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漠的鍘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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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漠的鍘刀（Hume's lever-knife）

　　實證經濟學和規範經濟學的區別，“科學的”經濟學和關於經濟政策的切實建議的區別，可以追溯到那騷·西尼爾和約翰·斯圖亞特·穆勒。西尼爾因為其對經濟理論和方法論以及應用經濟學的貢獻而為人們所知。關於經濟學的本質與範圍，以及經濟學家的職能，他的觀點十分著名。他認為，政治經濟學是論及財富的，必須與立法科學鮮明的區別開來，後者包括幸福與福利這樣的主題，而財富與福利是毫不相同的兩個問題。經濟學家必須時刻牢記，在尋求政策問題的解決辦法的過程中，對財富的考慮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因素。西尼爾渴望將經濟學確立為一種具有一般有效性的、實證的和演繹的科學 。穆勒受到了法國實證主義者孔德的影響。孔德的思想與我們論述相關的是他的一致同意理論和實證方法。一致同意是個非常有成效的思想，可以說預示了經濟學中的瓦爾拉斯一般均衡。該思想堅持認為所有社會現象都是相互依賴的：一個時代的宗教和哲學的傾向；其文學和藝術的創作；其技術與其政治經濟制度，並不只是併排而立，而是構成一個有機的整體。他們由相互作用的過程聯繫在一起，通過這些過程，某一部門的任何深刻的變化都與其他部門的相關變化相伴隨，或者在先，或者在後，或者碰巧同時發生。孔德的實證方法，是歸納法的先導，曾被看作是得出一般結論的唯一合適的方法，然而，一旦從特定經驗中得出一般結論，它可以按照演繹法加以檢驗。關於經濟學，孔德對其加以批評，認為經濟學存在本身破壞了前者，而經濟學的方法則不能滿足後者。

　　其實戴維·休漠很早以前在其《人性論》里就寫下人們不能從“是”推斷出“應該”這一命題，即純事實的描述性說明憑其自身的力量只能引起或包涵其他事實的描述性說明，而決不是做什麼事情的標準、道德準則或規定。這個命題已經貼切地被命名為“休漠的鍘刀” 。“休漠的鍘刀”在他之後的年代一直都不缺乏擁護者。對二十世紀社會思想產生深刻影響的馬克斯·韋伯就堅持對休漠在是什麼和應該是什麼之間所做的區分進行嚴格的考察。他警告說，社會科學家會濫用他們的立場，如果他們作為科學命題提出什麼是真實的，這隻是他們個人的偏好或政治上的判斷。社會科學必須完全免除價值判斷。韋伯為在成為現代社會社會科學的特征的在人的個人態度和人的職業的或學者式的態度之間的二分法準備了基礎 。韋伯鼓吹社會科學有擺脫估價的可能性，此外，擺脫估價對他來說並不意味著對人類的估價不可能加以理性的分析。相反他主張關於估價的討論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有最大的效用 。在經濟學中關於規範和實證的討論從來就是經濟學方法論的核心問題。

　　根據薩謬爾森的意見，所謂經濟學中的實證分析，是描述經濟中的事實、情況和關係。而這些問題，只有通過訴諸事實才能解決。實證分析是我們為適應世界而正確認識世界的一種有效的邏輯手段。我們在此需要區分實證分析與實證主義。他們的區別在於，實證主義對實證分析的結果過於推崇或過於自信，所以才被成為實證主義。這種對實證分析的過於推崇與確信，是相對於規範分析而言的。

　　在馬克思的時代，實證主義的代表人物是N·W·西尼爾；在當代，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弗里德曼。雖然弗里德曼不能不承認“在某種程度上，實證經濟學與規範經濟學之間的混淆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他仍然宣稱“經濟學中不存在價值判斷” 。因此經濟學中的實證主義，可以定義為在經濟研究中只承認實證分析的結果，而不承認，至少是儘可能地排斥規範分析的研究方法 。其實，在有關經濟學方法論中實證和規範的關係問題上，赫伯特·西蒙持有如下觀點，“經濟學的心臟地帶，是對國際經濟、國民經濟及其市場所做的規範性研究……。我想用“政治經濟學”一詞指這個心臟地帶。……具有政策傾向的全部規範經濟學，當然有著一套令人難忘的描述性理論，或稱“實證”理論” 。其實森關於“基本的”和“非基本的”價值判斷的觀點更具有實踐意義，森認為“如果一項價值判斷被認為在任何可以想象的環境中都可以應用，那麼它對一個人來說就可以叫做“基本的”，否則就是“非基本的”” 。只要一項價值判斷是非基本的或非純粹的，關於價值判斷的辯論就會採取一種求助於事實的形式，並且有利無弊，因為解決關於事實的爭論比解決關於估價的爭論有著較為堅實的傳統 。

　　接下來我們分析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的實證與規範問題。在多數學者當中，尤其是受到西方現代經濟學教育的學者中，存在一種判斷，認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方法論上強調的只是規範分析。其實，馬克思本人並不是這麼強調，作為歷史唯物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同等地對待實證分析和規範分析兩種方法，馬克思主義者只會明確地反對實證主義。馬克思當年，還沒有實證分析這個方法論術語。但是他顯然十分重視我們今天所說的對事實的分析。在《資本論》第一卷的序言中他宣稱:“物理學家是在自然過程表現得最確實，最少干擾的地方考察自然過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證過程以其純粹形態進行的條件下從事實驗的。我要在本書中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應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到現在為止，這種生產方式最典型的地點是英國，因此，我在理論闡述上主要用英國作為例證” 。

　　在《資本論》這部敘述資本主義運行內在機理的學術著作中，主要闡明歷史過程的“是”與“將是”，而幾乎沒有敘述關於“應是”的命題 。但是我們並不能由此推斷他是排斥規範分析的。但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更多的僅是去詮釋馬克思的經濟著作，當然在方法上也更多的使用的規範的定性分析方法。表現出的這種過多倚重甚至迷信規範分析方法的原因，其主要根據大多是馬克思《資本論》中的那句話，即“分析經濟形式，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二者都必須用抽象力代替” 。將馬克思的這句話理解為馬克思經濟學只是提倡和註重規範分析，是不對的。準確地說，“抽象力”，或曰抽象分析並不否認實證分析，因為數學本身就是一種高度抽象，是邏輯的最高層次。馬克思歷來也很重視實證分析，他的經濟研究實踐也可以證明這一點。

　　凡是瞭解西方經濟學說史的人都不得不承認，與英國的斯密、李嘉圖，法國的魁奈、西斯蒙第以及德國的李斯特等同時代的經濟學家相比，馬克思是經濟大師中運用定量分析最多和最好的典範，如馬克思對分工、生產、交換、市場、利潤、利息等範疇的考察和分析是相當實證的，《資本論》在數學方法上，除了運用簡單的加減乘除之外，還有比例關係、函數關係、不等式以及眾多的統計圖表。有人甚至認為：沒有數學，就沒有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

　　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我們對西方經濟學理論採取了全盤否定和排斥的態度，這是不正確的、片面的。改革開放以來，對於西方經濟學完全否定和極端排斥的片面傾向得到了糾正，西方經濟學在教學中得到了廣泛普及，在經濟研究中得到了廣泛應用，對於中國經濟學的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與此同時，在學習和借鑒西方經濟學的問題上，出現了另外一種片面傾向，這種傾向把西方經濟學特別是主流經濟學當作惟一科學的經濟學理論。基於上述兩種傾向的存在，如何正確認識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關係，成為我國經濟學者長期爭論的熱點問題，並有大量的論著問世。“兩個範式之爭”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今天的現實狀況是，馬克思經濟學越來越受到忽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研究和教學中存在一下一些突出的問題，“經濟學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高水平的教員比較缺乏……，重視西方經濟學而忽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傾向仍然比較嚴重” 。

　　在實際學習中，認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過於抽象，脫離實際，意識形態的意味太重等成為大家不願學習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主要理由，上述這些看法與觀點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實際情況的，但是這些錶面的判斷成為遠離、甚至厭惡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理由實際上意味著對經濟學方法論層面關於抽象和具體、實證與規範等基本範疇的理解過於粗淺。在“李嘉圖惡習”和“休漠的鍘刀”這兩個隱喻的分析部分已經表明瞭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對待這兩個範疇的科學態度。其實關於這兩者的爭論背後隱藏的是對關於社會科學和意識形態關係的更為一般的關註。

　　長期以來，馬克思主義哲學是作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研究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而存在的，馬克思主義作為中國主流意識形態的理論武器，不僅使其它哲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而且使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自己長期處於“學術與政治”的現實語境之中，而且馬克思主義哲學有時充當錯誤政治和政策的辯護工具，這些都極大地敗壞了馬克思主義的學術聲譽。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的話語方式下的確導致很多學者把意識形態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緊密聯繫起來，從而忽視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科學性和階級性的統一。有關意識形態的討論成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遭受忽視和攻擊的主要原因。因為擺脫意識形態的統攝而獨立就是通向客觀的社會科學研究的“基本途徑”被多數學者視為方法論前提。“許多社會科學家堅信：有效應用的最佳途徑是客觀地從事研究和理論建設，免除意識形態和哲學爭執的干擾。……社會科學在過去幾十年的進程就是由自然科學的模式如此引導的” 。其實，合理的評價的積极參与，從根本上說來，是認識的一個必要條件。因為它正是認識能動性的根源之一。其實，“所謂“非意識形態化”或“意識形態的終結”，一部分是出於一些學者的善良天真，更多地是出自“意識形態的掩飾”。……他們心目中的終結，是西方意識形態的對全球的占領，是反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 。

　　D·麥克雷指出：“社會科學各學科中廣為人知的這類詞語包括‘穩定的民主’、‘發展’、‘人均福利費用’、‘實際國民收入’、‘社會流動’ ……這些詞各有其社會價值評判的涵義。不過，我們可以小心地講出它們來，就像它們沒有那種涵義似的” 。其實，解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教學中這個難題出路不在於“告別意識形態”，而在於對意識形態性和學術性做出正確的理解。

　　與自然科學不同，經濟學是有階級性的。無數的事實說明，經濟學家在研究、解釋和試圖解決經濟問題時，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站在特定的階級立場，代表和維護特定的階級利益，接受反映特定階級利益的意識形態，採取符合特定階級利益的價值判斷。“一般地講，經濟學家們所持的價值觀念，就是在其所生活的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價值觀念，他們的專業能力……在於能夠很好地理解一種經濟體制是如何在不同的制度框架下正常運行的” 。凱恩斯也曾公開表示：“如果當真要追求階級利益，那我就得追求屬於我自己那個階級的利益。在階級鬥爭中會發現，我是站在有教養的資產階級一邊的” 。意識形態是系統地直接反映社會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以及經濟關係和政治關係的思想體系。經濟學和其他社會科學一樣屬於意識形態。例如，倫敦大學奇克教授說：在西方國家，不僅“巨集觀經濟學難於同政治分開”，而且“在微觀經濟學中充滿了意識形態的東西” 。意識形態作為社會歷史現象，作為一定階級意識、價值觀念系統的集中表現，它們體現著各種不同的利益、需求和目的，其中有的妨礙人們達到客觀的科學認識，有的則需要和有利於客觀的科學認識。J·C·豪爾紹尼認為“價值判斷經常在經濟學中發揮重要的作用，……它們影響著經濟學家所作出的政策建議以及他們對不同經濟組織體制的優缺點所作出的判斷” 。

　　對待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研究需要避免的是“六經註我”與“我註六經”的方法論困惑。理論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特殊性決定了它與一定的意識形態相結合，但不能僅僅是對官方意識形態的註釋和解說。馬克思寫給俄國《祖國紀事》編輯部的信中，針對俄國學者把他“關於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的做法的反應，能更好的回答這種現實中把馬克思主義當作教條隨便套用的庸俗的做法。你們這樣做“會給我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的確，用馬克思主義來註釋和解說某些政策，已經給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帶去了“過多的侮辱”。

　　同西方經濟學一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既是學術，又是一種理論信仰和意識形態，應當在學術和意識形態兩個領域都發揮指導作用，但要搞清各國政界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和學界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本質聯繫與某種差別。理論研究的批判應該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之上。如果只贊成馬克思經濟學作為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而不贊成其基本的核心理論，則會架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總之在講授和學習馬克思經濟學時完全無需迴避它的意識形態性，解決問題的關鍵在於直面這一問題，在於如何結合新的經濟事實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如何從當前的現實出發，從整體的聯繫出發，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進行創造性發展是今天馬克思經濟學研究面臨的核心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