺乏需求對於政治共同體、制度規則和權威當局的發展變化的辯證相互影響，比如缺乏環境與行為對於政治心理的辯證關係的分析，因此，在一般政治系統理論中，人們看到的常常只是政治系統的設置、結構和機制對於輸入、輸出和反饋中的種種變數的影響，而難以見到這些變數對於政治系統設置本身變化的反作用影響的分析。也許，這就是西方政治行為主義和決策過程分析之後，“國家”範疇回歸和新制度主義政治學大行其道的理論原因之一。

　　3. 一般政治系統理論在建構政治系統的框架結構，概括系統變數進而分析系統流程和機制時,對於社會政治的核心因素即政治權力和權威的來源，對於這些權力和權威的決策結構，對於輸入轉換為約束性政治決策的權力運行和作用過程，對於這些權力和權威的發展變化缺乏詳細的展開分析和闡述，使得政治系統無論對於政治過程的分析，還是對於公共政策過程的分析，都留下了很大空白，“他對許多問題保持緘默。而這些問題對任何理論工作通常被認為是中心問題。”因此，作為一般政治系統理論，其闡述和建構的理論確實是一般性理論框架，雖然這一理論範圍廣泛並且與許多理論模型相關，但是，其中很大的理論留白卻不得不由相關理論，比如結構功能理論、政治溝通理論、政治決策理論、政治團體理論、政策過程理論等等加以補充。另一方面，一般政治系統理論關於政治衝突、政治系統質變和政治革命分析的缺乏，也使得一般政治系統理論對於巨集觀歷史意義和不同社會性質的政治發展的理論效用受到很大限制。

　　4. 一般政治系統理論對於政治系統結構和流程的建構，遵循著嚴格的因果律，由此構成了高度抽象而邏輯嚴密的理論架構。從政治系統成員行為互動聯繫出發，以社會價值的權威性分配作為衡量標準的一般政治系統理論，雖然結構和機制符合形式邏輯的因果律，能夠得到現實政治生活中的不同政治系統的經驗支持。但是，其關於環境與政治系統之間關係的分析、關於系統成員需求和支持與政治當局的關係的分析、關於系統成員政治心理為基礎的政治行為與政治制度規則、政治人與政治當局為代表的國家之間的關係的分析，卻因為缺乏辯證分析，不符合辯證律而被政治實踐和政治學發展歷史驗證顯示其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和缺陷性，從而使得一般政治系統理論建構涵蓋所有極其複雜而廣泛、深邃而久遠的社會政治生活的一般理論及其內在邏輯的過程中，透現出漫長的道路和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