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際學派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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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際學派經濟學（Marginalist Economics）

　　邊際學派經濟學是經濟理論中的實證部分，它研究關於事實（是怎樣）的學問，這類問題嚴格來說是沒有對錯之分的。至於應該如何研究（規範問題），則不在邊際主義理論的範疇之內。邊際主義分析框架的兩個基本假設是選擇具有目的性、一致性和資源總是稀缺的。主觀需要或欲望、稀缺性或生產成本是邊際主義理論解釋價值的兩個方面。

　　邊際主義經濟理論首先假設價值可以精確地分析。其方法研究是個體的選擇，以及個體(如生產者和消費者）的優化——給定約束，他們將採取最優的行動。他們不必知道問題中所要用到的具體的數學原理。但邊際主義經濟學預計，他們將按照經濟理論的結論採取行動。

　　另外，價值不是所要研究物品的“固有”屬性，它依賴一於所消費物品的數量以及其他可得物品的數量。

　　邊際學派經濟學的基礎，是幾個刻畫經濟選擇的公理。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公理是假定個體都是自利的。行為自利的假設並不排斥利他的行為，比如說為慈善事業出錢出力。但為了將利他行為囊括在自利假設中，新古典經濟學家，或邊際主義經濟學家必須假定利他行為也會為當事人帶來某種收益。因此，儘管邊際主義經濟學將個體視為互相獨立的，但在某些特殊情況下，也可以加進一些依賴性。

　　邊際主義第二個基礎性假設，是經濟結果由自利個體的行為產生。邊際主義分析的本質，是以個體的選擇刻畫其行為，他無時無刻不面臨著決策問題。在大部分情況下，邊際主義關註的都不是工人和資本家等“團體”或“階級”，它所感興趣的是制定決策的個體。邊際主義分析框架認為，不管研究對象是一名工人還是一個資本家，制定決策的過程都符合一些基本的規則。具體地說，邊際主義假設消費者會做出消費選擇以最大化自己的滿足或效用;企業的利潤等於收益減去成本，它會做出最大化利潤的決策。

　　面臨稀缺性時，邊際主義經濟學的方法包括分析以偏好排序為特征的選擇行為。稀缺性無處不在是邊際主義分析的第二個核心假設。稀缺性之所以存在，不僅是因為資源是有限的，還因為個體偏好的特點—愈多愈好。如果消費者的偏好可以自我限制(也就是說，多並不一定比少好)，那麼資源的有限並不一定會導致稀缺性。因此，稀缺性的概念也蘊涵著“非飽和性”，即個體總希望越多越好。由稀缺性引出諸多限制，邊際主義分析框架預示著，所有經濟選擇都是在面臨這種限制的條件下做出的。

　　個體行為自利的假設和稀缺性的概念結合在一起，便產生了邊際主義經濟學研究。其核心的經濟問題是配置;邊際主義的基本研究內容，是投人要素如何在各生產者之間進行配置，產出如何在消費者之間進行配置。因為產品是稀缺的，所有的消費者看產品都是越多越好，這樣問題就變為，生產什麼產品，這些產品如何在個體之間進行分配。

　　在經濟學家中，邊際學派經濟學曾風行一時。比如說，自利行為是斯密勞動分工理論的基礎，也是他對市場交易解釋的基礎。在《國富論》（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1776）中，斯密認以,個體受“物物交換、以物易物傾向”的驅動，這反過來又會促進專業化，增加國家財富。在他的分析中，個人自利的行為會導致社會受益(效率)是最重要的部分。此外，至少在托馬斯·卡萊爾(Thomas Carlyle, 1795--1881）宣稱經濟學是“沉悶的科學”之後，稀缺性就被認為是對經濟要素的約束。起初，它主要是用於分析受益遞減規律。這是一個最先從農業中得出的規律，認為隨著越來越多的可變投入(如勞動力)被添加到固定投人(如土地)上，可變投入對總產出的貢獻最終將開始下降。

　　價值理論沿著兩個方向發展:一方面是主觀價值，另一方面是生產成本。但直到19世紀晚期以前，個體選擇都沒有進入經濟分析的核心；濟學家主要以具有不同特征的團體為單位來分析經濟現象。同時，這些團體(勞動者、創業家和地主)也是被分開研究的。

　　另外，直到19世紀，邊際的概念才成為經濟分析的工具。也是在這個時候，總效用或總滿足(從消費給定量的某種商品中獲得)和邊際效用(多消費一單位商品帶來的效用增加值)才被清楚地區別開來。在《政治經濟學理論》(The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1871)一書中，威廉·斯坦利·傑義斯認識到了“總”和“邊際”的差別(因此明確地‘’解決”一了價值悖論)。在這本著作中，基於邊際效用遞減的假設—當消費者消費最後一單位商品時，隨著這種產品消費量的增加，由此帶來的效用增加最終會下降，傑文斯描述了交易的效用最大化條件。由“我們所有的欲望，遲早總能得到滿足……”推出邊際效用遞減“規律”，傑文斯認為，對任意兩種商品來說，在它們邊際效用之比等於其相應價格之比時進行消費，那麼對面一臨固定價格的消費者來說，他會達到效用最大化。

　　在19世紀晚期邊際主義原理運用於消費者理論之後，又過了很長的時間，邊際主義分析才被充分發展起來。這一延滯主要來自兩個困難:第一，消費者偏好是不可觀察、不可測的，這帶來了概念上的困難;第二，當生產要素可以彼此互相替代時(勞動力和機器)，這種分析方法就很難向生產者理論中擴展。到了20世紀，消費者理論又有了新的進展。這一理論最先由傑文斯、列昂·瓦爾拉斯(Leon Walras,1834-1910)和門格爾(Carl Menger,1840-1921)提出，他們假設效用是可測的:它希望消費者不僅將消費束排序，同時還給每個消費束一個代表效用或滿足的數字。換句話說，在消費者多消費一個單位的商品時，這一理論希望能夠得到消費者由此得到新增效用的估計數值。這一做法產生了概念上、測度上的問題，因為滿足的多少是無法直接測量的，消費者之間也無法比較效用。

　　到了20世紀，分析取得了進展，對消費者的假定簡化為對消費束進行排序，無須比較一個消費束比另一個好多少。為了發展這一理論，需要一套精確的選擇公理或理性行為公理。當這些完成之後，邊際主義分析框架便盛行開來。特別地，在消費者和生產者選擇問題上，包括約束最優化的數學技巧也領繁運用。

　　在經濟學中，關於選擇的分析日益複雜。為瞭解決範圍更廣的經濟問題，邊際主義分析擴展到了跨期選擇、不完全信息和不確定條件下的決策問題。儘管如此，邊際主義經濟學的簡單分析工具成為新古典經濟學種選擇分析的基礎。