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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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素養（Media Literacy）

　　媒體素養也稱傳媒素養、媒介素養、媒介素質，是指在各類處境中取用（access）、理解（understand）及製造（create）媒體信息的能力。“媒體素養教育”或“媒體教育”有別於培養媒體從業人員的媒體專業教育教育對象的主體是全體公民。教育目標在於培養全民具備有思辨與產制資訊的能力，可以以批判性的角度去解讀所有的媒體信息。

　　媒介素養是指在人們面對不同媒體的各種信息時所表現出的信息選擇能力、質疑能力、理解能力、評估能力、創造和生產能力以及思辨的反應能力。根據據學者魯賓分析，媒介素養主要表現在三個層面，即能力模式、知識模式和理解模式，從能力模式角度看，指公民所具有的獲取、分析、評價和傳輸各種形式信息的能力，側重的是對於信息的認知過程;知識模式觀點認為，媒介素養就是關於媒介如何對社會產生功能的知識體系，其側重點是信息如何傳輸;而理解模式的觀點聲稱，所謂媒介素養就是理解媒介信息在製造、生產和傳遞過程中受到來自文化、經濟、政治和技術諸力量的強製作用，側重的是對於信息的判斷和理解能力。

　　傳媒素養一詞源於英語中的Medialiteracy。在中國大陸有人稱為媒介素養、媒介素質，在臺灣稱為媒體素養，在香港稱為傳媒素養。

　　針對大眾傳媒庸俗化與瑣屑化問題，學者們曾從社會學、心理學、文化批判理論、哲學·倫理學等多個維度進行解讀，並提出過許多有建設性的意見。其中，媒介素養的研究是一個有益的借鑒。

　　素養的最初含義是指“具有讀與寫的能力”。但隨著社會與媒介的發展，“素養”的含義也不斷擴展。早在印刷文化時代，人們的基本認識是，成年人是有閱讀能力的人，兒童是指沒有閱讀能力的人。獲得這種參與社會活動的素養在印刷時代就成了兒童教育的主要內容。需要強調的是，人們對“素養”理解並沒有完全局限於這種工具性，而是傾向於向更為廣域的自由思考伸展。在15世紀塞萊塔的拉丁文學校里，克拉托·霍夫曼的閱讀教學方式備受推崇，他告訴學生“閱讀書籍時應養成註意意義勝過文字的習慣，專註在果實而非飾葉上”。現代神經語言學從1865年開始就研究大腦與語言之間的關係，認為“閱讀是一個生成的過程，這個過程反映了讀者欲以所受之訓練在語言規則之內建造一個或更多意義之企圖”。這就是說，當兒童在學習語言使用時，他們就開始了思考語言所建構的意義世界，那種把閱讀和寫作僅僅解讀為一種“只是用來記賬技能”的思想從來就是值得懷疑的。

　　在非印刷媒介出現的時代，“素養”概念隨著人們接受信息方式的變化而有所擴展；在印刷文化時代，素養概念主要含義是讀書、讀報的能力與水平，而在非印刷文化時代，讀圖像、讀聲光、讀一切具有符號意義的信息的能力與水平也被納入到素養的概念框架中。20世紀以來，大眾媒介迅速發展，媒介與媒介內容也越來越豐富，以至於選擇信息的能力與水平日益重要。於是，人們又把選擇信息納入到“素養”的概念框架。網路媒介的出現改變了印刷媒介發表的權威，在網路世界中人人都可以成為傳播者，這種變化引起了人們對以往對待媒介態度的反思。在這個過程中，製作媒介內容、積極地使用媒介信息的能力也逐漸被界定為“素養”又一層含義。20世紀70年代，美國學者奧爾森指出，素養的概念不能只局限於對文字元號的掌握，也不能只強調對文字所敘述的事實加以瞭解，因為這樣將會使語言與知識的互動性變得越來越狹窄。因此，奧爾森特別強調電子媒介對於擴充素養概念的貢獻。

　　媒介素養首先是由英國文化研究學者E·R·李維斯和他的學生丹尼斯·湯普森提出來的，1933年，他們在《文化和環境：批判意識的培養》這一文化批評論著中，首次就學校引入“媒介素養”教育問題作了專門的闡述並提出了系統的教學建議。兩位學者認為，(當時的)新興的大眾傳媒在商業動機的刺激下所普及的流行文化，往往推銷一種“低水平的滿足”，這種低水平的滿足將誤導社會成員的精神追求，尤其會對青少年的成長產生各種負面影響。因此，教育界應建構系統化的課程或訓練，培養青少年的媒介批判意識，使其能夠辨別和抵禦大眾傳媒的不良影響。不難看出，媒介素養這個概念，其最初的目的乃是在面對大眾傳媒所帶來的流行文化時，喚醒人們的批判意識，以維護傳統文化、語言、價值民族精神的純正與健康，從這種觀念出發，有關大眾文化教育的目的被解讀為鼓勵學生去“甄別與抑制”。70多年過去後，隨著社會與文化的發展，人們對媒介素養理解在不同歷史階段也有所區別，現在人們再提媒介素養的時候，媒介素養的意蘊其實在經歷了時代的變遷之後，也已經有了較大的變化：在當前的文化態勢下，如何認識與看待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學界已經有了更為清醒的認識和客觀的判斷。媒介素養的概念也經歷了一個變遷演繹的過程——由最初的精英主義立場所提出的單純的抵抗防疫階段，到20世紀60年代以後開始的文化多元化認識與實踐；從重視獨立批判能力的培養，到認識到媒介素養更應該是一種賦予民眾傳播能力與權力的階段，提倡加強全民對媒介的使用能力與表達能力的培養。人們對媒介素養的認識走上了一條日趨完善、更加全面的道路。在這個過程中，國外媒介素養教育的發展經歷了三個基本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20世紀30年代至50年代，這個階段的媒介素養教育事實上就是一種反媒介的教育。在當時的英國文化保護主義者們看來，之所以要保護孩子免受媒體的傷害，是因為媒體傳播明顯缺乏文化價值。通過媒介素養教育，可以讓學生具備防範大眾傳媒的負面影響的能力，並自覺追求符合英國傳統的美德和價值觀。由於這種教育註重強化學生具備甄別和批判意識的方法，所以，後來的批評家稱之為“免疫法”。其主要內容是合用當時法蘭克福學派學者開創的批判理論，對大眾文化的欺騙性、麻痹性、虛偽性等進行批判，通過甄別大眾文化中的良莠成分，使學生辨清好壞，最終使他們回到傳統文化的軌道上來。反媒介的素養教育理念在後來發展中雖然不再是主流，但其方法和立場並沒有被完全否棄。20世紀70年代，當媒介素養教育發展到美國、加拿大及其他歐美髮達國家時，學者們也普遍對媒介破壞高雅文化、滋生低俗文化的現象極為反感；這在媒介素養教育中的表現就是，人們更傾向於完全的保護主義方式，以讓青少年遠離媒介文化的污染。保護主義的媒介素養教育方式還表現在政治形態的方面，這方面的媒介素養教育主要目的是消除學生的錯誤信仰和思想，這也是許多國家媒介素養教育的主要動機。

　　20世紀50年代末及整個60年代是媒介素養教育發展的第二個階段，這個階段的媒介素養教育的基本理念是“文化即生活”(法國學者羅蘭·巴特語)，而接觸媒介則是人們的生活方式之一。20世紀50年代末及整個60年代是西方媒介及大眾文化迅速發展時期，反映到媒介素養教育中，就是人們不再把文化看成是社會精英的獨享特權，而是所有人的應然生活價值，甚至是一種基本的生活方式。雷蒙德·威廉姆斯代表了這種文化轉向。威廉姆斯強調，文化表達是多樣性的，既有高雅、貴族形式，也有日常生活化的、大眾化的形式。這種理解完全消解了早期媒介教育的理論基礎，早期的銀幕教育、圖像識讀教育、影像認知教育等都視為與媒介形式相對立的。因為，早期的媒介素養教育理念的一個基本點就是，影像文化是一種低級文化，它會影響青少年的氣質品位，並有使學生墮落的傾向。正是為了防止這種可能的危害，文化研究的基本思路才被引進到學校教育中來。但是，當大眾文化在大眾傳媒的推波助瀾下迅速發展起來，並日益成為社會強勢文化樣式時，接觸媒介已經成為實際的生活方式，這種教育逐漸被認為是徒勞的，教育理念的轉變也就勢在必行。

　　20世紀70年代初及至現在是媒介素養教育發展的第三階段，這是媒介素養教育運動的形成與發展時期。之所以說是“媒介素養教育運動”，是因為：第一，媒介素養教育不但進一步在西方國家中繼續發展，由英美髮達國家擴展至澳大利亞、日本等國家，並且也開始向發展中國家擴散。事實上，新世紀以來，媒介素養教育已呈現世界性趨勢。第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及其他一些國際性組織開始積極介入媒介素養教育的推廣。197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委托芬蘭的媒介研究專家索卡·閔基能設計了一項國際性的媒介素養教育方案。閔基能在其設計的方案中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大眾傳媒的消極影響是其積極影響所無法消除的，這種社會環境里的大眾傳媒，有可能發展成為操縱公眾輿論的重要工具。因此，媒介素養教育的目標，不僅是教會青年人應對各種大眾傳播媒介，而且要鼓勵學生為建立具有真正民主精神的高質量的大眾傳播體制而努力。1982年、1984年、1986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又依次出版了《將大眾媒介用於公共教育國際研討會的最後報告》、《媒介教育》、《瞭解媒介：媒介教育與傳播研究》三種讀物。在1989年發表的《世界交流報告》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也設專節對媒介素養教育的國際趨勢和亞洲、太平洋地區、歐洲和拉丁美洲的媒介素養教育狀況作了介紹，並提供了25種媒介素養教育的論著索引。國際大眾傳播研究會、國際教育媒介理事會、視聽傳媒教育歐洲協會、國際天主教廣播電視和音像協會、國際天主教電影和音像組織等是近年來經常開展媒介素養教育活動的國際性組織，其中，國際大眾傳播研究會早在1992年的一次學術大會上就已經將媒介素養教育列為獨立的學術議題、視聽傳媒教育歐洲協會在2004年的一次會議上，討論瞭如何將新科技、多媒體技術和電信技術應用於歐洲的課程教育，制訂了一個五年媒介素養教育計劃。

　　傳媒素養不僅有個人的，還有社會環境的、社會組織的、傳媒機構的、權力機構的傳媒素養。它們的傳媒素養與個人的直接相關，但又不是簡單相加。如社會的傳媒素養，要靠每個人，又有社會的傳媒理念、傳媒體制、傳媒管理所蘊涵的傳媒素養問題。

　　傳媒素養可分為對大眾傳媒的認識、利用和參與這三個方面的素養。

　　1．對大眾傳媒的認識

　　對大眾傳媒的認識是傳媒素養的核心，直接影響甚至決定了對傳媒的利用和參與。

　　首先是瞭解大眾傳媒的性質、特點和種類。

　　大眾傳媒從本質上說是面向社會公眾的傳播工具。可按物理特質分為書、報、刊等印刷媒介，電影、廣播、電視等電子媒介，以及互聯網、手機等數字化新媒體。它們各有特點和長短，在同類媒體內部也是如此，如報紙中，黨報、社會生活類報紙、專業報紙很不相同。

　　其二是瞭解大眾傳媒的功能和作用，包括對個人的影響。

　　大眾傳媒最基本的功能有傳遞信息、宣傳教育、集散文化、提供娛樂和其他各種服務。大眾傳媒具有與這些功能相應的作用，包括正面、積極的作用和負面、消極的作用。具體表現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活等各個方面。在整個社會系統中，大眾傳媒是信息系統、宣傳系統和文化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

　　傳、受信息(廣義上的信息)是大眾傳媒的基本功能，其他種種功能和作用都以此為基礎，都是通過信息的傳和受產生的。比如傳送觀點性信息產生宣傳功能，傳播知識性信息產生文化功能。

　　大眾傳媒的每一種功能都可有正負兩方面的作用。傳遞的信息可能是真實的、全面的，也可能是虛假的、片面的；宣傳教育內容可能是正確的，也可能是錯誤的；聚散的文化可能是先進的，也可能是落後的；提供服務和娛樂可能是滿足合理需求的，也可能是迎合低級趣味的。有的傳播對某些人有積極作用，對另一些人則有消極作用。如許多無益無害的電視劇，可讓一些無所事事的老年人得到消遣，而大學生如果沉湎於此，就會浪費許多寶貴時間。

　　大眾傳媒對個人的生存和發展有許多明顯的影響，如對人們獲取信息、增長知識、表達意見、休閑娛樂等等。此外還有許多不易為人們所察覺、但又十分重要的影響。例如，人們對世界的認識，人們的觀點、態度、甚至性格，都與傳媒有關。傳媒延伸了人的感官，其功能遠遠超過千里眼順風耳，然而同時又限制了現代人，使人們對世界的認識，基本上相當於媒介所提供的，使人們被媒介的局限性和副作用所影響和控制。各種傳媒對人們的影響又不一樣，如報刊較能有深度，文字媒體較能調動受眾的思維積極性，電視媒體感染力強，但表達理性思維較難，接受過程中較少積極思維的參與，容易使人沉湎於無益的聲像和故事而浪費許多精力，甚至降低行動能力。

　　其三是瞭解大眾傳媒和受眾的權利義務。

　　大眾傳媒機構作為職業傳播者，既有一般傳播者的權利和義務，又有其特殊的權利和義務。其權利主要有：

　　——知曉權。又稱知情權、瞭解權、獲知權。指的是人們瞭解一切與其利益相關的信息，包括有利其正當活動的公共信息的權利。

　　——創製權。包括編輯權和創作自由權。這是職業傳者決定和處理傳媒內容和形式的權利。如確定編輯方針，對信息進行選擇、加工、製作、編排，以至最後發表。

　　——傳播權。這裡說的傳播權，是指將傳播內容傳送至受眾的權利，包括發表權、出版權、傳輸權等。這些權利是職業傳者實現其價值、完成其使命、乃至維持其生存和發展的需要。

　　——著作權。著作權的享有者包含個人傳者和組織機構(法人和其他組織傳者)。作品不論發表與否，都享有著作權。保護著作權既是為了保護作者的權益，又是為了鼓勵作品的創作和傳播。

　　大眾傳媒機構的權利是有條件的，受到一定限制的。如知曉、接觸國家機密，就不是誰都可以，也不能沒有範圍。法律禁止出版、傳播的作品也不受著作權法的保護，沒有發表、展覽、廣播等權。

　　然而對傳媒機構的權利應採取最大和最小原則，即應予以儘可能大的保護，儘可能小的限制。同時，這種限制必須是公開的、規範的、得到公眾認可的，既便於人們掌握和遵守，也免於傳者應有的權利被隨意侵犯。

　　大眾傳媒的義務主要有：

　　——遵守法規和其他規章制度。守法是每個公民和組織機構的義務，而作為職業傳者，除了要遵守一般的法，還要遵守有關大眾傳播的法規和其他規章制度。如保守國家機密，保護公民的名譽權、隱私權。

　　——遵守社會公德和職業道德。這也是每個公民和組織機構的義務，而作為職業傳者，不僅其職業道德有獨特的內涵，而且由於其社會影響較大，並有社會楷模的作用，在這方面應有更高的水準，社會也對他們有更高的要求。

　　——履行社會責任。作為一般公民，所有傳者都有不妨礙他人和維護社會、國家利益的責任。作為職業傳播者，還必須履行其職業所要求的責任。

　　受眾的權利是公民的權利在大眾傳播中的體現。大眾傳媒資源是有限的，公民不可能人人辦有自己的傳媒。在現代社會，公民的傳播權利大多只能通過大眾傳媒來實現。因此受眾就有權通過大眾傳媒，實現自己的知曉權和表達權，以及需要通過這兩種權利才能實現的監督權。此外，受眾還有其他一些與大眾傳媒相關的權利。包括個人名譽權和隱私權，媒介利用權和選擇權，以及作為媒介消費者的權利，即有權得到有一定數量和質量的傳播服務。

　　受眾的義務首先是遵守對權利的必要限制。毫無限制的知曉權和表達權，在世上的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是不存在的。如在知曉方面，至少有國家安全、保密等限制，在表達權方面，至少有不侵犯他人的名譽權、不危害國家利益等限制。

　　受眾又有幫助傳媒、促使傳媒履行社會責任和抵制不良傳播的義務。既然傳媒是社會公器，應為大家服務的，那麼辦好傳媒就也是匹夫有責，大家都應關心和支持。可以通過購買、選用社會效益好的傳媒——這對市場化運作的傳媒是很有力的支持和鼓勵，同時可以給他們提供信息、稿件、意見和建議，幫他們宣傳和推廣，自覺維護其聲譽。另一方面，要對傳媒不能很好地履行社會責任提出批評監督，至少不鼓勵、不幫助對社會有害的傳播。顯然，要履行好這些義務，需要具有一定的傳媒素養，否則就不能很好地分辨良莠，趨利避害，扶優除劣。

　　受眾還有義務不侵犯傳者的著作權，不使用盜版媒介。

　　其四是瞭解大眾傳媒的評價標準。

　　對不同種類的傳媒有不同的評價標準。不僅報紙、雜誌、廣播、電視等有各自的評價標準，如報刊有發行量和閱讀率標準，廣播和電視有收聽率和收視率標準，而且同類媒體中的不同媒介也有不同的評價標準，如生活類報紙的針對性、可讀性很重要，而經濟類報紙則信息的準確、分析的深入更重要。

　　掌握這些標準有助於選擇最符合自己需要、對自己而言“性價比”最高的傳媒，進行信息接收和發佈等，同時可以用自己的“貨幣選票”或其他方式影響傳媒，形成良好的傳媒環境。

　　黨政幹部、傳媒工作者和其他知識分子對傳媒的影響和利用甚於他人，他們對傳媒的認識、他們的傳媒素養也須高於他人。除了加深上述幾項瞭解外，還可通過瞭解傳媒的產生和發展，瞭解傳播規律和傳媒運行規律——如傳播的過程和環節、傳播效果的形成原理、傳媒經濟規律及其對媒介的正負面影響。

　　2．對大眾傳媒的利用

　　對受眾而言，可利用傳媒獲取信息、吸收知識、表達意見、享受藝術和娛樂。然而要對媒介及其內容能夠明智地選擇、識別、解讀、分析、判斷，積極主動地趨利避害。

　　對傳播者而言，傳媒的掌握者可以用傳媒進行宣傳、指導、教育、服務、盈利，廣告主可用來樹立企業和產品的形象、發佈商品信息、影響消費者的觀念和行為等，個人也可成為“傳者”——利用傳媒發佈信息、發表意見、展示作品、參與社會事務等。然而要利用得科學明智、代價低效果好，防止低效果、無效果、甚至反效果和副作用。

　　因此無論是個人還是組織機構，都應具有上述對大眾傳媒的基本認識，同時儘可能充分地掌握傳播規律，對傳媒進行科學合理的、低成本高效率的使用。從而更好地推進社會的發展，實現組織和個人的目標，並避免給社會和個人帶來副作用。

　　比如用事實進行宣傳時，仍要遵循和利用信息傳播的基本規律。儘可能與傳播其他事實性信息一樣，註意有客觀的形式，尋找新的角度、層面和內涵等。在傳播者發現事實與上級要求傳播的觀點有矛盾時，應尊重事實，以事實來檢驗觀點正確與否，而不應削足適履，僅用偶然、個別的事實來證明觀點，甚至扭曲、篡改事實，誤導受眾。

　　利用大眾傳媒方面的素養還包括具體使用傳媒和製作傳播內容的能力，如上網，解讀信息、圖片、鏡頭、故事等傳媒內容，以及採訪和寫作，攝影和攝像，編輯和評論。

　　3．對大眾傳媒的關註和參與

　　大眾傳媒與社會發展和每個人的利益都休戚相關，應引起大家的關註。即使不是與傳媒機構直接有關的人，也可以通過許多方式參與、影響傳媒。可通過電話、郵件等提供信息和觀點，可通過受眾調查等機會提供意見和建議，可通過對大眾媒介的選取或拋棄，對市場化運作的傳媒給出有力的信號。

　　首先要有積极參与的意識。幫助、促進和監督傳媒提高質量、履行社會職責，是維護社會和人們自身的利益，也是每個公民的權利和義務。去年加拿大首都一家報紙批評了總理，結果總編輯被傾向於總理所屬黨派的報業公司老闆“炒”了，引起輿論大嘩，而且一個月內，5％以上的訂戶退了這份報紙，使該報業公司的聲譽和利益受到很大的打擊。

　　同時還要有參與的能力。能使用現代傳播工具，給傳媒提供富有價值的、而非無用或錯誤的信息和意見。能向傳媒發出促進而非促退的信號，鼓勵傳媒機構傳播全面的、客觀化的信息而非片面的、主觀化的信息，傳播嚴肅深刻的而非庸俗膚淺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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