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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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蔓延（Urban Sprawl）

　　城市蔓延是指一種低密度的、依賴交通工具而發展起來的居住模式（Dowling 2000）。即侵入了工作與服務範圍以外的鄉村與未開發地區（Chen 2000），是由於城市遠郊土地的開發與利用所帶來的新型城市空間形態特征。

　　美國作為郊區化最早的國家，同時也是城市蔓延出現最早、最為典型的國家：早在20世紀20~50年代，美國前往郊區的主要是經濟收入較高、擁有私人汽車的白人中產階級。到了20世紀70年代，隨著經濟的發展，私人汽車進一步普及，藍領階層等普通民眾也有能力遷往近郊，早期郊遷的中產階級則到更遠的郊區尋覓新居，加劇了人口和城市空間的進一步擴張。到了80年代以後，不僅是居住區，新的工廠區、辦公園區（office park）也紛紛前往郊區。郊區工作崗位的增加又進一步促進了城市人口甚至政府稅收的外遷。這一時期，城市擴張的觸角開始伸向原來的森林和農田。

　　總的來說，城市蔓延是指城市化地區失控擴展與蔓延的現象，它使原來主要集中在中心區的城市活動擴散到城市外圍，城市形態呈現出分散、低密度、區域功能單一和依賴汽車交通的特點。

　　1.市場因素

　　美國的城市蔓延首先是市場經濟下自發出現的結果，主導當今美國經濟發展和城市建設的主要力量是市場力。面對一個市場化的“大社會”，人為的“小政府”所能起的干預作用是很有限的。

　　2.政策因素

　　在市場因素為先導的影響下，政府政策也追隨著市場，對城市蔓延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主要體現在：

　　（1）政府對地方建造高速公路的資助使通向遠郊的交通越來越便捷；

　　（2）政府出台了開發遠郊的政策，極大地鼓勵了居民在環境優美的遠郊購買更大、更好的房屋；

　　（3）中心城區內長年積累的高地租，以及服務設施維護費和房地產稅收等。這些因素都助長了城市蔓延的進一步發展。

　　3.社會文化因素

　　在美國社會中，擁有獨立的花園住宅和小汽車好是每個家庭心中的“美國夢”，充足的土地資源、私人財產優先的倫理觀念是美國城市蔓延的歷史文化根源。20世紀50年代以來，面對大城市中心區嚴重的城市問題，西方社會中逐漸崛起的中產階級開始追求市郊舒適的生活環境，加上戰後各國經濟的迅猛發展，使中產階級的郊區夢成為可能，這是城市蔓延產生的社會文化因素。

　　城市蔓延作為一種低密度的、非連續的、依賴汽車的住宅和非住宅開發建設模式，是以大量消耗農田和自然資源為代價，嚴重損害了環境、經濟、社會等各方面的利益，給城市空間結構帶來了新的影響，導致城市形態出現新的變化。

　　1.對生態與人文環境造成不可輓回的破壞

　　城市蔓延以高速公路為依托，不斷蠶食農田、牧場、森林，使空氣、水質量下降，破壞濕地，對生態環境破壞極其嚴重，導致城市綠色空間減少、環境惡化，富有地方特色的鄉村景觀和人文風貌隨之消失，進而影響城市生活環境品質。

　　2.降低公共服務設施利用水平

　　一方面，城市中心區原有的市政服務設施空置未能充分利用；另一方面，大量社會資源流向新區，重覆建設公路、上下水道等市政設施，浪費社會資源。

　　3.造成社會階層進一步分化

　　由於收入的不同增加了階層之間的隔離性，加劇了社會階層的分化與離異。即使在同一住區內，由於缺少公共活動空間，減少了人們交往的機會，鄰裡關係冷漠。

　　4.加劇城市中心區衰敗

　　隨著中產階級和藍領階層的外遷，以及產業與工作崗位從中心城區轉移，減少了中心區的就業機會，使就業崗位和人口空間分佈不相匹配，嚴重降低了中心區的稅收，隨之而來的自然是內城的進一步衰敗。

　　5.城市空間呈現出“星雲狀”的無序城市形態

　　在原有城市核心地段外，不同規模、性質的新開發區和道路網，不斷跳躍向四周蔓延，由於自然條件和各外圍小城市政策不完全相同，城市向各方向發展的規模和速度也不盡相同。城市發展已不遵循由城市建成密集地區直接向外緊湊發展的規律，城鄉邊界模糊不清。城市空間形態與集約緊湊的“精明增長”理念相去甚遠。

　　1.警惕蔓延——探索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對策

　　我國城市化正處在加速期，在房地產市場的推動下部分地區已經出現郊區化的無序蔓延狀態，一方面，在城市總體規劃還未有反應情況下，服務於“成功人士”的花園別墅已經占據山水獨具的遠郊自然風景區，高速公路兩側的生態敏感區，而在近郊以低收入者和農村人口、動遷戶為主要對象的經濟實用房迅速發展起來。另一方面，從新一輪的城市規劃來看，無論是經濟發達地區還是前發達地區的城市規劃編製都在追求“大xx”市，幾年一個“大”、“小”變，東西南北多面擴張，仿佛不大、不擴就不是城市規劃。其，郊區化首先要與大城市經濟的擴張同步進行，不僅是空間地域上的擴張，上述這種盲目求快，求大的落後觀念與做法是最為危險的蔓延驅動力，值得引起我國目前城市規劃與設計界的警惕。

　　2.可持續發展城市交通格局

　　回顧美國郊區化走向無序蔓延的歷程，小汽車可謂是催化劑，與其說是交通方式的缺乏，莫如說是對於幾乎是唯一交通工具的小汽車的依賴，大量研究表明與公共交通相比，小汽車是交通安全、資源浪費、環境污染的罪魁禍首。私人小汽車凌駕於其他交通方式之上的錯誤應當成為我們選擇城市發展模式的前車之鑒，而不是步其後塵。在21世紀我國經濟發展、人民富裕之後，我們一方面應通過在城市區域內優先發展高效便捷的公交系統和獨立、安全的自行車系統，特別是郊區社區的開發建設應遵循公交先行的原則，建立市中心與郊區住區的便捷公交系統；在居住社區層面，加強步行的可達性、便捷性規劃；另一方面，積極引導汽車理性消費、研究經濟的、社會的、城市設計等綜合應對策略，倡導綠色消費文化，以對抗“汽車時代”的誘惑，從而尋求消費觀念與規劃模式結構性的變革機制。

　　3.註重縮小工作地與居住地的時空距離——挖掘“單位制”的新生命力

　　“單位制”作為計劃經濟時代的我國社會、經濟、居住一體化的社會生活組織方式將一去不復返，然而，從美國新規劃思潮的原則與主張中，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單位制”0精神對於可持續發展的意義所在，首先，“單位制”縮小了工作地與居住地的時空距離，減少了常規往返交通，並且它是減少能耗、倡導步行、提高生活質量的城市空間模式之一。聰明的投資理念關於“靠近工作地居住”財政激勵措施也主張：地方政府和州政府共同向雇員提供一次性現金補貼來鼓勵他們搬到距工作地一定距離範圍內居住。其實，我國“單位制”精神類似於歐美目前所倡導的混合土地利用的理念，在市場經濟和政策調控下，可借鑒類似美國“靠近工作地居住”的政策來進行引導，消除它的缺陷使其煥發新的生命力，然而，目前在一片社區社會化的浪潮中，“單位制”作為我國規劃50年來的寶貴經驗卻被“大盤化”、“造新城”等新形式單一功能土地使用方式所取代，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4.促進混合高強度土地利用和開發模式

　　我國傳統的規劃理念是現代主義主導的，對應於單一土地功能使用，混和高強度的土地利用與空間開發模式是聰明增長和可持續發展理念的具體化，對於應對我國人口壓力大、人均資源相對貧乏的城市社會、經濟持續發展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是高瞻遠矚的戰略舉措，若能將其精神實質融於新一輪規劃編製中，功莫大焉，我國人口相對土地資源的壓力更大，所以在市場經濟的背景下，積極探索符合國情的土地利用強度、適宜規模尺度和空間形態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